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蓝--钱伯伯好-ZT

居士按：冰蓝女士乃余好友之一，十几年前曾留学日本，后来与夫君到枫国蒙城定居，现在已是当地名人，集名媛、美女、按摩师、华文作者等头衔于一身。她文风柔美，常常透出一种色彩美或者说是艺术美，这与她在文学、艺术和绘画方面的修养有很大联系，但我觉得更多是来自她对美的不断追求。她时常有大作寄来，在繁忙工作之余端一杯咖啡，读读她的文字，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就像这秋高气爽季节里打开窗户时的一息清风，令人心旷神怡。

    前几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逝世，各界特别是科学界有不少纪念文章。作为著名归国学者，钱的一生对吾辈尚在国外摸爬滚打的影响更大，网上也有不少文章对他稍有微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钱老在他的那个环境里做了他能做的事，有些吾辈能借鉴的，有些是必须摈弃的。好在盖棺可以论定，钱老已登仙界对这些世俗议论不会再关心了，关键是活着的人怎么做。

    冰蓝女士曾和钱老比邻，她的纪念文章就比一些仅靠传闻就臆断的要可信得多。本文即是近距离观察钱老、特别是在文革前后知识不吃香的时候的一些小事，很值得一读。由于牵扯到一些具体人和事，居士对原文稍稍作了修改，转载于此，还请冰蓝女士不怪。

 

钱伯伯好

冰蓝

 

    当初钱学森先生想回国，美国不放，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用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换回了他，毛主席对钱学森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这样一位热爱祖国的伟大的科学家于10月31离开了人世。北京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为他送行。他是中国二弹一星的奠基人，人们敬仰他，而他于我的印象却是挥之不去的停留在我的少年记忆中的钱伯伯，是一个非常和蔼慈祥而又神秘的人。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家住在北京七机部部直机关的大院（现在的航天部大院）里，因为是国家机要单位，院里有一个连的兵力常年驻守，大院里被高高的带有铁丝网的围墙挡着，大院的东门、北门有军人站岗，夜里还有流动岗哨，大院内还有小院，它是大人们工作的要地，小院除了围墙更是解放军严防的重地。我们就住在小院外大院内。大院的东南角有六栋苏联专家楼，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离后，专家楼就给部里的重要领导们住了。我家住在A单元，钱学森先生家在B单元，就是说我们是前后楼。一栋楼只有两个单元，一个单元里有三层楼，每层有两号门，每号门里有书房、大客厅、南卧室、北卧室、保姆房、带大浴缸的卫生间、厨房、小凉台、大阳台。我家的楼上楼下对门儿都是独门住着部长、局长之类的长，唯独我家是跟另外两家合住，因为我们三家的家长都不是大“长”只是科研人员。放学回家，我和哥哥常常到宽敞的阳台上玩耍，总能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南北走向的马路上，从车里步出两个穿军装的人，鲜红的领章、红色的五角星帽徽，他们步伐稳健，在我们俯视下往东一直走进了B单元。偶尔早晨上学前，到大阳台上张望，也会碰上由B单元里走出的那两位军人，他们从东往西一直走到马路上，然后钻进在那里等候的黑色轿车。他们是什么人呢？一定是个特别大的官儿否则怎么可能有小汽车坐呢？听住C单元的小梅说，整个B单元都是钱学森的，也就说那半栋楼共六大套房子都是钱学森的家，那他得是多大的官呀，怎么着也得是中央首长级的吧。问父亲那B单元穿军装的人是干什么的，父亲说：“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叫钱学森。一定要记住啊，看见他一定要有礼貌，要向他问好。”搞清楚了，脸白白的是科学家钱学森，脸黑黑的是刁参谋名义上是参谋实际上是贴身警卫吧。

两个军人从B单元出来了，迈着快而稳健的步伐，记住了父亲说的话，对大科学家要有礼貌，我和哥哥在二楼的大阳台上高呼：“钱伯伯好！”，对了还有保卫科学家钱学森的人，“刁参谋好！”，两位军人同时向我们这边看，他们依然脚步匆匆，向我们两个八、九岁的孩子亲切和蔼地笑，边走边向我们挥着手：“你们好！”。钱伯伯笑貌可掬，眼睛弯弯的，这穿军装的科学家可真亲切啊，一点架子也没有，和其他不苟言笑的“长”大不一样。就这样我和哥哥经常早晨上学前跑到大阳台，双臂趴伏在结实的木围栏上，脑袋朝向东方的B单元，象期待着太阳升起一样期待着两位军人的出现，他们出来了，钱伯伯在右边、刁参谋在左边，两双孩子的眼睛象追光灯，随着他们的身影转移着视线，两个小脑袋由东转到了正前方，大声喊：“钱伯伯好！刁参谋好！”，他们和以前一样没有因为我们的问候而改变“行军”速度，只是一同向右向上看着我们，边走边挥挥右手，微笑着：“小朋友好！”，钱伯伯笑眯眯的眼睛象太阳公公一样慈祥温暖。放学后，我和哥哥又跑到大阳台，趴在厚实的木栏上，脑袋朝西等待着那辆黑色的轿车，出来了，钱伯伯走在左侧、刁参谋走在右侧，我们向西歪着脑袋喊着：“钱伯伯好！刁参谋好！”，他们又是那样和悦地笑着：“小朋友好！”我们那么起劲儿地向钱伯伯打招呼，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叮嘱，因为那个年代对科学家的崇拜，更因为钱伯伯不厌其烦那么真诚、礼貌、友善、亲切地回应我们的每一次问候。这段阳台上的问候没有持续多久，我家搬到了7单元，但是那快乐美好的问候一直真切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钱伯伯和他的夫人就会出来散步，他们常常在大院里绕一大圈。有时迎面碰到时我还会和钱伯伯、蒋阿姨打招呼，他们也问我好还代问我父母好，小伙伴们就特别地羡慕我，觉得钱伯伯认识我，我也一脸的得意洋洋。偶尔只有钱伯伯一个人独自散步，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好像在沉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此时我们一群在外嬉戏的孩子，都会稍稍收敛些，怕惊扰了科学家，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伙伴们七嘴八舌：“他是钱学森”，“谁不知道呀，他是科学家”，“他可伟大了，可了不起啦”。是呀，我们多么幸福啊，我们能看见钱伯伯在我们大院里散步，我们多么光荣啊，他就住在我们大院儿，我们多么骄傲啊，我们和钱伯伯住在一个大院里。仲夏之夜，我们这帮贪玩儿的孩子常聚在一起，听大哥哥讲鬼的故事，大哥哥打开支着下巴的手电筒的同时将舌头长长一伸，吓得我们滋哇乱叫抱头鼠窜，这时总能看见在B单元持枪的军人岗哨，那是保卫钱伯伯的，多亏了钱伯伯，这时我们就不怕从“一只绣花鞋”里冒出来的鬼了。

钱伯伯到医院看牙，想找我妈，可是因为钱伯伯的特殊身份，他只能在301医院南楼就诊，而我妈在普通门诊不在南楼当班，我妈说：“首长，实在抱歉，按科里规定谁在南楼当班谁负责，我不便插手。如果您离院后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我都可以解答。如果您来普通门诊，我可以给您看。希望首长理解。”钱伯伯没有抱怨并遵守规定还表示理解。虽然母亲没有机会给钱伯伯看牙，但是钱伯伯的夫人找过我妈几次，每次看完牙，她都会亲自登门送上精美的小礼物以示感谢，我至今还珍藏着母亲转送给我的一块宝石蓝与白色藕荷色相间的丝巾，不仅因为它的漂亮，更因为它承载着一位贵人的感恩之心。逢年过节，钱夫人仍然亲自登门或委托秘书拜年致谢，即使我妈没有再给她看牙，即使我家从东院搬到了西院，。王叔叔是控制系统及电子专家，是钱伯伯的重要部下之一，为了感谢我母亲给他看牙，愣是蹬着自行车从五棵松骑到我们大院，掏出两个漂亮的铅笔盒送给我和哥哥，说是出差时特意买的。尽管钱伯伯的亲属、部下都是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却对别人的工作和劳动那么尊重那么虔诚地心怀感激，他身边的人都那么纯朴可爱，更何况他本人呢。

钱伯伯故去了，和父母打越洋电话的话题全是围绕着钱伯伯。文革时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倒了，父亲被发配到农场开拖拉机、割圆白菜，只有钱学森先生没人敢动。父亲说，1967年至1970年间是他因工作关系有机会接触钱学森先生的时期，一周要见上两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父亲说，接触这么久，钱先生只谈工作从不谈论自己，只埋头工作从不张扬自己，绝不接受采访。一位记者采访钱先生被拒后托我父亲帮帮忙，父亲跟钱先生说了，钱先生对我父亲说：“小冰，我不愿意接受采访。请你不要再理这种事情。”，父亲在电话那头说：“他是真的不愿意。后来，我再也不敢帮这样的忙了。钱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他非常有学问有学识而为人又极其的低调。”人们认为钱先生是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钱先生却说：“这是不对的，不科学的。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我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不仅有卓越的学问和本领，还拥有高尚的品德，钱伯伯就是这样的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也影响了我们大院儿，一些房子需要加固，暂时不能住人，钱伯伯的司机需要临时搬迁，是钱伯伯让司机一家人搬到自己的B单元住的，一直住到房子修好为止。我们家随着父亲职位的变动，都搬了好几次家了，房子越换越大，部里好几次都要给钱伯伯换新房，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他的稿费、奖金捐给了贫困大学生、捐给了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自我上了大学，我家就搬到了大院的西边，就没有看到过钱伯伯，后来又搬离了大院，再后来我又漂洋过海来到了这里，就更没有机会见到钱伯伯了。隔着时空，想说一声：“钱伯伯好”，多么希望这一声问候能够穿越时间空间，传到钱伯伯那里，不奢望他的回应：“小朋友好”，只祈盼他能够听到这一声遥远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