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切尔诺贝利抢险总指挥痛批日本

切尔诺贝利抢险总指挥痛批日本


翟耀龙　

    

    据俄罗斯《NEWSLAND》杂志报道，针对愈演愈烈的福岛核危机，当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处理行动空中总指挥、时任基辅军区空军参谋长的尼古拉•安东什金接受采访。他对比当年指挥切尔诺贝利行动的情况，指出日本在处理福岛核危机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最初洒水降温是个错误？

    安东什金指出，以他当年参加切尔诺贝利救灾行动的经验来看，日本最初对福岛核电站采取空中洒水降温的方法，注定要失败。他说：“当年我接到莫斯科方面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切尔诺贝利就交给你了！你可动用所有运输直升机，为出事的反应堆洒水降温。’”安东什金指出，当时直升机部队可以从附近的普里皮亚季河汲水，然后飞到反应堆上空喷洒。但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直升机取水时会发生摆动，工作效率很低，不如直接装运沙子和混凝土来得快。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反应堆就像“一座开始喷发的火山”，洒水行动再迅速也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作为一线最高指挥官的安东什金果断地拒绝按莫斯科的指示行事。他派直升机直接对反应堆空投沙包进行隔热，后来再投放混凝土实施“封堆”。事实证明安东什金的决定是正确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放射性物质总排放量达到广岛原子弹爆炸的500多倍。如果最初采取保守的洒水降温的方案，将造成更大的破坏。
    安东什金认为，日本被缓慢恶化的福岛核电站反应堆“欺骗”了，因此选择了保守的洒水降温，结果贻误了战机。
    安东什金指出，日本针对此次核危机所采取的空中行动力度明显不足。当年他在3天内就调集80多架直升机，轮番奔赴切尔诺贝利一线投下沙包和混凝土。“莫斯科方面给我的指示是，‘动用你所有的直升机，一架不剩。’而我就是这么做的。”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只有一座规模不大的机场，难以满足数量众多的直升机进行起降、装填物资和加油等作业。于是，他命令在附近一所学校的操场上临时设置停机坪，从而同时运行了两座前沿直升机基地。
    “当时我绞尽脑汁，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还要找些窍门提高工作效率。”安东什金指出，当时直升机部队的夜间作业能力存在不足，但“封堆”行动不容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必须昼夜奋战。在夜幕降临后执行投送任务的第一批直升机铩羽而归。飞行员反映，虽然反应堆的火光比较显眼，但他们仍然无法摸清目标区的准确位置，又不能把直升机降得过低。结果许多沙包和混凝土包都扔偏了。安东什金灵机一动，想到港口的起重机在实施吊运作业时，往往用巨大的网兜把数十包货物放在一起吊起和放置，这样操作又快又稳。于是他设想也用类似网兜的东西实施集中投放。但是，空军哪有这种大网兜呢？在与参谋人员商议后，他们决定动用制动伞和降落伞。于是，首批180部降落伞悬挂着沙包和混凝土降落在反应堆上。事实证明在当时比较理想的风力条件下，这种方法非常管用。降落伞能够比较准确地降落到预定区域内，直升机部队在夜间的投送效率由此得到很大的提高。
    “接下来我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到哪去弄那么多降落伞？”安东什金说。基辅军区军需库中所有的降落伞都被调往前线。然后，所有后勤人员和女兵都被动员起来，利用各种材料手工缝制简易降落伞。另外，所有没有明确任务的军人、预备役人员、警察部队人员都被动员起来，跑到直升机基地为沙土和混凝土打包。
    安东什金指出，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总共动员了10万兵员，包括最精锐的防核辐射部队。日本在这方面差得很远。它表现出的动员能力差得离谱。它最初竟然只派2架支努干直升机到核电站上空洒水，令人大跌眼镜。而且整个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期间，自卫队的空中洒水行动只有一次。当然，自卫队的装备力量可能被地震救灾行动所牵制，但这也反映出它对核危机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自卫队责任感严重缺失

    安东什金还对日本自卫队的责任感嗤之以鼻。他指出，当年基辅军区征调最优秀的直升机飞行员奔赴切尔诺贝利。他们中的许多人刚从阿富汗战场撤回国内，“身上还穿着刚从莫斯科买的昂贵套装就来报到了”，并且马上就投入了战斗。当时安东什金亲自搭乘直升机在200米的高空指挥“封堆”行动。而一线飞行员有时要把直升机降到20米的高度，以精确投下混凝土。他们因此遭到比较严重的辐射，但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怨言。“所有的直升机飞行员都深知自己的危险和义务，他们完全知道核辐射的危害性。直升机大都在滞空的状态下把一袋袋混凝土投向反应堆。有些飞行员每天往返反应堆33次。一天下来就开始不断地呕吐，但没有一个人退却。”
    参加“封堆”行动的直升机飞行员每天都要接受核辐射检测。当其所受辐射的剂量超过标准时，就会获准脱离任务，由其他战友顶替。但飞行员的数量毕竟有限，尤其是技术出色的飞行员，对于这次行动来说至关重要。“令我无比感动的是，少校及以上军衔的飞行员中，没有人离岗。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不愿接受辐射检测，就这样坚持完成了任务。”
    一线飞行员在休息时，除了吃饭和小睡外，还不停地抽烟，再喝一点酒。这是因为烟雾颗粒可以将呼吸道内的辐射颗粒带出来，而血液中有一定的酒精含量能够起到抗辐射的作用。“当时我要求从基辅调来档次比较高的香烟和葡萄酒，对他们进行不限量供应。有人还开玩笑说，这次有福了！”安东什金回忆道，“在整个行动中，我没有对任何一名下属呵斥过一声，因为完全没有必要。他们展示出了军人应有的素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行动结束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们的牺牲换回了许多人的安全。”
    安东什金指出，在福岛核危机爆发后，日本自卫队起初竟以“怕辐射”为由，拒不执行危机处理任务。后来洒水降温时又不肯降低直升机的高度，支努干在近100米的高空边飞行边实施洒水。结果时间被白白浪费掉了。如果一开始就采取不间断地空中洒水降温措施，福岛核事故也许不至于发展到目前这样的糟糕状态。安东什金认为，这实际上不能算作是日本政府的失误，而是体现了自卫队责任感的缺失。要知道，参与行动的支努干直升机下部加装了专业的防辐射护板。而当年苏军的飞行员只是在座位上垫一块薄薄的铅板就匆匆上阵了。

    背景资料：尼古拉•安东什金其人 

    尼古拉•安东什金拥有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后来又到苏军总参学院深造。他从1980年5月开始担任苏联第20近卫集团军航空副司令。1985年调任基辅军区空军参谋长，从而成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处理行动的空中总指挥。
    据披露，安东什金当年是苏军航空部队管理层中有名的才子。他不仅善于指挥飞行作战和空降行动，还精通各种航空飞行器的设计，曾参与米格－29、苏－27和苏一33战斗机以及一些直升机的改进项目，提出许多意见。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是专业级别的举重运动员，曾在基辅军区田径运动会上拿过冠军；他的绘画作品也得到许多美术界专业人士的认可。
    事实上，正因为对航空行动和相关装备的性能都非常熟悉，安东什金才能比较成功地完成处理核灾难的空中指挥任务，并被苏联人视为“切尔诺贝利英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65期，摘自2011年4月7日—13日《上海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