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数学大师早年曾参与策反国民党雷达研究所 (图)

1949年5月4日，杭州市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约六千多人在浙江大学学生会前广场上集会，庆祝杭州解放。

　　策 反——数学大师谷超豪早年的一段传奇

　　1月11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84岁的数学家谷超豪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大红色的证书时，这位早已在科技界威名赫赫的数学家，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线。

　　人们也许无法把眼前这位儒雅的老人，与出生入死的地下党联系在一起。可年轻时期的谷超豪，曾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进行地下活动。其中，最令谷超豪引以为豪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参与策反雷达研究所。

　　记者循着当年雷达研究所起义的足迹，遍访当事人，惊讶地发现，那些曾与谷超豪并肩战斗的地下工作者，如今很多是中国科技界的泰斗级人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当年的莘莘学子们没有躲进书斋，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通过这些耄耋老人的回忆，六十多年前，那场以科学工作者为主角的谍战大戏，徐徐拉开了帷幕……

　　接头

　　1948年12月的一天，一位久未露面的老同学来到浙江大学找谷超豪。此人名叫张叶明，曾是浙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

　　上大学时，张叶明是浙大出了名的活跃人物，参加进步社团，组织学生运动，特别是在1947年5月席卷全国大学校园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运动中，在学生中做过很多宣传工作。

　　当时，同在浙大数学系读书的谷超豪，也是一名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在学生会竞选时，同学们曾以“科学+民主=谷超豪”的口号，高票推举他为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由此，两名进步青年在学生运动中，曾有过不少接触。

　　但自从1947年8月张叶明毕业后，二人便断了联系。此时，老同学突然造访，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果然，张叶明告诉谷超豪，他正供职于国防部第六厅下属的雷达研究所。淮海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很快便陈兵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暴露在战争的最前沿。此时的南京，人心惶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南下撤往广州，雷达研究所也在撤离的名单中。由于搞不到火车皮和船只，雷达研究所只能先从南京撤到杭州，看看战事发展，再考虑是否继续南迁。

　　怎样才能阻止雷达研究所南迁？张叶明希望能得到谷超豪的指引。

　　此时，谷超豪的公开身份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助教。一个大学老师似乎与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扯不上任何关系，更别说左右它的动向了。但张叶明甫到杭州便找到谷超豪，绝非急病乱投医，而是受了高人指点。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普通居民楼中，记者采访了当年指点张叶明的这位高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许良英。

　　1947年，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的许良英担任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叶明正是许良英的学生。由于学习刻苦，又热心进步活动，很早许良英就开始注意张叶明了。“但是他太活跃，所以我们没打算发展他入党。”虽然张叶明先生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但对于这位曾经的高足，许先生仍记忆犹新。

　　毕业以后，在许良英的介绍下，张叶明到无锡青城中学做了物理教师，后来才进入雷达研究所工作。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当张叶明回到杭州时，首先找到了许良英。

　　“我所在的浙大党支部主要负责学生工作，雷达研究所的去留问题，属于学校外的事务，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许良英回忆。于是，他便让张叶明去找谷超豪试一试。

　　其实，许良英原本不知道谷超豪是地下党。地下工作非常秘密，为了避免互相牵涉，许良英所属的浙大党支部与谷超豪所属的城市工作系统并不发生横向联系。直到有一天，浙大党支部的一位学生党员吴大信想发展城市工作系统中的赵槐入党，两个同在浙大活动的地下组织才算碰了面。

　　谷超豪的主要工作是团结杭州的科技工作者，争取雷达研究所正是他的分内之事。与张叶明会面后，谷超豪把雷达研究所要南迁的事，报告给了他的上线联系人徐恭慧。雷达研究所立即引起了杭州地下党组织的重视。阻止雷达所南迁，成了谷超豪首当其冲的工作。

　　雷达研究所

　　为什么一个国防部的小小研究所会引起地下党的高度重视？“雷达当时可是一种先进武器。二战中，它与原子弹、导弹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曾在雷达研究所工作过的范复礼先生对记者说。

　　《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三十六年(即1947年)度工作报告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日美中途岛海战，日海军以四倍优势兵力进袭美军，而美军利用雷达先发制人，日军惨败，日军当局遂认为雷达亦为出击重要武器，见解改变……”

　　从文中不难看出，二战期间雷达刚刚起步，只有英美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项技术，连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是在吃了亏之后才开始重视雷达技术的。

　　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则是在抗日战争之后才拥有雷达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日本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党接收，其中就包括 100多部雷达。1946年8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下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

　　1947年4月，国防部第六厅在南京水西门灯笼巷10号买下了一座庭院式的旧房子，正式挂牌为“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这便是雷达研究所的前身。叫它“修理所”可谓名副其实。范复礼告诉记者，国民党缴获的这些雷达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刚刚成立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修理这些旧雷达。

　　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刚刚成立，从浙大物理系毕业的郑乃森便分配到这里工作。虽然郑老已于两年前去世，但从他生前写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所里的情况。

　　当时，特种电信器材研究所的所长叶彦世正在台湾接收日军留在那里的雷达，所里的日常事务由国防部第六厅的一名副厅长叶造甫主持。郑乃森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修理日军留在马标仓库的四式雷达。

　　技术人员们以前只搞过发报机，并没有接触过雷达。对于雷达的接收机、发射机尚能根据电路原理摸索出来，可碰到调制器、显示器、超短波天线这些新家伙，就一头雾水了。一度，郑乃森和同事们一天到晚都泡在所里摆弄这些新式武器。但代理所长叶造甫对雷达却没有多少热情。雷达发射机调制器的电源是三相 220伏，但南京电源是三相380伏。技术人员们提出要买一些纱包铜丝，将雷达原配的电源改装一下，可叶造甫却推说没有经费。几十年后，郑乃森仍对此事忿忿不平。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叶造甫)不愿花一分钱在雷达业务上，相反在餐馆摆酒席请各方面大人物是有钱的。”

　　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又把从冲绳岛运来的美军旧雷达拨给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1947年底，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已经修理了各种雷达76部。这些修好的雷达被陆陆续续发往国民党军驻守的各要塞。由于共产党军队还处在“小米加步枪”阶段，没有空军，所以雷达主要作为沿海及江防要塞的警戒之用，除台湾各要塞之外，在大陆江宁要塞、江阴要塞、青岛要塞、吴淞口要塞和南京狮子山要塞等，均设立了雷达站，用以探测解放军渡江船只。

　　1948年，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俨然已成为国民党的要害军事部门。

　　潜入雷达所

　　这样一个要害军事部门，怎么会潜入张叶明这样一位进步青年呢？

　　张叶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他之所以进入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完全是浙大同学吕东明的主意。

　　吕东明是何许人？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冰川学家、中科院院士施雅风。施院士说：“吕东明也是浙大的毕业生，他早在1938年就入党了，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毕业以后，吕东明与施雅风同在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

　　1948年初，浙大进步学生于子三遭国民党杀害，国民党当局随即开始追捕进步学生社团“新潮社”成员。正在青城中学任教的张叶明也受到波及，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南京找吕东明想办法。

　　施雅风告诉记者，当时他与吕东明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这对于两个远离军事机构的技术人员而言，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在各种与军事有关的部门中发展联系人。

　　就在这时，张叶明出现了。起初，吕东明想让他进国民政府中央气象局谋职，那里正好需要一名学物理的大学生。可当他得知张叶明的父亲与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的负责人叶彦世是同学时，吕东明意识到这也许是打入国民党要害军事部门的一个契机。

　　于是，张叶明打着父亲的旗号，找到了叶彦世。既是故交之子，又是浙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对于张叶明的加盟，叶彦世求之不得。很快，张叶明便被任命为特种电信器材研究所的上尉工务员。

　　此时，吕东明因工作原因被调往上海，施雅风担起了与张叶明接头的任务。施院士告诉记者，当时他是进步团体“科学时代社”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成员。这两个团体，表面上是中立组织，实际上核心成员都是地下党员。1947年春，国民党已不允许进步团体公开活动，但“科协”中有许多知名学者，所以还能进行一些表面上的非政治性活动。张叶明便在施雅风的介绍下加入了“科协”。

　　施院士说，那时“科协”两周活动一次，大家凑在一起最关心的是当时的时局和中国的未来。他也是利用“科协”活动的机会与张叶明联系的。他叮嘱张叶明在所里要以灰色面貌出现，多交朋友。

　　范复礼与张叶明几乎同时入所，他告诉记者，他就是在张叶明的介绍下加入“科协”的。范老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张叶明，但那时我对政治不敏感，一心只想着‘科学救国’。”那时，张叶明经常偷偷把《科学时代》杂志，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报刊《文汇报》、《展望》和《文萃》等刊物拿到所里，并向大家介绍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爱国民主思想。

　　潜移默化中，所里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技术人员开始关心起政治来。郑乃森先生曾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件事。1948年9 月，辽沈战役打响。张叶明告诉郑乃森，可以自己改装短波收音机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开始郑乃森不敢，因为这在所里是明令禁止的，但张叶明说：“叶彦世都在听，你不要声张就是了。”那段时间，郑乃森每晚都偷偷收听牡丹江电台的广播。《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宣布战犯名单，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好物资器材，不得破坏，都是那时从广播中了解到的。1948年11月的一天早晨，郑乃森突然接到叶彦世的电话，说海军需要一名雷达技术人员到台湾去，可以领双份薪金，问郑乃森愿不愿意去。郑乃森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后来，叶又找到另一个年轻人周伦铨，他也拒绝了。郑乃森事后回忆：“若没有张叶明平时的工作，我们不会这么迅速就做出如此反应的。”

　　南撤杭州

　　1948年10月，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编为雷达研究所，物理学家葛正权被任命为所长，军统出身的原所长叶彦世任副所长。

　　不久，淮海战役打响，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携眷南逃。国防部也命令雷达研究所撤往广州。所里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江浙人，一听说要迁到广州，甚至更南端的台湾，都叫苦连天。

　　雷达研究所的另一名浙大校友程嘉钧，早年曾在台湾工作。当年，叶彦世率领大队人马赴台湾接收日军遗留的雷达时，程嘉钧在台湾地下党的授意下打入了雷达研究所。不过，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交给程嘉钧的任务是深入钻研掌握雷达技术，不要做任何政治活动，并告诉他革命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来联系他。

　　果然，当程嘉钧随叶彦世押载着缴获的雷达从台湾回到南京时，吕东明顺利地找到了他。由于程嘉钧和吕东明两位先生均已过世十余年，我们无法获知程嘉钧从台湾回来后，是如何与南京地下党联系上的。但从吕东明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授意张叶明进入雷达所时，他已经知道程嘉钧是潜伏在雷达研究所的地下党。此时，程嘉钧与张叶明组成了雷达研究所内进步活动的核心。只是，一直以来程嘉钧仍秉承台湾地下党交给他潜心技术、少问政治的方针，因此对外联系多以张叶明为主。

　　要撤往台湾的消息在雷达研究所中不胫而走。程嘉钧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向所内工作人员描绘了在台远离亲人，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图景。本就对国民党不抱希望的技术人员们，开始从心中抵制南撤。

　　普通技术人员的争取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是否能阻止雷达研究所南撤，最终要看南京政府和所内高层官员的态度。

　　从程嘉钧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所内进步分子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南京解放指日可待，只要尽量设法拖延，拖到最后总能等到解放。另一种意见认为，违抗国防部的命令拒不撤离是不可能的，所内的雷达设备很有可能在国民党全面溃退前被炸毁，或在围城时毁于战火，或遭国民党派来的飞机轰炸。与其坐等被毁，不如趁一片混乱之际，以迁广州之名，暂时先到杭州避一避。一来，历史上杭州从未打过大仗；二来，所里技术人员大部分是浙江人，撤到杭州想必会得到大家的欢迎。

　　张叶明和程嘉钧把撤往杭州的想法汇报给了施雅风，施雅风又请示了南京地下党。党组织也感到，暂避杭州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好办法。

　　说来也巧，撤往杭州的想法与副所长叶彦世不谋而合。在雷达研究所中，叶彦世可谓是国民党的死忠派，但面对节节败退的局势，他也在为自己琢磨着后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作为杭州人的叶彦世盘算着，万一一败涂地他还可以回乡开碾米厂。因此他也力主先撤到杭州，并说：“把研究所先拉到杭州，回家过了年再说。”

　　就在这时，国防部已命令海军拨出船只运送雷达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撤离。以前，雷达研究所总以设备太多、太重，找不到火车皮和船只为由，拖延撤离的时间。此时，国防部连交通工具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抵制撤离的办法呢？

　　就在雷达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慢吞吞地开始为设备装箱时，一个小道消息在急于寻找舱位准备南逃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流传着：“雷达研究所由于来不及准备，不走了，有关部门正在用分配给雷达所的舱位送人情呢。”听到消息后，一些手眼通天的人物先下手为强，很快雷达研究所的舱位便被一抢而空。有人甚至把家具也搬了上去。当国防部得知雷达研究所的舱位被抢时，大发雷霆。可法不责众，能抢到舱位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此时，所长葛正权派往江西和湖南的调查组也没找到合适的撤离地点，最终无功而返。无奈之下，国防部第六厅只得批准了雷达研究所先撤杭州再迁广州的计划。

　　不久，雷达研究所1156箱器材、6台雷达和大小车辆，以及100多名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地从南京撤往杭州。

　　六十年后，当施雅风向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让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还有一层深意，所内的技术人员都是浙大校友，浙大又是地下党活动的大本营。他们迁往杭州后可以很方便地联系上浙大的地下党。”

　　果如所料，刚到杭州张叶明就与谷超豪联系上了。

　　接过接力棒

　　与张叶明会面后，谷超豪马上把雷达研究所已经撤到杭州的消息，汇报给他的上线联系人徐恭慧。

　　与许良英所在的浙大地下党支部有完整的组织形式不同，谷超豪所属的城市工作系统是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徐恭慧是谷超豪与党组织的惟一联系人。

　　今年1月中旬，记者在杭州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拜访了已93岁高龄的徐恭慧先生。“我们接过了南京地下党传来的接力棒。”提起六十年前的往事，徐老记忆犹新。

　　徐恭慧对记者说：“其实，我最初在浙大的联系人并不是谷超豪。”

　　1946年，在杭州一家公司做会计的徐恭慧，有感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打算到解放区去。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地下党组织时，党组织却不同意。 “他们说，现在不需要白区的同志到解放区去，而需要解放区的同志到白区来。党组织希望我留在杭州进行地下工作。”就这样，徐恭慧成了杭州地下党的一员，他的工作是在浙大发展联系人。

　　徐恭慧告诉记者，当时他弟弟徐恭恕正在浙大读书，利用兄弟关系，他可以经常去浙大，而不被怀疑。谷超豪与徐恭恕正好住在同一个宿舍。

　　提到对谷超豪的第一印象，徐恭慧用了“智慧”二字。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道数学题，弟弟徐恭恕需要做两个小时，而谷超豪只要10分钟就解决了。因为功课好，谷超豪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

　　“他不但功课好，而且非常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徐恭慧记得，当时一个特别困扰谷超豪的问题是“科学救国，还是革命救国”。这也是困扰许多浙大学子的问题。为此，杭州地下党专门派出理论水平极高的杭州地下党工委委员方晓与谷超豪谈话。徐恭慧记得，那次是他陪谷超豪去与方晓接头的。“我也不认识方晓同志，我们按照约定来到电影院门口，手里拿着报纸。”徐恭慧回忆。谷超豪与方晓联系上后，徐恭慧便离开了。虽然不知道方晓是怎样为谷超豪做的思想工作，但自从那次之后，谷超豪心中一直纠结的问题解开了。“他明白只有建立新中国，科学救国才有可能实现。”此后，谷超豪用自己在同学中的威信，影响了一大批人。

　　1948年，徐恭慧在浙大的主要联系人徐恭恕、赵槐等同学纷纷毕业，只有谷超豪留校做了助教。于是，谷超豪便成为徐恭慧在浙大的惟一联系人。

　　徐恭慧记得，当谷超豪把雷达所抵达杭州的消息汇报给他时，先介绍了雷达在军事上应用的重要性。“那时，雷达是新式武器，普通人听都没听说过。” 徐恭慧说。而后，谷超豪说，他认识该所技术员张叶明，张思想进步，倾向我党，可以通过张叶明争取该所。

　　经过研究，他们决定从三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加紧联系张叶明，进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动态；其二，研究雷达所人员的政治情况，分清哪些是反动的，哪些人属中间派，哪些是倾向我党的进步分子；第三，进一步摸清该所雷达设备武器的情况。

　　徐恭慧把这一情报汇报给当时杭州地下党负责人柯里。柯里非常重视雷达研究所的事情，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阻止该所南逃，并确保设备不被破坏，迎接解放。

　　于是，策反雷达研究所便成为了谷超豪的主要工作。为了不引人注意，谷超豪和张叶明一般都约在校外接头。通过张叶明，他们了解到，所内的技术骨干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重视技术，对政治不感兴趣，思想并不反动，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许多人并不愿意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有可能争取的；主要反动势力是副所长叶彦世，他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所内有一批曾在军统局或其他国民党军事单位工作过的电讯人员，但他们人数较少；还有一些技工、学徒、士兵多为谋生而来所工作，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通过分析所内人员，杭州地下党制定了“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

　　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后，已没什么业务可做。利用空闲时间，张叶明与所内的进步分子参加了杭州“科时”和“科协”的活动。那时他们参观了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等一些单位。借鉴其他单位保护物资器材、团结职工的工作后，几位进步青年在所内成立了应变委员会。

　　最后通牒

　　对于雷达研究所这样一个新式武器研究部门，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轻易放手。就在所内进步人士积极筹划保护物资、等待解放的工作时，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突然造访杭州。

　　原来，看到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后，并没有继续南迁的打算，国防部大为光火。此次派钱昌祚来是下最后通牒的。

　　此时，叶彦世已经辞官不做，回他杭州乡下的老家开碾米厂去了。所内的工作由葛正权一人处理。

　　葛正权与钱昌祚私交不错，虽然雷达研究所受国防部第六厅的直接领导，但无论是军衔还是在知识界的地位，葛正权都不输于钱昌祚。葛正权估计，钱昌祚此来也就是劝劝他，不会有什么实质行动。如果这样，他就给钱摆困难，仍旧采取拖延政策，看形势用不了个把月解放军就能过江。万一钱昌祚态度强硬，大不了辞职不干。他知道，他这个中将所长的任免，也不是钱昌祚做得了主的。

　　果如葛正权所料，钱昌祚来所后，看到雷达所毫无南撤的意思，也无可奈何。他只得以朋友的口吻劝葛正权早点撤退，万一成了共军的俘虏，不杀头也得坐牢。葛正权依计又向钱昌祚摆起了困难，什么器材多，经费少，运输工具搞不到……诸如此类。

　　“没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此前葛正权总以此为借口搪塞国防部南撤的催促。但不久前，国防部

　　给雷达研究所拨了3万银元作经费，并指明由宁波银行支付。但兵荒马乱，所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着危险去取这么一大笔钱。此时，葛正权拿没钱作为理由抵制南迁，他的态度钱昌祚已心知肚明。

　　范复礼记得，钱昌祚在离开雷达研究所时，曾召集全所人员开会。也许是知道这是他作为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讲话，气氛有些悲戚。面对无可挽回的局面，钱昌祚留下一句“各自珍重”，便匆匆告别了。

　　对于这场危机，程嘉钧在回忆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钱昌祚曾以两万银元为诱饵，让葛正权把雷达运到宁波的军舰上去。张叶明也曾就此事向谷超豪汇报过，党要求他们尽量做好葛正权的安抚工作，如果雷达真的运过钱塘江，必要时可联系浙东游击队，在路上拦截。不过，葛正权显然已经铁了心不随国民党去台湾了。

　　另一条战线

　　作为一名科学家，葛正权对政治并不敏感，可他毕竟是国民党任命的中将所长，他怎么会如此倾向共产党呢？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提到杭州解放前夕，葛正权曾收到一名地下党员的匿名信。这应当是他决意投奔革命的一个转折点。但对于这位来自另一条战线的神秘人物，当事人大都语焉不详。

　　记者在郑乃森先生的遗物中偶然发现了这位神秘人物写的回忆文章。他就是国民党元老许崇灏的长子、曾为解放军渡江提供过重要军事情报的地下党员 ——许锡缵。

　　1945年底，留学美国的许锡缵回到国内。因为与钱昌祚曾有师生之谊，又是国民党元老之子，且在美国镀过金，许锡缵不费吹灰之力便进入国防部第六厅任科长。

　　进入第六厅后，葛正权正好是许锡缵的顶头上司。因为都留过美，二人相处甚欢。可葛正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位国民党元老之子竟然早在1935年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雷达研究所成立后，钱昌祚指定由许锡缵做雷达所的联络工作。此后，许锡缵经常往来于国防部与雷达所之间，对于雷达所的情况了如指掌。

　　此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提到雷达所暂迁杭州，往往认为是南京地下党的努力与副所长叶彦世的小算盘相合，从而促成此事。但在许锡缵的回忆中，却提到暂避杭州是他与葛正权共同商议后，又报请钱昌祚同意的。一个军事机构的动向，如果没有高层的决策很难成行。如果这样分析，在雷达所暂避杭州的关键一步中，许锡缵应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只能说，在雷达所迁往杭州这件事上，两条战线上的地下党员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1949年元旦，解放军准备渡江。在上级的同意下，许锡缵变换笔迹，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给有可能争取到的国民党官员写了20封信。据许锡缵回忆，信的内容主要是动员国民党官员弃暗投明，保护财产和文件，反对逃台，争取主动，立功受奖等内容。其中一封便寄给了葛正权。

　　就在钱昌祚给雷达所下达最后通牒前，许锡缵来到杭州看望葛正权。名义上是向葛正权借20大洋，以资生活，实际上是要对葛正权做策反工作。那一晚，许锡缵住在葛正权家，与其彻夜详谈。从卖国投降，到腐化堕落，许锡缵痛陈国民党的弊政。他劝葛正权不要迁粤逃台。那样不但个人没有出路，还会使国家蒙受莫大损失。保护国家财产，等待解放，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据许锡缵回忆，当时葛正权便明确表示不会把雷达所迁到台湾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兑现了对许锡缵的承诺。

　　葛正权之孙葛德炎向记者回忆，“文革”期间曾有人找到葛正权核实情况。原来，一名曾做过葛正权司机的人坦白，由于看到葛正权对南迁事宜故意拖延，叶彦世曾指使他干掉葛正权。从没杀过人的司机接到任务后，整日神不守舍。葛正权以为他是害怕解放军攻城，便放他回乡去了。一场杀身之祸糊里糊涂地躲过了。直到此时，葛正权才知道原来死亡曾离自己这样近。

　　等待解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在即，解放军过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杭州地下市委发出了“反破坏、反迁移、保护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杭州20多个学校和10多个重要的工厂、电台和报社组织了应变委员会、护厂队、护校队等公开合法的组织，展开护厂、护校活动。

　　此时，雷达研究所内的应变委员会也积极活动起来。张叶明、程嘉钧等几名核心成员感到稳定人心和保护器材是当时主要应对的两个问题。

　　自从迁到杭州以后，国防部只给雷达研究所发了一个月的薪水。没有生活来源，人员很快会散。全所100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幸好，此时所长葛正权拿出了国防部给雷达所搬迁用的美金，以解燃眉之急。但杭州不能兑换美金，所内公推程嘉钧和另一名工作人员牛智德一起到上海把美金换成了黄金。这样全所人的吃饭问题才算解决。

　　有了粮食以后，工作人员们把家属也接到所里一起生活。当时还是范复礼未婚妻的杨春爱记得，她也住进了雷达研究所。

　　为了稳定人心，应变委员会提出了“只要这个所还存在，大家就有饭吃”的口号。就在全所上下团结一心，等待解放时，所里却出了内贼。

　　4月21日，解放军渡江成功，负责雷达研究所门卫执勤的卫兵撤走了。总务组长应宝华不知从哪儿弄来二三十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织青年徒工，站岗巡逻。就在此时，有人发现应宝华的弟弟应宝骏竟开着汽车偷盗仓库中的器材。应宝骏监守自盗的行为，使全所人员非常愤慨。因为，偷盗了器材就等于砸了大家的饭碗。于是，大家剥夺了应宝华的指挥权，成立了军官护所班，负责全所武装护所的任务。据程嘉钧回忆录中记录，因为所内多为技术人员，毫无军事知识。有一次，技术人员钱天一值夜班时被溃败而来的散兵缴了械，幸而没出什么意外。

　　5月3日，在杭州市民的夹道欢迎下，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列队进城。广播电台里传来了“我军胜利解放杭州”的新闻。

　　得知消息的程嘉钧，迫不及待地开着雷达车出去寻找解放军；正在接头的张叶明和谷超豪在路上正好看到解放军进城的身影；而正在家中的徐恭慧看到几架国民党飞机在头顶盘旋，无奈地转了几圈，便永远地向南飞去。

　　当天下午，解放军接管了雷达研究所。该所除个别人员逃走外，雷达、器材物资、车辆和文件档案全部保存完好。我国惟一的雷达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成功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华东军区航空办事处领导。1950年4月，雷达研究所扩充了人员和设备，组建成空军电讯大队(后改称雷达第101营)，作为人民空军第一支雷达部队，奉调东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来说两句(3)

责任编辑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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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军事频道 2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