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时小文书就轻声对着李玉琴说：“等你参军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李玉琴当时脸都红了。李玉琴在后来的回忆里写到“他很聪明，什么都会玩，字也写得好，他这样一说，我心里就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是好。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李玉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仓皇出逃，把家眷丢在通化临江的大栗子沟煤矿，其中有“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妻子嵯峨浩、溥仪的乳母以及族人和太监侍女共百十号人。几经周折，这些人在临江遇上了八路军。从临江到通化再到长春，她们在八路军部队里整整呆了半年，尤其是由平民女孩成为“贵人”的李玉琴，又一次经历了不平凡人生的重大转折。
一个小战士要求贵妃给织件毛衣
溥仪在伪满皇宫宣读完“退位诏书”，如丧考妣的捱到8月16日，当晚在发表一番“训谕”之后，带着其弟弟溥杰并三妹夫、五妹夫及一帮族侄、随从，乘飞机离开刚刚落脚两天的临江大栗子沟煤矿，在准备逃往日本的过程中，在辽通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 “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及太监侍女百余号人被丢在了大栗子沟这个与朝鲜一江之隔的深山老林里。内眷们在极度恐慌中度过了百来天，后在管事严江桐的周旋下，花钱请来国民党杂牌军队将她们护送回了临江县城。
一天临江县四周响起了枪炮声，经过两天的战斗，八路军开进了临江大街，临江解放了。
临江刚解放的那段时间，出于好奇，经常有些新参军的战士背着部队领导去看“娘娘”。婉容是个鸦片鬼，且患有精神病，形容枯槁，看了的战士都很失望，便转而去看“贵人”李玉琴。当时李玉琴正好17岁，出落得像一支花。开始时李玉琴很不适应。渐渐地，李玉琴胆大了些，有时候还同来看她的战士说上几句。有个小战士很有趣，头天来看李玉琴的时候愣愣地站了好半天也没说一句话，临走的时候才轻声地问李玉琴，她身上的毛衣是谁织的，李玉琴说是自己织的。第二天，那个战士又来了，这一次，他站在门口对着李玉琴说：“你能给我织一件毛衣吗?”小战士的这个请求可吓坏了李玉琴。按照宫里的规矩，“贵人”是不能跟除溥仪之外的男性说话的，更不用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织毛衣了。当晚，李玉琴就找到溥仪的二姐，这个二姐是溥仪给李玉琴安排的宫中礼仪老师。李玉琴刚把话说完，溥仪二姐就劈头盖脑地一顿斥责，说她不守宫里规矩。李玉琴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担心那个战士来找她织毛衣，幸好那个小战士以后再也没来找过她，直到她们离开临江。
贵妃与八路军官兵同桌吃饭
1945年的农历腊月中旬，八路军先后把李玉琴、婉容、嵯峨浩母女、溥仪的乳母及伪宫的部分重要人员送到了通化，把一些想回家的太监宫女和一般职员在临江就地解散了。这样一来，原来百十号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一半了。在通化的八路军司令部里，部队的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并给她们安排了住处，还送给李玉琴一条上等香烟，给婉容一块烟土。生活上，给婉容安排的是病号饭，安排李玉琴每天到楼下与八路军官兵一起用餐，其余人等在食堂打饭吃。对于男女同桌吃饭，李玉琴很不习惯，端了碗就往一边躲。看到这些，每天与李玉琴同桌的一位八路军姓刘的科长就对她说，八路军男女平等，一起工作，一块吃饭，一同娱乐，并交代照顾李玉琴的随身宫女敬喜要细心照料她。当他听说李玉琴等人住在八路军里有不安全的感觉，马上在几个女眷住处的门外设置了岗哨。时间长了，李玉琴渐渐感到八路军是一支很好的队伍，每次吃完饭就主动想和大家多呆一会，她认为他们“当官的没当官的架子，而且对小兵是那么和善；小兵在长官面前也随便说说笑笑，真好像一家人，根本看不出官兵区别……此前不敢想象会有这么好的军队。”后来，刘科长又给李玉琴介绍了一位姓杨的女科长。杨科长为人极为热情真诚，性格也极其温和，她常给李玉琴讲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讲八路军和老百姓鱼水情深的故事，分析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原因。渐渐的，李玉琴开始对自己“贵人”的身份产生了动摇，对自己从一个平民女孩变成“贵人”这段经历开始思索。
一个八路军小战士让贵妃失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玉琴逐渐喜欢上了八路军部队，也渐渐放下了“贵人”的架子。她喜欢跟八路军部队里的年轻人一起玩，学会了打扑克，下跳棋，甚至跟大家一起学会了打腰鼓，还跟那个收发室的女八路学会了解放区的进步歌曲。李玉琴的嗓子好，唱歌很动听，每当大家聚在一块或者有什么高兴事的时候，都鼓掌让她来一首，李玉琴也大大方方的就唱上一曲，这无疑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她越来越感到革命队伍里的乐趣和温暖。
特别是当刘科长指着那个女收发员说：“你看到她没有?共产党主张的就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她自己找的对象，俩口子恩恩爱爱，又都在革命队伍里工作，多有意思。”那个女收发员是李玉琴的朋友，她的丈夫30来岁，很帅气的样子，也在一个部队里工作，俩人时常趁人少的时候嘻嘻哈哈的。听到刘科长这样一说，李玉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哀，刘科长这番话，对她的震动很大。她在自己的回忆里写到“再看看我自己，皇上比我大二十岁，身体还有缺陷；虽然在宫里时还不十分明白，但隐隐约约似乎觉得他不正常；我不敢想，更不敢问。更何况跟他在一起一点平等也没有。”
有一次，李玉琴因病没下楼吃饭，刘科长就叫厨房给做了病号饭，还特意吩咐李玉琴的随身宫女敬喜按时给她吃药。过了两天，李玉琴的病好了，当她从楼上走下来时，大家都来问长问短，这让李玉琴又一次感受到了革命队伍大家庭的温暖。尤其是那个小文书，跟李玉琴一般大，他身材模样都很好，李玉琴常跟他们几个一起玩，他每次见到李玉琴都会脸红。等大家都问候过了，他才红着脸走上去问：“你的病好了吗?”看到对方的眼神和窘迫，李玉琴也害羞地低下头轻声答道：“好了，谢谢!”有一次，李玉琴与收发员、小文书等几个人在一起唱歌，唱完了就哈哈大笑，收发员说李玉琴笑的声音很好听，唱歌更好听，就建议她参军当文艺兵。这时小文书就轻声对着李玉琴说：“等你参军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李玉琴当时脸都红了。李玉琴在后来的回忆里写到“他很聪明，什么都会玩，字也写得好，他这样一说，我心里就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是好。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何长工司令员让贵妃参加文艺兵
李玉琴等人在八路军的队伍里不知不觉就到了1946年春节。
除夕晚饭过后，刘科长找到李玉琴，说何长工司令员要见她，让她一个人去。跟刘科长一起来的那位同志把李玉琴领到何长工同志家里时，那里已经坐了好几位八路军干部战士。何长工夫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玉琴。李玉琴刚到一会，溥杰的妻子嵯峨浩也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到了。何司令员的妻子拉她们一起坐下，不停地往两人手里塞糖、水果、花生，请她们抽烟、喝茶。何长工关切地问李玉琴，娘家还有什么人，都做什么工作，入宫前后和宫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李玉琴一一作了回答，并说自己人宫后家里并没得到溥仪的半点好处，父亲仍然做厨师。听完李玉琴的介绍，何长工对李玉琴说：“你和溥仪不是一个阶级，他是皇帝，你是穷孩子。选你进去不过是做他的玩具，皇帝能把一个穷孩子当回事吗?”而嵯峨浩一直很害怕的样子，不吃东西，也很少讲话，问一句答一句。李玉琴却一点也不怯场，说话时常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看到嵯峨浩的样子，李玉琴还安慰她不要怕，说八路军只杀坏人，没有糟践中国人的日本人是不会被杀的。
何长工又给李玉琴和嵯峨浩介绍了许多中共领导人的事迹，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还有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事，这些革命领袖是李玉琴以前从未听人说过的。何长工夫妇爱怜地对李玉琴说：“你本来是穷人家的孩子，被骗人宫也是迫不得已……溥仪当傀儡皇帝，跟着日本人干了不少坏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何长工夫妇动员李玉琴与溥仪划清界限，要她趁年轻，勇敢地摆脱溥仪的阴影，参加八路军。何长工司令员打量着李玉琴说：“你的条件，当个文艺兵很合适。”
在与何长工夫妇交谈的过程中，李玉琴还不习惯别人说溥仪不好，惹得何长工夫妇和在场的同志都笑了起来。不管李玉琴怎么说，何长工夫妇也不生气，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帮她提高认识。一晃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临别的时候，何长工夫妇送给李玉琴和嵯峨浩每人一大包糖果瓜子。
一次战斗中，贵妃受伤了
1946年正月初一，关押在八路军通化司令部的日本战俘举行暴动，从凌晨五六点钟起，“噼里啪啦”的枪声就响个不停。住在通化司令部的末代“后宫”们觉察到危险就在周围，纷纷穿衣起床想跑出屋外。为了安全起见，八路军的战士早已守在门外，并对屋里的人喊话，说外面危险，命令屋里的人一律不准出来。天亮以后，枪声才渐渐稀少下来。突然，一发炮弹刚好打在司令部办公楼对面的房顶上，炮弹爆炸过后紧接着就传出一阵悲痛欲绝的哭声，几个八路军战士立即朝那边奔去，有人喊，二嬷不行了!住在司令部办公楼二楼的末代“皇妃”李玉琴一直担心住在对面楼里的“皇后”和溥仪的乳母(二嬷)，听到喊声便站起来贴着玻璃窗户朝对面望。这时远处一枪打来，啪啦一声，玻璃被打破了，李玉琴顿时满脸是血，这下可急坏了侍女敬喜。敬喜一拉门就跑到走廊上大喊起来：“快来人啦!贵人受伤了!”一队八路军抢救员很快把李玉琴抬到了后楼。何长工司令员派出自己的卫生员来给李玉琴包扎，稍后还在战俘中请了一个日本医生一起会诊。那位日本医生说“贵人”脸上没有弹片，修养几天就会好的。实际上这块弹片在李玉琴脸上一直隐藏到1966年才被发现取出。战斗很快结束了。溥仪的乳母二嬷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皇后”婉容精神受到刺激，病情更加恶化，李玉琴脸部受伤，其他人并无大碍。
这一次战斗过后不久，八路军就把所有住在司令部的溥仪家眷和部下统一安排在一栋楼里，实行食品供给制，让所有的人不要再分奴才和主子，大家轮流干活做饭。李玉琴不仅自己动手劈柴做饭，还主动照顾重病的婉容，为她洗被褥，按时喂药。李玉琴的这些变化得到了八路军干部的多次表扬和肯定，而对于伪满一些顽固分子来说，李玉琴的劳动无疑乱了纲常，就连一个太监也冷嘲热讽地对李玉琴说：“贵人真能干，以后回到宫里可以自己做饭了。”
要和皇帝离婚，贵妃声泪俱下
1946年4月，长春迎来了“四·一四”解放，李玉琴和伪满内眷旧属被八路军送回了长春，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员被先行遣散。而李玉琴等主要内眷必须有一定程序才能妥善安置，所以李玉琴随八路军到长春后并没有被通知马上回家。在部队住了几天后，几位八路军干部集体找她谈了话。这一次谈话的人已经不是通化的那几个干部了，他们说话的语气很尖锐，态度也更坚决，目的就是要李玉琴写声明，表明立场，与溥仪离婚，同汉奸划清界线。他们说只要写了声明就可以送她回娘家，重新回到人民大众中去。不管部队的同志如何晓之以礼动之以情，李玉琴就是不答应，末了她一边大哭一边说：“我曾经发过誓，好女不嫁二夫郎，我怎么能离婚呢?我就是不同意!”几位八路军干部只得作罢。
第二天，八路军干部又来找李玉琴谈话，而且还把李玉琴的父亲叫了来。几位干部说，只要李玉琴写个离婚声明，就可以跟他父亲回家了。李玉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厨师，也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他对八路军干部说：“当初我们不愿意让她进宫，是皇上硬要去的，现在她已经是皇上的人了，叫我怎么办才好呢?”还是跟着李玉琴父亲一起去的一个亲戚有些文化，他看八路军态度很坚决，就说：“那就离婚回家吧。”李玉琴顷刻泪流满面，大哭道：“皇上在难中，我怎么能丢下他呢!”弄得八路军干部面面相觑。经过八路军干部反复教育和那位亲戚的哀求，李玉琴才一边哭一边很不情愿地写了“离婚声明”。临走的时候她从溥俭手里讨要了一件溥仪的皮大衣作纪念。
李玉琴离开部队的时候，嵯峨浩已经被送回了日本，其余大部分人员都已经散尽，她只到婉容的床前去跟她告别。婉容虽然脑子不很清晰，但似乎也预感到了这是一场生死离别，她带着哭腔的嘴里发出了“哦哦呵呵”的声音，而李玉琴则流着眼泪无声地离开了部队。部队的同志要求李玉琴把婉容带走，但李玉琴考虑到家里住房和生活条件及其他原因，没有答应下来。后来婉容在跟随八路军转战的过程中死在了敦化。
摘自：《文史天地》2007年第6期 作者：午赫
李玉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仓皇出逃，把家眷丢在通化临江的大栗子沟煤矿，其中有“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妻子嵯峨浩、溥仪的乳母以及族人和太监侍女共百十号人。几经周折，这些人在临江遇上了八路军。从临江到通化再到长春，她们在八路军部队里整整呆了半年，尤其是由平民女孩成为“贵人”的李玉琴，又一次经历了不平凡人生的重大转折。
一个小战士要求贵妃给织件毛衣
溥仪在伪满皇宫宣读完“退位诏书”，如丧考妣的捱到8月16日，当晚在发表一番“训谕”之后，带着其弟弟溥杰并三妹夫、五妹夫及一帮族侄、随从，乘飞机离开刚刚落脚两天的临江大栗子沟煤矿，在准备逃往日本的过程中，在辽通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 “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及太监侍女百余号人被丢在了大栗子沟这个与朝鲜一江之隔的深山老林里。内眷们在极度恐慌中度过了百来天，后在管事严江桐的周旋下，花钱请来国民党杂牌军队将她们护送回了临江县城。
一天临江县四周响起了枪炮声，经过两天的战斗，八路军开进了临江大街，临江解放了。
临江刚解放的那段时间，出于好奇，经常有些新参军的战士背着部队领导去看“娘娘”。婉容是个鸦片鬼，且患有精神病，形容枯槁，看了的战士都很失望，便转而去看“贵人”李玉琴。当时李玉琴正好17岁，出落得像一支花。开始时李玉琴很不适应。渐渐地，李玉琴胆大了些，有时候还同来看她的战士说上几句。有个小战士很有趣，头天来看李玉琴的时候愣愣地站了好半天也没说一句话，临走的时候才轻声地问李玉琴，她身上的毛衣是谁织的，李玉琴说是自己织的。第二天，那个战士又来了，这一次，他站在门口对着李玉琴说：“你能给我织一件毛衣吗?”小战士的这个请求可吓坏了李玉琴。按照宫里的规矩，“贵人”是不能跟除溥仪之外的男性说话的，更不用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织毛衣了。当晚，李玉琴就找到溥仪的二姐，这个二姐是溥仪给李玉琴安排的宫中礼仪老师。李玉琴刚把话说完，溥仪二姐就劈头盖脑地一顿斥责，说她不守宫里规矩。李玉琴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担心那个战士来找她织毛衣，幸好那个小战士以后再也没来找过她，直到她们离开临江。
贵妃与八路军官兵同桌吃饭
1945年的农历腊月中旬，八路军先后把李玉琴、婉容、嵯峨浩母女、溥仪的乳母及伪宫的部分重要人员送到了通化，把一些想回家的太监宫女和一般职员在临江就地解散了。这样一来，原来百十号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一半了。在通化的八路军司令部里，部队的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并给她们安排了住处，还送给李玉琴一条上等香烟，给婉容一块烟土。生活上，给婉容安排的是病号饭，安排李玉琴每天到楼下与八路军官兵一起用餐，其余人等在食堂打饭吃。对于男女同桌吃饭，李玉琴很不习惯，端了碗就往一边躲。看到这些，每天与李玉琴同桌的一位八路军姓刘的科长就对她说，八路军男女平等，一起工作，一块吃饭，一同娱乐，并交代照顾李玉琴的随身宫女敬喜要细心照料她。当他听说李玉琴等人住在八路军里有不安全的感觉，马上在几个女眷住处的门外设置了岗哨。时间长了，李玉琴渐渐感到八路军是一支很好的队伍，每次吃完饭就主动想和大家多呆一会，她认为他们“当官的没当官的架子，而且对小兵是那么和善；小兵在长官面前也随便说说笑笑，真好像一家人，根本看不出官兵区别……此前不敢想象会有这么好的军队。”后来，刘科长又给李玉琴介绍了一位姓杨的女科长。杨科长为人极为热情真诚，性格也极其温和，她常给李玉琴讲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讲八路军和老百姓鱼水情深的故事，分析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原因。渐渐的，李玉琴开始对自己“贵人”的身份产生了动摇，对自己从一个平民女孩变成“贵人”这段经历开始思索。
一个八路军小战士让贵妃失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玉琴逐渐喜欢上了八路军部队，也渐渐放下了“贵人”的架子。她喜欢跟八路军部队里的年轻人一起玩，学会了打扑克，下跳棋，甚至跟大家一起学会了打腰鼓，还跟那个收发室的女八路学会了解放区的进步歌曲。李玉琴的嗓子好，唱歌很动听，每当大家聚在一块或者有什么高兴事的时候，都鼓掌让她来一首，李玉琴也大大方方的就唱上一曲，这无疑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她越来越感到革命队伍里的乐趣和温暖。
特别是当刘科长指着那个女收发员说：“你看到她没有?共产党主张的就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她自己找的对象，俩口子恩恩爱爱，又都在革命队伍里工作，多有意思。”那个女收发员是李玉琴的朋友，她的丈夫30来岁，很帅气的样子，也在一个部队里工作，俩人时常趁人少的时候嘻嘻哈哈的。听到刘科长这样一说，李玉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哀，刘科长这番话，对她的震动很大。她在自己的回忆里写到“再看看我自己，皇上比我大二十岁，身体还有缺陷；虽然在宫里时还不十分明白，但隐隐约约似乎觉得他不正常；我不敢想，更不敢问。更何况跟他在一起一点平等也没有。”
有一次，李玉琴因病没下楼吃饭，刘科长就叫厨房给做了病号饭，还特意吩咐李玉琴的随身宫女敬喜按时给她吃药。过了两天，李玉琴的病好了，当她从楼上走下来时，大家都来问长问短，这让李玉琴又一次感受到了革命队伍大家庭的温暖。尤其是那个小文书，跟李玉琴一般大，他身材模样都很好，李玉琴常跟他们几个一起玩，他每次见到李玉琴都会脸红。等大家都问候过了，他才红着脸走上去问：“你的病好了吗?”看到对方的眼神和窘迫，李玉琴也害羞地低下头轻声答道：“好了，谢谢!”有一次，李玉琴与收发员、小文书等几个人在一起唱歌，唱完了就哈哈大笑，收发员说李玉琴笑的声音很好听，唱歌更好听，就建议她参军当文艺兵。这时小文书就轻声对着李玉琴说：“等你参军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李玉琴当时脸都红了。李玉琴在后来的回忆里写到“他很聪明，什么都会玩，字也写得好，他这样一说，我心里就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是好。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何长工司令员让贵妃参加文艺兵
李玉琴等人在八路军的队伍里不知不觉就到了1946年春节。
除夕晚饭过后，刘科长找到李玉琴，说何长工司令员要见她，让她一个人去。跟刘科长一起来的那位同志把李玉琴领到何长工同志家里时，那里已经坐了好几位八路军干部战士。何长工夫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玉琴。李玉琴刚到一会，溥杰的妻子嵯峨浩也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到了。何司令员的妻子拉她们一起坐下，不停地往两人手里塞糖、水果、花生，请她们抽烟、喝茶。何长工关切地问李玉琴，娘家还有什么人，都做什么工作，入宫前后和宫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李玉琴一一作了回答，并说自己人宫后家里并没得到溥仪的半点好处，父亲仍然做厨师。听完李玉琴的介绍，何长工对李玉琴说：“你和溥仪不是一个阶级，他是皇帝，你是穷孩子。选你进去不过是做他的玩具，皇帝能把一个穷孩子当回事吗?”而嵯峨浩一直很害怕的样子，不吃东西，也很少讲话，问一句答一句。李玉琴却一点也不怯场，说话时常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看到嵯峨浩的样子，李玉琴还安慰她不要怕，说八路军只杀坏人，没有糟践中国人的日本人是不会被杀的。
何长工又给李玉琴和嵯峨浩介绍了许多中共领导人的事迹，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还有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事，这些革命领袖是李玉琴以前从未听人说过的。何长工夫妇爱怜地对李玉琴说：“你本来是穷人家的孩子，被骗人宫也是迫不得已……溥仪当傀儡皇帝，跟着日本人干了不少坏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何长工夫妇动员李玉琴与溥仪划清界限，要她趁年轻，勇敢地摆脱溥仪的阴影，参加八路军。何长工司令员打量着李玉琴说：“你的条件，当个文艺兵很合适。”
在与何长工夫妇交谈的过程中，李玉琴还不习惯别人说溥仪不好，惹得何长工夫妇和在场的同志都笑了起来。不管李玉琴怎么说，何长工夫妇也不生气，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帮她提高认识。一晃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临别的时候，何长工夫妇送给李玉琴和嵯峨浩每人一大包糖果瓜子。
一次战斗中，贵妃受伤了
1946年正月初一，关押在八路军通化司令部的日本战俘举行暴动，从凌晨五六点钟起，“噼里啪啦”的枪声就响个不停。住在通化司令部的末代“后宫”们觉察到危险就在周围，纷纷穿衣起床想跑出屋外。为了安全起见，八路军的战士早已守在门外，并对屋里的人喊话，说外面危险，命令屋里的人一律不准出来。天亮以后，枪声才渐渐稀少下来。突然，一发炮弹刚好打在司令部办公楼对面的房顶上，炮弹爆炸过后紧接着就传出一阵悲痛欲绝的哭声，几个八路军战士立即朝那边奔去，有人喊，二嬷不行了!住在司令部办公楼二楼的末代“皇妃”李玉琴一直担心住在对面楼里的“皇后”和溥仪的乳母(二嬷)，听到喊声便站起来贴着玻璃窗户朝对面望。这时远处一枪打来，啪啦一声，玻璃被打破了，李玉琴顿时满脸是血，这下可急坏了侍女敬喜。敬喜一拉门就跑到走廊上大喊起来：“快来人啦!贵人受伤了!”一队八路军抢救员很快把李玉琴抬到了后楼。何长工司令员派出自己的卫生员来给李玉琴包扎，稍后还在战俘中请了一个日本医生一起会诊。那位日本医生说“贵人”脸上没有弹片，修养几天就会好的。实际上这块弹片在李玉琴脸上一直隐藏到1966年才被发现取出。战斗很快结束了。溥仪的乳母二嬷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皇后”婉容精神受到刺激，病情更加恶化，李玉琴脸部受伤，其他人并无大碍。
这一次战斗过后不久，八路军就把所有住在司令部的溥仪家眷和部下统一安排在一栋楼里，实行食品供给制，让所有的人不要再分奴才和主子，大家轮流干活做饭。李玉琴不仅自己动手劈柴做饭，还主动照顾重病的婉容，为她洗被褥，按时喂药。李玉琴的这些变化得到了八路军干部的多次表扬和肯定，而对于伪满一些顽固分子来说，李玉琴的劳动无疑乱了纲常，就连一个太监也冷嘲热讽地对李玉琴说：“贵人真能干，以后回到宫里可以自己做饭了。”
要和皇帝离婚，贵妃声泪俱下
1946年4月，长春迎来了“四·一四”解放，李玉琴和伪满内眷旧属被八路军送回了长春，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员被先行遣散。而李玉琴等主要内眷必须有一定程序才能妥善安置，所以李玉琴随八路军到长春后并没有被通知马上回家。在部队住了几天后，几位八路军干部集体找她谈了话。这一次谈话的人已经不是通化的那几个干部了，他们说话的语气很尖锐，态度也更坚决，目的就是要李玉琴写声明，表明立场，与溥仪离婚，同汉奸划清界线。他们说只要写了声明就可以送她回娘家，重新回到人民大众中去。不管部队的同志如何晓之以礼动之以情，李玉琴就是不答应，末了她一边大哭一边说：“我曾经发过誓，好女不嫁二夫郎，我怎么能离婚呢?我就是不同意!”几位八路军干部只得作罢。
第二天，八路军干部又来找李玉琴谈话，而且还把李玉琴的父亲叫了来。几位干部说，只要李玉琴写个离婚声明，就可以跟他父亲回家了。李玉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厨师，也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他对八路军干部说：“当初我们不愿意让她进宫，是皇上硬要去的，现在她已经是皇上的人了，叫我怎么办才好呢?”还是跟着李玉琴父亲一起去的一个亲戚有些文化，他看八路军态度很坚决，就说：“那就离婚回家吧。”李玉琴顷刻泪流满面，大哭道：“皇上在难中，我怎么能丢下他呢!”弄得八路军干部面面相觑。经过八路军干部反复教育和那位亲戚的哀求，李玉琴才一边哭一边很不情愿地写了“离婚声明”。临走的时候她从溥俭手里讨要了一件溥仪的皮大衣作纪念。
李玉琴离开部队的时候，嵯峨浩已经被送回了日本，其余大部分人员都已经散尽，她只到婉容的床前去跟她告别。婉容虽然脑子不很清晰，但似乎也预感到了这是一场生死离别，她带着哭腔的嘴里发出了“哦哦呵呵”的声音，而李玉琴则流着眼泪无声地离开了部队。部队的同志要求李玉琴把婉容带走，但李玉琴考虑到家里住房和生活条件及其他原因，没有答应下来。后来婉容在跟随八路军转战的过程中死在了敦化。
摘自：《文史天地》2007年第6期 作者：午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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