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奔向光明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的党外人士比例，更显示了一个大党接管一个大国时应有的胸怀。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源自生死与共的经历——与无数牺牲在革命战场上的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党外人士同样付出过血的代价。
查阅会议文献会发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默哀——在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600余名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为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冯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钟。
“五一口号”
冯玉祥将军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
1948年5月1日，远在纽约的冯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由各党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派关系史学者李燕奇说。此后历次会议讲到政权问题，毛泽东都会着重强调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甚至在1947年撤离延安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已经十分精简的行军纵队中，依然保留了一个专管统战工作的机构。1948年的春天，解放战争刚刚出现转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五一口号”，建立新中国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紧接着，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
此时的冯玉祥正陷在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不久，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被蒋介石开除出党，并被吊销了护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曾是国民党最忠实的追随者——1926年，因为仰慕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率领整支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这支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冯玉祥也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拜为金兰之交。
“蒋介石一生都在排除异己，他是留不住人的。”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这样解释冯蒋二人决裂的原因。“北伐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鼎盛，有47万人，蒋介石随即‘削藩’，北伐四个方面军被他收拾了三个，冯玉祥的军队被收走最多。后来淞沪抗战时，他名为第三战区长官，蒋介石一道命令把一个炮兵连从前线调走，他连知道都不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了他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上的二把手，却完全是个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看到闻一多、李公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下场，只能主动提出到美国‘考察水利’。”
实际上，对于忠贞耿直的冯玉祥本人，蒋介石一直还是表现出尊敬的。余华心说，张治中曾写信劝过冯玉祥回国，告诉他，总裁每每提起你，仍是一口一个“大哥”。
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远不是一句“大哥”可以弥合的。到美国之后，冯玉祥开始以各种方式“反蒋”。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援华听证会邀冯玉祥出庭，他却呼吁不要拿美国人民的血汗钱帮蒋介石打内战，“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的人身体里注入血浆！”最终，拨款委员会把原定的6千万美元资金削减到1千多万美元。
1947年11月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痛斥“蒋政权是中国所有坏政府的顶点”。怒不可遏的蒋介石电调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吊销了他的护照。1948年1月7日，冯玉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与之相对照的是，共产党一直把冯玉祥当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余华心说，冯玉祥六十大寿时，所有中共高层都发来了贺信，就连他在美国的秘书赖亚力，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五一口号”就是经赖亚力之手送给冯玉祥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周到地为他设计好了回国的路线——乘苏联豪华客轮“胜利号”，过大西洋，经由黑海到达苏联敖德萨，再换乘火车进入东北。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胜利号”，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
李济深的选择
此时，冯玉祥的挚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正在香港焦急等待着中共的回复。
李济深是“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冯玉祥——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三天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开始“清党”……
“我父亲那时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确实曾经是拥蒋反共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毫不讳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党籍。1933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党，抗日战争打响才被召回。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1946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却避而不见，对蒋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党，并登报通缉。
被蒋介石高压政策逼到香港的国民党左派并非李济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李燕奇说，“它的成员全部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导思想几乎就是国民党‘一大’的翻版，还有就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这几十位，民革在大陆、在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其中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更有甚者，据好友林伦彦回忆，李济深到港以后，“蒋党”中除陈果夫兄弟与陈诚外，几乎全到香港“挂过钩”——“足见蒋的国民党涣散到何等程度。”
最惊人的是宋子文。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他轻装简从，悄悄来到了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李公馆。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候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民主人士‘夺权’，‘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东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面对宋子文的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他只得以“考虑考虑”为借口诺诺而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几个月后，前国民党招商局长蔡增基也来到了香港——与宋子文的意图相似，他是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做说客的。
通过马万祺的引见，蔡增基登门拜访了李济深。马万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任公(即李济深)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任公最后表示: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一直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每人脑海中都有一
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到李济深的支持，无疑将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复电，热诚欢迎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就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地点，以及参会范围和会议讨论的问题进行具体协商。
冯玉祥遇害
此时，冯玉祥将军已经在回国路上了。
冯玉祥始终不知道，他乘坐的“胜利号”，是中国共产党出钱包下的。“1958年，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党组会上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特别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拨专款雇了这条船接他们回国。”余华心说。
顾忌特务的监视，冯玉祥很少出舱，他用几天时间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仔细梳理了一遍，字里行间，奔向新生政权的喜悦溢于言表。 )
8月17日，“胜利号”驶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紧靠“胜利号”停泊的是一艘国民党军舰。警惕性极高的冯玉祥不再露面，夫人李德全替他上岸，到邮局投递出了将军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6天。这期间，有三千多名被埃及政府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上了船。
按照原定计划，“胜利号”将于1948年9月2日抵达苏联敖德萨港。9月1日午饭后，船长建议乘客们回舱好好
休息，准备上岸。
冯玉祥一家刚刚回到房间，“胜利号”的船长室内忽然冒出了浓烟。
“是冯玉祥的小女儿晓达首先发现着火的，她头一个冲了出去。”余华心曾听丈夫冯洪达多次讲述过那场惨烈的火灾，“冯玉祥紧跟着冲出去——但火就是从过道和楼梯上烧起来的。我婆婆说，她曾经听到了丈夫的呻吟声，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觉了。”冯洪达的房间恰好在船的另一边，起火比较晚，机敏的他用太平斧劈开父母房间的窗子，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当时房间里全是烟，他用灭火器喷了半天，才发现父亲头朝里、脸朝下躺在门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这场蹊跷的大火，最终造成包括冯玉祥和冯晓达在内的200余人遇难。至于起火原因，当年的说法是舱内放电影时胶片燃烧所致。直到1982年夏天，与冯玉祥同船回国的赖亚力约见冯洪达、余华心夫妇，才讲出了事实的真相。
“他告诉我们，苏联最后有个调查报告——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所致，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是多点起火，”余华心说，“但是谁干的到现在也不清楚——船在美国曾经进行检修，会不会被人做了手脚？那几千名亚美尼亚人登船，会不会有国民党特务混在里面？都讲不好。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场海难不是意外，而是谋害。 ”
等待“大动作”
就在冯玉祥将军遇难的两天前，8月30日，周恩来刚刚致电先期到港的钱之光，指示组织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上。
钱之光是中共专门派到香港去的。8月初到港后，他对香港地下党与外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联合行”进行了改组扩大，改名“华润公司”，并亲自出任董事长，准备以往来贸易为名掩护接送民主人士。
冯玉祥遇难的消息传来，9月7日，周恩来紧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对民主人士乘苏联船北上一事慎之再慎，没有船行保证不能乘，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乘，且大家不可同乘一船，要分批前来，第一批则愈少愈好。
一天后的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并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会上还重申了五年胜利目标:军事上部署长江以北的秋季攻势，准备战略决战。
紧接着，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就在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开往解放区的轮船，这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却独独缺少了李济深。
李济深仍然在等待。
“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李筱桐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在国民党阵营中，李济深与桂系的关系最为密切。北伐前后，就是李济深发现并培养了桂系的两大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并介绍他们加入了国民党。1948 年4月30日，就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前一天，李宗仁在国民党的“国大”上击败蒋介石力捧的孙科，出任副总统。李济深深知蒋、李素来不和，如果能成功策反李宗仁，无异于断掉蒋介石的一只臂膀。
“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1948年冬天，李济深在一条白绫上写下这样一封亲笔信，托在香港的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秘密带给了白崇禧。
“我父亲给李宗仁、白崇禧都写过密信，劝他们尽快与蒋介石决裂，与他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李筱桐说，“中共很想让父亲第一批离开香港，他之所以迟迟不走，就是在等待‘大动作’，等待李、白的投靠——可惜李宗仁一直不表态，不过，他也始终没有明确拒绝父亲的提议。”
羁绊李济深的原因还有一个——他挚爱的如夫人双秀清已是肝癌晚期。“父亲被开除出国民党后，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把香港的房子出租一部分——后来我们才知道，顶楼租的是地下党，地下租的是国民党特务，对门还有国民党的公开特务天天盯着。我家住在半山，因为经济困难，妈妈只能每天带着我和姐姐，花几十分钟走到山下买便宜菜吃。她的病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李筱桐每每谈起母亲，仍不免唏嘘。
1948年11月23日，包括马叙伦、郭沫若在内的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上船——其中依然没有李济深。焦急的毛泽东、周恩来对钱之光下了“最后通牒”——1948年冬天，必须将李济深安全送至解放区。
“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
李济深离开香港的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谍战剧。
12月25日，港英当局密切监视李济深动向的特务负责人王翠微接到请帖，邀他们夫妇27日到李公馆“欢庆圣诞”——王翠微由此认定李济深不会于近日离港，又正赶上圣诞假期，也就放松了戒备。 )
这其实是李济深放出的一颗“烟幕弹”——12月26日晚，李济深拉上民革的朱蕴山等人，乘上一艘小游艇，摆上酒菜，大张旗鼓地到维多利亚湾“泛舟游览”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谁也没有发觉，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
货轮上，彭泽民、柳亚子、茅盾、翦伯赞等人已经等在那里，在中共的统一安排下，他们或化装成洋行经理，或化装成商人，口袋里还像模像样地装着提货单。李济深则迅速钻进船长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面。12月27日，“阿尔丹号”顺利通过检查，乘风破浪向大连港驶去。
“我父亲走时没通知任何人，我想，应该也包括我的母亲。”李筱桐说，“几个月后，我母亲就去世了，怕特务破坏，她的墓碑上甚至不能写是谁的夫人。”
李济深的家人不少都生活在国统区，由于李济深的北行，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被逮捕，险些被杀；送去参军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国民党扣作人质，一个被监控起来；他的内侄黎民任，由于曾有计划地将大批共产党员引渡至香港，被绑上巨石沉入了珠江。
1949年1月1日，“阿尔丹号”在航行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船上的民主人士也在相互祝贺新年。在茅盾拿来的题词本上，李济深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新诗:“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我父亲从不做新体诗的，这是他的第一首新诗，我想应该也代表着他的‘新生’吧。”李筱桐说，“而且从那天起，我父亲开始记日记了，用的是一本美国产的硬皮本，离开香港那么仓促，他还是带在身边——那是冯玉祥送给他的。”
那一天，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离港前写好的《元旦献辞》:“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那一天，蒋介石也发表了他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个人进退，绝不萦怀”——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这对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分出了胜负。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的下野是桂系“逼宫”的结果。紧接着，1949年1月初，白崇禧派桂系三号人物黄绍竑携带巨款飞赴香港，邀请李济深赴武汉“指导一切”。
“黄绍竑当然没有见到我父亲，”李筱桐说，“桂系希望我父亲回去带领他们划江而治。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想，父亲如果没走，一定会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其实，那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动心’了，也想过跟我父亲一样去开政协会议。如果不是时间上的阴差阳错，这两个人或许就起义了，蒋阵营崩溃得会更快，那半壁江山的解放或许也能换一种方式了。”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等第三批香港民主人士到达大连。
在解放区，李济深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中共甚至早早为这些来自南方的民主人士准备下上好的皮毛大衣和帽子，以抵挡东北的严寒。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第一次有了直观的认识。
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此前一天，傅作义接受改编，古都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同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再难逆转。“临危受命”的李宗仁只能迅速展开“谋和”行动，希望广泛发动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进行和平斡旋，以图“划江而治”。
1月23日，李宗仁的“特派代表”邵力子、甘介侯来到上海，登门拜访了78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民盟“不参加调停”
当时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民盟可谓是最合格的“调停人”。
“新华社曾经用一句话概括了民盟的特点——她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李燕奇说，“民盟一贯的政治主张就是靠民主的方式、靠谈判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和平的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这段时间里，民盟始终是作为中国第三大党存在的。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精英”们深厚的学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民主、和平的渴求，注定了民盟会在国共之间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
正因为此，当蒋介石准备撕下和平的假面发动内战时，手无寸铁的民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1946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成都被特务打伤。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为“ 非法团体”，国民党对民盟上层“暂且敷衍容忍”，中下层只要有反对言论“一律格杀勿论”。为保护盟员安全，11月6日，张澜忍痛宣布民盟解散，隔日却另发一个人声明，宣布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斗争到底。
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在香港恢复民盟组织，自此，民盟一改以往的温和作风，公开喊出了“联共反蒋”，“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口号。
“民盟自己不问政权，也不以执政作为目标，它是很想促成国共组成联合政府的。本来一个完全中立的政党，最后却被蒋介石完全推向中共的怀抱。”民盟中央委员、作家梁晓声这样评价，“‘五一口号’提出时，民盟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它与国民党之间已经是不可弥合的敌对关系。”
与蒋介石的唯我独尊不同，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素有“民主将军”的美名。听说张澜与另一位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他让邵力子、甘介侯主动支付了所有治疗费用，只求二人能够再次出面“调停”国共关系。
但这一切已是徒劳。1949年1月27日，病中的张澜公开发表讲话，拒绝充当“和事老”。张澜的话掷地有声，“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停。”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过去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政策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
得道多助。与国民党的众叛亲离形成鲜明对照，1949年春夏，各地参加新政协的代表纷纷动身，奔向新中国的怀抱:黎族领袖王国兴化装成泰国华侨，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解放区；锦江饭店女老板蒋竹君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把女扮男装的台盟主席谢雪红送上开往解放区的货轮；南洋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乘船北上；美洲侨领司徒美堂从美国辗转回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
3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北平，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先期抵达的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西苑机场的欢迎队伍。不到一个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虎口脱险
这时候的上海，正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是蒋介石的根基所在，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不顾“退隐”的承诺，直奔上海督战，他召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严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按照秘密名单，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三绺长髯、一袭布衣的张澜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强大号召力。被尊为“川北圣人”的他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任过职，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一片清誉。
“在张澜身上，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严于律己的个人修为结合得水乳交融，这使他在人格方面具有连自己的敌人都不得不钦佩的魅力。”梁晓声说，“所以蒋介石认为，张澜绝不能留在大陆，哪怕是劫持，也要把他带到台湾去。他已经把张澜软禁了很长时间，之所以不杀他，不是宽忍，实是不敢——蒋介石曾经说过，得张澜者得四川，他输不起四川这个大省。”
1949年5月中旬，解放军扫清上海外围，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城内的国民党特务们开始肆意搜捕、处决不愿去台湾的民主人士。5月18日，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首任主席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遭到逮捕，并被残忍地活埋。
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紧急电令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
5月24日，上海的巷战已经展开。自知回天无力的蒋介石痛下杀心，命令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二人由虹桥疗养院押至看守所，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黄浦江。
蒋介石如何能够想到，就在十几天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利用上海警备司令部内部的明争暗斗，成功将阎锦文策反了。营救张、罗二人的方式也已经被设计好——由阎锦文以“移解”的名义，将二人转移到罗隆基的朋友、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如夫人田淑君处藏匿起来，等待解放军入城。
“5月24日晚上十点，我亲自驾车开往虹桥疗养院，那时全市已经戒严，因为我身着军装，又有当夜口令，所以能畅行无阻。”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是阎锦文终生难忘的回忆，“医生护士见我深夜到此，车上又漆着警备司令部的标志，都吓得躲了起来。我提着左轮手枪来到病房，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
张澜和罗隆基已经知道阎锦文是“自己人”，并没有反抗。阎锦文让二人坐在车的后排，不敢走大路，沿着小巷向环龙路的田淑君家疾驰。途中每遇盘查，阎锦文就说车上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哥哥，凭着警备司令部的证件，车辆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重重哨卡。
此时，在看守所等待多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毛森已经发现了阎的“变节”。眼看要到达田淑君家时，阎锦文在后视镜里发现了追兵。他当即弃车，命令同在车内的亲信潘云龙、庄儒伶背起张澜和罗隆基，穿越院墙一路狂奔，才终于成功脱险。
张澜获救后的第三天，上海解放。一个月之后，1949年6月24日，张澜和罗隆基以新政协代表的身份，乘坐火车来到了北平。
政治顾问与军事策反
就在张澜北上的同时，许多民主人士却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等十余位民主人士担任了上海市政府顾问，协助陈毅市长管理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陈毅本人也邀请包括章士钊、张元济、施复亮在内的八方贤达，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
“建国初期，我们党对管理城市是缺乏经验的。”李燕奇说，“我们的工农干部多，知识分子少，很多专业性强的部门，没有知识是难以执掌的，而民主党派恰恰是中国大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的新政协、新政府的确非常需要他们的参与。”
民主党派对新政权的另一大贡献，在于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9年5月，在民革成员王葆真、李世璋的策反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两万多人，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地区举行起义，武汉三镇顺利解放；
8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全省解放，具体负责起义活动的是程潜的老部下、民革成员李世璋；
12月，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民革成员刘文辉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随后，刘文辉又推动了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和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起义；
与此同时，在民革领导人李济深、龙云的策反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实现了云南省的和平解放……
对此，毛泽东曾有过高度评价:“由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的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长的海军和空军。”
不能忘却的是，为了投向新中国的怀抱，民主人士也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因策反、起义活动暴露而被杀害的民革成员达32人。1949年9月19日，就在新政协召开的前夜，政协代表、民革中执委、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香港寓所被特务暗杀。
“政权中一定要有他们的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了。
新政协622名代表中，党外人士占了56%。林则徐的侄孙林遵、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张学良之弟张学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前清翰林张元济、北洋海军耆将萨镇冰、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海外侨领陈嘉庚……新政协代表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21岁，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代表人物。
新政协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这与“五一口号”中提出的政协、人大、政府的顺序并不完全一致。对此，周恩来在1949年6月 15日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的报告中曾有过解释——“五一口号”得到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后，中共曾准备于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这一设想已不能适应形势要求，迫切需要召开一个具有更加广泛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国性大会来制定国策，产生政府，成立新中国。经过协商，决定新政协改在北平举行，由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最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有26名；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教育部、卫生部、交通部、司法部、文化部、轻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林垦部的部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部由民主人士出任。
“民主人士在政府中占这样高的比例，确实让一些党内的‘老革命’不服——共产党打江山，凭什么民主党派坐江山？他们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嘛。”李燕奇说，“后来，毛泽东对这种看法提出过批评，他说，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看，是‘一大把头发’——政权中一定要有他们的代表。”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落下帷幕。会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
“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的党外人士比例，更显示了一个大党接管一个大国时应有的胸怀。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源自生死与共的经历——与无数牺牲在革命战场上的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党外人士同样付出过血的代价。
查阅会议文献会发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默哀——在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600余名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为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冯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钟。
“五一口号”
冯玉祥将军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
1948年5月1日，远在纽约的冯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由各党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派关系史学者李燕奇说。此后历次会议讲到政权问题，毛泽东都会着重强调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甚至在1947年撤离延安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已经十分精简的行军纵队中，依然保留了一个专管统战工作的机构。1948年的春天，解放战争刚刚出现转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五一口号”，建立新中国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紧接着，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
此时的冯玉祥正陷在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不久，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被蒋介石开除出党，并被吊销了护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曾是国民党最忠实的追随者——1926年，因为仰慕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率领整支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这支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冯玉祥也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拜为金兰之交。
“蒋介石一生都在排除异己，他是留不住人的。”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这样解释冯蒋二人决裂的原因。“北伐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鼎盛，有47万人，蒋介石随即‘削藩’，北伐四个方面军被他收拾了三个，冯玉祥的军队被收走最多。后来淞沪抗战时，他名为第三战区长官，蒋介石一道命令把一个炮兵连从前线调走，他连知道都不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了他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上的二把手，却完全是个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看到闻一多、李公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下场，只能主动提出到美国‘考察水利’。”
实际上，对于忠贞耿直的冯玉祥本人，蒋介石一直还是表现出尊敬的。余华心说，张治中曾写信劝过冯玉祥回国，告诉他，总裁每每提起你，仍是一口一个“大哥”。
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远不是一句“大哥”可以弥合的。到美国之后，冯玉祥开始以各种方式“反蒋”。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援华听证会邀冯玉祥出庭，他却呼吁不要拿美国人民的血汗钱帮蒋介石打内战，“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的人身体里注入血浆！”最终，拨款委员会把原定的6千万美元资金削减到1千多万美元。
1947年11月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痛斥“蒋政权是中国所有坏政府的顶点”。怒不可遏的蒋介石电调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吊销了他的护照。1948年1月7日，冯玉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与之相对照的是，共产党一直把冯玉祥当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余华心说，冯玉祥六十大寿时，所有中共高层都发来了贺信，就连他在美国的秘书赖亚力，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五一口号”就是经赖亚力之手送给冯玉祥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周到地为他设计好了回国的路线——乘苏联豪华客轮“胜利号”，过大西洋，经由黑海到达苏联敖德萨，再换乘火车进入东北。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胜利号”，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
李济深的选择
此时，冯玉祥的挚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正在香港焦急等待着中共的回复。
李济深是“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冯玉祥——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三天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开始“清党”……
“我父亲那时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确实曾经是拥蒋反共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毫不讳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党籍。1933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党，抗日战争打响才被召回。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1946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却避而不见，对蒋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党，并登报通缉。
被蒋介石高压政策逼到香港的国民党左派并非李济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李燕奇说，“它的成员全部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导思想几乎就是国民党‘一大’的翻版，还有就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这几十位，民革在大陆、在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其中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更有甚者，据好友林伦彦回忆，李济深到港以后，“蒋党”中除陈果夫兄弟与陈诚外，几乎全到香港“挂过钩”——“足见蒋的国民党涣散到何等程度。”
最惊人的是宋子文。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他轻装简从，悄悄来到了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李公馆。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候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民主人士‘夺权’，‘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东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面对宋子文的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他只得以“考虑考虑”为借口诺诺而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几个月后，前国民党招商局长蔡增基也来到了香港——与宋子文的意图相似，他是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做说客的。
通过马万祺的引见，蔡增基登门拜访了李济深。马万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任公(即李济深)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任公最后表示: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一直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每人脑海中都有一
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到李济深的支持，无疑将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复电，热诚欢迎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就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地点，以及参会范围和会议讨论的问题进行具体协商。
冯玉祥遇害
此时，冯玉祥将军已经在回国路上了。
冯玉祥始终不知道，他乘坐的“胜利号”，是中国共产党出钱包下的。“1958年，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党组会上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特别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拨专款雇了这条船接他们回国。”余华心说。
顾忌特务的监视，冯玉祥很少出舱，他用几天时间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仔细梳理了一遍，字里行间，奔向新生政权的喜悦溢于言表。 )
8月17日，“胜利号”驶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紧靠“胜利号”停泊的是一艘国民党军舰。警惕性极高的冯玉祥不再露面，夫人李德全替他上岸，到邮局投递出了将军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6天。这期间，有三千多名被埃及政府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上了船。
按照原定计划，“胜利号”将于1948年9月2日抵达苏联敖德萨港。9月1日午饭后，船长建议乘客们回舱好好
休息，准备上岸。
冯玉祥一家刚刚回到房间，“胜利号”的船长室内忽然冒出了浓烟。
“是冯玉祥的小女儿晓达首先发现着火的，她头一个冲了出去。”余华心曾听丈夫冯洪达多次讲述过那场惨烈的火灾，“冯玉祥紧跟着冲出去——但火就是从过道和楼梯上烧起来的。我婆婆说，她曾经听到了丈夫的呻吟声，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觉了。”冯洪达的房间恰好在船的另一边，起火比较晚，机敏的他用太平斧劈开父母房间的窗子，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当时房间里全是烟，他用灭火器喷了半天，才发现父亲头朝里、脸朝下躺在门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这场蹊跷的大火，最终造成包括冯玉祥和冯晓达在内的200余人遇难。至于起火原因，当年的说法是舱内放电影时胶片燃烧所致。直到1982年夏天，与冯玉祥同船回国的赖亚力约见冯洪达、余华心夫妇，才讲出了事实的真相。
“他告诉我们，苏联最后有个调查报告——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所致，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是多点起火，”余华心说，“但是谁干的到现在也不清楚——船在美国曾经进行检修，会不会被人做了手脚？那几千名亚美尼亚人登船，会不会有国民党特务混在里面？都讲不好。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场海难不是意外，而是谋害。 ”
等待“大动作”
就在冯玉祥将军遇难的两天前，8月30日，周恩来刚刚致电先期到港的钱之光，指示组织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上。
钱之光是中共专门派到香港去的。8月初到港后，他对香港地下党与外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联合行”进行了改组扩大，改名“华润公司”，并亲自出任董事长，准备以往来贸易为名掩护接送民主人士。
冯玉祥遇难的消息传来，9月7日，周恩来紧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对民主人士乘苏联船北上一事慎之再慎，没有船行保证不能乘，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乘，且大家不可同乘一船，要分批前来，第一批则愈少愈好。
一天后的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并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会上还重申了五年胜利目标:军事上部署长江以北的秋季攻势，准备战略决战。
紧接着，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就在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开往解放区的轮船，这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却独独缺少了李济深。
李济深仍然在等待。
“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李筱桐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在国民党阵营中，李济深与桂系的关系最为密切。北伐前后，就是李济深发现并培养了桂系的两大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并介绍他们加入了国民党。1948 年4月30日，就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前一天，李宗仁在国民党的“国大”上击败蒋介石力捧的孙科，出任副总统。李济深深知蒋、李素来不和，如果能成功策反李宗仁，无异于断掉蒋介石的一只臂膀。
“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1948年冬天，李济深在一条白绫上写下这样一封亲笔信，托在香港的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秘密带给了白崇禧。
“我父亲给李宗仁、白崇禧都写过密信，劝他们尽快与蒋介石决裂，与他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李筱桐说，“中共很想让父亲第一批离开香港，他之所以迟迟不走，就是在等待‘大动作’，等待李、白的投靠——可惜李宗仁一直不表态，不过，他也始终没有明确拒绝父亲的提议。”
羁绊李济深的原因还有一个——他挚爱的如夫人双秀清已是肝癌晚期。“父亲被开除出国民党后，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把香港的房子出租一部分——后来我们才知道，顶楼租的是地下党，地下租的是国民党特务，对门还有国民党的公开特务天天盯着。我家住在半山，因为经济困难，妈妈只能每天带着我和姐姐，花几十分钟走到山下买便宜菜吃。她的病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李筱桐每每谈起母亲，仍不免唏嘘。
1948年11月23日，包括马叙伦、郭沫若在内的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上船——其中依然没有李济深。焦急的毛泽东、周恩来对钱之光下了“最后通牒”——1948年冬天，必须将李济深安全送至解放区。
“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
李济深离开香港的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谍战剧。
12月25日，港英当局密切监视李济深动向的特务负责人王翠微接到请帖，邀他们夫妇27日到李公馆“欢庆圣诞”——王翠微由此认定李济深不会于近日离港，又正赶上圣诞假期，也就放松了戒备。 )
这其实是李济深放出的一颗“烟幕弹”——12月26日晚，李济深拉上民革的朱蕴山等人，乘上一艘小游艇，摆上酒菜，大张旗鼓地到维多利亚湾“泛舟游览”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谁也没有发觉，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
货轮上，彭泽民、柳亚子、茅盾、翦伯赞等人已经等在那里，在中共的统一安排下，他们或化装成洋行经理，或化装成商人，口袋里还像模像样地装着提货单。李济深则迅速钻进船长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面。12月27日，“阿尔丹号”顺利通过检查，乘风破浪向大连港驶去。
“我父亲走时没通知任何人，我想，应该也包括我的母亲。”李筱桐说，“几个月后，我母亲就去世了，怕特务破坏，她的墓碑上甚至不能写是谁的夫人。”
李济深的家人不少都生活在国统区，由于李济深的北行，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被逮捕，险些被杀；送去参军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国民党扣作人质，一个被监控起来；他的内侄黎民任，由于曾有计划地将大批共产党员引渡至香港，被绑上巨石沉入了珠江。
1949年1月1日，“阿尔丹号”在航行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船上的民主人士也在相互祝贺新年。在茅盾拿来的题词本上，李济深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新诗:“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我父亲从不做新体诗的，这是他的第一首新诗，我想应该也代表着他的‘新生’吧。”李筱桐说，“而且从那天起，我父亲开始记日记了，用的是一本美国产的硬皮本，离开香港那么仓促，他还是带在身边——那是冯玉祥送给他的。”
那一天，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离港前写好的《元旦献辞》:“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那一天，蒋介石也发表了他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个人进退，绝不萦怀”——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这对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分出了胜负。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的下野是桂系“逼宫”的结果。紧接着，1949年1月初，白崇禧派桂系三号人物黄绍竑携带巨款飞赴香港，邀请李济深赴武汉“指导一切”。
“黄绍竑当然没有见到我父亲，”李筱桐说，“桂系希望我父亲回去带领他们划江而治。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想，父亲如果没走，一定会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其实，那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动心’了，也想过跟我父亲一样去开政协会议。如果不是时间上的阴差阳错，这两个人或许就起义了，蒋阵营崩溃得会更快，那半壁江山的解放或许也能换一种方式了。”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等第三批香港民主人士到达大连。
在解放区，李济深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中共甚至早早为这些来自南方的民主人士准备下上好的皮毛大衣和帽子，以抵挡东北的严寒。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第一次有了直观的认识。
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此前一天，傅作义接受改编，古都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同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再难逆转。“临危受命”的李宗仁只能迅速展开“谋和”行动，希望广泛发动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进行和平斡旋，以图“划江而治”。
1月23日，李宗仁的“特派代表”邵力子、甘介侯来到上海，登门拜访了78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民盟“不参加调停”
当时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民盟可谓是最合格的“调停人”。
“新华社曾经用一句话概括了民盟的特点——她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李燕奇说，“民盟一贯的政治主张就是靠民主的方式、靠谈判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和平的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这段时间里，民盟始终是作为中国第三大党存在的。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精英”们深厚的学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民主、和平的渴求，注定了民盟会在国共之间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
正因为此，当蒋介石准备撕下和平的假面发动内战时，手无寸铁的民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1946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成都被特务打伤。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为“ 非法团体”，国民党对民盟上层“暂且敷衍容忍”，中下层只要有反对言论“一律格杀勿论”。为保护盟员安全，11月6日，张澜忍痛宣布民盟解散，隔日却另发一个人声明，宣布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斗争到底。
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在香港恢复民盟组织，自此，民盟一改以往的温和作风，公开喊出了“联共反蒋”，“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口号。
“民盟自己不问政权，也不以执政作为目标，它是很想促成国共组成联合政府的。本来一个完全中立的政党，最后却被蒋介石完全推向中共的怀抱。”民盟中央委员、作家梁晓声这样评价，“‘五一口号’提出时，民盟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它与国民党之间已经是不可弥合的敌对关系。”
与蒋介石的唯我独尊不同，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素有“民主将军”的美名。听说张澜与另一位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他让邵力子、甘介侯主动支付了所有治疗费用，只求二人能够再次出面“调停”国共关系。
但这一切已是徒劳。1949年1月27日，病中的张澜公开发表讲话，拒绝充当“和事老”。张澜的话掷地有声，“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停。”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过去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政策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
得道多助。与国民党的众叛亲离形成鲜明对照，1949年春夏，各地参加新政协的代表纷纷动身，奔向新中国的怀抱:黎族领袖王国兴化装成泰国华侨，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解放区；锦江饭店女老板蒋竹君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把女扮男装的台盟主席谢雪红送上开往解放区的货轮；南洋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乘船北上；美洲侨领司徒美堂从美国辗转回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
3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北平，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先期抵达的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西苑机场的欢迎队伍。不到一个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虎口脱险
这时候的上海，正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是蒋介石的根基所在，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不顾“退隐”的承诺，直奔上海督战，他召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严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按照秘密名单，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三绺长髯、一袭布衣的张澜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强大号召力。被尊为“川北圣人”的他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任过职，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一片清誉。
“在张澜身上，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严于律己的个人修为结合得水乳交融，这使他在人格方面具有连自己的敌人都不得不钦佩的魅力。”梁晓声说，“所以蒋介石认为，张澜绝不能留在大陆，哪怕是劫持，也要把他带到台湾去。他已经把张澜软禁了很长时间，之所以不杀他，不是宽忍，实是不敢——蒋介石曾经说过，得张澜者得四川，他输不起四川这个大省。”
1949年5月中旬，解放军扫清上海外围，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城内的国民党特务们开始肆意搜捕、处决不愿去台湾的民主人士。5月18日，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首任主席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遭到逮捕，并被残忍地活埋。
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紧急电令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
5月24日，上海的巷战已经展开。自知回天无力的蒋介石痛下杀心，命令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二人由虹桥疗养院押至看守所，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黄浦江。
蒋介石如何能够想到，就在十几天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利用上海警备司令部内部的明争暗斗，成功将阎锦文策反了。营救张、罗二人的方式也已经被设计好——由阎锦文以“移解”的名义，将二人转移到罗隆基的朋友、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如夫人田淑君处藏匿起来，等待解放军入城。
“5月24日晚上十点，我亲自驾车开往虹桥疗养院，那时全市已经戒严，因为我身着军装，又有当夜口令，所以能畅行无阻。”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是阎锦文终生难忘的回忆，“医生护士见我深夜到此，车上又漆着警备司令部的标志，都吓得躲了起来。我提着左轮手枪来到病房，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
张澜和罗隆基已经知道阎锦文是“自己人”，并没有反抗。阎锦文让二人坐在车的后排，不敢走大路，沿着小巷向环龙路的田淑君家疾驰。途中每遇盘查，阎锦文就说车上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哥哥，凭着警备司令部的证件，车辆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重重哨卡。
此时，在看守所等待多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毛森已经发现了阎的“变节”。眼看要到达田淑君家时，阎锦文在后视镜里发现了追兵。他当即弃车，命令同在车内的亲信潘云龙、庄儒伶背起张澜和罗隆基，穿越院墙一路狂奔，才终于成功脱险。
张澜获救后的第三天，上海解放。一个月之后，1949年6月24日，张澜和罗隆基以新政协代表的身份，乘坐火车来到了北平。
政治顾问与军事策反
就在张澜北上的同时，许多民主人士却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等十余位民主人士担任了上海市政府顾问，协助陈毅市长管理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陈毅本人也邀请包括章士钊、张元济、施复亮在内的八方贤达，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
“建国初期，我们党对管理城市是缺乏经验的。”李燕奇说，“我们的工农干部多，知识分子少，很多专业性强的部门，没有知识是难以执掌的，而民主党派恰恰是中国大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的新政协、新政府的确非常需要他们的参与。”
民主党派对新政权的另一大贡献，在于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9年5月，在民革成员王葆真、李世璋的策反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两万多人，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地区举行起义，武汉三镇顺利解放；
8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全省解放，具体负责起义活动的是程潜的老部下、民革成员李世璋；
12月，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民革成员刘文辉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随后，刘文辉又推动了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和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起义；
与此同时，在民革领导人李济深、龙云的策反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实现了云南省的和平解放……
对此，毛泽东曾有过高度评价:“由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的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长的海军和空军。”
不能忘却的是，为了投向新中国的怀抱，民主人士也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因策反、起义活动暴露而被杀害的民革成员达32人。1949年9月19日，就在新政协召开的前夜，政协代表、民革中执委、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香港寓所被特务暗杀。
“政权中一定要有他们的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了。
新政协622名代表中，党外人士占了56%。林则徐的侄孙林遵、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张学良之弟张学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前清翰林张元济、北洋海军耆将萨镇冰、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海外侨领陈嘉庚……新政协代表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21岁，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代表人物。
新政协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这与“五一口号”中提出的政协、人大、政府的顺序并不完全一致。对此，周恩来在1949年6月 15日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的报告中曾有过解释——“五一口号”得到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后，中共曾准备于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这一设想已不能适应形势要求，迫切需要召开一个具有更加广泛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国性大会来制定国策，产生政府，成立新中国。经过协商，决定新政协改在北平举行，由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最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有26名；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教育部、卫生部、交通部、司法部、文化部、轻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林垦部的部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部由民主人士出任。
“民主人士在政府中占这样高的比例，确实让一些党内的‘老革命’不服——共产党打江山，凭什么民主党派坐江山？他们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嘛。”李燕奇说，“后来，毛泽东对这种看法提出过批评，他说，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看，是‘一大把头发’——政权中一定要有他们的代表。”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落下帷幕。会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
“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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