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华北会议与北京军区大改组：庐山会议余波——毛泽东关注华北

zt 华北会议与北京军区大改组

董保存　卜算子

庐山会议余波——毛泽东关注华北
　　
　　说到华北会议的由来，就必然要说到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有研究历史的学者认为，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的延续。这话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没有庐山会议上的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没有那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就不会有华北会议，这是不争的事实。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中旬，中央决定在地方的地区一级、部队的师级单位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份红头文件指出：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项目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１９７０年５９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份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文件，不知何故，直到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也即华北会议开始后的第１８天，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就是这份文件，才使得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得以在更大的层面传达，从而使陈伯达的问题在党内公开。此前，只是在少数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达。

　　应当说，毛泽东批转这份文件，是他的战略部署中的一环。

　　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让毛泽东吃了一惊：自己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中央办公厅也早已通知不设国家主席，为什么每个小组都有人跳出来呼吁设立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煽风点火，叶群声色俱厉，吴法宪有根有据，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拿着称“天才”的语录，还有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抢先出笼……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批判了陈伯达。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发言？这其中哪些人是有预谋的，哪些人是被蛊惑上当的，一时还很难判断。他需要看清真相，也需要教育全党。那么，从哪里入手呢？

　　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使他不能不想到华北，不能不想到北京军区；那么多的军队代表的发言，使他坚定了要抓军队的想法。最后，毛泽东将目光聚焦在了北京军区。

　　此时，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还不知道最高统帅对自己的误解有多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解释的机会。他不知道毛主席有没有看到他在庐山上写的那封解释信。他相信，如果主席看到了，是会原谅自己的。但毛泽东究竟看到了没有，谁也不清楚。

　　“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主席，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若干年后，郑维山这样回忆说。

　　从庐山回京后的郑维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离京前往内蒙古处理那里的军政要事。一直到９月底，毛泽东从庐山转道南方回京时，他还在伊克昭盟检查工作。

　　那天，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

　　“郑司令现在哪里？”

　　杜辛回答：“在伊克昭盟乌审旗。”

　　“晚饭前能不能赶到北京？”

　　杜辛回答：“乘飞机可以，我马上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不用了，你告诉他，赶不回来就算了。”

　　有着政治敏感的杜辛觉得这事不简单，很快报告了出门在外的郑维山，并建议先电话问一下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是否晚上有重要活动，还说由直升机转乘大飞机，下午回到北京应该没有问题。

　　郑维山当然知道，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果没有事，他是不可能打电话来的。如果有事，就很有可能是主席那里问情况。所以，郑维山很快要通了汪东兴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汪主任，是不是有特别急的事情？如果立即坐小飞机，再转车，明天下午还是能赶回去的。”

　　汪东兴说：“安全重要，不要勉强回来了。”

　　事实上，是毛泽东的专列路过丰台，要汪东兴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到丰台，在专列上召见他们。对于这次在丰台的接见，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的回忆是这样的：

　　毛泽东问：“庐山会议你们传达了没有？”
　　“传达了。”陈先瑞回答。

　　“怎么传达的？”

　　“分片传达的，对陈伯达的问题先下毛毛雨，然后专门讨论。”陈先瑞说。

　　“我们在市革委会领导小组和卫戍区党委常委中传达了，当时议了一下，还没有讨论。”吴德接着说。

　　“这个办法好，何必那样急。”毛泽东不动声色。

　　陈先瑞说的是实情，对于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陈伯达问题的传达情况，北京军区是考虑再三选择了分片传达的办法——各地驻军领导参加当地的传达会议，北京军区领导则由军区组织传达。

　　庐山会议闭幕后，郑维山与陈先瑞、吴德、解学恭和李雪峰商量有关传达事宜。
　　陈先瑞说，以往传达会议精神，惯例都是分片传达，这次中央通知的意思也是要低调，我看还是分片传达吧。

　　李雪峰说，中央有精神，按中央规定传达。陈伯达的历史问题由中央组织成立项目组，我们按中央的部署办吧。

　　郑维山说，下山前，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传达，中央早就下发通知，有三个要点：首先，传达问题按公报，陈伯达的问题记住多少传达多少；第二，注意保密，除公报外，有关会议文件、抄件和个人记录等一律上交或由秘书销毁，片纸不带；９月６日下午庐山会议总结时，毛主席又说，陈伯达当政治局委员不成了，但是如果没有历史问题，还可以当中央委员嘛。看来，中央对陈伯达的态度是保的。

　　分片传达完陈伯达问题后，郑维山启程赶往内蒙古。临行前，他告诉主持军区工作的陈先瑞：“把传达情况向中央写个报告。”“我已经请示过黄（永胜）总长，黄总长说不用写报告了。”陈先瑞说。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问题，北京军区不敢怠慢，传达结束后还是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送上去后，上头很快有了反应。中央副主席康生在报告上批示：奇怪？毫无揭发！

　　这一切，也促成了毛泽东决定在华北地区、北京军区有所动作。
　　
　　批转三十八军报告——毛泽东甩出“石头”
　　
　　正当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深入思考、对华北组的“六号简报”进行追查的时候，北京军区方面有了反应——１２月１０日，一份署名“三十八军党委”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毛泽东吸着烟，凝视着手里的文件。可以说，这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份材料。这份报告很突出、很重要的一个基调，是揭发陈伯达在“文革”中，在北京军区、华北地区活动中，突出自己，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报告第一部分，开头就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报告举证说：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参加了北京军区党委全会，用一种奇特的语言讲个别军和个别地方把军队内部矛盾暴露到社会上，谁都能听懂，他是诬指三十八军。军区全委会开了二十多天，矛头一直指向三十八军，逼三十八军同志作检讨。

　　陈伯达从来不提林副主席。１９６７年秋、冬，他在首都接见保定赴京代表团和到保定视察时，在公开场合共讲话１２次，其中２０８处提到他自己，１７处提到郑维山同志，但却只字不提敬爱的林副主席。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全会上讲话，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５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的战备会上讲话，有６８处宣扬他个人，只有一二处提及林副主席。今年７月，陈伯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内蒙前线……
　　在军内外讲话８次，闭口不提毛主席的战备指示，根本不提林副主席。

　　……陈伯达在群众面前，总是宣传他个人的一套，含沙射影地反对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据我们知道，他参加北京军区的几次重要会议，就贩卖了许多私货。
　　

　　报告第二部分，开头语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１９６７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

　　为了举证这个问题，报告在列举了一些会议后说，由于陈伯达的卑鄙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会议后，不少群众和兄弟部队对三十八军产生误解。１２月３１日，全省１０个专区一派群众和部分驻军、军事院校的代表齐集保定，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公开宣传“三十八军是支持全省的反军派”，“要揪出反军派的黑后台”。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陈伯达勾结杨成武，在北京军区主持的成立河北省革委会筹备会上，当着全省驻军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暗示三十八军搞“武汉事件”……由于陈伯达恶毒煽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猖狂的逆流，说三十八军是黑线部队。……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讲话当“ 圣经”，说“解决保定问题，首先要落实陈伯达同志的指示……”

　　这份报告，在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反党行为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军区负责人在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至于这份报告是怎么出来的，现在说法不一。三十八军的老同志说，是当时他们看了中央的通知后，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写出来的。也有人说，这份报告是江青授意他们写的，要不然怎么能直接到了毛主席那里？还有人说，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转移视线，将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军区而搞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个报告，三十八军的同志上了他们的当，等等。

　　不管这份报告是怎样出来的，但毛泽东抓住这份报告，把它当成了“石头”，却是历史的事实。
　　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甩出了这块“石头”。在三十八军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当天，周恩来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８名常委于１８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１８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被“扩大”到会，学习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周恩来神色凝重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对有些地方还重复念了一遍。

　　郑维山的政治直觉告诉他，自己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上。但他觉得毛主席的批示是建立在不正确的情况之上的——怎么能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皇”呢？

　　周恩来传达完毛泽东的批示后，浓眉紧锁，沉默地望着北京军区的几位领导人。

　　郑维山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表态：“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批示。我觉得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再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我相信，事实真相总会查清楚的！”

　　李雪峰等人也明确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没再多说什么，他告诉众人：“会要有把握开好。当然，军队党是相信的，这么多军队要好好开一个会。”次日，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递到了毛泽东那里。

　　主席、林副主席：
　　昨（１８日）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华北到会的同志有：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解学恭、肖文玖、吴先恩、张南生、郑三生、尤太忠等九人，北京卫戍区有吴德、吴忠、杨俊生三同志。会上，先发了中央印发的讨论文件（（１９７０）１３４号）。读后，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每个师二至三人，军四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党委常委、军分区二至三人，同级军兵种和代管部队、机构亦来相应人数，预计要来四百多人，时间性要长一些。在昨晚讨论中，解学恭、吴德、吴忠、杨俊生等同志都强调主席批示中“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两点。政治局同志也指出：“为何连林副主席也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为何北京军区两次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一次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一次传达中央６２号指示）都只是分片传达，为何河北省的两次传达也是那样草率，一次了事，然后由各军、各地零星揭发，而不能集中讨论，追究原因。”经过大家发言，对郑维山、李雪峰两同志有了触动。郑说，过去上当犯错，现在有信心痛改；李说，过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吴先恩同志提议，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１９、２０、２１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北京三人参加，约十五人），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永胜、作鹏两同志也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个推动作用，在会中也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

　　以上处理，妥否，请主席批示。

　　光“甩石头”还不够，毛泽东还准备要对军队的领导机关“掺沙子”、“挖墙脚”。现在，他要“掺沙子”了。毛泽东在文件上奋笔疾书：

　　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的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有深意的。他要黄永胜和李作鹏参加这个会，是想看看他们有怎样的表现。

　　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交代黄永胜在北京看家，没有去庐山，也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过，他送的书面材料也是写了要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黄永胜、李作鹏已和叶群等人串通过，对他们到底是不是上了“船”是有怀疑的。再者，他们和华北的李雪峰、郑维山是怎样的关系？让他们参加华北会议，不也可以看出来吗？

　　而深受毛泽东信赖的李德生、纪登奎，在历史上和那些人没有过多关系，要他们在华北会议上充当“沙子”，起到“透气”的作用，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有人猜测，此时毛泽东已有改组北京军区之意，由李德生、纪登奎接替郑维山、李雪峰。虽然这只是猜测，但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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