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1): 刘亚楼上将:组建新中国空军
文章来源: 福建国防教育网
刘亚楼(1910—1965),福建省武平县人。原名刘兴昌、刘振东,曾用名撒莎,化名王松。
1910年4月8日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一个农民家庭。9岁时
读私塾,10岁上崇德小学。1924年入湘店高等小学,1926年考入长汀省立第七中学。不久辍学回乡,任教于崇德小学,在校长刘克模的引导下,接受进步思想,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曾联络48名热血青年成立“铁血团”,并被推举为农民组织“大青年会”领导人。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闽西游击队任班长、排长。因其胆大心细、完成任务出色,得“精灵兵”美称。12月入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1930年起在红12军任连长、营长兼政治委员,在第4军第3纵队任第8支队政治委员,曾参加文家市、第二次攻打长沙和吉安等战斗。后任第12师35团政治委员,第11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2 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行军和作战中重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注重对官兵进行群众纪律和爱国主义教育。 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与师长陈光率部担任前卫,多次承担急难险重任务,诸如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进攻遵义、四渡赤水、夺取泸定桥等战役战斗。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后,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又称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师长,参加直罗镇、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任抗大教育长,协助林彪、刘伯承、罗瑞卿等组织教学工作。1939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俄语,很快攻克了语言关。1942年毕业后在苏联红军中实习,被授予少校军衔,并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 8月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对日军作战。1946年2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着力加强司令部机关的基本建设,举办参谋训练队,翻译《红军参谋业务条令》,培养和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并组建测绘学校,训练绘制军用地图的专门人才。同时参与组织指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作战。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参谋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协助林彪、罗荣桓组织实施辽沈战役和入关行动。平津战役中,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战前,多方收集、分析敌情,亲临第一线选择主攻方向,并根据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意图,提出“东西对打、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指挥5个军向天津发起攻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军13万人,俘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同年4月任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率部进军中南。
1949年10月出任空军司令员,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空军初创阶段,在原航空学校的基础上,组织建立了7所航空学校;主持制定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迅速组建空军部队。朝鲜战争爆发后,参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朝鲜战争结束后,带领空军部队担负日益繁重的国土防空任务。曾总结制定“一域多层四四制”的航空部队战术原则;提出“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飞行训练方针;主持编写空军首批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和训练大纲;先后领导建立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航空学校、航空预备学校等29所院校,为全面加强空军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使空军部队成为一支训练有素、具有相当规模的重要国防力量。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60年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航空运动协会名誉会长。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上将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他通晓俄文,译有《红军野战参谋长业务条令》、《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斯大林给拉辛的信》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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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2):“雷公”刘亚楼将军
刘亚楼将军,福建武平县湘店大洋泉村人,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将军潇洒英俊,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故空军流行口头禅曰:“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
1948年9月25日,我军攻打锦州前夕。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忽闻报,国民党将由沈阳空运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将军急令东北野战军八纵炮火封锁锦州机场,以阻其进。次日,八纵司令政委回电请示曰:“锦州有两个飞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无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该封锁哪个机场?”刘亚楼将军阅报大怒,打电话斥之曰:“你们两个饭桶,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
刘亚楼将军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期间。某战斗发起前,将军与参谋对表,某参谋曰:“首长的表慢了。”将军不信,曰:“我这是苏联明斯克名表,怎会慢?”又问另一参谋,答亦然。将军大怒,脱表砸于地。一参谋急捡视之,表面四分五裂,时针、分针、秒针“嗒嗒”依然。将军转怒为喜,曰:“你们的表都快了,以我的表为准,发起进攻!”众参谋无一人敢言也。
1951年,空军五航校教员刘登机驾驶飞机炫耀飞行,向某地集市俯冲,撞山,致机毁人亡。刘亚楼闻之,大骂“空中流氓”,并建议空军党委给予空军分管训练的副司令员处分。
1964年7月7日,我空军击落国民党U—2型飞机后,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一位地方省级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刘亚楼当众夺话筒,怒曰:“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
东北民主联军攻打德惠。其时我军始大规模用炮,共30个炮连,由师至团,由团至营,由营至连,平均配置。有人喜曰:“此役火力足,差不多一人一发炮弹,必胜无疑。”刘亚楼将军闻之,忧曰:“一人一发,这是发衣服呀?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德惠一役,果败。
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三天解决战斗,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限定48小时。刘亚楼向林彪立军令状:“只需30小时,便可轻取天津。”林彪、罗荣桓曰:“军中无戏言。”将军曰:“请按3天上报,但我保证30个小时打下天津。”林、罗呵呵大笑。军史载:1949年1月14日10 时,天津战役发起,15日15时,天津战役结束。东野大军以29小时攻克天津。
建国后中苏关系一度破裂。其时,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失散殆尽。刘亚楼将军则大唱反调:“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工作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毛泽东闻之不悦,召刘亚楼进中南海。毛斥之曰:“刘亚楼,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刘申辩曰:“我这是坚持科学。”毛讥讽曰:“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此次会见不欢而散。毛泽东不理刘亚楼数月。刘亚楼将军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劝“驾”。毛泽东大手一挥,曰:“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
刘亚楼将军能歌善舞,会拉二胡,弹吉他,吹口琴,尤长于以弹奏吹奏各种歌曲,如《我是一个兵》、《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将军常与连队战士联欢,表演弹壳演奏,屡屡获彩。
1962年9月,刘亚楼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空军击落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的经过某年某日,刘亚楼将军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经新疆,当地党政军举行联欢晚会欢迎。一维吾尔族少女表演马祖卡舞。少女舞姿轻盈,旋转如飞,跳至代表团成员面前,诚请共舞。旋转一圈,无一人应答。末了,少女跳至刘亚楼将军前。众人皆惊讶:将军落落大方而起,鞠躬,伸臂抚胸作恭谦状;少女鞠躬,伸臂作邀请状。将军又鞠躬,继作恭谦状;少女又鞠躬,再作邀请状。如此者三。将军随音乐节拍缓步起舞。此时,掌声骤起。将军掏出一块手帕,举过头顶,时而翘起脚尖,作燕子翻飞状;时而高高昂头,作鹰击长空状;时而单腿跪少女裙前,手掌击地“啪啪”响;时而蹲地围少女旋转,两腿交叉踢出,口吹哨音“口瞿口瞿”响。舞毕,掌声经久不息也。其时,广州市市长朱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在。
刘亚楼将军召集会议,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将军即斥之。
刘亚楼将军勤学习、爱思考、善分析、长归纳,军事干部有政治家头脑。1964年7月7日,空军某部二营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李南屏驾驶的 U—2型飞机。按惯例,此事只须写一捷报上报中央军委即可。而刘亚楼将军则大做“文章”,亲自向中央军委起草报告。报告将二营建国后4战4捷概括为:1959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1963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毛泽东阅后大喜,挥毫批曰:“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1950年5月,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当时对外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聂凤智任旅长。新中国第一支航空部队,何故名为四旅? 刘亚楼将军曾对聂凤智将军言:“我已考虑好久,还是叫四旅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思想。”同时,刘亚楼将军还决定,空军部队的首位番号,如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都虚位以待,将来谁打得好,就留给谁。
刘亚楼将军下部队常戴白手套,以拭窗格、门背、墙角,若有灰尘,必遭痛骂。故部队又流传口头禅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司令来检查。”
某年,刘亚楼将军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古巴的国庆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不少国家代表团成员解开扣子,脱掉外衣。刘亚楼将军则下死命令一道:就是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故中国代表团成员自始至终精神饱满,举止文明。古巴主席卡斯特罗赞不绝口。
刘亚楼将军办公室内挂满飞行员中战斗英雄照片,有赵宝桐、王海、张积慧、鲁珉等。每有客来,将军必一一介绍,如数家珍。将军尝言:“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相当于一名飞行员体重的黄金(120斤)。他们是军中之珍,国中之宝。”
1964年8月,刘亚楼将军由罗马尼亚回国后,深感疲倦,体力不支。经医生检查方知:肝硬化已至晚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闻之大惊,高级干部定期检查身体制度由此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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