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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纵横》2006年11期 作者:袁成亮

电影《南征北战》(黑白片)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军事题材故事片。这部影片以其恢宏的气势,众多的人物群像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被列为“老三战”之首(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由于《南征北战》是在特殊环境下完成拍摄的,因此经历了许多的磨难。

一波三折的开拍
1951年春,当时的“电影指导委员会”、中央电影局及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反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争片,作为次年“八一”建军节献礼片。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作为军队方面的领导也参与了该片的指导。成荫由于此前成功拍摄《钢铁战士》而被点将担任该片导演。当时正值全国文艺整风运动,各电影厂原先准备的片子全部停拍。上影厂要拍摄的这部战争片也因此成为当年唯一部准拍片。

成荫领命后很快组建一支创作班子,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三位部队作家负责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为保证影片的真实性,电影厂还专门组成了以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教员组组长王晓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根据上级指示:《南征北战》要“以华东战场上一次大歼灭战为背景,着力表现毛泽东运动战思想,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指示也奠定了《南征北战》准史诗片的地位。如何既能从宏观角度把握与展现重大事件的全局,又能使能剧中人物在观众中“立”起来,对《南征北战》剧组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为了写好适合拍摄的剧本,沈西蒙率创作组深入当年参战部队进行采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经反复打磨,终于写出了剧本第一稿。成荫看过剧本十分满意,本以为上级审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曾想,剧本交到电影局当时的负责人江青手里后,江青却很不满意,认为剧本里高营长和区长的爱情描写损坏了人物形象,必须要删去。尽管剧中爱情描写的分量并不多,但它却涉及全剧的总体结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成荫和沈西蒙改来改去,总是难以圆满,急得团团转。《南征北战》开拍之时,正值毛泽东亲自发动批判《武训传》,剧组因此也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没有保险的剧本,谁也不敢冒然开机。半年时间很快过去了,上影厂领导情急之下找到曾拍摄军事片《耿海林回家》的导演汤晓丹来“救火”。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摄制组同拍一部片子的奇特现象。当然,两套班子也有各自的分工。成荫重点拍解放军方面的戏,汤晓丹重点拍国民党方面的戏。

《南征北战》迟迟开不了机,曾指挥过华东战场的粟裕将军对此也很关注,他亲自将成荫和汤晓丹召到北京,向他们详细讲解了当年华东战场军政态势及战斗情形.粟裕生动的讲解对剧组掌握全局起了很好的帮助作用。很快,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在原来剧本基础上改写了新的剧本,并得到了陈毅等军队上层领导的认可。林彪还对其中我军军长念的一大段台词进行了修改,陈毅也改过剧本的几段对话。

《南征北战》描写了敌我双方一批高级将领,人物多达十几个,而且戏份相当。由于当时全国影片拍摄都停顿下来,这倒为《南征北战》“遣将调兵”提供了极好的便利。演员阵营很快就排定了。陈戈饰演我军军长,冯喆饰演高营长,刘沛然饰演我军连长,张瑞芳饰演女游击队长。项方演敌军张军长,白穆饰演敌参谋长,杨华饰演敌李军长,穆宏饰演敌军总司令,真可谓“大腕”云集,群星璀璨。

《南征北战》拍摄距新中国成立不到两年,各方面经济还比较吃紧,粟裕要求剧组节约每一分钱,要爱护部队和群众,尽量减少参拍部队和群众数量,以免影响生产和部队正常工作。他还建议将剧本中我方炸弥河桥改成炸弥河大坝,这样既能保证质量又可减少投资。剧组遂根据粟裕的建议对剧本场景作了修改。为节省开支,剧组大量采用实地拍摄,并将残破的青州火车站作为日夜都能拍摄的重点场景。对于拍摄用具和道具,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为了拍摄战场全景,摄制组还制作了一架左右能摇摆,上下能升降的木制升降机。战争场面自然少不了烟火,成荫为此专门购置器材,组织了一支特技烟火队,这支烟火队对于创造艺术气氛和保证拍摄安全起了很好的作用。



艰苦而危险的拍摄
1952年春节刚过,成荫和汤晓丹便率摄制组来到了第一个实地拍摄现场——山东青州。参加电影拍摄的步兵、骑兵、装甲兵、汽车兵、工兵、炮兵纷纷在小城安营扎寨,好不热闹。摄制组和军队的到来也吸引了许多前来看热闹的人。大概是刚解放不久,看到这些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的军队,大家感到非常亲切。然而,当一队戴着钢盔,背着卡宾枪,穿着美式皮靴的“国军”从大家面前走过时,许多人禁不住惊叫起来:“怎么国民党军也来了?”一位拄着棍子的老太太,踮着小脚气乎乎地跑上去,拿起棍子朝一个戴钢盔的“国军”头上,嘣嘣嘣就是三下,嘴里还不住地骂着:“怎么回事?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又回来了……”还有人朝这些“国军”扔起了石头。军事组一位参谋见状忙叫道:“这不是真的,这是拍电影!”大家听了这才恍然大悟,人群里爆发出阵阵笑声。
看热闹的人兴奋不已,但导演们却急得冒火。当时参加拍片的一个团是刚从朝鲜战场拉回来的,别看在朝鲜战场上战士们个个神龙活现的,但演起“国军”来却个个哭丧着脸、垂着头,任凭当官的喊破嗓子也走不整齐。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是战士们不愿演“国军”正闹着情绪呢。一位姓王的营长见状立即将全营一百多位战士集合起来,大声说:“(演国军)这是政治任务,有咱们的份,咱们不干谁干?就算是让国民党又抓了一次壮丁。咱们今天来拍电影揭露控诉他。这不用演,都熟悉,咱不抬举他,也不糟蹋他,真的什么样就怎么演。导演在这儿,你给我们掌着舵,演得不像、演得不好你撤我的职!演得好了说不定还当电影明星呢!”演“国军”的解放军战士们听了这位营长的话,顿时来了精神,导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看过《南征北战》的人对片中那些民工支前的恢宏场面一定会记忆犹新。当初在拍这些戏时,导演还真是捏着一把汗呢。因为剧中的这些群众演员都是从分散的各村邀请来的,他们能准时到达现场么?然而,开拍那天时间还没到,乡间小道上便长龙似的涌动着一队队人马,有推着小车的,有抬着担架的,有挑着铺盖的,还有扛着门板的;青年人扶着老人,领着孩子,背着病号……他们身上穿的,手上拿的都是战争年代里的衣物和用具,个个脸上凝重而严肃。摄制组被老区人民那动情的“投入”深深地感动了。用不着说戏,摄制组便立即投入了拍摄,几台机器整天转个不停,竟然没有一个老乡“开小差”。
青州戏刚收镜,另一个外景地的地方干部又急冲冲地赶来找到成荫说:“俺们那儿好几年没见队伍啦!大伙儿都想啊,你们就快去吧!”地方干部着急,摄制组又何尝不着急呢。由于场面大,拍起来也较费力,夏天快到了,许多冬天的戏还没拍。眼瞅着绿油油的田野,花团锦簇的果树,导演急得直跳脚。想到山区夏天可能来得晚一些,成荫于是连忙召集大队人马向大山奔去。可到现场一看,大家都傻了眼:山区的夏天虽不及平原来得早,但此时也是桑树吐绿,杨树枝头上也吊起了一片毛毛虫似的毛絮,哪里还有一点冬天的影子?现在大部队都开来了,再换外景地不仅费力费时,拍摄进度也因此要受到很大影响。这该如何是好?成荫和汤晓丹两位大导演真是万火攻心,一筹莫展。一位姓董的团长见状对成荫说:“成导演,你能不能用那家伙(指取景框)看看能带出多少树,能带上的就把树叶全捋了!”成荫听了犹豫不决地说:“这样行么,这些树可是老乡的经济林,他们靠这生活呢。”话音还没落,一位拎着水罐的老大爷便过来说:“这些树都是俺们家的。为了拍电影我们捐出来了,哪棵树碍事就除哪棵,您们不用犯难!”


看着老大爷那诚恳的目光,成荫和在场的人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董团长随后便将各连干部招来下达捋树叶的命令:“一个班一棵树,电影带着的就捋干净,带不着的一个叶也不准动,这是群众纪律!”董团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便捋起袖子纷纷摘起了树叶。“冬景”问题解决了,战士们很快投入了紧张的拍摄之中。时间过得飞快,拍着拍着,真正的夏天便来到了。夏天拍冬天戏,其艰苦可想而知。原本不愿演“国军”的战士此时倒显得比“解放军”轻松许多。因为在影片中敌军服装是夹衣,或是套着棉袄的单衣,而我军却仍旧穿着大棉裤、大棉袄,而且还要顶着骄阳,跑步攻山头,一场戏下来,大家都是汗流浃背的。直到现在,当年在片中承担一个小角色的演员仲星火每每想起当年拍摄情景还是感慨不已:“我们每天天一亮就挂几个水壶,找着道具,穿着棉军装,戴着棉帽子,夏天四十多度,山上一棵树都没有,一直拍到晚上,又是烟又是火,机枪爆炸,一天就吃这么几壶水,拍一个镜头就把衣服脱下来,里面已湿透。一天都没有小便,所有的水都变成汗跑光了。”



《南征北战》不仅拍得艰苦,而且险情丛生。当时拍片时用的炸药都是真的,而且威力巨大无比。雷管也都是用紫铜做的,崩到眼睛是很危险的。拍摄时为防意外,相关人员都要在埋炸药的地方画上保险圈。结果拍摄时,战士们毫发无损,倒是当过多年兵的导演成荫挂了彩,腿上被弹出的雷管崩了两个小窟窿。


高超的拍摄水准
与一般战争片相比,影片《南征北战》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片中勾勒了一批浮雕般的我军英雄群像。一般来说,在一部影片中塑造人物越多,人物的形象就会越单薄。然而,《南征北战》却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难题,避免了概念化和脸谱化的描绘方式。指挥有方、潇洒睿智的我军军长;文武双全、“又进步了”的高营长;善战但不善于领会上级作战意图的我军连长;朴实、勇敢的女游击队长;骄横霸道、不可一世的敌军张军长;老奸巨滑、爱叫“拉兄弟一把”的敌李军长;还有模棱两可、左右逢源的敌军总司令。片中从下级的军官、战士一直到两军的高级将领,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个性。这一方面得益于剧本,另一方面与演员对角色把握到位是分不开的。在拍摄之前,根据规定,演员们无论扮演角色大小,都要到下面体验生活,演解放军的下连队当兵,演农民的则住到了农户家里,演敌军的除了找解放军战士座谈,还要找高一级的战俘访问。事实上,这段体验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使演员们对自己所饰演的角色有了深刻的理解。在片中饰演高营长的冯喆在拍摄之前刚从香港回来,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他来到一个准备渡海作战的连队体验生活,每天除了上操场练刺杀,还要在大冷天下水游泳,身上、嘴上都起了水泡,副导演问他行不行,他说:“不行怎么当营长呀!”张瑞芳扮演的女村长虽然只是个配角,戏份不多,但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在山东临沂农村体验生活一个月,随后又跟着摄制组在农村拍摄整整八个月。直到今天,每每回忆起当初拍摄的情景,她还是感慨地说:“那时我们每个成员都把拍好《南征北战》当成一项神圣的任务,那个较劲、认真,我以后拍戏再也没有碰到过。”
《南征北战》人物演得到位,战争场面拍得更精彩。尤其是敌我双方抢占摩天岭战和将军庙争夺战这两场戏,不仅战争气氛营造得真实而浓烈,而且战争规模之大,在当时战争片中也是空前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场戏在当时技术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空间纵深镜头运用得相当成功。在拍摄中,导演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生动地体现了双方从两侧分头抢占摩天岭的紧张场面,而且在解放军抢先一步登上制高点后,采用了跟移拍摄的长镜头,将镜头不断地移到将冲上来的国民党军队那里,完整地表现了两军短兵相接、争分夺秒的紧张场面。在表现将军庙车站争夺战的大场面战斗时,除了采用分切手法外,也大量地运用了移动镜头,真实完整地再现了整个战斗的激烈情景。此外,在电影音乐方面,《南征北战》也很有特色,作曲家葛炎在创作中很善于把握画面背景,使音乐与画面浑然天成,营造出一种出神入化的意境。其中攻占凤凰岭一段音乐,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激烈战斗场面,堪称中国电影音乐作品中音乐与画面同步的经典段落。


重拍彩色片电影《南征北战》

经过全摄制组近一年的艰苦奋斗,1952年“八一”节前夕,电影《南征北战》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影片一经放映就好评如潮。尽管电影《南征北战》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江青对这个片子仍感到不满意,认为指战员没有挂红领章和红帽徽,有些潦草,有损我军形象。由于《南征北战》在当时所有影片中确有“鹤立鸡群”之感,江青也总想找机会将该影片重拍一遍使其“更加圆满”。1972年,毛泽东为改变革命样板戏一统江山的局面,要求恢复故事片的拍摄。江青于是决定重拍《南征北战》,导演的重担自然又落在了成荫身上。


与拍摄黑白片的《南征北战》相比,此次重拍彩色片,正值“文革”时期,因此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更大的压力。一来由于“文革”阶级斗争搞的很厉害,稍有偏差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二来由于《南征北战》也是“文革”中深受群众喜爱并且未被批判的极少数几部影片之一,如何重拍心里很是没底。为保险起见,成荫将摄制组主创人员找来说:“凡是上头说过老片不好的地方,不管哪方面都一定要改正;肯定的或没有说要改的,则按老片原样一律不动。”为了保证新片拍摄“不走样”,成荫还要求有关人员沿老《南征北战》拍摄地点和路线重走一趟。

按理老片新拍因有原来片子做基础,在技术上拍起来应该顺手得多。大家起初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一旦真正进入拍摄后,大家才感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是原来拍摄外景地的“凤凰山”“摩天岭”由于修筑了水库等工程早已改变了原先的模样,老“将军庙火车站”也没有了,弥河沿岸都修了水坝,村庄也都建起了新的砖瓦房。好在部队首长有经验,建议利用修工事的兵力,改造治河要用的地形,使之尽量与老片地形相符,这才勉强解决了问题。其次,由于岁月的流失,群众演员也失去了原来的“本色”,在拍片时都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女同志打扮得很时髦,根本就找不到当年的感觉。而演“国军”的战士大概是看惯了样板戏中的反派人物,演起“国军”来大部分歪戴着帽子,手夹烟卷,有的甚至把枪当拐棍使,一副弱不禁风的颓废样子。而扮演我军的部队又显得过于严肃,脸上的表情呆板、僵化。一位任过“国军”指挥官的政协委员看了后找到成荫说:“看你把我们‘国军’糟蹋成什么样子了,真那样还用你们打呀?再说那些‘解放军’也不大对头,像纸糊的。”好在成荫、汤晓丹再拍此片已是经验十足,修改起来还算顺利。只是稍不注意常在政治上“触雷”,有一次在拍摄战斗中的战士时,为了增加点战斗气氛,成荫给两个战士脸上涂了点黑色油彩,结果被指责为“不听话,肆意歪曲我军英雄形象”。


尽管彩色版《南征北战》在其拍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大家最终还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74年,彩色片《南征北战》在全国上映,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来源:百度粟裕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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