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70-77 钓运统运期间的自述 :杨高雄

70-77 钓运统运期间的自述2009-8-9

杨高雄

 

   孙正中兄到中山(2009-7-1)小住四天，他最紧迫的事是找当年老朋友在钓运、统运的真实事情的记载。我们同意各写各的，参与的人写多了，记载真实的大小事，特别一些戏剧性转折点的行动如何形成，若能记下，互相之间的接点多，自然显现那个时代的壮丽。这比一人执笔挂一漏万要好得多。

　  既然是自由写，所以把小时候遇到的事也提一下，因为这是后来70年代到美国后的个人想法，行动的伏笔。我1948年台湾高雄出生，幼儿园、小学在台中（父亲每几年法官轮调一次，所以住过台湾四大都市）。那时是50年代初，常有晚上空袭警报，加上分区停电，户口检查。进来便衣数人和宪警，把我全家老小六人站一排，电筒照着每人，点名，我被母亲牵着，感觉她发抖。一种政治气氛肃杀，言行若有“出轨”，立刻可能有杀身之祸。59年我在台南初二，在教室门后粉笔涂鸦，写了“人民公社”以表示上课在炎炎赤日下如同地狱。结果被训导主任查出，叫我父母、祖母到台南一中，告知我犯了天条，说是十年前一中厕所有反动标语，认为悬案可能连结到我的“人民公社”。祖母警觉，马上送水果衣料，请学校饶我无知。结果记了二大过二小过留校查看。60年中印战争，我与其它同学不约而同都在周记上批评党报中央日报的文章“台湾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去联合国控告共匪侵略西藏，侵略印度”，认为这与中华民国地图所示领土完全矛盾。认为蒋大使是卖国，无耻，下班时级任陈老师叫我留下，当面红笔批100分，然后撕下，要我重写。我感激老师的是非心，民族大义，但又怕我惹祸上身，这也提醒我“政府”的合法性、代表性问题。那时起我对于每遇佳节中秋、双十，大家写八股式的作文“到南京过中秋，双十光芒拯救大陆同胞”之类感到虚伪和蒙蔽。

  　到了64高二，大陆爆了原子弹，周会烈日下，训导长请了安全局首长演讲，说共匪祸行到大陆同胞裤子都没得穿，还搞原子弹，令人发指。结果学生行列中有人说“国民党做出个原子弹，台湾人都愿意不穿裤”，声音虽轻，还是被教官听到，于是一顿踢打，站上司令台亮相，后来记二大过。这在很多学生心中都有同感，需要民族尊严。66年我在台大二年级，班上有梁鍹广（现台湾中央大学物理系著名教授），他是大陆大跃进时逃入香港的，他说大陆虽穷，他觉得挖运河，打雀仔很有趣，也不觉得共匪穷凶极恶，这给我对珠江大量浮尸的事有了不同于台湾官方给人的印象。这类的小故事插曲是俯拾皆是，我相信我们的同世代朋友都有的经历，所以我只提了几件，就进入70保卫钓鱼台运动。

   70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到校两天就见了李我焱，李我焱已当博士后，十分热情主动，请我去他家晚饭，很快就对这位学长有了好感。我在哥大门口惊见到赵珉和金ＸＸ妻子卖毛语录。学校中有经常的反越战活动。也见识了近万学生，街上群众集阻Amsterdam大道，反对美政府入侵柬埔寨，很多人被水龙车冲上几尺高空中，我也淋了一头，算是洗礼。中国学生（台、港留学生为主,无大陆的）三不五时在外籍学生俱乐部，哲学系会议厅开会。要对日本美国一手安排的琉球归还，挟带了钓鱼台列屿抗议。开会不外要试探国民党(台湾政府)的态度，是美日走狗吗？运动中逼亲国民党的分子的表态。很快11月中学生们就到日本驻纽约总领馆递交抗议书。学生有一千左右，日本官员拒收抗议书，后来巷子冲出打手来打人。不少同学都挨了棍子，顾炳光(女学长)也吃了一棍打在大衣上。群众围拢来，竟发现打手不是日本人，而是海外工作会（台湾情报局在美的组织）雇来的跳船水手。国民党明显站在保钓的对立面，我们从正面侧面都确定，国民党想赖在联合国，依赖日本(佐藤荣作为首相)，所以放水。姚舜、严家淦(副总统)都到美国来倡导，平息学生怒气。一下机在旧金山就受辱于学生。当时台湾留学生在美国约有十万，华人有百万以上。哥伦比亚大学在曼哈顿，台湾学生又多,自然成为华人政治活动中心。安娜堡会我没去(正好考期中)，其它大活动，包括华盛顿大游行都参与。孙正中能言善道，能舌战群魔。徐守腾(我高中时在台南就知他家)是当然的大将。很多谣言说徐守腾是两面人，这点我可绝对保证，他家有最正派的家教，若要走国民党路子，也不必混入左翼。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想“培养新一代接班人不成，搞的恶毒之计”。事过几十年,应还老徐公道。

   纽约保钓主流派很快就在1971秋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前夕，清楚表示支持并寄望于大陆将来收回钓鱼台。继之尼克松要访北京，台湾政府可能被美国抛弃，中国统一的可能性大大增强。钓运从东西两岸地带和中西部一些大学中，开始认同北京，抛弃台北。很多同学都担心这政治风潮为自己将来回台湾盖上不祥的黑幕。一部分人因而转向消极，可是更多后起的加入统运。我在这气氛下于72夏在回台北省亲时结了婚。之后我到佛罗里达大学就读，黄嘉平则回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博士生学业。离开台北时，我心中已预感多半再看不到亲爱的老祖母了。她从小告诉我，中国人的政治圈是没是非的。抗战中，她的上海几个学校要养一群共产党，一群重庆分子，一群汪政权的，还要敷衍日本占领军，抗战完，她要顶多种帽子，所以千谆万嘱要我多读书，少乱说乱动。72年夏我知道守不住对她的承诺。年青人只有从自身的实践中去学取是非，学取经验。长者劝告拦阻不了我。72年我到气候温暖的佛罗里达大学，这里是国民党分子的美国南方第一重镇，大量中山科学奖学金支持的军校生在此。我从钓运的热烈参与分子，变成了要正面与老k对垒了。

   钓运中的亲国民党分子，也必须在他们“锦绣前程”和民族大义的是非中做出选择，最后当然是向现实低头，把原先钓运的朋友当成敌人。一切听从台北国民党中央的指挥。台独倾向的朋友们在更早之前已嗅出“中国认同”选择题，他们很早就离开钓运，也有一些拿了社会主义纯粹性，用阶级划分来与中华民族大中国主义对抗。凡是强调自己的“特色”的什么主张，台湾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最后证明是冒牌货。

   我到佛大时章印波正在博士班最后一年。他十分担心钓运统运在他离去之后，旗子被拔。他办了一个China Study Group读书会。万中柱言词温和，交际能力强，但也将毕业。佛大读书会实际上是个交谊会，在学生交谊大楼读书室设有不少书架，把各地学运通讯，小说放在一起，章印波是认真的人，当时没有金庸武侠小说印刷本，他把自己剪报本放着，也很能吸引人来看。我因太太小孩在纽约，一年总上下几次，就大大丰富了大陆出版的藏书强化, 以及与北方统运朋友来往。

   中国各地的地方主义是普遍存在的。在人群过众的国度，集帮聚派的增加己方优势，这也不奇怪。但是台独是不同，因为他们普遍认同日本人比认同中国人远为多，且认为当皇民是极大光荣，是优等于中国人的。在日本彻底暴力粉碎占领地人民自尊后，就衍生出这种怪胎。仇视中国人的程度难以想象。吕秀莲爱穿黑缎金菊花，还爱炫耀她的八瓣菊的高贵性，只低于皇族的九瓣菊。她70年代到纽约老同学家住，就炫耀这点。因为没有得这位老朋友同意，姑隐其名。顽固的台独头子，不需也不应拉拢，而应封为反派角色，教育人民。凡事拉拢和稀泥，这是鼓励大家当卖国贼。

   统治势力是有强制、压制甚至暴力、迫害为后盾的。如果击溃这股力量，形势就反转过来。这件事始终盘桓我脑中，必须集结优势力量找寻对方挑衅时刻, 出其不意地粉碎之。纽约、旧金山能统运主导形势是有华埠力量，有集结成群的台湾学生（而且受到反派的教育多次），如果引来这种形势将如何？72—73年反越战到了高潮，美国学生会左翼的强大，反巴勒维（美国中东柱石）的伊朗学生联盟十分强大。（伊朗学生当时在美的与台港生、印度生等量齐观。凡阿拉伯支持巴勒斯坦学生也多，其中埃及生多（但埃及人思想左倾，行为上保守观望，与伊朗生的勇猛不能相比）。

   72年秋，二次中东战争，随后以色列国防部长戴扬受美国各地犹太团体高调迎接。左翼就联合起来在独眼将军佛大演讲时，顿时数以百计的水袋，墨水球打得他混身污水。听众席的人群跃动把看台都压垮一大半。顿时警察、FBI、便衣四处奔进，拘取学生二三百人，押上校车，关押24小时。在拥挤的收押室中尿屎齐下，大家狼狈不堪。但也形成了后来多团体一方有事四方驰援的默契。我们有可能组织力量给反统运的国民党集团颜色。在这次活动中，我设法说动了一群较年轻的读书会成员（我们不喜枯燥的马列书籍，常一起听音乐，《东方红》歌剧、《我的祖国》、《黄河大合唱》之类），这当中有丁长生、李秀玲夫妇，谢大成、杨锦慧夫妇，杨锦慧哥哥杨貅，于西陵、岳宁夫妇，香港同学中有黄启业，他女友Fiona，陈博正、陈兆庚等，这时我们的力量大增，这证明不搞教条主义或“纯粹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是小资产阶级，唱唱闹闹，在大中国主义，能找到大的公约数，这很出章印波意料。

   要提的可纪念的人物：第一是Hussein,伊朗ISA的主席,他是本科生，我还是他助教。他在78伊朗霍梅尼上台前与他美丽勇敢的妹妹一起赴义，Hussein被吊死于德黑兰街头，他妹妹失踪。他们兄妹和ISA数百好朋友与我72—77年间大小战役并肩拚命。他们的结局是令人震惊的,他们出身上层家庭,极有教养又极有理想,为反美与伊斯兰原旨派合作。但Shah一倒，他们立刻被捕。这使我对黑色伊朗后来一直不看好。中国应该不随意把伊朗反对派当美国走狗。伊朗原旨派龙蛇俱下，反动专制尤甚于巴勒维，凡是敌人反对的都联合是有问题的。统一战线必须立基于自身的武装力量。中国要拉拢四周，首先要立足于自身强大的国防。否则就被北朝鲜、越南、菲律宾、印度、日本、俄国四面包围。当时伊朗ISA在佛大有八百人，伊朗学生有95%都参加ISA, 行动犹如军队。我对波斯民族怀有敬意。

   第二是美国学生会主席Mike(忘其很长的姓)，他是极有反战活动力的人，组织其干部、校报(日报)，争取各种经费，给予各外国学生团体真诚的帮助。他在73年被FBI逮捕，说是车中有大麻，判贩毒重罪30年，也没有经过公开法律程序。一般传言，他是FBI的头号目标。在佛大想抽几口大麻,宿舍窗口种的比比皆是。Ｍike又何需贩毒呢?大麻只是不同的烟草植物，是否毒品,长久是个争论。

   第三是杨锦慧和陈兆赓。杨锦慧勇敢胜于男人，在激烈的面对面对抗，她从不退缩。对我大胆计划上总是极力支持，使一些退缩、妥协的朋友不好意思反对到底。她在90年代(30多岁)得乳癌过世。她是了不起的。陈兆赓寡言，但是对中国的忠诚，每一点都是用行为，点点滴滴做出来的，是忠诚的兄弟。他现在休斯敦。

   第四是Vicky Ellis她是艺术系的台柱，能够在大会堂中不用扬声器把每字阴阳顿挫地送入群众耳边，她出身极优裕但是正义感极强，而致左倾社会主义。她对中国的友谊令人感动，她和她的姊妹帮我们与Birmingham, Pensacola, Athens, Tampa, Talahassee, Nashville, Miami各地朋友组织起一个又一个的“美中友谊”，使得统运在东南各州的大学得到侧面的保护。这与72—77年东南各孤立的校园开出朵朵红花, 一定程度受她相助。Vicky与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有深度联系，在76年全美反国民党迫害留学生的广泛报导(大报。电视)是组织者。她与邵子平亦熟。她一生为追求正义而无怨献身。

   70年代每每听到纽约、华盛顿的中国官员告诫,不可与美国、西方各国组织来往，生怕被人利用。我认为这不见得正确。每个地方爱国之士应该用自己机智在周围找到自己的同盟力量。如果看到西方人就怕被利用，这是自己的信心问题，及对别人无贡献能力的问题。熟读毛泽东抗日文章，是要敢于实践。失去行动实践下的马列主义是很空洞的。如果任由白色恐怖继续，这种人们心头上的桎梏无法解除。台湾留学生就只能读书做官，做企业经商，一如过去20年(50年代—70年代)各扫门前雪，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豪杰辈出的可能，中国统一，中国光荣就不会属于我们出自台湾的学生。所以必须正面击溃这些明的、暗的特工分子。我们并不认为这样就统统暴露，无人回台散播统一。只要大家认为国民党分子不能怎么样，总是会有数不尽的人学成回台。在白色恐怖猖獗的地方，强调隐蔽，这只能是自己怯懦的借口。

   佛大统运分子就决定在东南开出红花。时间、地点、做法，全依国民党分子打蛇随棍，重要是等他们集中热闹时候，他们官员来检视实力时，给他们上几堂课。美国反越战时代，学运蓬勃，学校社会学科教授无不研究社会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已是显学，外在条件成熟。要联合他人，自身先要勇敢，否则无人看得起我们台湾来的中国学生。香港同学没有这种心里上的牢笼，但是可能比较自由主义，拚老K的热情低些。所以他们控制好中国学生会，我们在学生会中再开统派研习社，由我们和各进步团体结盟。这个决定在73年初已经成形。(是在反戴扬事件后，伊朗学生、美国左翼学生和我们一群人认真确定的)。我们必须走出书生谈天，而懂得学生运动。由我们自己承受胜负的后果，来形成经验准则。佛大的几次重大事件就是台湾留学生(我们)内线作战，勇敢冲入，弄乱对方布置，大群室内敌人被迫走出大堂，马上有伊朗学生和美国学生绝对多数地四周包围国民党分子，形成内外夹击，当然我方正义人民获得全胜。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一次一次地壮大我方。最后统运朋友就成为主导的力量。值得我思念的好朋友很多，要在最后，想到一个写一个，把他们的英雄谱列出来。

   今列出当时主要的事件：

   1）反戴扬行动，二三百人被捕，但形成了各进步团体协作。

   2）痛击林迈可演讲行动。国民党Atlanta总领馆带了李女士及其英籍洋丈夫林迈可，来数说中国政府欺骗了他们，手段如何如何。大厅堂可容五百人，我一路冲进去，对方围打，打得十分够味，我大声喊要某人破相（老K相貌堂堂）,怕成刀疤老五，断送前程，我一路喊，原先围打的怕破相，就缩进大门，我追去把他们头儿踹大脚几下。由于闭室内开会，破坏佛大阳光法，校警就要求开门，不应就赶出他们，会没开两下，就被驱走，一出门被伊朗学生，我方人马重重包围，结果一场盛大的反中大会弄得灰头土脸。

   3）痛击王再兴演讲会。国民党分子找了一个又一个在中国做生意“受骗”的人来说法，念反共圣经。王是台湾本地人，国民党借此向台湾学生打左倾预防针。我们严词追问下无法回答, 国民党就暴力驱逐, 我们坚决对抗。最后变成暴力互殴, 这场会就被弄砸。过两天他们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再演一场。我们早联络好哥大统运朋友迎接，对方在纽约演出拔刀劈人“壮举”。海工会头子陆以正’大使’还出了大丑，被驱逐出境。

   4）反阮高基演讲会。这是个数千人大阵仗，我方全体参加，和数千反越战美国学生，各国学生联合打这仗，成就超过反戴杨事件，国民党也动员人去听反共将军，结果看出当时美国大势。美国在亚洲的傀儡一个一个地垮台。

   5）韩倞到佛大应我们美中友协邀请演讲。还没开始，国民党份子先占满大房间，让我们开不了会，推挤打，最后他们都被架出去，交流大会开得十分生动欢畅。韩倞是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 乃父韩丁William Hinton是联合国在解放前到中国的农业专家, 讲了中国艰苦奋斗的许多故事，令人感动至极。

   6）亚特兰大国民党官员全部出动，来佛大搞双十庆祝，并请来阵容庞大的青年访问团表演。我们让全部使馆车扁掉，所有窗贴满反对传单。同时把舞台占据，打出红旗唱《我的祖国》，上千外国人都以为是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表演，后台就打斗，变成一个闹剧。

   7）1976反特务迫害事件。这事起源于中国学习组China Study Group选举胜出控制了中国同学会，国民党份子被罢黜，所以四出黑函，指名叫姓，说我如何受中国官方指示等等，又密报FBI多次来骚扰，被我指导教授赶出物理系大楼，他们又登报诬告。其中他们改立的中国联谊会长候和雄还说中华民国已于1911年独立建立台湾国(此人在2006年当陈水扁经济部常务次长，贪污几十亿，被捕定罪)我与多位朋友在台家人都受特务骚扰，（拿我在美运动中的偷拍照片恐吓）。这时我已拿下国际学生会副会长之职，并击倒印度籍会长(因他坚持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同挂)。同时Q uaker State(老人牌麦片)的进步基督教，学生会团体的支持，我可用校报机器免费印大量印刷品，有Q uaker State帮助Non-profit Organization免费邮寄，有Markal教授与Gainesville Sun( 纽约时报分支)的全力支持，把特务事件向全美发布，我们一群都接受电视访问。由佛大反特务的极大力度，推动了全美各地特务，给国民党份子致命一击。(我祖母这年烫水伤重过世，我不能回祭，她之于我重要胜于父母)。这战役中显露国民党和台独合流已成台湾上层决策。

   8）77年的全胜反击，七位反中国教授被永久革职。博士口试通过仅两天，校长召我，说学校副校长,，外国学生顾问，多位资深教授(都是中国教授)联名，要求校长开除我，因我“设计”多件流血事件。校长表示愿听我的辩解。我当天正好手上有一份新收到的中央日报，上面赫然有七人清楚照片在台湾圆山饭店前拍摄，是台湾海外工作会邀请。我安然地说：校长先生，此刻是对您的考验，佛大大学法中清楚设下州阳光法案。州立大学教职人员不可接受外国政治团体宴请邀访。您的七位教授公然违法，反而要流血受害者去受开除凌虐。我现在就给您这证据。我要求校长给学生，全校说明您的态度。校长说要让他调查。我回去就与学生会组织力量对抗。第二天，这七人全被学校开除。校长致歉，新外国学生顾问颁我一面超大锦旗，对佛大国际学生重大贡献的致敬。

   9）74－77年中，佛大统运兄弟对东南各州大学，有被压迫，就长途数百英里弛援的故事.我们到Gerogia Athens, Atlanta, Tallahasse Florida State Univ多次。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下办统运活动。我们也与台湾党外活动进行深入的联系，及对台独影响的调查。分析台湾政治力量的消长都有所贡献。我在Athens大会后，夜深时有一个令我感动的故事。一位国民党小组长(南部某著名大学)送我一份他们向Atlanta总领事馆赵参事打密告的申请费表格，这份东西后来在全美都刊出了。它是来自国民党中的中国主义分子。他请我到他宿舍聊了一夜，他的床下有许许多多西行漫记，毛选，各国进步分子的中国观察。他老早就心属统运，只是他父乃台湾现任党国大老，家小都在台湾，他很快就回台，要向统运致最敬礼。

   10)我们主办的较大的会,是邀请杨振宁，之后还有何炳棣到佛大的演讲会，我先找到物理系系主任、我指导老师的支持，向学校申请到经费，和能容三千人的大礼堂。接待十分隆重下邀请杨振宁来。他大会中讲宇宙论，但是讲了太多他见毛泽东主席时谈的可分、不可分、永远可分的形而上学，引起多位著名物理学家(包括Ludin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不满，认为科学家不应阿谀权力，自抬身价。不过另一场他对中国(台湾)学生的演讲会还是成功的。

   何炳棣来，也是我去请的，他把讲中国见闻变成他与五四名人的私人关系讲得太多，把儒家思想讲太多，引起我的反对，在大会后的小会上我直率批评。何老脾气大，说我极左之类。不过20年后，我自己常住中国时，倒觉得他讲得还有一部分真切，中国并不像我心中想的完美。作为70年代理想主义者的我们，并不会因花尽力气邀请来名人而讨好他们。还是抱有清晰批判能力，我认为能为统一运动有利的就是好的。带着老中国酸腐气，谀官媚权就不好，应予批判。受邀请者应自觉，请他来是促进统一大业，不是请他们来自吹自擂。

   我也参加多到数不清的美中友协会，我对他们的人有深切的感情。其中有的是老太太回想当年在中国的经验(三代四代同堂),在美国却一老，子女都走了，十分寂寞，有钱只好捐钱，或养狗，他们是思念中国的传统价值。年轻的多半是毛泽东的追随者，他们是真诚的国际主义者。反倒今日我很难看到中国的真诚国际主义者。他们多才多艺，生动活泼，又勇于追求正义。Jeff和Mary是一对恋人，我们做了五年朋友，后来他们去开卡车，跑波士顿到西雅图，决定日夜轮开，积了钱要到乡野自建木屋，自己养殖,过现代野人生活。他们非常多才，会自酿啤酒，他们是彻底反物质主义者的实践者，当然他们是多地美中友协的创办人。他们总是抱歉说他们的反动政府到处作孽，搞到我们活动一下就回不了台湾故乡了。

    《美南联合通讯》是我们东南地区的统运报。原先章印波出了《美南通讯》两期，我接了后就拿它来联络东南八州十几所著名大学统运朋友的共同刊物，他们投稿，我能充分运用佛大学生会的工具、设备，把小型刊物扩成大型刊物。在没得到学生会支持前，还取计算中心用过的打印纸反面来手摇油印，没料到各地朋友纷纷解囊，令人感动。运动报就要有动感，不应搞艰涩的反杜林论之类文章。当时统运刊物刮左风，不少自以为是革命机关报。在佛大几乎没有人认真谈那些。可能陈兆赓读过它。我们刊物都是报导从冲突到胜利的过程，报导基督徒忏悔走向毛泽东思想的心路历程(一个林同学的)其中有的古怪逗趣。比较强调运而动之的原始风味。我是中央日报集中抨击的对象，有时说我是台独(因我名字是台湾高雄)，有时成为中国指使的职业学生。连我女儿名“天安”也要上报，证明我昧心输诚中国的证据。总之十分荒唐。如此国民党报告造假风气，难怪一碰上统运,就被摧枯拉朽。《通讯》每月坚持一期，一直到77-10月，我8月毕业离开佛大。

   学运是要有对立面，不断较量中获取动能。反动派有其特性，控制不了局面后就不时要捣乱，捣乱就要将之顶回正道，于是失败后，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捣乱，建立出强大的统运力量，直到他们失败认命。这完完全全符合《毛泽东选集》中的论断。统一运动给我真正的锻练，近至于无所畏惧。进步分子不应自命高人一等，只有烂命一条才能在关键时勇于行动。

    到了77年，美国进步分子因中国四人帮事件走向分裂，一派是激进的Revolutionary Union，认为中国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必须与中国保持距离，设法走出美国左翼自己的路子。另一派较大的温和派“十月联盟”October League，认为中国仍是反帝国主义的世界明灯，他们逐渐成为各美中友协的主力，我与他们长期好友的关系并不因此而中断友谊。年青的浪漫情怀下的,社会正义追求者,永远是进步力量的泉源。美国进步份子的反物质主义也是他们捉不住经济主流的方向，成为人数庞大但是经济上的弱者，成为美国永远的反对派，但抓不到政权。

   许多难忘的朋友，因时间长久，荒烟漫草忘了全名。且记且写吧。

   吴柞正兄是青年军出身，他因在台湾时受刑，牙齿全掉。在佛大开了自己的小店，总是在我哮喘病发时，做些可口菜送来。别人说他古怪坏脾气，但是对我十分爱护有如大哥。政治活动冲突一起，他一定站在我们统运一边。老吴心直，嫉恶如仇，也难怪在台湾受尽苦难。

   陈兆赓是我物理系后期同学，台湾本地人，他慷慨正直，为打字印毛泽东思想万岁，几十万字长，一人打字日夜不休，与杨貅一样，我们包租了一旧楼，把破烂一一清理，成为各种文书工作的中心。他的小甲虫车是我们任何人可借的公共汽车。他于78年到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结婚，当时他生活十分困苦，据说后来又举家到美国休斯敦，他是我们打不散的兄弟。

    NＧ兄(香港人称吴为NG)，和黄启业，都是物理系老朋友，他们一从香港中文大学来，一从香港大学来，都是忠诚好友，是香港学生(为数不少很多是本科生)凝聚中心，我们台湾学生有事，他们都像赶嘉年华会地参加。他们虽无统运台湾生的政治性强，但是总在正义的一边。

   叶卿铭来自台湾清华数学系，是佛州大(Tallahesse)核心，与我交深，他们也有十多人力量。但是与台湾党外联络较多，与我校相距150里，飞车两小时可到，经常来往，我们佛大的人常去助阵。

   塔城老吴，小儿麻痹，坐轮椅。他对我十分信赖，可是77年冬到纽约找我，我当时到处找事不顺，没有心思好好待他，成为我终身之憾。

   丁长生、李秀玲夫妇：老丁个性温和，与我个性激烈成对比，在统运成长时，他的冲折缓和有许多正面意义。可惜李秀玲顾忌她富商家庭，对我做法不谅解。我认为必须在反制国民党暴力中取得我们积聚力量。

   于西陵、岳宁夫妇：于西陵是高我二届物理系同学，章印波去纽约找事后，与我甚密。于西陵低调，但是非分明，不顾自己。

   袁Ｘ生化学系助理教授，他长期捐款我们活动。.私下来往频密。是第一个教职员与我们打交道的，他博士学位是在安娜堡念的，早受钓运洗礼。

   彭ＸＸ他妻子是董建华表妹，老彭是彭孟缉在港的侄儿，他老早左倾，只是出身上位家庭者,不惧国民党，他是佛大早期左倾份子，他本科毕业后就移居香港，我们衔接时间不长。但他与万中柱极熟。董彭两家联姻多人。

   范乐年、彭长生夫妇：他们在田纳西是水利资深工程师，老范早年在加州理工学院，是老大哥，对东南地区统运是基石，70年代末他回北京，当水利部副部长。

   Alabama Huntsville的李椿萱在NASA做卫星遥感工作。他是热心的统运分子,总大力鼓舞我们。现在北京航天大学, 是院士。

   阿拉巴马来的陈Ｘ高瘦清俊，台湾大学农化系毕业，他到中国学得一手好针灸，我在支援Atlanta统运时哮喘发作，他神针妙手，治好了我。

   Blacksburg Virginia中年教授，他与水牛张信刚等熟，他是我们投稿好手和忠诚捐款者。他的诗词隽永又温暖人心, 很多杂志转载。

   要再提伊朗学生联盟：他们是佛大统运最重要的捐助者。73年天安出生，我与黄嘉平仅有很少的奖学金，生活比较困窘。我就为伊朗一位大二生补习，哪知此人是伊朗当时国防部长之子，其夫人待我甚厚。一天下午上课时，一块接一块石头打进长窗来，于是一群ISA学生攀爬上墙，带头的是Hussein，他惊见我在为人补习，就质问我为何助反动分子？我说为生计。Hussein就说你卖毛泽东肖像就行。我于是在纽约19街田长安守驻的国际书店, 以一角一张地批了几百张。ISA以一张五美元买，我们活动费顿时舒解。我也卖了许多英文版《人民画报》。当时在纽约四新书店的就是张昭庆、徐克。张昭庆现在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任正教授，前夫人过世，现已有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他在中科院六四时段十分痛苦。但他夫妇都是坚强的爱国主义者，他说:沈平仗义，帮助他到普林斯顿重新学业的故事令人动容。徐克当时十分乐观卖货做工，爱讲电影技巧，后来80年代他的新武术电影在港台声名大噪，统运中藏龙卧虎，一言难尽。

   看人不可求十全，太近看就如秋后烂叶，远看却是枫红满山。统运钓运中很多大小摩擦猜疑就是求全(苛求)产生。过了30年回看，多半都是误会。1975年我参加了华盛顿《华府春秋》的读书会，在李玲瑶家。那天是念《反杜林论》，我听得眼皮都张不开，听xxx念着艰涩的俄式中文，后来他们当中老怀疑有国民党分子混入。我庆幸佛大没有如此革命，否则大家都翻脸了，还打什么仗呢？我们在四面出击之际，也有不断约各地朋友来访，《华府春秋》来过四位，我们都叫老什么的,正名都不记得，他们后来带来大使馆纪立德、马北强一等秘书的来访，与FBI快车避踪的游戏。纽约徐守腾、花俊雄、汤锦台还有多位来英雄会，他们慷慨捐献令人感动。林孝信从芝加哥一人来，他强调“隐蔽”,“台湾人的感情”，不与国民党冲突。我们也以老友相待，并以团体名义对他个人捐助支持。范乐年、Blacksburg的中年教授也远道来给我们鼓劲。叶卿铭与一群Tallahasse年轻后加入统运的朋友多次来佛大。我们是最紧密的佛罗里达的主要大学串连。周本初与章印波熟识，虽无相见，但是通信不断，十分珍惜，我见老周是2006年，隔了30年才知他令人同情的遭遇。亚特兰大郭Ｘ ,历史学家，后来他离开乔治亚大学到耶鲁大学写了几本口述传记而名噪一时。他与国民党总领馆相邻，他夫妻与荣XＸ（香港人）也是多年坚持奋斗。每次相见都相惜深重。所有老朋友都卧地即眠，大锅吃饭以待朋友。李乃义也在乔治亚理工大学，都是好友，他父亲是台北调查局局长，甚多谣传，但我深信他忠贞于统运。抓小辫子要不得。南卡倪铁柏、金秦夫妇也是至好。倪铁柏还在80年代末为我的恩人，但因他与哈工大老师有摩擦，我没处理好，以至他至今对我有误会。他们夫妇侠义，才华奔放。我尽量记住我们忠诚的朋友们。在此为他们留下踪迹。

   76－77时有位巴尔的摩John Hopkins的小张十分机动，豪爽，我在纽约，亚特兰大，佛大都遇上他，十分投契。纽约的老朋友特别多，《群报》的每一位都给我们佛大统一派极大的鼓舞。董庆圆足智多谋，王丽青有极大的团结聚力，张圣辉勤恳务实，打字飞快，老汤忙出忙进，董叙霖理论多得来不及听懂，杨贵平忠诚于双语、文化、教育工作。纽约朋友多到讲不清，每地方发展出来的统运份子，毕业后就向大都会聚，所以没法历数。我与《群报》朋友长年友谊，他们对于佛大统运朋友的正面打击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是一群高水平的积极分子。过世的孟仪正,高大威猛、豪侠过人, 他弟弟小孟也是侠士。过世的关文亮是老群报, 后来是香港文汇报主笔。1970秋第一次的学生大会我就识得他。他的豁达大度，忠诚可靠是有碑可寻的。我与老董(庆圆) 的密切互动是77－95，80以后多在创业上，只能等以后另阐一文。他是真正的优秀，思维与行动都十分杰出。黄嘉平73年生了天安。她在实验室带着孩子做实验，在哥大简讯（《晨风》）上长期编刊物。天安小时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南泥湾》。拿着小花篮又唱又跳，极为可爱。她在哥大合唱团的中国民歌及抗日歌声以及王丽清的歌声中长大。天安后来得过西屋科学奖，曾受老布什总统接见, 之后到Yale Biology, Rockefeller M.D.-Ph.D., Stanford 及UCLA驻院医生, 如今是UCSF眼科Faculty。黄嘉平后来从国际中文学校家长成为校长，坚持30余年至今未止，校长兼义工，把几十位儿童增至侨埠超过1200学生及60位师资的规模。

   76年中国失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74年台湾失去蒋介石。中国政治风暴来临。老蒋过世，蒋经国路线出现明显的国民党、台独合流的迹像，76年已十分明显。我们的工作更为复杂。我们要与国民党中反台独的分子做朋友，在民族大义上与我们隐然配合。这得Georgia Athens夜访故事的证实。国民党中老一辈的将领开始辞世。纽约统派已经有人提快办“黄埔军校校友会”，但是大陆没有积极响应。我猜可能是毛周去世后没人能拍板，也有可能大陆姿态高，要台湾完完全全地降服。总之大陆没做好这事，等到90年代才惊悟，已经老将全无影响力了。中国必须有专业研究,提供前后紧密的分析与策略，而不受领导人更换的影响。显然76年以后的几年，北京没有心思在“统一”上有大的作为。我无资格在中国内部变化上说什么，只是感觉船大调头难。这种种给了台湾政权有了很大的喘息机会，并且在80年代有了飞跃的经济腾飞，台湾重新得到信心，认为大陆无可如何。这背景下出现李登辉是不足为怪的。

   统运的最大遗憾是中国政府没有通盘想法，害怕群众，没有像美国Fulbright scholarship培养美国各界青年优秀份子的世界观点和联谊事业网。甚至也没有国民党办的中山奖学金，培养新一代的接班。统运在不稳定的中国政情下嘎然而止，也不培养成为一股政治经济结合体来协助海峡事业。还有就是过分的现实，不除莠草只捡现成。97香港回归，当年香港爱国份子几乎不见一个上台面，只见一群巨商。四人帮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国重视的只是台商。我在台湾看到60年代奋斗的老统一派，困苦不堪，为中国的事业，承受一生的牢狱和失业。有一位黄老养先生登记了台湾共产党，在大陆的官员也不知究竟，就当它是个笑话。我看了就笑不出来。共产党从1915年奋斗到1949拿到政权，台湾的统一份子奋斗了60年落得如此凄凉，公道何在？

   我与统运老朋友谈及于此就叹气。可能是里外有别，我们是野芳怒放，他们是厅堂牡丹。终究泾渭分明。只能让后人去研究文化差异。七八十年代的大陆官员都是特定渠道培养，与五四时代出身的开国元勋已经完全不同，理想主义少了点，工具思想较深。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年轻人也气质大变，台湾进入全然商业社会，激烈者殆尽，都是讲究交换，我给你什么，掂记你也给我什么。钓运统运就难再发生。统运是钓运的提升和强化，对我们一生有极大的影响。整体来说我交了这许多肝胆相照的少年英豪，也不枉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