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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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ZT:节录:《文革简论》第三篇第二章第四节林彪搞突然袭击(3)
第二部分 本节简论
一、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在会前就定下的：（一）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三）战备工作问题。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以上三个议题。毛泽东提议增加一个形势问题。并说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会前定的三个议题，已经由有关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常委会决定：第一天的大会，由周恩来、康生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认为需要在会上来解决的问题不多，会议的进行会比较顺利、轻松。有的人甚至作好了在庐山游览、休息的安排。
二、关于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
其实，林彪在会前作了讲话的准备，并由秘书给他“拉条子”。
但是，在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他明确表示不在大会上讲话。
常委会后，陈伯达专程到林彪处访谈，建议林彪应该在大会上讲话，把张春桥等人的问题提出来。林彪回答：如果讲话，要报告毛主席。
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动身去参加会议前，仍在征求叶群的意见：今天的话讲不讲？
二十三日下午，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五位常委集合在一起时，林彪提出他要讲话。毛主席说，那你先讲。一种说，周、康、陈在一个房间，毛泽东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林彪报告了他要讲话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只是要他不要点名。第二种说法是林彪、叶群对人散布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前不打呼。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林彪要在大会上讲话，肯定是报告了毛泽东；他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可能报告了毛泽东。但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肯定，没有报告毛泽东。就连陈伯达后来也说，他愚蠢地相信了林彪的话。
说林彪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搞“突然袭击”，并不为过。从披露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讲话虽然早有准备，但他自己也一直犹豫不决，二十二日常委商讨议程，他还表示不讲话，而到二十三日下午临开大会前，他才突然提出要讲话。
三、关于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二十四、五日小组讨论中的活动
林彪讲话的内容，从现在保存的录音来看，主要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他既没有直接点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袖地位，也没有公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从这篇讲话本身，确实看不出林彪的用意何在。但是，联系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争论（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反对；吴法宪提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加上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张春桥反对并说称天才是讽刺），林彪讲话的针对性和用意还是很清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彪的讲话，汪东兴提出把林彪讲话的录音再放一遍。结果会议作出了学习两天的安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实际上改变了会议的议程。林彪夸吴法宪立了一功。
二十四日，叶群与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气，传达林彪对小组讨论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点康生的名、更不能碰“十一楼”（指江青）。但是要把矛头指向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说称天才是讽刺）。
二十四日，在各组讨论中，几位大将按照林彪的部署活动。
在华北组、华东组，一些人明确地提出要把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分别写信给大会，要求把坏人（实指张春桥，后假称陈伯达）揪出来。
二十五日清晨，华北组的简报出来了。这份简报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二十四日华北组的讨论情况，极具代表性。林彪夸奖说：看了这么多简报，就数这份观点最鲜明。林彪的几位大将准备在各组乘胜前进。
二十五日清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二十四日各组的讨论情况及华北组的简报。江青认为，这是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打倒跟随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领导人。
四、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对事件进行调查
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以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全会上，突然有人企图攻击或打倒一位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首先要把小组讨论停止下来，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调查研究只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到本质。
进攻一方有两层理论包装；其一是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对方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对方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的调查就首先从这里入手，并且从身边的人——汪东兴着手。
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知道我多次说过；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拥护我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撤穿了汪东兴的伪装。汪东兴只好把陈伯达端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向来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的，他又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评语录。对陈伯达，毛泽东比较清楚。在文革小组工作中，陈伯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过一些矛盾。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伯达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推测出陈伯达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情况，在华北组讨论中，陈伯达、汪东兴发言以后，陈毅接着发言，矛头指向也很明显，火气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是二陈合流、甚至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拢？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找这些人反复谈话、做工作。
汪东兴首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检讨。
吴法宪表示对林彪的讲话有“误解”，愿意检讨。
李作鹏、邱会作反对吴法宪作检讨。
叶群要吴、李、邱谈问题尽量往陈伯达身上推，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不得不违心地作检讨。
林彪不同意吴法宪作检讨。
五、关于毛泽东处理庐山事件的方针
经过几天调查，对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由于事件发生突然，调查研究的时间很短，而全会正在进行中，不可能悬而不决。这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来处理。
关于宪法中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既然是修正案，当然就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不能说错。绝大多数人出于真心，也有极少数人出于投机或保护自己，都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把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成是“反革命”。
关于称天才问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承认有天才，但又不可夸大天才。人的认识（知识和才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人的实践。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他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搞语录、会上发言，鼓吹天才，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别人。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较高，由此影响、欺骗了许多人。根据他在召开九大以来政治态度的变化，他的这次行动决非偶然。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林彪的讲话而起，但是，他在讲话中完全是作正面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针对某一部分人。
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虽然在各组发言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但是，搞意识形态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
陈毅在陈伯达发言后表示积极支持，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活动。也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欺骗、影响。
因此，为了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必须以陈伯达为重点批评对象，其他人员受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带下山。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一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
九月二日至九月五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九月四日，毛泽东提出对陈伯达的处理意见：一，要陈伯达再进一步检查，看来有困难；二，陈伯达以后不再出席大会；三，陈伯达如无历史问题，还保留中央委员。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第三部分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会和提出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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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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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第二部分 本节简论
一、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在会前就定下的：（一）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三）战备工作问题。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以上三个议题。毛泽东提议增加一个形势问题。并说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会前定的三个议题，已经由有关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常委会决定：第一天的大会，由周恩来、康生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认为需要在会上来解决的问题不多，会议的进行会比较顺利、轻松。有的人甚至作好了在庐山游览、休息的安排。
二、关于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
其实，林彪在会前作了讲话的准备，并由秘书给他“拉条子”。
但是，在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他明确表示不在大会上讲话。
常委会后，陈伯达专程到林彪处访谈，建议林彪应该在大会上讲话，把张春桥等人的问题提出来。林彪回答：如果讲话，要报告毛主席。
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动身去参加会议前，仍在征求叶群的意见：今天的话讲不讲？
二十三日下午，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五位常委集合在一起时，林彪提出他要讲话。毛主席说，那你先讲。一种说，周、康、陈在一个房间，毛泽东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林彪报告了他要讲话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只是要他不要点名。第二种说法是林彪、叶群对人散布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前不打呼。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林彪要在大会上讲话，肯定是报告了毛泽东；他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可能报告了毛泽东。但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肯定，没有报告毛泽东。就连陈伯达后来也说，他愚蠢地相信了林彪的话。
说林彪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搞“突然袭击”，并不为过。从披露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讲话虽然早有准备，但他自己也一直犹豫不决，二十二日常委商讨议程，他还表示不讲话，而到二十三日下午临开大会前，他才突然提出要讲话。
三、关于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二十四、五日小组讨论中的活动
林彪讲话的内容，从现在保存的录音来看，主要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他既没有直接点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袖地位，也没有公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从这篇讲话本身，确实看不出林彪的用意何在。但是，联系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争论（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反对；吴法宪提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加上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张春桥反对并说称天才是讽刺），林彪讲话的针对性和用意还是很清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彪的讲话，汪东兴提出把林彪讲话的录音再放一遍。结果会议作出了学习两天的安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实际上改变了会议的议程。林彪夸吴法宪立了一功。
二十四日，叶群与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气，传达林彪对小组讨论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点康生的名、更不能碰“十一楼”（指江青）。但是要把矛头指向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说称天才是讽刺）。
二十四日，在各组讨论中，几位大将按照林彪的部署活动。
在华北组、华东组，一些人明确地提出要把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分别写信给大会，要求把坏人（实指张春桥，后假称陈伯达）揪出来。
二十五日清晨，华北组的简报出来了。这份简报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二十四日华北组的讨论情况，极具代表性。林彪夸奖说：看了这么多简报，就数这份观点最鲜明。林彪的几位大将准备在各组乘胜前进。
二十五日清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二十四日各组的讨论情况及华北组的简报。江青认为，这是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打倒跟随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领导人。
四、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对事件进行调查
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以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全会上，突然有人企图攻击或打倒一位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首先要把小组讨论停止下来，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调查研究只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到本质。
进攻一方有两层理论包装；其一是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对方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对方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的调查就首先从这里入手，并且从身边的人——汪东兴着手。
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知道我多次说过；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拥护我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撤穿了汪东兴的伪装。汪东兴只好把陈伯达端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向来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的，他又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评语录。对陈伯达，毛泽东比较清楚。在文革小组工作中，陈伯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过一些矛盾。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伯达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推测出陈伯达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情况，在华北组讨论中，陈伯达、汪东兴发言以后，陈毅接着发言，矛头指向也很明显，火气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是二陈合流、甚至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拢？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找这些人反复谈话、做工作。
汪东兴首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检讨。
吴法宪表示对林彪的讲话有“误解”，愿意检讨。
李作鹏、邱会作反对吴法宪作检讨。
叶群要吴、李、邱谈问题尽量往陈伯达身上推，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不得不违心地作检讨。
林彪不同意吴法宪作检讨。
五、关于毛泽东处理庐山事件的方针
经过几天调查，对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由于事件发生突然，调查研究的时间很短，而全会正在进行中，不可能悬而不决。这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来处理。
关于宪法中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既然是修正案，当然就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不能说错。绝大多数人出于真心，也有极少数人出于投机或保护自己，都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把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成是“反革命”。
关于称天才问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承认有天才，但又不可夸大天才。人的认识（知识和才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人的实践。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他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搞语录、会上发言，鼓吹天才，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别人。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较高，由此影响、欺骗了许多人。根据他在召开九大以来政治态度的变化，他的这次行动决非偶然。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林彪的讲话而起，但是，他在讲话中完全是作正面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针对某一部分人。
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虽然在各组发言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但是，搞意识形态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
陈毅在陈伯达发言后表示积极支持，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活动。也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欺骗、影响。
因此，为了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必须以陈伯达为重点批评对象，其他人员受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带下山。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一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
九月二日至九月五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九月四日，毛泽东提出对陈伯达的处理意见：一，要陈伯达再进一步检查，看来有困难；二，陈伯达以后不再出席大会；三，陈伯达如无历史问题，还保留中央委员。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第三部分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会和提出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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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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