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1990韩丁：毛主席是对的

zt 韩丁：毛主席是对的


韩丁：毕竟，他老人家是对的



文革是否像通常宣传的那样，是个大灾难呢？而且，即便如此，是不是只有毛一个人对此负责呢？这是一个比大跃进更大、更复杂的问题，然而它们的答案却是相同的——毛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为贯彻社会主义方向而进行的尝试。这里，又一次，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的基本分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事实已经证明，毛正确的评价了反对派的作用，毛提出要看他们代表谁、想利用权力做什么。自从毛逝世和华国锋下台后，邓和他的官僚们一步步的拆除了几乎所有前3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他们迫不及待的将剩下的一切瓦解掉。最近关于发行股票的建议预示了未来不久它将卖掉现在仍占80％工业比重的国有企业部门，而现在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是改革者们实践社会主义的旗子。看一看过去政权逐渐加快的私有化速度，似乎政权不会在80％或是以下的某一个比例停下私有化的脚步。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到那时社会主义还会剩下什么呢？

毛早看到了这一点，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把刘和邓称作“走资派”。他发动了史无前例（注：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和邓意见一致）的文革，主要就是为了从政权中清除这些人，阻止他们执行资本主义的路线。最后，毛失败了。这里要记住的是，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一场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一种革命战争的形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不仅仅是毛要执行的一些政策——“早请示，晚汇报”。正像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但却是在更广的范围内，文革释放出了革命和反动、主动和被动、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只谴责毛，说文革引起了生产的倒退和破坏，这跟国民党骂共产党发动解放战争中断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样的手法。“他们不会做任何建设”，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对我抱怨，“他们能做的就是炸毁铁路桥梁。”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造反的话，中国将早就得到和平和重建起来了，国民党总是这么说的。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要想执行一种政策，你必须掌握政权。1949年革命胜利，共产党人继承了旧中国的烂摊子，同时也继承了原有的阶级对抗，虽然在致命的敌人面前这种对抗没有激化。解放战争硝烟未尽，关于土地政策的分歧和矛盾就爆发出来。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看，战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所有的力量都碰撞在一起，所有问题都被提出来——往往都反映到党内。这样斗争形式就变成了对党内控制权的争夺，通过控制党来控制整个国家。毛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现象，很早就开始对反对派进行斗争。随着时间发展，斗争也不断升级，终于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尽管毛在过去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赢得过战斗的胜利，但他发现当他号召“炮轰司令部”时，一切都差的太远了。毛把工人阶级的理想、文化、习俗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但这些都没有巩固下来，相反，文革事实上在僵局中结束，双方纠缠在一起，如迪恩所描述的，社会面临三重失信——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未来失去信心；当然是多重的危机。

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四人帮极左的思想和行动造成的，他们把局面无限复杂化。我不同意“五人帮”（四人帮加毛）的说法，虽然毛要对一开始提拔他们而负责。他们很粗暴的歪曲毛的政策和指示，将合理的能动性推向极端，将黑白颠倒，把他们能碰到的一切东西打翻。虽然早期毛能够纠正右倾和“左”倾错误，但在60年代他发现，在“左倾主义”问题上他已被逼上梁山了——实质上，因为同右的尖锐对立，在处理“左”时不得不有所顾忌。22但在60年代他还是发现，由于“极左”的干扰，自己可能要重上“梁山”——实质上，他认为他必须得处理“左”的问题了。

注22 主席在1967年7月8日给江青同志的信中写道：“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文革毫无疑问结束于危机之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萧条是否就要转向市场，技术落后是否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世界开放呢。邓派官僚们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这是他们一向的计划，但这种做法对中国而言是否最有利呢？

迪恩认为这些政策从5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是毛主义的替代方案。但我不同意这一点。人们可以辩解中国今天可以走刘邓路线（即使我并不这么认为），但却很难表明在1950年代可能有那样的选择。

首先，“开放”并不由中国掌控。毛从来没有想把中国同西方隔离开来，他非常愿意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正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封锁了一切联系，断交、撤回侨民、禁运、贸易封锁等等，尤其禁运最为严厉，甚至我每个月想寄给北京的女儿25美元都不行。在敌视性贸易制裁下，我只能每6个月去搞一个外国资产支配许可证来把钱寄去。[0]《中国日报》社的编辑吉恩.莫伊为一则关注海外华人汇款问题的广告接受了中国银行的资助，结果被送入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不利监狱。

其次，当时中国经济太弱小，无法同国外资本在同等水平上进行竞争。中国的金融体系很脆弱，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无论重工轻工都是如此，就连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运输、船舶工具、能源生产能力、自来水供应——也都是如此，商业网络不发达，还有非常落后的农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像今天一样实行开放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使国民经济步入任由外国资本宰割的地位。

再次，把外国资本的问题放在一边，如果中国那时就只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那么其发展只能是极其片面的——沿海某些地区极快的发展，而其它地方则陷于停滞。中央计划则能够将投资分配到全国各地，在内蒙古、山西东南、四川和云南建立钢铁工业，在山西、甘肃、黑龙江建立化学工业，在山西、湖南、湖北、四川建立纺织工业，在云南、湖南、四川、湖北和其它地方建立重工业和工作母机基地。1974年版的泰晤士中国地图，展示了20个主要的工业基地和20个次要的工业基地，分散在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一些是老的工业基地（但是已经极大的发展了），但其中大多数是新兴的。30年的艰苦奋斗造就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自然资源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各地较为均衡的发展也得到了保证。

第四，57年以后合作农业可以将冬天农闲时的劳动力充分调动起来，中国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极大的改善了农业的基础结构。他们将上百万亩的荒山改造成梯田，翻造河堤使灌溉系统大大加强，防风林的建设有力的保护了农田，所有这一切都为高产稳产创造了条件，这是前所未有过的。自从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仅没有新的资本和建设投入，连原有的工程体系都逐渐荒废了。每一个地方的基础建设，都是60－70年代苦心经营的结果，现在竟都七零八落，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完全逆转。

认为邓派官僚混和经济、自由市场的新政策能够取得超越毛时代的成果——不管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农业领域，都不过是纯粹的臆想罢了。将集体财产私有化、将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公共财富转移给占据优势地位的少数人——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短期刺激经济繁荣是一回事；而在之前创造出这些财富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卖方市场环境下为私营企业提供宽松的信贷、为了促进以利润为目的的商业生产将公有资产赠与私人经理、通过最终将危害到中国的经济独立和自主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搞活经济”是一回事；而在残酷的海外经济封锁条件下建立起一个有实力同西方平等贸易的经济基础则是另一回事——在此经济基础之上，中国能主动在经济交往中制定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从而不致沦为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

可疑的政策主张

这又必须回到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宣称关于对当前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上。迪恩认为，比起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增加了两倍，GNP翻了一番。从国家统计局一年两次的报告中，或许可以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正如迪恩自己承认的那样，中国统计数据非常值得怀疑。

所谓的农民收入在集体解散以后增长两倍确实值得深思，众所周知，谷物的价格改革后上涨了100％多，所以问题就在于收入增加多大程度上来源于价格的上涨？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果集体经济仍然保存下来的话，谷物价格上涨会给农村经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数据有没有修正此后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有人还会问，既然收入组成在集体向个体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迪恩所列举的改革前后的收入数据，是否比我在前文中分析过的大寨的类似数据更具有可比性？

考虑到通胀的因素，GNP的数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推测起来GNP包括建筑领域的投资，这一项因素就使得GNP增大了很多，其中的问题在于：首先建筑投资多少是用于生产性的、多少是用于非生产性的？所有的报告都指出，投资的比例是失衡的，消费比例大幅上升，这直接引起了通货膨胀。在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上，任何改革前后的对比都表明前者更高。当然，现在指控原来的积累率和投资率太高。如果说过去积累率太高可能存在问题，那么现在积累率如此低也确确实实是极大的错误，因为这样的话国家就只能靠印钞票、借钱、吃老本生存下去。

自从1979年，农村副业毫无疑问的取得了较大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并不是从农业生产中取得，而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非农生产大幅增加。但这里的数据对比也经常无法反映实际情况，就正如在大寨发生的情况一样，过去就已经存在的副业所作出的贡献被完全抹煞了。整个的成绩被报道为没有改革开放就取得不了，这纯粹是歪曲。如果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采取正确的政策，集体经济的副业生产可以取得比现在的小农经济更快的发展。

还有相关的论断，说中国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了，这恐怕得看如何衡量各项影响因素了，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政治上，人们或许感觉到更加自由，但是在社会角度上看，他们必须面对所有新生的罪恶——如卖淫、乞讨、买卖儿童、胎儿流产、私人资本的剥削、各种疾病的流行（从梅毒到血吸虫病）、普遍蔓延的腐败，还有现在最糟糕的，日益加速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令人不满的事物都在大量的增加。

迪恩写道：“一些系统的破坏在农村发生了，例如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对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以及通过政治手段获取资产和经济权力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中国复杂性的组成部分。”确实如此，但问题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部分吗？迪恩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于农村地区，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

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还存在一些搞得非常好的农村集体经济，它们比附近的个体经济强了许多倍。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一些人非常有勇气去置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也有机遇躲过、有勇气顶住私有化的风潮，果断的坚持了强有力的集体领导。如果政府决定重建集体经济，为期不会太远，集体经济部门就会显著的复苏起来。但迄今为止，政府没有这种倾向，很明显，没有任何有利于集体经济的意见和舆论在党的高层形成。那些勇于抵制分田的基层干部现在仍然遭受着惩罚，不时的被降级和调任。当权者现在热衷于讨论如何将大量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股东或是法人股东最好，而不是怎样在农村改革或者重建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要想生存下去并壮大起来，必须有稳定的政策土壤。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机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必须都要有利于集体经济。文化导向上必须鼓励“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伦理原则。类似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自己富足起来”的口号则是截然相反的方向。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倒退——某些无产阶级的反攻至少对当前的独裁者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最后，迪恩说我们需要毛时代的令人不快的真相。确实，我们需要真相，但我们能从改革者及其拥护者那里找到真相吗？我们找不到。如果事实确像迪恩描述的那样，谁能解释毛仍在广大农村、车间和很多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改革者拼命给毛/泽/东的名字抹黑，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许多年前当权者就命令党委会将毛的肖像从墙上摘下去，去年他们派一些人用手提钻拆除北大的毛/泽/东雕像，在这件事前后毛的形象突然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虽然还没有从天安门上消失。

但尽管如此，毛的肖像和胸章仍然可以在千百万农民、牧民、工人的家里和党委会的墙上发现，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这样说：“毕竟，老人家是对的！”

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20多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指出邓小平、杨尚昆、和他们的“铁杆”同伙是走资派。他准确的预见到，如果这样的人上台，他们就会把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

令人惊讶的不是毛的预言何等准确，而是这预言的应验何等迅速！邓把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开始“改革”不过是在十一年前。大的变动，例如在农村全面实行分田单干，允许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雇工剥削，仅仅是在五年前。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无法预料的苦痛却使得中国人民疏远了邓，特别是最受改革“恩惠”的城市居民，在89年的五、六月间，全国各地的示威者占据了大街小巷。

邓以枪炮和坦克做出了回应，给劫难后长安街留下数以千计的死伤者。凶残的军事镇压宣告邓在道义上的破产，随后在全国展开的政治犯大搜捕更明确无误的揭示出改革究竟是什么颜色、从来是什么颜色。

不要犯糊涂了。北京的头头脑脑们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不再是革命的策划者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是新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忙于将经济划归于巨大的家族采邑，做好准备按照买办的模式把中国完完全全卖给出价最高者。在广场的屠杀并非什么过失，不过表明他们窃据领导位置以来所推行的路线达到了一个顶点。他们着手拆除解放后中国人民耗费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和习俗。他们这样做却使得他们站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在美国长大，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我极少会有错的判断或存有任何幻想﹙因此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但是一直到了改革之后，我亲眼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被毁掉了，我才明白毛所指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从来不认为这样的改变是可能的。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让我醒悟到，我开始明白改革并不是要探索一条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尝试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相反的，改革正是在执行一套经过熟思的完整的计画，这套计画逐步除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而这套计画是有意识的在贯彻推行的。”



本文选自韩丁（William Hinton）Monthly Review Press1990年出版的《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