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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爆炸时，我是离蘑菇云最近的兵
时间:2010-01-04 21:19来源:未知 作者:兰州老王 点击: 352 次
精彩人生往往是从一个未知选择开始的。沈思明没有想到，1956年他报考天水高级步兵学校的选择，竟然成为开启他精彩人生的一个按钮。 沈思明祖籍安徽蚌埠，典型的江淮男儿。1959年12月，他毕业分配到了兰州军区防化部。从此，沈思明的人生就和防化兵事业生死相
精彩人生往往是从一个未知选择开始的。沈思明没有想到，1956年他报考天水高级步兵学校的选择，竟然成为开启他精彩人生的一个按钮。
沈思明祖籍安徽蚌埠，典型的江淮男儿。1959年12月，他毕业分配到了兰州军区防化部。从此，沈思明的人生就和防化兵事业生死相连，他先担任防化教导大队教官，后参与组建兰州军区防化兵部队，再后来成为防化侦察连的指导员。
1964年8月，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预定爆炸时间仅剩两个月了，沈思明所在的连，接到命令开赴罗布泊，担负下风向地区监测任务。他的精彩人生就在这一时刻拉开大幕。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再到多次核试验，沈思明和他的战友们在距离原子弹蘑菇云最近的地方，完成了一项项监测任务。
沈思明的精彩人生中有过这样一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在距离原子弹爆心不足40公里的沈思明和他的防化连却一片沉静，没有兴奋的大叫，没有挥舞的手臂，他们甚至连路都不能走…… 他们怎么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今原子弹的蘑菇云早已散尽，曾经英俊潇洒的军官，也成了垂垂老者。当年，沈思明和他的战友们经历的一切，终于有了水落石出的一刻。
12月15日下午，距离蘑菇云最近的兵——沈思明，给我们讲述了他和战友们的传奇故事。就让我们跟随这位老兵的讲述，追寻那年如火年代的往事。
山因他们而有名字
沈思明是个很普通的老头，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有些过时的帽子，鼻子上架着一副很大的方框茶色眼镜；走起路来，腰挺得很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在普通中透着个性，简朴中流露着自豪。沈思明慢慢地拿出厚厚一摞照片，如果不是这些照片，我很难将他和原子弹爆炸连在一起。
对我们而言，原子弹试验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就知道了。部队平常进行的针对性训练，重点内容之一就是防核辐射。但我们没有想到，让我们进场的命令来得如此突然。由于早有准备，接到命令，我们就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进发了。
过玉门关后就是无人区。茫茫戈壁，天上不见飞鸟，地上不见野兽，灰黑色的石子绵延到天边。我连是防化侦察连，自然是先锋。初进罗布泊，沿途所经的地方，既没有道路，也没有名字。我们所依赖的只有指北针、地图和坐标，每天拿着地图，按照坐标判断方向前进，每走过一段距离就竖立一个标志。
同现在相比我们的装备简直差到了极点。只有连部配备了一辆嘎斯小车，此外还有几部生活车，拉着全连一个多月的给养。除了这些车辆外，还有些长江750摩托车，算是连里机动力最强的装备了。而我们基本上是徒步前进。
罗布泊的好多地方都没有名字，我们一边走，一边命名。一天，路边出现了小山包，战士周生祥不顾疲劳，冲上山顶，把一面红旗插在了上面，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了名字——红旗山。经过两天的艰难跋涉，我们来到雅丹地貌群，面对千奇百怪的地形，战士们形象地叫做花条山。我们在花条山脚下挖了一个洞，存放了汽油和一些物品，作为一个物资供应点。第二天，我们离开花条山，继续前行。走了整整一天后，才抵达目的地。正巧这里有个小山包形似老头，而此时正是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之时（老三篇为毛泽东主席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战士们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受到了启发，就把它叫做愚公堆。
愚公堆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以愚公堆为基准，南到青海冷湖，东到甘肃酒泉，北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开辟了8条作业线，设立了280个作业点，收集原子弹爆炸后的各种数据。
离爆心不足40公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试验成功了第一颗氢弹。从此，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两弹”的成功爆炸，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沈思明对当年的一切，记得很清楚。尽管他离开部队时，已经监测过多次核爆炸，但最难忘的还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情形。在他们防化兵的眼中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怎样的情形呢？
罗布泊的气候变化大得很。夏天最热时，能烤熟鸡蛋；冬天最冷时，我们的脸上都冻出疙瘩。作为防化兵，自然要穿防毒服。防毒服是完全密封的，一点也不透气，闷得很。尤其是夏天，防毒服里面的气温达到40℃以上，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一天穿下来，靴子中就能倒出半靴子水，身体差一点的战士就昏倒了。穿防毒服是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是测量原子弹的基础，我们拼命练习对防毒服的适应，有的战士白天穿着练习监测，晚上则戴着防毒面具睡觉。
愚公堆距离原子弹爆心大概是30公里到40公里，绝对到不了50公里。原子弹爆炸前，我们早早就做好了准备。不仅全副武装，而且还在防毒面具上戴了特殊墨镜，否则原子弹的强烈闪光，就会把眼睛灼瞎。戴上这种墨镜，看太阳就像一个鸡蛋黄，前面的路也看不清，无法走路。我们都站在各自的岗位上静静地等待着爆炸时间的到来。
原子弹爆炸时，先是强烈的闪光，接着蘑菇云慢慢升起。我们曾经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人们从掩体里跑出来，把帽子扔向天空，跳跃欢呼（有人回忆说，这张照片是后来补拍的），几年前，电影《横空出世》中也有相类似的镜头。这些欢呼场面我们也非常向往，但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原子弹起爆声，就是我们上战场的命令。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收集着各种数据，没有欢笑，没有跳跃，甚至不能走动。
测算原子弹当量
原子弹试验场在新疆罗布泊，这里是广袤的无人区。然而在它的下风向，却是人口稠密区。为确保下风向地区居民的安全，沈思明他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随时监测核辐射，并判断是否超标。以此来作为下风向居民是否撤离的标准。防化兵们监测的这些数据，要直接汇报给周恩来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下风向的守护神。精彩人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防化兵们守护了下风向的居民，而他们自己却因辐射超标留下了累累伤痕。沈思明的牙齿早就掉光了，头发也没有多少了，眼睛怕光，在冬天也必须戴着宽边的茶色镜。这些都是核辐射留下的……
原子弹爆炸后，我们就开始忙碌了。首先要测量蘑菇云的大小，并以此来推算原子弹的当量。而这个过程的有效观测时间只有十几秒钟，负责观测的战士，必须抓住一瞬间，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我们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记得第一颗原子弹的当量是2万吨TNT炸药，第一颗氢弹的当量是300万吨TNT炸药。
在40万平方公里内，我们布设的280多个监测点，时刻交换着信息。我们时刻监测着辐射数据。每次核试验结束后，周总理也不休息，一直在等着我们的数据。而在下风向地区，还有两三辆专列、两个汽车团随时待命。一旦接到我们的警报，这些车辆就要迅速出动，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辐射感染区的人口疏散。
一般来说，原子弹爆炸后，我们还要在观测点上忙碌15天到20天时间，收集各种数据。长时间在核辐射条件下作业，不少干部和战士，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掉头发、视力减退、血小板减少等症状，有些人甚至得了绝症，先后与世长辞。
我们连历次累计获取各种数据数百万个，填补了一项项空白，为人们更好地研究利用核能提供了数据支撑。后来，我所在的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保障科研模范连”。此时，我已经离开了部队，转业到了甘肃工业卫生所，但我心却依旧和战友们在一起，共同分享着这一荣耀。
牺牲在氢弹爆炸后
罗布泊是生命的禁区，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罗布泊人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识别方向。沈思明的防化侦察连，曾发生了多起迷路事件。那位打着红旗冲向山顶的周生祥，就是因为迷路而牺牲的。说起牺牲的战友，沈思明至今还非常悲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周生祥是银川兵，人非常聪明能干。入伍第二年就入党了，又被连队评为五好战士。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周生祥就是氢弹爆炸后在监测中迷路而牺牲的。
周生祥的观测点，离愚公堆有30多里路。那段路大部分是沙漠，不能骑摩托车。所以他们小组3人只能徒步往返。为赶工作，到作业点后往往分头干活了。周生祥工作非常积极，主动承担了难度大的作业，在布点的途中迷路了。我们得到消息后，分成多个小组，在周边展开搜救，等我们找到时，已经过去三天了。炎热的罗布泊，蒸发了他身上的水分，这位年轻的战友就这样牺牲在了监测最前沿。
我是指导员，周生祥的后事是我亲自处理的。连队给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周生祥的父母周创业、王月娥来到部队，接周生祥“回家”。我和战友们把两位老人送到了火车站，看着他们抱着儿子骨灰上火车的背影，我的眼睛都模糊了。1970年，周生祥的父母又把另一个儿子周跟毛送到了我们防化连。
在防化连的岗位上，战友们就这样前赴后继，监测着核试验。至今，我眼前还不时浮现出周生祥打着红旗冲向山顶的身影。
（本版老照片由沈思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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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明祖籍安徽蚌埠，典型的江淮男儿。1959年12月，他毕业分配到了兰州军区防化部。从此，沈思明的人生就和防化兵事业生死相连，他先担任防化教导大队教官，后参与组建兰州军区防化兵部队，再后来成为防化侦察连的指导员。
1964年8月，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预定爆炸时间仅剩两个月了，沈思明所在的连，接到命令开赴罗布泊，担负下风向地区监测任务。他的精彩人生就在这一时刻拉开大幕。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再到多次核试验，沈思明和他的战友们在距离原子弹蘑菇云最近的地方，完成了一项项监测任务。
沈思明的精彩人生中有过这样一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在距离原子弹爆心不足40公里的沈思明和他的防化连却一片沉静，没有兴奋的大叫，没有挥舞的手臂，他们甚至连路都不能走…… 他们怎么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今原子弹的蘑菇云早已散尽，曾经英俊潇洒的军官，也成了垂垂老者。当年，沈思明和他的战友们经历的一切，终于有了水落石出的一刻。
12月15日下午，距离蘑菇云最近的兵——沈思明，给我们讲述了他和战友们的传奇故事。就让我们跟随这位老兵的讲述，追寻那年如火年代的往事。
山因他们而有名字
沈思明是个很普通的老头，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有些过时的帽子，鼻子上架着一副很大的方框茶色眼镜；走起路来，腰挺得很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在普通中透着个性，简朴中流露着自豪。沈思明慢慢地拿出厚厚一摞照片，如果不是这些照片，我很难将他和原子弹爆炸连在一起。
对我们而言，原子弹试验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就知道了。部队平常进行的针对性训练，重点内容之一就是防核辐射。但我们没有想到，让我们进场的命令来得如此突然。由于早有准备，接到命令，我们就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进发了。
过玉门关后就是无人区。茫茫戈壁，天上不见飞鸟，地上不见野兽，灰黑色的石子绵延到天边。我连是防化侦察连，自然是先锋。初进罗布泊，沿途所经的地方，既没有道路，也没有名字。我们所依赖的只有指北针、地图和坐标，每天拿着地图，按照坐标判断方向前进，每走过一段距离就竖立一个标志。
同现在相比我们的装备简直差到了极点。只有连部配备了一辆嘎斯小车，此外还有几部生活车，拉着全连一个多月的给养。除了这些车辆外，还有些长江750摩托车，算是连里机动力最强的装备了。而我们基本上是徒步前进。
罗布泊的好多地方都没有名字，我们一边走，一边命名。一天，路边出现了小山包，战士周生祥不顾疲劳，冲上山顶，把一面红旗插在了上面，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了名字——红旗山。经过两天的艰难跋涉，我们来到雅丹地貌群，面对千奇百怪的地形，战士们形象地叫做花条山。我们在花条山脚下挖了一个洞，存放了汽油和一些物品，作为一个物资供应点。第二天，我们离开花条山，继续前行。走了整整一天后，才抵达目的地。正巧这里有个小山包形似老头，而此时正是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之时（老三篇为毛泽东主席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战士们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受到了启发，就把它叫做愚公堆。
愚公堆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以愚公堆为基准，南到青海冷湖，东到甘肃酒泉，北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开辟了8条作业线，设立了280个作业点，收集原子弹爆炸后的各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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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试验成功了第一颗氢弹。从此，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两弹”的成功爆炸，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沈思明对当年的一切，记得很清楚。尽管他离开部队时，已经监测过多次核爆炸，但最难忘的还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情形。在他们防化兵的眼中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怎样的情形呢？
罗布泊的气候变化大得很。夏天最热时，能烤熟鸡蛋；冬天最冷时，我们的脸上都冻出疙瘩。作为防化兵，自然要穿防毒服。防毒服是完全密封的，一点也不透气，闷得很。尤其是夏天，防毒服里面的气温达到40℃以上，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一天穿下来，靴子中就能倒出半靴子水，身体差一点的战士就昏倒了。穿防毒服是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是测量原子弹的基础，我们拼命练习对防毒服的适应，有的战士白天穿着练习监测，晚上则戴着防毒面具睡觉。
愚公堆距离原子弹爆心大概是30公里到40公里，绝对到不了50公里。原子弹爆炸前，我们早早就做好了准备。不仅全副武装，而且还在防毒面具上戴了特殊墨镜，否则原子弹的强烈闪光，就会把眼睛灼瞎。戴上这种墨镜，看太阳就像一个鸡蛋黄，前面的路也看不清，无法走路。我们都站在各自的岗位上静静地等待着爆炸时间的到来。
原子弹爆炸时，先是强烈的闪光，接着蘑菇云慢慢升起。我们曾经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人们从掩体里跑出来，把帽子扔向天空，跳跃欢呼（有人回忆说，这张照片是后来补拍的），几年前，电影《横空出世》中也有相类似的镜头。这些欢呼场面我们也非常向往，但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原子弹起爆声，就是我们上战场的命令。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收集着各种数据，没有欢笑，没有跳跃，甚至不能走动。
测算原子弹当量
原子弹试验场在新疆罗布泊，这里是广袤的无人区。然而在它的下风向，却是人口稠密区。为确保下风向地区居民的安全，沈思明他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随时监测核辐射，并判断是否超标。以此来作为下风向居民是否撤离的标准。防化兵们监测的这些数据，要直接汇报给周恩来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下风向的守护神。精彩人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防化兵们守护了下风向的居民，而他们自己却因辐射超标留下了累累伤痕。沈思明的牙齿早就掉光了，头发也没有多少了，眼睛怕光，在冬天也必须戴着宽边的茶色镜。这些都是核辐射留下的……
原子弹爆炸后，我们就开始忙碌了。首先要测量蘑菇云的大小，并以此来推算原子弹的当量。而这个过程的有效观测时间只有十几秒钟，负责观测的战士，必须抓住一瞬间，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我们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记得第一颗原子弹的当量是2万吨TNT炸药，第一颗氢弹的当量是300万吨TNT炸药。
在40万平方公里内，我们布设的280多个监测点，时刻交换着信息。我们时刻监测着辐射数据。每次核试验结束后，周总理也不休息，一直在等着我们的数据。而在下风向地区，还有两三辆专列、两个汽车团随时待命。一旦接到我们的警报，这些车辆就要迅速出动，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辐射感染区的人口疏散。
一般来说，原子弹爆炸后，我们还要在观测点上忙碌15天到20天时间，收集各种数据。长时间在核辐射条件下作业，不少干部和战士，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掉头发、视力减退、血小板减少等症状，有些人甚至得了绝症，先后与世长辞。
我们连历次累计获取各种数据数百万个，填补了一项项空白，为人们更好地研究利用核能提供了数据支撑。后来，我所在的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保障科研模范连”。此时，我已经离开了部队，转业到了甘肃工业卫生所，但我心却依旧和战友们在一起，共同分享着这一荣耀。
牺牲在氢弹爆炸后
罗布泊是生命的禁区，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罗布泊人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识别方向。沈思明的防化侦察连，曾发生了多起迷路事件。那位打着红旗冲向山顶的周生祥，就是因为迷路而牺牲的。说起牺牲的战友，沈思明至今还非常悲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周生祥是银川兵，人非常聪明能干。入伍第二年就入党了，又被连队评为五好战士。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周生祥就是氢弹爆炸后在监测中迷路而牺牲的。
周生祥的观测点，离愚公堆有30多里路。那段路大部分是沙漠，不能骑摩托车。所以他们小组3人只能徒步往返。为赶工作，到作业点后往往分头干活了。周生祥工作非常积极，主动承担了难度大的作业，在布点的途中迷路了。我们得到消息后，分成多个小组，在周边展开搜救，等我们找到时，已经过去三天了。炎热的罗布泊，蒸发了他身上的水分，这位年轻的战友就这样牺牲在了监测最前沿。
我是指导员，周生祥的后事是我亲自处理的。连队给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周生祥的父母周创业、王月娥来到部队，接周生祥“回家”。我和战友们把两位老人送到了火车站，看着他们抱着儿子骨灰上火车的背影，我的眼睛都模糊了。1970年，周生祥的父母又把另一个儿子周跟毛送到了我们防化连。
在防化连的岗位上，战友们就这样前赴后继，监测着核试验。至今，我眼前还不时浮现出周生祥打着红旗冲向山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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