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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zt .秋风冷雨忆良将 ：张经武中将在西藏的故事
以下文章为网上所载，《开国十中将里》另有好文章，一时找不到下载地址，唯有贴上书的封面
张经武（1906—1971）又名张仁山，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13岁时考入湖南
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在爱国名将樊钟秀创办的建国军军官学校就读，1930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
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中央军委五局副局长、会昌教导团团长、
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军委二科
科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
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
“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央军委
办公厅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
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
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
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1951年5月至1965年9月，张经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
记，在“世界屋脊”整整工作了15个春秋。他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
工作的指示，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为全面实施《关于和平解
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巩固祖国统一，增强藏汉民族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团结，彻底解
放西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力劝达赖返回拉萨
1951年5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刚刚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完字，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张经武，面授进藏事宜，毛泽东再三叮嘱张经武说：“经武同志，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爱国一家，当前最要紧的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回到拉萨。”交谈直至深夜。
6月 13日，张经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离开北京，途径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到达西藏边陲小镇亚东。此时，达赖被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挟持到亚东已达8个月之久，准备逃往印度。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诺，只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作为难民对待。达赖无计可施，从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得住在一个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打发日子。
张经武在下榻的亚东下司马住室里，对前来迎接的西藏噶伦然巴·土登贡钦提出，希望尽快见达赖喇嘛。
次日，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来到下司马，向张经武提出了一个不能接受的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
对这种封建式君臣相见的仪式，把中央人民政府看作是属下的做法，张经武的随行人员、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表示严词拒绝，他说，张经武是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绝不能采取本末倒置的相见仪式。
接着，乐于泓用事实说明了中央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他说：“这次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后来毛泽东主席接见西藏和谈代表时，也是平起平坐。”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旁边的两位和谈代表说：“这些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两位代表连声说：“是的，是的！”
4位噶伦无言可答，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做法。为顾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作了一些让步。他曾对几位随行的同志说：“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立场；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
......
发放布施 扶济贫民
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群众都信仰佛教，因此，西藏寺庙之多为全国之最。全区大小寺庙2000余座，喇嘛也在10万以上，占全区人口的十分之一。为了稳定西藏的政治局势，张经武按照西藏惯例，到拉萨噶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了一次布施，西藏噶厦毫无异议。
给拉萨喇嘛发放布施之后，张经武开始考虑一个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争取与处于西藏最下层的贫苦人民见好面，给他们以救济。
当时拉萨乞丐之多，按人口比例计算，在全世界城市中也要数第一。张经武所到之处，随时可见他们跪在地上，趴在路上，饥寒交迫，饮泣吞声，不断向别人伸手、哀号。
在拉萨郊区，在拉萨有名的八角街上，张经武看到的是一副更为悲惨的景象：一个个肮脏破烂的帐篷，一个个碎石片堆成的穴窟，里面蜷曲着成百上千衣不蔽体的人，还有一些人，连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夜间就露宿在寒风凄雨之中。在八角街上，有被砍去双脚的人，有被削掉膝盖骨的人，有被挖去双眼的人，有被剁去双手的人，还有在脖颈上戴着一块像方桌面一样既大又厚的枷锁和铁镣的人。这些人既是乞丐，又是服役的“犯人”。
张经武把对拉萨的贫民、乞丐发放一次布施的决定向中央作了请示，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告之了西藏噶厦，噶厦也不敢反对。接着，张经武要噶厦报一个数字。
几天之后，噶厦把数字报来了：贫民乞丐500人，市郊老弱残废80人。这与张经武所见的那种悲惨状况很不相符，他叫工作人员准备了800人的布施证。
布施的前两天，拉萨街头谣言四起，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去领共产党的布施，领了就得入地狱。”然而，到 10月 24日发放布施那天清早，很多穿着破烂衣服、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贫民乞丐，扶老携幼纷纷来到了发放布施的广场，这些人群中有张经武在八角街上看到的那些瞎子、瘸子。没多久，空荡荡的广场坐满了一大片。
布施前，张经武来到广场前面，登上临时搭成的台子，对前来领取布施的贫民、乞丐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藏族同胞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对你们的处境，非常同情，非常关心。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给你们发布施。当然，这点钱只能暂时救济一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们的生活问题。今天西藏解放了，大家都参加生产劳动，就一定会慢慢过上好日子。”
千多双眼睛一齐望着讲台上，广场上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世界屋脊”上罕见的掌声。听完张经武的讲话，很多人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讲话结束后，开始发放布施。大家排着队凭布施证领取银两，每人5两。队伍安静而有秩序，不少人双手捧着雪白的银两，脸上露出了笑容。
布施结束，不仅800张布施证全部发完，而且还有700多无证的人领取了银两，成倍地超过了噶厦报来的数字。
平息骚乱 力挽狂澜
1951年冬，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给后勤供给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人进藏，需要8人搞运输。从西南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其运费加损耗，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这给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以有机可乘，他们四处捣乱，阴谋把解放军困死。在西藏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张国华司令员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据《协议》，向解放军出售粮食。司曹鲁康娃却幸灾乐祸地说：“在昌都我们吃了败仗，可你们饿着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啊！”一些贵族也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此，张经武三番五次派代表与噶厦进行商谈，并对司曹的刁难进行了严词驳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忠实执行协议，并号召部队大规模开荒种地，节约用粮，将部队分散驻防，同时请示中央人民政府，从沿海省市调粮，通过外交途径从海路运抵西藏。
由于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部队的粮食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希望用封锁粮食的办法把解放军饿跑的企图没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秘密集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随后又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武装骚乱。
3月31日，“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10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屋顶架起了机枪，一股胁从分子荷枪实弹，布满了拉萨街头，他们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杜会制度不能改变。”要求张经武立即作出答复。事态一触即发。
当时，张经武住宅只有一个警卫班和少数工作人员。他临危不惧，一面布置警卫班和工作人员严格警戒，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要“人民会议”选出代表进入桑都仓，陈述意见，同时立即请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伦。张经武严肃指出：这次骚乱是分裂祖国的阴谋，是背后有人唆使操纵，参加骚乱的群众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责成他们妥善、严肃处理这一件事。接着，张经武对“人民会议”选来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说服和说理斗争，要他们留下请愿书，听候答复。当天下午，包围桑都仓的人群才渐渐散去。次日，张经武分别写信给达赖喇嘛和全体噶伦，指出这场骚乱的性质和危害，要求他们立即制止骚乱，迅速解散“人民会议”。根据张经武的指示，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充分磋商，联合发出了维护西藏治安的布告。
然而，“人民会议”在司官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幕后操纵下，不但没有停止其非法活动，而且更加猖獗。他们唆使一些人继续包围张经武住宅，扬言要攻打人民解放军，并把驻扎在江孜的藏军炮兵团调到拉萨，夜袭解放军驻地，偷抢解放军物资，向爱国人士散发恐吓信，割断电话线，哄抬物价，尤其到夜间，不断听到枪声。
拉萨形势越来越严重，张经武整天忧虑重重，坐立不安。他深深感到，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人民会议”将会闹出更大的乱子，西藏人民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他当即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谈了自己的意见。4月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其中指出：“我们目前在形势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反攻（即实行协议）。”
4月16日至18日，张经武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噶伦、仲译、堪布等参加的会议，严肃指出了这次骚乱的性质，传达了中央对处理这次骚乱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和两位司曹操纵的“人民会议”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策划武装骚乱，破坏《协议》，破坏祖国统一，决不能原谅。我们要求达赖喇嘛撤销这两个人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胁从人员和不明真相的参与者一律不予追究。对于两位司曹，我们要采取教育的态度，他们愿意接受改造，转变过来后，仍可在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服务，还可以送他们去中央学习。会上，一些噶伦为两位司曹说情，张经武一直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帮助大家统一认识。其中不少同志都为张经武既坚持原则又宽宏大度的品德所感动。
4月19日，张经武又召开了工委和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汇报了三次噶伦、仲译、堪布会议的情况，提出亲自上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力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布达拉宫，藏军密布，戒备森严，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位司官也时刻守在达赖身边。张经武此时提出前往布达拉宫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工委和军区的同志都为之担心，但如果不去，问题又难以和平解决。为了实施《协议》，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张经武已下定决心。他对同志们说：“不论出现任何情况，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教育西藏上层人士，也有利于广大藏族群众的觉醒。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决不打第一枪。面对反动分子的猖撅，我这次进布达拉宫，有牺牲的可能，但牺牲是为了革命，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想也值得，也光荣。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尽向坏处想。根据西藏历史记载，清代驻藏大臣有78位，被杀的只有二位。那是情乾隆十五年的事，当时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叛，企图割据西藏，驻藏大臣设计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杀了。只因当时清朝在西藏没有驻军，结果，驻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被杀害。从此以后，清朝向西藏派驻了军队，以后就再没有发生过谋杀驻藏大臣的事。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拉萨，我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的代表去向达赖喇嘛表明中央的态度，量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害。我也估计软禁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一时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宫顶观看同志们自卫反击的情景。我预祝同志们反击作战的胜利。”
张经武的讲话，沉着、果断、刚毅、乐观，并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与会同志对张经武临危不惧的态度和短短几个月时间对西藏历史就如此之熟悉的程度，都由衷感到敬佩，大家都不得不同意张经武的决定。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仍放心不下，为防止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孤注一掷，命令军区部队和炮兵营全体指战员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4月20日上午，拉萨上空一片晴朗，张经武率一名翻译、两名保卫干部和一个警卫班，何布达拉宫出发了。张国华接到张经武出发的电话后，军区司令部作战室立即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
布达拉宫内外，果真藏军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经武镇定自若，毫无畏惧，他把警卫班留在布达拉宫山下，独自带着一名翻译和两名保卫干部踏上长长的石阶，走进了布达拉宫。
在达赖喇嘛住的宫殿内，张经武向达赖汇报了这次骚乱的情况，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制止骚乱的方针政策。他说：“由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高度克制和严密的军事防范，才避免了这一场流血事件。但这次骚乱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怀有重大阴谋的个别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幕后支持，这种非法组织及其非法活动，不仅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拥护《十七条协议》的诚意和搞好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愿望，并且是破坏《协议》，反对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若不立即制止，势必给西藏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接着，张经武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要求达赖喇嘛立即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人员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态扩大。
达赖从张经武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和政策的英明，当场答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两位司曹和解放军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样，裂痕无法粘合，目前很难和解。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见，叫他们辞去司曹职务，保留其官衔和薪俸。”
张经武见达赖已答应中央的要求，便起身告别达赖，回到了桑都仓，军区首长、战士们见张经武安全回来，犹如放下千斤重担，脸上浮现出了胜利后的喜悦。
4月26日（藏历水龙年三月二日），噶厦政府根据达赖喇嘛命令，终于发出了《宣布撤销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后台两“司曹”职务的布告》，随后又发出命令，取缔了“人民会议”。
这场斗争过去了数十年，当时在西藏工作的很多老同志，回忆起那种扣人心弦的情景，不禁对张经武那种不避艰险、无私无畏和坚定、果断的革命精神产生出深深的敬佩。
以上来源为：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8921988.html
附文：张经武走向革命的坎坷经历
金 易
张经武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那段经历，却鲜为人知。
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结识了曾希圣、张际春、伍云甫等一批进步学生，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斗争
1906年7月15日，张经武出生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湖南炎陵县（原酃县）沔渡镇下关芒头垅的一个农民家庭，取名仁山。1919年夏，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到炎陵县招收新生。正值小学毕业，张仁山考虑到家境贫困，便报名参加了考试。他想，将来能当一名小学教员，也就如愿知足了。结果，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衡阳三师以设施齐全、治学严谨而闻名湖南，加上环境优美，张仁山感到这正是求学的极好机会，他如饥似渴，刻苦攻读，写得一手好作文。国文教师常常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念给学生听。张仁山也对这位国文教师十分尊敬。这位国文老师取“经文纬武”之含义为他改名为“张经武”。
张经武在校生活清贫，来往炎陵、衡阳数百华里，都是步行。幸亏学校不收学费，只收一点伙食费，才得安心。读完一年，家里连他的一点伙食费也难筹集，他只得辍学回家。
祖母找来一位同族的裁缝师傅，让孙儿学习缝纫。她对张经武说：“孩子，这手艺不遭日晒，也不受雨淋，你就安心学吧！”
从此，张经武跟着师傅，走东家，跑西家，广泛接触社会。师傅带他所去的大都是富豪之家，他们不劳动，却是粮食满仓，绸缎满柜。而贫苦劳动人民长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却难得缝一件衣服。
两年过去了，他体会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感到世界太不公平，他不愿把学得的手艺只为地主豪绅服务。为了谋求自己的前途出路，多次向祖母、父亲提出复学的要求。祖母同意了，父亲也不得不答应。父亲找到了本族祠堂，大家见张经武聪颖好学，便资助他回到衡阳三师。
张经武珍惜难得的复学机会，奋发学习。音乐课上，教师发现他一副好嗓子，对他重点培养。他刻苦练习，每天一早，湘江河畔都能听到他优美的歌声。半年过去了，终于成为三师歌坛上的一名高手，尤其是他的京剧表演非同一般。张经武爱好体育运动，年级之间的篮球赛也少不了他。
此时，三师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各种进步组织，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很多学生争相阅读《共产党宣言》、《湘江评论》等革命进步书刊。张经武对这些革命书刊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读书活动中，他逐步结识了刘寅生、曾希圣、张际春、伍云甫等一批进步同学。
当时，国民党安插在三师任校长的刘志远思想格外反动，他严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无理开除思想进步的学生，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1923年，在三师党支部的秘密组织和领导下，广大进步学生发动了一场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斗争，张经武和刘寅生、曾希圣、张际春、伍云甫等同学一道，走上衡阳街头，散发“驱刘”传单，并组织“请愿团”赴省教育厅，以刘志远无理开除学生、克扣学生伙食费为理由，要求撤销刘志远的校长职务，刘志远吓得逃到长沙达一星期之久。
1925年，“五卅运动”后，张经武也顾不上毕业前夕的复习，和同学们一起走向街头，参与游行的行列。特别是课余之后，他常和曾希圣、张际春、伍云甫等同学在一起，讨论祖国的前途，探索救国的道路。面对腐败、落后的中国，张经武决心毕业后放弃从教，报考军校，将来做一个军人，报效祖国。
被两所军校同时录取后，他选择了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
1925年7月，张经武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炎陵沔渡乡下关村，全村人为村里出了个高材生而高兴，前来祝贺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几位手持聘书的校长也纷纷登门，请他去任教，他都婉言谢绝了。父亲、亲朋戚友都难以理解，他说:“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却常常受到小国的欺侮，这不令人感到耻辱吗？因此，我在学校就已决心报考军校，以求将来保家卫国。今天回家，就是想告诉父亲，向亲友辞行。”
父亲挽留不住，亲友也说不过他，于是大家为他出谋划策，他们说:酃县在北京求学谋事的人不少，有郭春涛、何孟雄、贾鸿猷、贾纡青、李树彝……你不妨去那里求助他们，考上好的军校。
张经武也觉得应该到北京去开阔一下视野。于是19岁的张经武便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北上北京的火车。
初到北京，张经武顾不上游览古迹名胜，便速速找了一家旅社住了下来。在房间，张经武发现一张半新半旧的《商报》。一行报道黄埔新军取得东征胜利的醒目标题映入他的眼中。他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文章写道：“军行所至，不忧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空房则执篷营。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所见仍是真正革命军，真正保国卫民之革命军。”张经武越往下读，越对黄埔军校感到羡慕和崇敬。
次日清晨，他来到北京大学，找到了当时任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的郭春涛。
郭春涛听他的口音和自我介绍，便十分关切地问道：“你这么年纪轻轻，为什么单个儿跑到这里？”张经武回答说:“当今祖国生死存亡，全赖我辈青年，我来北京，就是报考军校，寻求革命，以求习武卫国。”
郭春涛听着张经武的回答，内心深感敬佩，便笑着说:“你算来得巧，黄埔军校正在北京招生，过几天就考试，不过报考的人很多，如果是国民党员，录取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张经武特别高兴，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我能加入国民党吗？”
郭春涛说:“只要你拥护三民主义，就可加入国民党。”
张经武在湖南三师学习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早有所了解，他马上回答说：“三民主义乃孙中山救国之纲领，主张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主张平均地权。同时还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些我是坚决拥护的。”
郭春涛欣赏这位从家乡来的青年，他说：“你既然有此报国之志，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
时隔两天，张经武就经郭春涛、贾鸿猷介绍，在北京翠花胡同的一间屋子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张经武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顺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从考场出来，他又听到一些考生议论河南樊钟秀部创办的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在北京招生的事情。他从考生的议论中还知道，樊钟秀的建国军，乃是孙中山亲自命名的，并有“天下第一军”之称，因此，他又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的招生考试。
由于他成绩优良，两校都寄来了录取通知单，他感到高兴，又对究竟去哪所军校难以作出最后决定。此时，他所带的盘费也所剩无几，便决定暂时回湖南，找朋友再作商讨。
在南下的火车上，一个操江西口音的青年坐在他的对面，两人相互攀谈后，发现他也考上了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这位青年自我介绍说：“我叫姚进，图个伴，就一同去河南军校吧！”
于是，张经武就和姚进在许昌下了车，一同来到了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报到时，张经武发现学生中无一名是国民党员，他也就没把国民党员的组织介绍信交给学校，就这样，党龄不到一个月的张经武自动脱离了国民党。
军阀争斗，前途无望，他走出军校，准备去湘鄂西寻找贺龙队伍。在武昌，经曾希圣一番劝说，他重返军校找到了党组织
张经武善于学习，投弹、射击、战术样样都很优秀。校长王鼎洛对他非常欣赏。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6日，广州革命政府致电樊钟秀：“北伐大军业经出发，援湘部队捷报已闻，武汉会师为期不远”，希望樊部接应，抄袭吴佩孚的后路，借以收南北夹击之效。樊收到电文，极为振奋，遂将所部扩编为4个军，挥师出征。
军长。樊钟秀率军南下，9月10日与国民革命军会师武汉，为北伐胜利立下大功。
樊钟秀回师河南，大奖三军，张经武调学生队任排长。不久，新编第五师成立，原校长王鼎洛调任师长，随即将张经武调师部任参谋。
樊钟秀下野后，王鼎洛率新编五师来到武汉，投靠了桂系军阀白崇禧，张经武改任排长一职，并随后派到武汉军官补习班学习3个月，返回部队后，先后担任了湖北警备军的连长、副营长。
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桂系部队全被蒋介石改编，其部队干部全被换上黄埔军校的学生。张经武被解职后，在唐生智部队中任排长，驻防洛阳。
一天，他在游览古城时，突然遇到了三师的老同学曾希圣、伍云甫和同乡贾纡青。张经武得知他们也在唐生智部干事。此时，曾希圣、伍云甫、贾纡青都已是共产党员，因受党组织派遣，同在唐生智部开展秘密政治工作，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透露。临别时，曾希圣告知张经武，今后有事，可到武昌找他们。
1929年冬，张经武在作战中负伤，住进了徐州医院。躺在病床上，他思绪纷繁，回想在国民党部队的坎坷经历，他感到再在国民党军队混下去，前途渺茫，难以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抱负，决意去湘鄂西寻找贺龙部队。并准备路过武昌，将此事告知老同学。
1930年春，张经武从徐州来到了武昌。他和曾希圣、伍云甫一同来到了一家小茶馆，三人边饮边谈。
张经武直言不讳，诉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原想报考军校，为国出力，但当今军阀腐败，相互残杀，再在国民党部队干下去，就会废了自己的前途。我已决心离开国民党部队，去湘鄂西寻找贺龙部队，那里才是共产党领导，为人民谋解放的军队，才是我实现抱负的地方。因此，今日前来，就是向两位兄长告辞的。”
曾希圣、伍云甫见张经武有志寻找共产党，便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曾希圣说：“只要老弟有志，就听我们一句话，继续返回建国军。”
张经武说：“再给建国军干，有什么前途，那里又没有党的组织。”
曾希圣说：“我在建国军教导团做过政治工作，那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你可以做点兵运工作，就会找到他们。”
张经武听了曾希圣、伍云甫的劝告，返回了建国军。
张经武回到建国军，目睹中原大战，对军阀混战，尤其对蒋介石更是切齿痛恨。此时，建国军其部属军官大都是原建国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张经武被任命为教育团学生队第二大队长。
张经武关爱士兵，经常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一部分，接济家庭困难的战士。他的一举一动引起了同时上军校的同学、已是共产党员的姚进特别关注。
1930年6月下旬，张经武经姚进、刘同德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随后担任校委委员和干部党支部负责人。
1931年春，张经武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借团长克扣士兵军饷为理由，领导士兵开展了一场年关斗争。一夜之间，部队的每个营房、公共场所都撒满了油印的革命传单，团长老羞成怒，下令搜捕一切可疑分子。张经武也被捕关进了牢房。由于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团长只好把张经武放了。
中共河南省委考虑张经武的处境，决定让张经武离开国民党部队，调省委暂任交通员，待机再去鄂豫皖苏区。
不久，张经武以被团长非法扣押为由，愤然辞去了大队长一职。
张经武在中共河南省委等待分配期间，他的老同学曾希圣由上海中央局来到河南巡视工作，他将张经武带到上海，参加了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分配到训练工作纠察队。
1932年春，张经武根据中央局指示，随曾希圣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刚刚成立，急需各个方面的干部。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总支书记蔡畅在沙洲坝的一幢两层楼房里接见了曾希圣及随来的张经武。曾希圣对张经武的经历作了简单介绍，在此之前，刘伯承、蔡畅对张经武的历史也作了审查。
刘伯承高兴地对张经武说:“我们正在筹办红军学校，你读了几年师范，又学了几年军事，正是雪中送炭！你就去红军学校工作吧。”
张经武走马上任，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并兼任教学工作。同年6月，出任中革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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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为网上所载，《开国十中将里》另有好文章，一时找不到下载地址，唯有贴上书的封面
张经武（1906—1971）又名张仁山，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13岁时考入湖南
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在爱国名将樊钟秀创办的建国军军官学校就读，1930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
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中央军委五局副局长、会昌教导团团长、
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军委二科
科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
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
“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央军委
办公厅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
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
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
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1951年5月至1965年9月，张经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
记，在“世界屋脊”整整工作了15个春秋。他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
工作的指示，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为全面实施《关于和平解
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巩固祖国统一，增强藏汉民族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团结，彻底解
放西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力劝达赖返回拉萨
1951年5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刚刚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完字，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张经武，面授进藏事宜，毛泽东再三叮嘱张经武说：“经武同志，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爱国一家，当前最要紧的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回到拉萨。”交谈直至深夜。
6月 13日，张经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离开北京，途径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到达西藏边陲小镇亚东。此时，达赖被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挟持到亚东已达8个月之久，准备逃往印度。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诺，只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作为难民对待。达赖无计可施，从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得住在一个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打发日子。
张经武在下榻的亚东下司马住室里，对前来迎接的西藏噶伦然巴·土登贡钦提出，希望尽快见达赖喇嘛。
次日，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来到下司马，向张经武提出了一个不能接受的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
对这种封建式君臣相见的仪式，把中央人民政府看作是属下的做法，张经武的随行人员、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表示严词拒绝，他说，张经武是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绝不能采取本末倒置的相见仪式。
接着，乐于泓用事实说明了中央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他说：“这次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后来毛泽东主席接见西藏和谈代表时，也是平起平坐。”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旁边的两位和谈代表说：“这些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两位代表连声说：“是的，是的！”
4位噶伦无言可答，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做法。为顾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作了一些让步。他曾对几位随行的同志说：“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立场；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
......
发放布施 扶济贫民
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群众都信仰佛教，因此，西藏寺庙之多为全国之最。全区大小寺庙2000余座，喇嘛也在10万以上，占全区人口的十分之一。为了稳定西藏的政治局势，张经武按照西藏惯例，到拉萨噶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了一次布施，西藏噶厦毫无异议。
给拉萨喇嘛发放布施之后，张经武开始考虑一个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争取与处于西藏最下层的贫苦人民见好面，给他们以救济。
当时拉萨乞丐之多，按人口比例计算，在全世界城市中也要数第一。张经武所到之处，随时可见他们跪在地上，趴在路上，饥寒交迫，饮泣吞声，不断向别人伸手、哀号。
在拉萨郊区，在拉萨有名的八角街上，张经武看到的是一副更为悲惨的景象：一个个肮脏破烂的帐篷，一个个碎石片堆成的穴窟，里面蜷曲着成百上千衣不蔽体的人，还有一些人，连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夜间就露宿在寒风凄雨之中。在八角街上，有被砍去双脚的人，有被削掉膝盖骨的人，有被挖去双眼的人，有被剁去双手的人，还有在脖颈上戴着一块像方桌面一样既大又厚的枷锁和铁镣的人。这些人既是乞丐，又是服役的“犯人”。
张经武把对拉萨的贫民、乞丐发放一次布施的决定向中央作了请示，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告之了西藏噶厦，噶厦也不敢反对。接着，张经武要噶厦报一个数字。
几天之后，噶厦把数字报来了：贫民乞丐500人，市郊老弱残废80人。这与张经武所见的那种悲惨状况很不相符，他叫工作人员准备了800人的布施证。
布施的前两天，拉萨街头谣言四起，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去领共产党的布施，领了就得入地狱。”然而，到 10月 24日发放布施那天清早，很多穿着破烂衣服、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贫民乞丐，扶老携幼纷纷来到了发放布施的广场，这些人群中有张经武在八角街上看到的那些瞎子、瘸子。没多久，空荡荡的广场坐满了一大片。
布施前，张经武来到广场前面，登上临时搭成的台子，对前来领取布施的贫民、乞丐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藏族同胞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对你们的处境，非常同情，非常关心。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给你们发布施。当然，这点钱只能暂时救济一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们的生活问题。今天西藏解放了，大家都参加生产劳动，就一定会慢慢过上好日子。”
千多双眼睛一齐望着讲台上，广场上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世界屋脊”上罕见的掌声。听完张经武的讲话，很多人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讲话结束后，开始发放布施。大家排着队凭布施证领取银两，每人5两。队伍安静而有秩序，不少人双手捧着雪白的银两，脸上露出了笑容。
布施结束，不仅800张布施证全部发完，而且还有700多无证的人领取了银两，成倍地超过了噶厦报来的数字。
平息骚乱 力挽狂澜
1951年冬，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给后勤供给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人进藏，需要8人搞运输。从西南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其运费加损耗，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这给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以有机可乘，他们四处捣乱，阴谋把解放军困死。在西藏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张国华司令员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据《协议》，向解放军出售粮食。司曹鲁康娃却幸灾乐祸地说：“在昌都我们吃了败仗，可你们饿着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啊！”一些贵族也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此，张经武三番五次派代表与噶厦进行商谈，并对司曹的刁难进行了严词驳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忠实执行协议，并号召部队大规模开荒种地，节约用粮，将部队分散驻防，同时请示中央人民政府，从沿海省市调粮，通过外交途径从海路运抵西藏。
由于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部队的粮食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希望用封锁粮食的办法把解放军饿跑的企图没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秘密集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随后又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武装骚乱。
3月31日，“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10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屋顶架起了机枪，一股胁从分子荷枪实弹，布满了拉萨街头，他们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杜会制度不能改变。”要求张经武立即作出答复。事态一触即发。
当时，张经武住宅只有一个警卫班和少数工作人员。他临危不惧，一面布置警卫班和工作人员严格警戒，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要“人民会议”选出代表进入桑都仓，陈述意见，同时立即请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伦。张经武严肃指出：这次骚乱是分裂祖国的阴谋，是背后有人唆使操纵，参加骚乱的群众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责成他们妥善、严肃处理这一件事。接着，张经武对“人民会议”选来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说服和说理斗争，要他们留下请愿书，听候答复。当天下午，包围桑都仓的人群才渐渐散去。次日，张经武分别写信给达赖喇嘛和全体噶伦，指出这场骚乱的性质和危害，要求他们立即制止骚乱，迅速解散“人民会议”。根据张经武的指示，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充分磋商，联合发出了维护西藏治安的布告。
然而，“人民会议”在司官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幕后操纵下，不但没有停止其非法活动，而且更加猖獗。他们唆使一些人继续包围张经武住宅，扬言要攻打人民解放军，并把驻扎在江孜的藏军炮兵团调到拉萨，夜袭解放军驻地，偷抢解放军物资，向爱国人士散发恐吓信，割断电话线，哄抬物价，尤其到夜间，不断听到枪声。
拉萨形势越来越严重，张经武整天忧虑重重，坐立不安。他深深感到，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人民会议”将会闹出更大的乱子，西藏人民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他当即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谈了自己的意见。4月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其中指出：“我们目前在形势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反攻（即实行协议）。”
4月16日至18日，张经武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噶伦、仲译、堪布等参加的会议，严肃指出了这次骚乱的性质，传达了中央对处理这次骚乱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和两位司曹操纵的“人民会议”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策划武装骚乱，破坏《协议》，破坏祖国统一，决不能原谅。我们要求达赖喇嘛撤销这两个人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胁从人员和不明真相的参与者一律不予追究。对于两位司曹，我们要采取教育的态度，他们愿意接受改造，转变过来后，仍可在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服务，还可以送他们去中央学习。会上，一些噶伦为两位司曹说情，张经武一直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帮助大家统一认识。其中不少同志都为张经武既坚持原则又宽宏大度的品德所感动。
4月19日，张经武又召开了工委和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汇报了三次噶伦、仲译、堪布会议的情况，提出亲自上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力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布达拉宫，藏军密布，戒备森严，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位司官也时刻守在达赖身边。张经武此时提出前往布达拉宫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工委和军区的同志都为之担心，但如果不去，问题又难以和平解决。为了实施《协议》，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张经武已下定决心。他对同志们说：“不论出现任何情况，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教育西藏上层人士，也有利于广大藏族群众的觉醒。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决不打第一枪。面对反动分子的猖撅，我这次进布达拉宫，有牺牲的可能，但牺牲是为了革命，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想也值得，也光荣。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尽向坏处想。根据西藏历史记载，清代驻藏大臣有78位，被杀的只有二位。那是情乾隆十五年的事，当时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叛，企图割据西藏，驻藏大臣设计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杀了。只因当时清朝在西藏没有驻军，结果，驻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被杀害。从此以后，清朝向西藏派驻了军队，以后就再没有发生过谋杀驻藏大臣的事。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拉萨，我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的代表去向达赖喇嘛表明中央的态度，量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害。我也估计软禁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一时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宫顶观看同志们自卫反击的情景。我预祝同志们反击作战的胜利。”
张经武的讲话，沉着、果断、刚毅、乐观，并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与会同志对张经武临危不惧的态度和短短几个月时间对西藏历史就如此之熟悉的程度，都由衷感到敬佩，大家都不得不同意张经武的决定。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仍放心不下，为防止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孤注一掷，命令军区部队和炮兵营全体指战员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4月20日上午，拉萨上空一片晴朗，张经武率一名翻译、两名保卫干部和一个警卫班，何布达拉宫出发了。张国华接到张经武出发的电话后，军区司令部作战室立即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
布达拉宫内外，果真藏军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经武镇定自若，毫无畏惧，他把警卫班留在布达拉宫山下，独自带着一名翻译和两名保卫干部踏上长长的石阶，走进了布达拉宫。
在达赖喇嘛住的宫殿内，张经武向达赖汇报了这次骚乱的情况，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制止骚乱的方针政策。他说：“由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高度克制和严密的军事防范，才避免了这一场流血事件。但这次骚乱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怀有重大阴谋的个别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幕后支持，这种非法组织及其非法活动，不仅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拥护《十七条协议》的诚意和搞好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愿望，并且是破坏《协议》，反对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若不立即制止，势必给西藏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接着，张经武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要求达赖喇嘛立即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人员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态扩大。
达赖从张经武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和政策的英明，当场答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两位司曹和解放军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样，裂痕无法粘合，目前很难和解。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见，叫他们辞去司曹职务，保留其官衔和薪俸。”
张经武见达赖已答应中央的要求，便起身告别达赖，回到了桑都仓，军区首长、战士们见张经武安全回来，犹如放下千斤重担，脸上浮现出了胜利后的喜悦。
4月26日（藏历水龙年三月二日），噶厦政府根据达赖喇嘛命令，终于发出了《宣布撤销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后台两“司曹”职务的布告》，随后又发出命令，取缔了“人民会议”。
这场斗争过去了数十年，当时在西藏工作的很多老同志，回忆起那种扣人心弦的情景，不禁对张经武那种不避艰险、无私无畏和坚定、果断的革命精神产生出深深的敬佩。
以上来源为：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8921988.html
附文：张经武走向革命的坎坷经历
金 易
张经武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那段经历，却鲜为人知。
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结识了曾希圣、张际春、伍云甫等一批进步学生，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斗争
1906年7月15日，张经武出生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湖南炎陵县（原酃县）沔渡镇下关芒头垅的一个农民家庭，取名仁山。1919年夏，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到炎陵县招收新生。正值小学毕业，张仁山考虑到家境贫困，便报名参加了考试。他想，将来能当一名小学教员，也就如愿知足了。结果，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衡阳三师以设施齐全、治学严谨而闻名湖南，加上环境优美，张仁山感到这正是求学的极好机会，他如饥似渴，刻苦攻读，写得一手好作文。国文教师常常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念给学生听。张仁山也对这位国文教师十分尊敬。这位国文老师取“经文纬武”之含义为他改名为“张经武”。
张经武在校生活清贫，来往炎陵、衡阳数百华里，都是步行。幸亏学校不收学费，只收一点伙食费，才得安心。读完一年，家里连他的一点伙食费也难筹集，他只得辍学回家。
祖母找来一位同族的裁缝师傅，让孙儿学习缝纫。她对张经武说：“孩子，这手艺不遭日晒，也不受雨淋，你就安心学吧！”
从此，张经武跟着师傅，走东家，跑西家，广泛接触社会。师傅带他所去的大都是富豪之家，他们不劳动，却是粮食满仓，绸缎满柜。而贫苦劳动人民长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却难得缝一件衣服。
两年过去了，他体会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感到世界太不公平，他不愿把学得的手艺只为地主豪绅服务。为了谋求自己的前途出路，多次向祖母、父亲提出复学的要求。祖母同意了，父亲也不得不答应。父亲找到了本族祠堂，大家见张经武聪颖好学，便资助他回到衡阳三师。
张经武珍惜难得的复学机会，奋发学习。音乐课上，教师发现他一副好嗓子，对他重点培养。他刻苦练习，每天一早，湘江河畔都能听到他优美的歌声。半年过去了，终于成为三师歌坛上的一名高手，尤其是他的京剧表演非同一般。张经武爱好体育运动，年级之间的篮球赛也少不了他。
此时，三师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各种进步组织，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很多学生争相阅读《共产党宣言》、《湘江评论》等革命进步书刊。张经武对这些革命书刊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读书活动中，他逐步结识了刘寅生、曾希圣、张际春、伍云甫等一批进步同学。
当时，国民党安插在三师任校长的刘志远思想格外反动，他严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无理开除思想进步的学生，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1923年，在三师党支部的秘密组织和领导下，广大进步学生发动了一场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斗争，张经武和刘寅生、曾希圣、张际春、伍云甫等同学一道，走上衡阳街头，散发“驱刘”传单，并组织“请愿团”赴省教育厅，以刘志远无理开除学生、克扣学生伙食费为理由，要求撤销刘志远的校长职务，刘志远吓得逃到长沙达一星期之久。
1925年，“五卅运动”后，张经武也顾不上毕业前夕的复习，和同学们一起走向街头，参与游行的行列。特别是课余之后，他常和曾希圣、张际春、伍云甫等同学在一起，讨论祖国的前途，探索救国的道路。面对腐败、落后的中国，张经武决心毕业后放弃从教，报考军校，将来做一个军人，报效祖国。
被两所军校同时录取后，他选择了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
1925年7月，张经武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炎陵沔渡乡下关村，全村人为村里出了个高材生而高兴，前来祝贺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几位手持聘书的校长也纷纷登门，请他去任教，他都婉言谢绝了。父亲、亲朋戚友都难以理解，他说:“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却常常受到小国的欺侮，这不令人感到耻辱吗？因此，我在学校就已决心报考军校，以求将来保家卫国。今天回家，就是想告诉父亲，向亲友辞行。”
父亲挽留不住，亲友也说不过他，于是大家为他出谋划策，他们说:酃县在北京求学谋事的人不少，有郭春涛、何孟雄、贾鸿猷、贾纡青、李树彝……你不妨去那里求助他们，考上好的军校。
张经武也觉得应该到北京去开阔一下视野。于是19岁的张经武便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北上北京的火车。
初到北京，张经武顾不上游览古迹名胜，便速速找了一家旅社住了下来。在房间，张经武发现一张半新半旧的《商报》。一行报道黄埔新军取得东征胜利的醒目标题映入他的眼中。他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文章写道：“军行所至，不忧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空房则执篷营。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所见仍是真正革命军，真正保国卫民之革命军。”张经武越往下读，越对黄埔军校感到羡慕和崇敬。
次日清晨，他来到北京大学，找到了当时任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的郭春涛。
郭春涛听他的口音和自我介绍，便十分关切地问道：“你这么年纪轻轻，为什么单个儿跑到这里？”张经武回答说:“当今祖国生死存亡，全赖我辈青年，我来北京，就是报考军校，寻求革命，以求习武卫国。”
郭春涛听着张经武的回答，内心深感敬佩，便笑着说:“你算来得巧，黄埔军校正在北京招生，过几天就考试，不过报考的人很多，如果是国民党员，录取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张经武特别高兴，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我能加入国民党吗？”
郭春涛说:“只要你拥护三民主义，就可加入国民党。”
张经武在湖南三师学习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早有所了解，他马上回答说：“三民主义乃孙中山救国之纲领，主张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主张平均地权。同时还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些我是坚决拥护的。”
郭春涛欣赏这位从家乡来的青年，他说：“你既然有此报国之志，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
时隔两天，张经武就经郭春涛、贾鸿猷介绍，在北京翠花胡同的一间屋子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张经武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顺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从考场出来，他又听到一些考生议论河南樊钟秀部创办的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在北京招生的事情。他从考生的议论中还知道，樊钟秀的建国军，乃是孙中山亲自命名的，并有“天下第一军”之称，因此，他又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的招生考试。
由于他成绩优良，两校都寄来了录取通知单，他感到高兴，又对究竟去哪所军校难以作出最后决定。此时，他所带的盘费也所剩无几，便决定暂时回湖南，找朋友再作商讨。
在南下的火车上，一个操江西口音的青年坐在他的对面，两人相互攀谈后，发现他也考上了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这位青年自我介绍说：“我叫姚进，图个伴，就一同去河南军校吧！”
于是，张经武就和姚进在许昌下了车，一同来到了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报到时，张经武发现学生中无一名是国民党员，他也就没把国民党员的组织介绍信交给学校，就这样，党龄不到一个月的张经武自动脱离了国民党。
军阀争斗，前途无望，他走出军校，准备去湘鄂西寻找贺龙队伍。在武昌，经曾希圣一番劝说，他重返军校找到了党组织
张经武善于学习，投弹、射击、战术样样都很优秀。校长王鼎洛对他非常欣赏。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6日，广州革命政府致电樊钟秀：“北伐大军业经出发，援湘部队捷报已闻，武汉会师为期不远”，希望樊部接应，抄袭吴佩孚的后路，借以收南北夹击之效。樊收到电文，极为振奋，遂将所部扩编为4个军，挥师出征。
军长。樊钟秀率军南下，9月10日与国民革命军会师武汉，为北伐胜利立下大功。
樊钟秀回师河南，大奖三军，张经武调学生队任排长。不久，新编第五师成立，原校长王鼎洛调任师长，随即将张经武调师部任参谋。
樊钟秀下野后，王鼎洛率新编五师来到武汉，投靠了桂系军阀白崇禧，张经武改任排长一职，并随后派到武汉军官补习班学习3个月，返回部队后，先后担任了湖北警备军的连长、副营长。
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桂系部队全被蒋介石改编，其部队干部全被换上黄埔军校的学生。张经武被解职后，在唐生智部队中任排长，驻防洛阳。
一天，他在游览古城时，突然遇到了三师的老同学曾希圣、伍云甫和同乡贾纡青。张经武得知他们也在唐生智部干事。此时，曾希圣、伍云甫、贾纡青都已是共产党员，因受党组织派遣，同在唐生智部开展秘密政治工作，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透露。临别时，曾希圣告知张经武，今后有事，可到武昌找他们。
1929年冬，张经武在作战中负伤，住进了徐州医院。躺在病床上，他思绪纷繁，回想在国民党部队的坎坷经历，他感到再在国民党军队混下去，前途渺茫，难以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抱负，决意去湘鄂西寻找贺龙部队。并准备路过武昌，将此事告知老同学。
1930年春，张经武从徐州来到了武昌。他和曾希圣、伍云甫一同来到了一家小茶馆，三人边饮边谈。
张经武直言不讳，诉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原想报考军校，为国出力，但当今军阀腐败，相互残杀，再在国民党部队干下去，就会废了自己的前途。我已决心离开国民党部队，去湘鄂西寻找贺龙部队，那里才是共产党领导，为人民谋解放的军队，才是我实现抱负的地方。因此，今日前来，就是向两位兄长告辞的。”
曾希圣、伍云甫见张经武有志寻找共产党，便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曾希圣说：“只要老弟有志，就听我们一句话，继续返回建国军。”
张经武说：“再给建国军干，有什么前途，那里又没有党的组织。”
曾希圣说：“我在建国军教导团做过政治工作，那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你可以做点兵运工作，就会找到他们。”
张经武听了曾希圣、伍云甫的劝告，返回了建国军。
张经武回到建国军，目睹中原大战，对军阀混战，尤其对蒋介石更是切齿痛恨。此时，建国军其部属军官大都是原建国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张经武被任命为教育团学生队第二大队长。
张经武关爱士兵，经常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一部分，接济家庭困难的战士。他的一举一动引起了同时上军校的同学、已是共产党员的姚进特别关注。
1930年6月下旬，张经武经姚进、刘同德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随后担任校委委员和干部党支部负责人。
1931年春，张经武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借团长克扣士兵军饷为理由，领导士兵开展了一场年关斗争。一夜之间，部队的每个营房、公共场所都撒满了油印的革命传单，团长老羞成怒，下令搜捕一切可疑分子。张经武也被捕关进了牢房。由于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团长只好把张经武放了。
中共河南省委考虑张经武的处境，决定让张经武离开国民党部队，调省委暂任交通员，待机再去鄂豫皖苏区。
不久，张经武以被团长非法扣押为由，愤然辞去了大队长一职。
张经武在中共河南省委等待分配期间，他的老同学曾希圣由上海中央局来到河南巡视工作，他将张经武带到上海，参加了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分配到训练工作纠察队。
1932年春，张经武根据中央局指示，随曾希圣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刚刚成立，急需各个方面的干部。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总支书记蔡畅在沙洲坝的一幢两层楼房里接见了曾希圣及随来的张经武。曾希圣对张经武的经历作了简单介绍，在此之前，刘伯承、蔡畅对张经武的历史也作了审查。
刘伯承高兴地对张经武说:“我们正在筹办红军学校，你读了几年师范，又学了几年军事，正是雪中送炭！你就去红军学校工作吧。”
张经武走马上任，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并兼任教学工作。同年6月，出任中革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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