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解放军报：以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牵引中国军队转型

转贴：解放军报：以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牵引中国军队转型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张兆垠
2010年03月18日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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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科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战略指导，科学的战略指导来自于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依据新的判断调整战略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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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海湾战争发生，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江泽民同志对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进行新的调整，提出军队建设的基点由应对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走中国特色的科技强军之路。

　　进入21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进一步加速，军队建设呈现出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面对战争样式和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进一步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将军队建设战略目标定位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走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复合式发展之路。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来临，世界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新军事变革的方向、趋势日趋清晰。从世界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看，信息系统在军事对抗中的核心效应日益显现。同时，我军在改革发展中，经过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已经基本奠定了转型的基础。然而，军队转型毕竟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过程，信息化建设从何处着手？军队转型从何处突破？转型路线图如何勾画？发展路径选在哪里？战略指导需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回答。胡主席在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军队全面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后，又适时提出“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从而把“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现阶段任务和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具体化了。

　　毛主席指挥打仗时有一句名言，要依据战略重心部署战役，依据战役重心部署战斗。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就是当前军队建设全局的战略重心，全军应依据这个战略重心，去部署和安排“战役”、“战斗”。

　　30年来，我军建设从走精兵之路、科技强军、质量建军，到体系建设，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是继承中的发展，前进中的创新，顺应了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

　　体系对抗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基本特征

　　一定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一定时代经济形态在军事领域里的反映；一定时代的作战方式，是一定时代生产方式在军事领域的表现。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虽然都离不开力量的联合与协同，都实行联合作战，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作为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以信息网络为中心的联合，参战部队在共享“战场态势感”中，采取自组织、自适应协同方式；后者作为工业时代的战争形态，以作战平台为中心，以“时间表”协同参战部队的行动，是一种被组织、程序化协同方式。协同方式不同，两者的作战效益有着巨大差异。与此相联系，机械化战争的作战方式，与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相匹配，是一种线式作战；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方式，则和信息时代的“分众化生产”相适应，是非线式、非对称作战。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作战方式的转变，就是基于信息系统的建立。

　　1982年6月发生的以叙贝卡谷地空战，展现出现代体系对抗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战场条件、作战手段，以及对抗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特征鲜明地表现出来。在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特征更为突出，“体系破击”、“结构破坏”、“瘫痪战略”、“节点打击”等新的作战思想应运而生。近年来，伴随“网络破袭战”、“网络中心战”等概念出现，战争理论迅速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军事家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已经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在军事对抗活动中，谁的体系更完善，谁能掌握信息优势，并在即刻之间将这一优势转化为决策、行动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谁能达到体系作战能力的最佳集成，并能有效地破坏和瓦解敌方的作战体系，谁就是战场上的王者。

　　新军事变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看清“山那边的事情”，实现“战场透明”。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反应灵敏的信息系统。与此相关联，新军事变革最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就是指挥控制系统的一次次变革，从海湾战争前的C3I系统，到海湾战争后的C4I系统，再到“C4ISR系统和C4IKSR系统，整个变化过程只用了十多年时间。透过指挥控制系统的变革，可以窥见出体系作战能力的发展与提升。随着“全球信息栅格”的出现，将是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能力的又一次革命。

　　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基本特征是体系对抗。建设信息化军队，只能从构建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着手，加强各作战单元的综合集成，提升体系作战能力。

　　基于能力建设是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

　　“以作战需求牵引军队建设，”是一个正确并已取得共识的理念。在安全威胁相对单一的时代，军队就是为应对战争而存在。有什么样的对手就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对手有什么样的手段就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一直是世界各国巩固国防、建设军队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形成对立的两极。当时各国都能较为明确地判断出自己的对手和威胁来自何方。因此，以“基于威胁”、“基于事件”确定军队建设目标，牵引军队建设与发展，是“有的放矢”和必须的。

　　冷战结束，美国一超独霸，各国建设与发展面临的威胁日趋复杂。各国基于政治利益和领土安全的单一对抗，逐步转变为基于主权、政治、经济、资源、环境和信息等的复杂抗争。进入21世纪，多种安全威胁并存的时代特征越来越明显，军事任务随之日趋多样化。

　　面对多种安全威胁，军队的建设思路不仅要有明确的指向性，把握好个性；同时还应关照全局，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好共性。军队在认清时代特征，明确潜在对手的前提下，“基于能力”建设由于更强调自主性，更注重灵活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的战略选择。

　　“基于能力”建设应区分一般军事能力和核心军事能力。我们必须抓住核心军事能力。不同的时代，核心军事能力，有不同的表现。工业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打击力和机动力；信息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信息力和结构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主要在于提升我军的信息力，争取信息优势；强化结构力，打造作战体系的稳定性和抗毁性。这既适应了信息时代基于能力建设的要求，也抓住了我军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短板”。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必然带来战略评估的新变化，带来战斗力评估的新变化。我们分析作战对手的作战能力，不能只看他的飞机、坦克性能，航母编队的规模等，更要看他数据链的性能，作战体系的可靠性。比如，美国最近63.9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我们在关注“爱国者”—3型导弹等硬装备时，更不可忽视价值仅3.4亿美元的60套MIDS—LVT终端（其中机载35套、舰载25套）。利用这些终端，结合之前售台的E—2T型空中预警机，台湾地区就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以LINK—16数据链为骨干的C4IKSR系统，完成从要素加强到体系构建的质变，使台军基本实现与美军的信息融合，构建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其体系作战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把综合集成作为体系建设的基本方法

　　钱学森曾指出：“综合集成是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现代军队是由众多的分系统构成的复杂体系，推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方法就是综合集成。

　　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初期，由于体制、资金、技术条件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制约等，“烟囱式”发展阶段似乎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烟囱”大量存在，造成了体系条块分割，要素重复建设，系统无法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严重制约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和发挥。所以，美军在新军事变革中提出建设“系统的系统”，也就是以综合集成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推开体系建设。

　　用综合集成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军事体系建设，重要的是把信息链作为整个军事体系的融合剂，整合平台和系统，构成无缝隙链接的信息化军事体系。这里需要解决好四个问题：

　　一是综合集成的首要工程是标准化。没有标准化，即不会有现代化，也不会有信息化。标准不统一，即使各个系统能够实现物理链接，也不能互联、互通、互操作。所以说，信息化首先是标准化。

　　二是综合集成的关键工程是设计蓝图。信息化需要发挥部队官兵和统帅部的积极性。这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设计，分工去做。通过采用统一的路线图，按照从体系、系统到要素，再从要素、系统到体系的顺序发展，提高效益，减小阻力，防止出现推倒“旧烟囱”，盖起“新烟囱”的情况。

　　三是综合集成的核心工程是指挥控制系统。指控体系是信息化战场的神经中枢，区分和协调作战力量使用，影响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的及时性。所以，必须突出抓好指控系统由分散独立向综合集成转变，加速以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的指挥手段一体化建设，实现指挥手段的质变、指挥效能的跃升；必须突出抓好从分散建设向系统配套建设转变，把指控、通信、情报、监视、打击、预警、计算机等分系统，作为一个体系来统筹，实现信息资源的融合共享；必须突出抓好从偏重常驻地指挥手段建设向野战化指挥手段建设转变，形成野战与固定结合、有线与无线互联、远中近互通、声音图像数据并用、指挥命令实时下达的一体化指挥体系。

　　四是综合集成的难点工程是打破利益壁垒。就是调整和优化结构，变局部利益为整体利益，避免“各打各的算盘”、“相互伸腿”的状况，真正实现战、建、训、管、保的体系集成。

　　军队信息化建设与建设信息化军队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机械化军队的体系结构内，嵌入信息技术的过程，在战术上提高军事效率；后者则是在体系作战思想指引下，借助信息融合，改变原有的组织结构，从战略上提升军事效益。改变组织结构，实际上就是对军事体制的改革。信息系统建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才可能最终建成信息化军队，形成最大化的体系作战能力。

　　以体系建设描绘我军转型的路线图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称之为“战争阻力”，认为：“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好比是一个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并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战争有阻力，军事变革、军队改革与转型，也有阻力。围绕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加强军队信息化建设，牵引军队转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重重阻力的过程。战争中的阻力，多来自敌方；军队转型中的阻力，往往来自于旧的体系、制度、文化，以及自身的习惯势力。克服各种阻力实现军队转型，只能逐步推进，积小胜为大胜。但决不能仅凭感性认识，走一步说一步。只有全局在胸，明确战略目标，在转型路线图指导下的积小胜为大胜，才具有真正的积极意义。

　　路线图是动态性的战略规划系统，重点是确定核心理论和关键技术问题。路线图的两大特性：一是能按照逻辑顺序，规划线路，逐步推进；二是在大方向的指引下，可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线路。

　　描绘科学可行的路线图，需要遵循军事谋略学中的“最大预期原则，最小阻力原则”。最大预期即战略目标的科学定位，最小阻力即选择一条最容易走向目标的路线。军事变革最难的是体制，是结构。信息系统建设的规律，是尽量减少节点，保障信息流的畅通。我军经过10多年的信息化探索和文化积淀，对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应该很容易形成战略共识。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对人的因素要求更高。人不是作战体系的附属品，而是作战体系的驾驭者。军队信息化的进程，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没有高素质的人才，能力建设不可能科学推进，更驾驭不了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军队转型路线图，既涵盖技术路线图，又包括武器装备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结构调整框架、指挥体制、军事训练变革转型、文化与人才建设战略等，是统筹国防和部队全面建设的顶层设计。

　　2020年前后是新军事变革的一个时间节点。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瞄准这个节点筹划自己军队的转型。为此，都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朝哪里转，对未来10到15年的目标必须做出比较清晰的框架描述；二是选择什么道路转，这个过程需要经历几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指导；三是采用什么方法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保障；四是转型过程的资源投入；五是当前工作的切入点定在哪里。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转型才可能不停留于空谈，变革才可能少走弯路。时不我待，势在必行。目标已经明确，航道已经开通，我们这代军人应当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 刘峰

新闻链接，见：http://mil.news.sohu.com/20100318/n2709119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