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广场上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戴晴女士最近直言，是激进学生害了赵紫阳，使悲剧最终不可避免，“邓小平本来也不愿使用武力”。身为当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戴女士依然直言不讳，不能不令人敬佩其直面真相的勇气。毕竟，在海外特定的舆场中，批评八九运动就像批评某某功一样，似乎早已成为话语禁区。

激进学生害了赵紫阳，这种结论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的逻辑，已经在类似事件中屡屡上演。具体说，赵紫阳就像苏东剧变中的戈尔巴乔夫，他本来只想利用民主派（对赵而言是广场群众）的力量，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重新安排政治架构。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却养肥了一批叶利钦——广场学生领袖。最近，就赵紫阳出新书一事，操作者鲍彤之子对媒体有个讲话，讲话颇见功力，于细微之处见真功夫。他说，八九之所以酿成惨剧，乃是赵李权争的结果。注意，他说的是赵李权争，而不是邓赵权争——赵李权争，意味着是李在要权，主动性责任在李；邓赵权争，则是赵要权，主动性责任在赵。

广场学生领袖们的目的，与赵紫阳是不一样的。就像前苏的叶利钦一样，他们要的是推翻整个政权，重起炉灶，自己成为“开国元勋”，赵紫阳也只是他们暂时“统战”联合的对象而已。如果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并且最终由学生领袖主导，赵本人可能也会被归入“掀翻”之列，就像后来叶利钦“逼退”戈尔巴乔夫一样。实际上，八九运动前期，赵本人就在声讨名单上，只是后来有人传出“赵支持学生”的内幕，赵的公开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才让尚处于弱势的学生感受到某种最稀缺的支持，态度为之一变。但是，这种暂时的态度变化，并不能弥合根本性的目标分歧，只不过当时的情势还没有给这种分歧以适于表现的机会而已——戈尔巴乔夫曾给予前苏联的民主派包括叶利钦本人多大的支持和帮助呵，还不是照样被掀翻了？一旦相对于共同对手的胜负已定，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八九广场上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就可能势不两立。

正因为只是暂时的相互利用，而不是学生领袖们受宠若惊奉赵为主，所以学生领袖对赵的处境毫不顾忌，在赵身边人传话要学生退一步时，毫不让步，让赵陷入一种豁出去后却一拳打在空洞处的尴尬境地。赵的判断失误在于：他以为与他有所联系，被学生们口口声声尊为“老师”的知识精英能够掌握学生（应该是这些眼高手低的精英们的自视过高乃至自吹自擂，给了赵或鲍彤这种印象），拳头打出去后就收不回来了。不妨设想事态的另一种进程：如果在赵“亚行讲话”后学生们应声而退，赵的威望将达到何等高度？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气候下，赵将成为1976年中的邓小平，而邓则沦为华国锋。赵的想法本来成功的机会并不小，因为广场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此时此刻应作何抉择。赵当时没有弄明白的只是，群众运动并不必然遵循理性。所以他能够影响理性的知识精英，却影响不了非理性的学生领袖。而恰恰只有后者，才能左右运动的方向——这样的“经验教训”，相信赵后来也已经心中有数，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回忆录中公开承认而已。

毫无疑问，八九运动在刚开始时是单纯的，目的就是悼耀邦、反腐败、促民主，希望中国进步得快一些，这完全符合热血青年的主观期待以及当时的内外大小气候。但是，随着运动非同寻常的展开，一些出乎参与者本身意料的情况出现了：没想到政府的反应这么软、这么慢，没想到支持、响应运动的人这么多、这么热烈，没想到媒体竟然可以开放报道，没想到运动在全球造成这么大影响......短短时间内，原来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的青涩学子，突然之间成了全世界聚焦的中心，一些人的内心，不可避免地私欲膨胀。种种迹象表明，当运动进入高潮时，包括一些学生领袖及其他精英，就开始操心“开国大典”的事了。这也是原来亦步亦趋的运动学生，不再听由知识精英“老师”摆布的原因——胜利似乎触手可及，事情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梁山好汉们要考虑排座次的问题了。

就像历史上无数次群众运动所演绎的那样：在绝大多数参与者还一如初衷、热血沸腾时，挤上前台的那一小撮人已经开始拨弄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学生领袖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了，学生领袖与其他运动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开始了。许多人惯于以运动的初衷及大多数参与者的心理状态来否定运动后来具有的“推翻政权”企图，但是，初衷不等于始终，大多数人也掩盖不了一小撮。而恰恰是这一小撮，有着翻云覆雨、左右运动的能力。邓小平后来在解释镇压行动时说：这是政权的问题——这个定性，在运动的最后时刻并没有错。运动的目的并不全在于政权，但确实涉及到政权。正像吾尔开希所说的，少数人裹挟了数以万计的人，长时间占据广场不退。其所引起的示范效应以及可能的后续反应，足以令这个政权感到威胁。为了政权，他们不惜流血。

虽然不伦不类，但是在可选择性上，确实还可以作一类比：当邓贵大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步步进逼时，除了顺从强暴，邓玉娇剩下的惟一选择只有拔刀自卫——邓是为了自己的贞节与尊严在别无选择下动刀，执政党是为了自己的政权而动武。如果判邓玉娇有罪，执政党又如何解释自己在20年前的行为呢？

在运动的最后时刻，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联席会议曾作出决议，要学生撤出广场。但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始应而终背，理由是“学生运动不能受外人左右”，亦即运动的领导权、主导权问题，这也涉及到运动胜利后的分饼问题——为了自己的席位，不惜让追随者流血，这是柴玲当年亲口吐露的心态，也是今天她极力想封杀相关影片的原因。不难看到，两方都是为了政权，一方拥有国家机器，另一方却“绑架”了百万学生与民众。

作出撤离决议的联席会议精英，也未必没有“染指开国元勋”之心，只不过他们更加理性，懂得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坚持不退的必然后果就是遭到武力镇压。学生领袖们也未必见不及此，只不过他们还年轻，欲望多于理性，在欲望与理性之间徘徊，最终作出不理性的选择。而且，他们必须面对更多的欲望与理性的选择：在群情激昂乃至悲情笼罩下，只有比别人激进，才能维持领袖地位——稍有理性的王丹、吾尔开希，尽管名气够大，也因不够激进也被淘汰出局了。在这种逆向选择的前车之鉴下，不想被台下虎视眈眈的后来者掀下台的“领袖们”，其实已是别无选择，除非他们愿意放下心中的欲念。

八九事件的最终结局，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悲剧。整个中国社会，也被绑在这个十字架上长达20年之久。由于相关各方立场、利益的天差地别，直到今天，伤疤仍远未到可以揭开之时。困境重重的今日中国，承受不起这种沉重的“折腾”，暂时“遗忘”或许还是此时此刻的“次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