天清水长 ( 八) - 与你分享一则动人的故事

那个人是爸爸吗

还有两天，船就要在巴西的里约(Rio)靠岸了。一切的可能，所有的假设，在我胸口翻滚。长科会不会看不起我这个乡下老婆？如果他不承认我和他的夫妻关系，我俩就作兄妹；如果他已另娶，又不认我，我就不打算跟他，好歹永松是他的亲骨肉，只要他承认永松是他的儿子。他只要愿意认这个儿子，我会自动离开，我有手有脚不怕吃苦，我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给自己做好所有的心理建设，做好的万全而又最坏的打算。其实，我和长科婚前交往八个月，婚后相处了一个多月，一别就是十年，平时只是通通信，一次书信往返又是几个月，诉说的也是家务琐事，他的性情我根本还没有摸清楚弄明白。

快要见到爸爸了，天真的永松哪知妈妈心里的烦恼，但懂事的他多少感染了我低落的情绪，有时会关切地盯着我看，站在身边紧紧握着我的手。船上附设理发厅，理发师姓臧，也是扬州人，年纪比长科略长。臧师傅在客轮上服务多年，当初长科也是搭这艘船去巴西，所以他认得长科。终于平安抵达里约，四十五天的航程绕了大半个地球。码头上满满是人，亲人互相呼喊、欢笑声一阵又一阵。永松很兴奋，一直问我认不认得出爸爸。我说认得的，心情紧张沸腾。臧师傅看到一个人影像是长科，推推永松的肩头。永松急了：「那是爸爸吗？」我摇摇头说：「不是。」「妳真的认得出他吗？臧伯伯說妳也许记不清了。」他嘟着嘴，不信任我。结果臧师傅认错人了，他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说：「都那么多年前的事了，我想妳也认不得了吧。 」我们笃定地回答他：「您错了。我认得的。」

我牵着永松的小手，伸直了脖子四处张望，依然不见长科的身影。即使已经想过最糟的情况，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我还是难以招架，开始晕眩，全身无力，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身体冷得直打哆嗦。我强忍着不让泪流出来，不能让泪模糊视线，不能模糊了我的心。「爸爸为什么没来接我们啊？」永松失望迷惑地问。永松见我没反应，又焦急地问：「爸爸为什么不来接我们？」「不用急，再等等。」我轻轻拍着永松削瘦的肩膀，这些时日，船上的伙食不合口味，他瘦了不少。「大嫂，妳是李长科的太太吗？这是他儿子吗？」一对中年华人男女匆匆向我们走来，「我姓韦，是长科的朋友，他托我们来找妳。」韦先生满头是汗，急急地拱手道歉，并解释路上堵车，才会迟到。「大嫂辛苦了，先到我们家坐坐，吃顿饭休息休息。」体型福态、穿着亮丽的韦太太，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轻轻拉着我走。

我像木偶似地随他们的摆布，和永松上了他们的轿车。韦先生只字不提长科，韦太太问我关于这四十五天的海上旅程，目光充满同情与怜悯。车子在我不熟悉的陌生街道上，转弯抺角，不知经过多少时候，终于停在小巷内一幢白色平房门前。屋前一丛玫瑰色的九重葛如瀑布泻下，在灿白的阳光映照下，耀目得令我的两眼发痛。不知是泪水或汗水，我的视线一片模糊，我的背脊凉透骨髓。

坐在韦家明净的客厅内，韦太太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有点心，韦先生连忙打开冷气。时序从我们离开香港时的深秋，竟已是此地的炎夏。我的身子仍在摇晃着，头有点晕，仿佛孤身在大海中摇荡，我如哑巴似的，说不出一句客套话。永松这孩子大概饿了，津津有味地吃着蕃薯片，喝从没喝过的可乐。可怜他出生以后从未见过父亲，这父亲对他完全是陌生的，今天见不见着又何妨，迟一天与早一天没什么分别。

韦先生堆着满脸笑容，在我身旁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安慰我说：「妳不用心急，等今晚吃过饭，我送你们回去搭船，明早便到山多士(Santos)了。 」「韦先生，长科为什么不来接我们？」闷在心中最迫切的问题，烧灼我紧闭双唇的一句话，终于蹦出来了。「喔，长科兄工作忙，少请一天假总比多请一天假好啊。」韦先生轻描淡写地回答我，不能了解一个等了夫婿十年的妇人的急切心情。此时韦太太从里面走出来，劈头就说：「长科一定是为筹备婚礼忙着吧！」她的话如青天霹雳，我顿时眼前昏黑，我紧闭双目，身体紧靠椅背，告诉自己要镇定、要镇定！忆起在香港时大伯的警告，还有我妹妹、妹夫的劝阻，他们早就叫我不要来，我却偏要来，自讨苦吃，天涯海角地寻来，只为了承受这沉重的一击！韦先生瞪了太太一眼，怪她多嘴。「我来其实只是想看看长科。那好，那正好来参加他的婚礼。」我咬着牙说。

韦先生夸我识大体，胸襟宽大，是个贤淑的好妻子，他还说长科兄真有福气……他还说了什么，我渐渐听不清了。韦先生送我们回船上，我整夜不能睡，不断想着长科会来接我们吗？长科会和未婚妻携手挽腰来吗？如果长科要接走永松，永松会不会丢下我跟他们走呢？我如身陷地狱，忍受着身心的扭曲和灵魂的煎熬。船不知什么时候抵达山多士，汽笛声不断鸣叫，窗外浓雾弥漫，走廊间脚步声此起彼落。永松催促我起床，收拾行李，「爸爸要来接我们了啊！」永松搂着昨天韦太太送他的玩具熊，圆亮的双眸发光，天真地问：「爸爸会认得我吗？他知不知道我有多高？ 」我勉强打起精神，收拾各样东西。最后看了一眼狭窄局促的舱房，两张铁架床，只容得一人身的过道，心想倒不如把永松交给长科，我可以原船回香港，在香港我有亲人，可以做工养活自己，我不想留在巴西。

随着众多旅客，脚步不由自主地被推上楼梯，上了甲板，外头燠热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大太阳如火炉似地在头顶燃烧。甲板上大声喧哗，有寻妈的小孩、寻亲人的当地人。码头上传来热情奔放的拉丁歌曲，黑压压乱糟糟的一片人海，戴着大斗笠的印地安人在兜售零食、小玩意儿，他们的肤色古铜发亮，说着我一个字也不懂的葡萄牙文。我虚弱地迈着步，也不知该向那个方向走，随着众人的脚步向前走，似乎每一个人的步子都比我快。永松在前头走，我为了不失掉他，吃力地追着他这个小人影。

在海关排队打防疫针时，我远远瞧见了长科，一张国字脸，一对浓眉，一双圆眼。十年来，这人影一直在我心里，有时浓浓烈烈的像是在身边，有时淡淡漠漠的如隔着千山万水。现在，长科就站在我面前，真真切切。我跟永松说：「你爸爸来了。」永松高兴极了，急切地想冲过人群到爸爸身边。「素清！」长科温暖厚实的手热切地拥我入怀，一股暖流汹涌地灌进我心田，十年积蓄的泪水溃堤奔出。

「素清，素清，辛苦妳了。」长科亦唏嘘不止，温柔地叫着我的名，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我牵着永松的手，长科蹲下身，张开双臂。 「长科，我把儿子交还给你了。」我在泪眼模糊中把永松推给他。「喔，我的儿子。」父子俩抱作一堆，长科一直流泪，永松也呜呜地哭了。「素清，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吃了这么多苦。素清，今后我不会离开你们了。 」长科泪流满面，真情流露，他仍是十年前那个老实忠厚的憨小子，他并没有变。我过去一切的疑虑和煎熬，终于一扫而空，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