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贪婪的代价，股市疯“牛”摧毁大清帝国？

　　仿佛是为宣统新朝献礼一般，1909年的大清股市一片飘红，牛气冲天。面值100两的蓝格志拓殖公司股票被拉抬到1000两以上，以它为代表的橡胶板块，引领大盘一路飙升。这是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年搬迁到外滩一号后，迎来的第一个牛市。
　　在改革中欣欣向荣的大清国，此时已经俨然成了世界、至少是亚洲经济的发动机之一。
　
大清“牛”市
　　在改革中欣欣向荣的大清国，此时已经俨然成了世界、至少是亚洲经济的发动机之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正在跑步进入汽车时代，带动全球橡胶产业腾飞。盛产橡胶的东南亚成为全球投资热土，各种资金纷纷跑马圈地。上海证券市场则成为融资的首选，将近1/3的东南亚橡胶企业选择在此上市，上海第一次感受到了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受宠若惊。
　　自从大清国开始改革开放后，股份制和股票这些舶来品，迅速被引进、消化和吸收，并彻底本土化。在第一轮史称“洋务运动”的改革中，尽管没有专门的交易场所，上海的股票交易照样牛劲十足地雄起。面值100两的内资企业股票，在1882年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几乎翻番暴涨：轮船招商局，过200两；长乐铜矿，过220两；开平煤矿，过150两，甚至摸高到237两；鹤峰铜矿，过170两；上海电报局，过200两……在西方财技的引领下，中国人一夜暴富的欲望终于有了个释放的渠道。据资料显示，当时仅矿务企业就筹集了白银300万两，其市场交易额估计在1000万两以上，相当于8~10艘北洋舰队主力军舰的造价。但炒股发财的梦想刚刚入港，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气势汹汹地在上海口外摆出了入港的架势来，股市立即一泄如注。不少股票跌破面值，股民们不是深度套牢就是割肉清仓。只有少量企业，如机器织布局等，趁低吸纳，倒在熊市中把先前因为内讧和腐败造成的损失弥补了一点回来。
　　沉寂数年后，甲午战争中大清国惨败，要赔偿日本高达2亿两白银，而且付款期限很急，只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张贷款订单，西方各国各展所长，激烈争夺。大清国为此发行了大量的公债，加上一些外资企业，如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发行新股，给上海股市注入了生机。在这之前，专门从事证券买卖的洋商们已于1891年建立了上海股份公所，这是最早的政券交易机构，但一般在西商总会内借地交易，或干脆在汇丰银行门前台阶边进行，俨然股票“大排档”，十分“草根”。
　　庚子事变后，中国再度创下了人类历史的国家赔款新高，继续刺激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上海股份公所抓住机遇，于1904年在香港正式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交易的范围除中国政府金币公债外，还涉及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胶股票，后来又增加上海市政府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及法租界公董局发行的市政公债，并且终于在1908~1909年迎来了股市的井喷。
　　1909年的橡胶狂潮，仅在上海证券市场吸纳的中国内资资金，就多达4000多万两白银，将近大清国财政年收入的一半。这些疯狂敛财的橡胶公司，大多都是皮包公司，只是在遥远的南洋签约买下了一块地，甚至连橡胶树苗都还没种下去。要维持这个疯狂的游戏，首先要维持人们对橡胶预期收益的高期待，其次还要让人们尝到一点甜头。这方面，著名的麦边洋行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其所成立的橡胶概念公司“蓝格志拓殖”，不仅给股民们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橡胶饼，而且还串通了外资银行联手做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出来，为股东们每3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票面价值的12.5%。随后，这几家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蓝格志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这无疑大大增强了蓝格志股票的流动性，股价上蹿得更为凶猛。
　　有稗官野史曾说杜月笙如何帮助麦边洋行“布局”造势，其实，当年小杜才20岁，还是个没打开局面的“小开”而已，根本不具备为外资公司托市的能力。真正在推波助澜的，是钱庄等内资金融机构。暴利当前，钱庄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更严峻的是，钱庄自己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
　　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
　
全民赌场
　　在橡胶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谋下，1909~1910年，大清全国陷进了橡胶股票的亢奋之中。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国有资金，通过钱庄和票号遍布全国的渠道，被吸纳到了上海。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大清国人民终于有机会和世界人民体验一把One　world　One　dream了，尽管梦中写满的只是“投机”二字。
　　不做梦的人也有，当时就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赌场。其实，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无论国有企业、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变着花样做庄，“糊”天“糊”地、胡搞一通，根本没有任何人去关注诸如企业管理、财务状况等基本面，企业本身无非成了作为赌具的筹码而已。
　　当时报端上一篇题为《购买股份亦宜自慎说》的文章指出，华人购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去，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股民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作者担忧，这和西方的股票市场及股份制差别太大了。
　　其实，中国历来便有所谓“官利”制度，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官利”（股息），投资者实际上将自己看做债主、而非股东。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利”制度，一直贯穿在晚清和民国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写入了民国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者没有动力、也不习惯去过问乃至监督公司的运营。而同样的，在上海这一由洋人管理的证券市场中，虽没有了官利，但被人为哄抬起来的疯狂股价，令只熟悉“官利”制度的大清股民们更是忘乎所以了。
　　奔牛总有停下来的时候。1910年年中，随着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全线崩溃，其惨烈远超过1883年。精明的老外们早就洗脚上岸了，还泡在深水区梦游的几乎都是中国股民。那些贷款给投机者并自己也大肆炒作的钱庄，也随即倒闭。钱庄还挪用了大量存放于此的国有资金，这甚至导致应按时向列强支付的庚子赔款都出现问题，引发摄政王载沣雷霆大怒。在一连串亡羊补牢的处罚行动后，更多与官场过从甚密的钱庄也倒下来，风波便在大半个中国蔓延。
　　宣统朝三岁而终，金融市场的失控是很重要的内因，它直接加剧了商办铁路的困境和政府推行铁路国有化的决心，而最终导致刚从“牛”背上猛摔下来的大清帝国，最终在铁路问题上出轨倾覆。
　　吊诡的是，1913年，在证交所旧地外滩一号，拔地而起一座宏伟的大厦，其主人就是那位用橡胶把大清架上了“牛”背的乔治·麦边，麦边洋行及蓝格志公司的老板。在乔治·麦边的档案资料中，无论中英文，都似乎把百年前这段叱咤股市的历史抹得干干净净。而这座叫做麦边大楼的建筑物，至今还是上海的地标之一，默默地立在黄浦江畔，看着浪奔浪流、牛去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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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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