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节录：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分析

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分析

——庐山会议五十年祭

郭建波

 

一九五九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五十年了。这次会议从七月二日召开，到八月十六日结束，共一个半月的时间。它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的八届八中全会。以七月二十三日为界，此前侧重于纠“左”，此后侧重于反右。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参加会议的当事人业已作古，评论这段史实的利害得失的因素逐渐淡去；同时，一九七八年后，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路线实现着中国的现代化，两相比较，使得我们能够以今天的视角来回望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庐山会议本来是纠“左”的，但是在彭德怀的信印发、特别是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会议急转之下，由纠“左”变为反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最终被定为反党集团，而后在全党发起了反右倾斗争。由纠“左”变为反右，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理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4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并说这是椒山先生名句，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且照此去做。遗憾的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有了缺点、错误，自己讲出来，做自我批评，诚然可贵，同时也应让别人讲，欢迎别人进行批评，应该有让人‘面折其过’的政治雅量。当然，这是需要有很高的党性修养的，要做到、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要始终坚持做到、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继续研究。……据周谷城同志回忆，当时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他和毛主席进行交谈中，毛主席谈到西汉的赵充国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实行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又比如，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建议他读一读〈汉书·贾谊传〉，并说：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贾谊给汉文帝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它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一些谋策，虽措辞激烈，但切中时弊，毛主席称它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足见他是很赞赏贾谊的居安思危、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的。毛主席称颂赵充国‘能坚持真理’，称颂贾谊的上书为‘切中当时事理’的‘最好政论’，是对的，很有道理，确属真知卓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几乎就在他赞扬这些古人，推崇他们上书的同时，当彭德怀同志把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和流弊写成信件，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居安思危的忧虑和意见，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却没有称赞彭德怀同志‘能坚持真理’，像看待赵充国那样，也没有称赞他的‘上书’是‘切中当时事理’的‘政论’，像看待贾谊的上书那样，反而把彭德怀同志的信看成是‘反党意见书’，并给他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毛主席评古人的话和评彭德怀的信两相比较，反差何以如此之大，这中间是何缘故？大家也还可以继续研究。不能说毛主席不重视不坚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据我了解，他是很注意这方面修养的。我觉得，不能光从毛主席个人的思想、作风、性格等方面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从我们党的成长经历、党内制度、党内生活的整体来加以历史的探索的研究。”[1]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下个人的认识和看法，作一些分析，并驳斥一些人在这个事件上对毛泽东的指责和错误观点。

 

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及三面红旗的本质内涵

毛泽东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一九五八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分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了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2]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六月十八日所写的文章《十年总结》里的话。在这段话里，毛泽东勾勒了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在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基本概况。

毛泽东探索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表现在那些方面呢？一、政治: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5）通过整风，探索大民主的实现形式。二、经济 : （1）《论十大关糸》。（2）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3）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三、文化: （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四、对外关糸 : （1）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2）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糸的准则。等等。

三面红旗也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尝试。总路线，也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什么关系呢？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过渡时期总路线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尚未确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与过渡时期总路线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指导方针。虽然它们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但是在根本点上却有着相似之处。（1）就在不同时期的作用而言，它们都是本时期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照耀全国人民奋斗方向的灯塔。（2）它们都是要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新路。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人民掌握政权，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通过赎买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本比较雄厚的特点，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找到一条将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快速变为先进工业国的正确途径。（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是制定两条总路线的根本依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是“一化三改”，也就是逐步实现工业化，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是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人民公社化，是对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是高级社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也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原理。我们揭示了两条总路线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庐山会议分歧的深远背景，有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判断的形成和思想变化的深层动因。据胡乔木回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争论和宣传。主要指毛主席同梁漱溟的争论，很多人作了文章，甚至出了书。有些文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把争论的实质说出来。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毛主席发火不对，但为什么发火？当时关健是对待工业化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搞工业化哪里来的资金？同梁的争论主要在这里。梁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作不可的事。梁漱溟讲得那么尖刻，毛主席气得很。争论不仅是对梁漱溟一个人。当时在党外民主人士中，有人对立即实现工业化有疑虑。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意见还不是第一位的。这些人认为，战争过后要有一段休养生息，搞工业化使人民的负担大为加重。梁漱溟是一个代表。党内也有争论，如对统购统销。说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那么平静的一件事。”[3]当然，关于党内的争论，胡乔木说得很含蓄，没有明确得讲。据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讲，一九五一年关于山西省委在农村进行合作化被刘少奇否定，后来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才进一步在全省推行。[4]既使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刘少奇的观点也没有变。据袁宝华回忆：“合作社问题，少奇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一直到1965年，在他的家里开一次会，我去参加了，他还讲，首先得机械化，然后才能集体化。没有机械化，集体化不能实现。他抱了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他说，一直到现在我仍坚持我的意见。”[5]这说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党内外是有着不少分歧和争论的。前面已经说过，这两条总路线是有着逻辑联系的，两条总路线提出后又同样面临着不少争论和反对，毛泽东将庐山会议的争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争论联系起来看，路线斗争的概念也就油然而生了。

那么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九六三年六月，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三面红旗时说：“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后来又说：“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6]由此可以说，总路线是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总路线指导下，中国人民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的具体探索和实践，其目标是为了把中国尽快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什么要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呢？一是中国落后，快速实现现代化，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筑固人民政权，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更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至于人民公社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出现的。当时中国农业要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而农业发展也需要资金。为弥补资金不足的劣势，便利于集中必要的人力资源，修建大型水库，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较大辖区内，统筹兼顾，合理调配劳动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力。只有建立人民公社，才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目标。同时，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建立现代农业，推动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也同样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而使原来的高级社合并成为人民公社，就便于集中公社内的资金，建立社办工业，逐步实现农村的产业化经营。还可以建立社办学校，普及文化教育，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等等。这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集中必要的资金，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对社会生产领域的一次必要变革。

那么，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有什么特点呢？（1）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在国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样就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2）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在总路线中，就有多快好省。多快讲得是速度，好省讲得是效益。在总路线的内容中就孕含了速度和效益的统一。（3）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争年代，我党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民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是由我们政权的性质，建设的目的决定的。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我们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上所具有的不同特色。（4）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在中国工业化建设资本缺乏、市场狭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就要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使亿万人民群众的精神变为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力量。（5）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要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证。群众内部有了不同意见，不能强迫、命令、压制，要说服教育群众，如何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如何激发群众自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都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因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使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变为建设社会主物质力量的重要保证。（6）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大跃进当然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人民公社化运动当然是变革生产关系。在大跃进进行的过程中，适时地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人民公社化运动反过来又推动了大跃进的发展。

刚才我们对大跃进的特点作了简要分析。我们在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应将其本质与具体表现形式区分开来。在具体表现形式中，应将其对本质反映的正确表现开式与对本质反映的错误表现形式区别开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是对其本质的错误表现形式，这些形式是对其本质的歪曲反映。无庸讳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由于没有经验，有些干部好大喜功，“五风”盛行，出现了不少缺点和问题。比方说全民炼钢、小土群、公共食堂等等这些具体的形式，是属于探索中的问题，这样做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行得通？如果行不通，改了就是了。至于像“五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废除商品，消灭货币”等，不过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认识，是对其本质的歪曲反映。可是现在有些人，却把这些在探索中出现的错误以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歪曲的反映不加分析地等同于本质，并以三年经济困难为证，以此来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用这种探索中的失误以及歪曲反映的观点去评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而没有进行辩证的分析。这种作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毛泽东首先发现问题，并领导全党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纠“左”。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探索的方向和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因而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已出现的“左”的错误。在纠“左”过程中，各级都要承担责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不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全党没有经验，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找到纠“左”的办法，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纳入正确的轨道。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纠“左”，号召全党读书，要求分清“两个界限”（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反对两个平均主义（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要重视价值规律，人民公社不能自给自足，要搞商品生产等等。这些错误，通过纠“左”，本来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因何印发大会讨论？

本来庐山会议是继续纠“左”的，会期预计七月十五日结束。彭德怀觉得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欲言未尽，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于七月十四日晨将写好的信直送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可以有三种处理办法：（1）参考参考算了；（2）找彭德怀谈一谈；（3）印发大会讨论。为什么毛泽东没有采取前两种方式，而将信印发了呢？因为毛泽东已意识到当时不仅党内外，而且就是在庐山会议这样党内高层的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有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如果这此分歧消除不了，全党的思想就不能统一，那么就不能团结起来完成下一步的工作。况且写信的人又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自然不能采取参考参考算了，不当回事的方式。至于为什么没有找彭德怀谈一谈呢？一方面毛泽东开始也没有认识到信有那么严重，作为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陈述不同意见，从组织程序上看，也是正常的；就信的内容，除去里面的个别用语外，也基本是属实的。既使后来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也仍然这么讲。吴冷西说彭德怀的信还没有他们起草的《议定纪录》尖锐。在吴冷西回忆田家英的文章里，吴冷西转述田家英讲的毛泽东与田的谈话，也证实毛泽东开始也没有将彭德怀的信看得那么严重。[7]我们不能因为后来批判彭德怀，将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就说毛泽东一开始就有那样的想法。实际上形成庐山会议那样的结果，原因是复杂的。随着会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变化。这在下文当有揭示。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许认为当时尚不具备和彭德怀谈话的气氛和条件。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要挂帅时，彭德怀说过去你不是挂帅吗？当场顶撞毛泽东。[8]这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找彭德怀谈一谈的原因。至于毛泽东为何决定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讨论？毛泽东也许认为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是彭德怀一个人，而是相当一批人有这种看法和认识，将信转发为会议讨论，便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消除分歧，以利于今后的工作。

当然今天我们回忆起来，这封信也有让毛泽东心存疑虑的地方：（1）写信的时机。纠“左”进行了九个月，以前也不写信，为什么在庐山会议快要结束的时侯，在国内外、党内外、直至党内高层的庐山会议上出现比较严重的分歧的时侯才写信？（2）写信这种方式。据黄克诚回忆：“我记得７月１７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相互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9]以前彭德怀没有采取写信这种方式，解放后十年，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次数少，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生活会上，当着彭德怀的面，毛泽东说：十年九次电话。[10]这次采取写信的方式，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3）写信人的身份。写信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有人认为，彭德怀上了万言书，为民请命，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容不下不同意见，所以才把彭德怀打下去，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偏激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真相。无庸讳言，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确实是产生过不少分歧和矛盾，还存在着误解。但从根本上并不妨碍他们的合作。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仍然重用彭德怀。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命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命彭德怀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爆发后，任命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赴朝作战。战争结束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国防部长。高饶事件时，彭德怀被保护过关。后毛泽东同意在军内批判萧克、粟裕，支持彭德怀。一九五五年授军衔的时侯，仅次于朱德总司令，名列十大元帅第二位。庐山会议前曾几次要辞去军委领导职务，毛泽东没有批准，让彭德怀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此看来，虽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尽管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有不少分歧，但毛泽东仍然信任并重用彭德怀。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也说过：“过去毛主席就长期敢于用反对过他的人”。[11]因而那种把庐山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因容不下不同意见才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是没有说服力的。从毛泽东为彭德怀信所拟的标题来看，命名为“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可透射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是不满意的。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是很慎重的，在批示印发会议讨论时，他既没有对信作任何评论，更没有对信进行定性。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对信本身看得并不严重，希望通过将信印发会议讨论，来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完成今年的任务。

 

毛泽东因何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谈话?

从毛泽东七月十六日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供各同志参考，到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批评右倾的讲话，在这期间究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毛泽东由纠“左”变为反右呢？据吴冷西转述的田家英的回忆，毛泽东一开始也并没有把彭德怀这封信看得那么严重，更没有就此要批判彭德怀。有人在文章中说，在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彭德怀的信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要讨论这封信的性质。这是不确切的。一个是有前面所述田家英的回忆为证。同时，据李锐说：“7月19日或20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们？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12]如果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作为常委的周恩来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的，那周恩来是不会对李锐这样说的。就是在毛泽东讲话后的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同国务院副总理座谈时碰到彭德怀，谈到那封信。周恩来对彭德怀说：“主席说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在周恩来谈到要压缩基建时，彭德怀在一旁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恩来回答说：“你不晓得，开始讲，好像我这净是诉苦的事情，误会成为泄气就不好。”“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那么一通。应该谨慎吸取教训嘛。今年你代替我了。”[13]通过这番话，我们不难理解，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据薄一波回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薄一波在地方考察期间和彭德怀相遇，交谈之后，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相似看法，彭德怀建议他们共同给中央打电报反映看法。薄一波还倒是比较谨慎，说道，还是我们各自反映为好。[14]就是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彭德怀的问题也没有当年反冒进时周恩来、陈云那样严重，之所以后来和周恩来、陈云那样迥然不同的结果，彭德怀方法不当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印发彭德怀的同时，还采取了其它措施：一是“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二是建议“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要来。此点也请酌。”[15]

由此看来，彭德怀的来信使毛泽东更进一步感受到党内高层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的分歧和不同意见，毛泽东改变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分组办法的建议，是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不要局限于一个区域，对全国各地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利于开阔眼界，加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整体认识，为统一思想打下基础。毛泽东让留守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甚至包括养病的陈云来参加会议，当然是为了通过讨论，消除分歧，统一思想，加强团结，避免分裂，完成下一步的工作和跃进任务。

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中，我们尚未发现这个时候毛泽东为彭德怀定性的可靠证据。事实上，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毛泽东在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情况时，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6]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意识到会议出现的分歧、争论和矛盾，但仍然在采取措施解决会议出现的纷争和不同意见，以期维护党的团结，其主旨仍然在纠“左”，而并非反右。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犯了错误不认帐，这种说法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次七月二十日谈话认错没有？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说：“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0七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是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17]那么，这算不算认错呢？据胡乔木回忆说：“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这话在庐山会议前期也讲过：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18]这是不是毛泽东听不进不同意见，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不认帐呢？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肯定了彭德怀的信，为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从理论上作了分析说明。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召集协作区主任开会，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七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议，准备第二天召开大会。[19]注意，这是在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议后决定第二天召开大会。应该是开完会后，已到深夜，中央办公厅第二天清晨发的会议通知。有人就在这方面做文章，说召开大会是毛泽东一人做出的决定，据传别的常委也是临时通知的，甚至有的人的亲属也出来证明。但我们现在不知道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的具体内容，刘少奇、周恩来的意见和看法如何？因而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前面我们知道直到七月二十日，毛泽东虽然对会议一些人的发言有所不满，但主旨仍然是纠“左”。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发表七月二十三日那样的讲话呢？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一：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庐山会议上出现了尖锐的争论，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有相当多的不满和意见。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如果思想不统一，不但会影响以后中央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难以完成中央规定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还会影晌党的团结和统一，甚至导致党内分裂。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二：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党内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和意见，甚至出现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责和否定。一九五九年五月间，在江西省委党校学习的八十多个县委干部，学习讨论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上所确定的巩固人民公社的方针。讨论中，学员们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十分尖锐的否定性意见：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东西，是浮夸、谎报的结果；大炼钢铁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眼前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缺，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人民公社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地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搞人民公社根本缺乏条件，实际表明：“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在社会主义阶段，匆匆把两种所有制抹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违犯了客观必然性，违犯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左”倾思想的结果。[20]同年六、七月间，国务院秘书局干部在学习讨论中，同样认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不具备，更不成熟，发展太急太猛，急性病！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不仅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否定态度，党的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少人有抵触情绪，甚至采取抵制行动。[21]就在庐山会议开始的后两天，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到无为县检查工作。他在新民公社五福大队，果断向干部与群众宣布“三还原”：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并且要求县委书记全面贯彻。没有几天，全县政府6000多个食党：“一风吹散”了。[22]七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在这个材料中，有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攻击地方干部，对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各项规定也有不满，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同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在这个材料中，有些人对去年大跃进仍有怀疑，认为去年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是不正确的，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速度太快了，对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发生猜疑，对现行政策发生怀疑。[23]毛泽东七月十日讲话中说：“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24]从党内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相当严重的不满，也出现了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声音。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三：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上有一些人也是讽刺、挖苦和嘲弄，趁机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胡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到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是唯心。陈铭枢说：要是过去发生这种事情，早该“下诏引咎”了；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他们施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等等。[25]毛泽东在七月十日的讲话中说：“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得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24]毛泽东将这些人的议论和党内的分歧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党内外合力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四：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摆出大国沙文主义的面孔，嘲笑中国人民探索本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妄图使中国重新皈依于莫斯科的指挥捧下。而庐山会议的纠“左”已经发展到有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的探索，就可能重陷苏联模式，也难以摆脱莫斯科指挥棒的控制。苏联对中国探索本国式社会主义的冷淡与议论，与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揭露与批判相呼应，这可能是纠“左”变为反右的国际原因。本来，二战结束后，在苏联支持下，东欧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允许东欧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冷战开始后，为确保苏联对东欧地区的控制，禁止东欧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照搬苏联模式。对中国一九五六年后，没有继续照搬苏联摸式，开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赫鲁晓夫是反对的。表现在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甚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苏联报刊都禁止宣传等等。据吴冷西回忆：“在赫鲁晓夫1958年7月访问北京之后，中国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8年年底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地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1958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同美国参议员汉弗来谈话时，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内政。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1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26]七月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印发《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材料。这是中国驻苏使馆七月二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认为，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和不同的看法。[27]苏联是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而在党内也存在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当时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加剧，致使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党内对苏联盲目崇拜的风气还相当浓厚；一方面中苏之间的矛盾在激化。这两者之间的作用更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决心。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和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中国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的一条新路，这条新路能够使中国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同时有利于中国摆脱苏联指挥棒的控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走上一条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庐山会议的纠“左”已经发展到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时，毛泽东由纠“左”变为反右。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五：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在讨论期间有人揭发彭德怀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以及彭德怀在发言时所持的不冷静态度，令毛泽东深感忧虑。在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一日的小组会上，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28]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在长征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时，曾向毛泽东提出扣押人质、武力解决的建议（当然，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搞。）[29]，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这样尖锐的意见，又刚刚从苏联回来，这些意见恰好有些又和苏联领导人讲得相似。在这种背景下，说出“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的话，自然令人生疑。比如在小组讨论期间，彭德怀曾说，华北座谈会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二十天娘不行？彭德怀感情冲动，意气用事，首先联系历史旧事，无疑被人们认为对批评不服的表现，使会议形势陡然升级，更为复杂多变。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六：彭德怀的信印发后，更进一步激化了一些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判，要深挖思想根源，发展下去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实际上有不少人发言赞同彭德怀的信。据黄克诚回忆：“１８日到期１９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１９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对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30]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肯定了彭德怀的信，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后来有人统计：全文8000多字，而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 “太急”、 “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31]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七：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和各大区负责人的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32]这成为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导火线。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主要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但听不进不同意见，触不得，一触即跳的人，劝他们要听坏话；另一种是动摇的人。这种人“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那一边，向哪个方向讲的。……我劝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33]当然，毛泽东在讲话中也作了自我批评，指出了自己的错误。从毛泽东的讲话来看，虽然毛泽东用词激烈，情绪激动，但毛泽东还是相当慎重的。这表现在：毛泽东在讲话中，批的是彭的观点，但并未点彭德怀的名，而倒是点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名；对彭德怀的信及一些人的言论，并未全盘否定，而是肯定其基本正确，但指出部分不妥，关健是讲话的方向问题；明确指出他们不是右派，是中间派，就是说彭德怀等人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彭德怀等人距离右派还有三十公理，显然比批评反冒进时说周恩来、陈云距右派还有三十米要远得多，这并非仅是一个数字的差别，说明当时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尚未到周恩来、陈云那样的严重程度。这固然是因为彭德怀等人的言论不少还是反映了事实的，但也客观上反映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错误的判断程度。既然当年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在毛泽东的判断中比彭德怀等人要严重得多，但他们能够通过适当的方式摆脱难关，而彭德怀等人却被定为反党集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彭德怀等人与周恩来、陈云两种不同的结果，这是发人深思的。

前面根据当时的国内外情况分析了导致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原因。现在我们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或模式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导致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深层原因。

本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了不少缺点和错误，而且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已对此有许多批评，甚至出现了否定性的意见和看法。从现已公布的毛泽东批示的文件和材料中可知，毛泽东对当时存在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同意见和批评是知道的。虽然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都是在肯定其基本正确的前提下发言的，但根据事态的发展进程，毛泽东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策略考虑，担心这种批评有可能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不是孤立地看待会上的争论，而是回首过去，透射到未来，他自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庐山出现的这场争论。毛泽东从思想的深处可能意识到，如果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必然会导致如下结果：

（1）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控索。尽管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否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并不是一回事，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除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没有另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如果有，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不必然否定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还可以找到别一条探索之路；如果没有，就没有什么区别。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发展方式，但正确的发展方式却只有一种。毛泽东认为，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和问题，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和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判断有没有道理？是否失于武断？后来有人指责说毛泽东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这是毛泽东认识上的局限。其实毛泽东并未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错误和缺点，这也是毛泽东几个月来进行纠“左”的原因。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这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是由于探索过程中经验不足造成的，这些缺点和问题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方向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适应生产力要求的进一步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条正确的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七八年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造成严重的“三农”问题，国企的大面积破产，国民经济的殖民化倾向加重以及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远意义。因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也就使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走入歧途，这种探索不会出现有真正意义的硕果，也就实质上否定了探索本身。那么否定了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2)照搬苏联模式。因为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当时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象东欧国家那样，照搬苏联模式；一条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前面已经说过，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有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否定了这种探索之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只有照搬苏联摸式。照搬苏联模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革命的能动性，才具有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而照搬苏联模式恰巧是教条式地对待苏联经验，直接违背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毛泽东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创造性地施行和平赎买的政策，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同时，鉴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残重损失的教训；而苏联也已暴露了他们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当时苏联领导人仍然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照搬苏联模式，就很难摆脱苏联的指挥棒，难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这也与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相违背。照搬苏联模式，只能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后患是无穷的。因而，中国不会去照搬苏联模式。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顶住党内外、国内外的巨大压力，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继续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奋勇前进。虽然在这条路上有险象环生，充满了曲折，也确实负出了重大代价。但从历史角度看，这是毛泽东作出的一个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战略抉择。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洞察力。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更显现了当年毛泽东抉择的伟大和英明。

（3）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既然探索之路被否定了，苏联模式又走不通，那么中国极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之前。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筑固，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就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而照搬苏联模式又后患无穷，凡事不进则退，中国极有可能向后退，一直退到一九五三年之前（但不会退到一九四九年之前，因为那就否定了党的领导。）。毛泽东一定联想到一九五三年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发生的激烈争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是“一化三改”（既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与梁漱溟在政协会上争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立刻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后来，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多次说：“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34]毛泽东将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争论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两次争论的某种逻辑联系。这也是后来毛泽东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35]的原因。况且在当时情况下尚有许多退的因素在起作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尚不筑固；党内外特别是党内高层有人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大量存在；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和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国际垄断资本在境外虎视眈眈。因而在探索中出现挫折，照搬苏联模式又走不通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极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毛泽东曾说：三大战役那样的胜利都没有使我高兴，而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使我高兴了。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毕竟在改造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倒退就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毛泽东是坚决不允许倒退的。为防止倒退，毛泽东又提出了“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这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当初毛泽东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排除万难，执着地、义无反顾地坚持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既展示了战略家的远见和洞察，又彰显了革命家的情怀和使命感、责任感。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取系当前的现实，有许多问题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

 

因何提出“对事，也要对人”？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36]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毛泽东四点意见特别是“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条的传达、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来代替党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等等。据黄克诚回忆：“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增强，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37]毛泽东七月二十五日讲得这四点意见，表明他的观点又有那些新的变化呢？毛泽东认为：鉴于右倾现已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因而现在应该主要反右倾；在反右倾过程中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不仅意谓着批判升级，也表明要对犯右倾错误的人做相应的处理；指出要划清界限，不仅要孤立那些犯右倾错误的人，尽可能团结党内的绝大多数同志，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完成下一步的目标和任务；继续在会议上畅所欲言，明辨是非，以求达到思想统一，目标一致，凝结成坚强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只是批评了右倾，就事论事，没有点名，而七月二十五日的谈话却讲到“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既要对事，也要对人。”毛泽东观点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主要是批右，而七月二十五日谈话则提出反右。毛泽东由批右转为反右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批右，只不过是向全党敲响警钟，就右倾这种现象而言，就事论事，要人们认识右倾。而反右则要锁定坚持右倾观点的人，要开展斗争，变为实际行动。毛泽东认为，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其方向和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因而，纠“左”要在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进行。七月二十五日谈话，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就是因为庐山会议内外出现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判，有可能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实质上否定了有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否定这种探索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而这两种发展方向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因而，要避免这两种结果的出现，就必须坚持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必须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在会内外出现的批判有可能否定这种探索的情况下，只有将对右倾的认识变为对右倾的批判，反对右倾，才能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使沿着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进行下去。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既要对事，又要对人”，毛泽东可能出于下列考虑：（1）既然右倾现在已经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因而要开展反右倾斗争。而不确定斗争对象，势必会严重影响反右倾斗争的深入发展，所以，确定批判对象，是反右倾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2）毛泽东将这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判定性为右倾，而非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不在打倒之列，而确定批判对象，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教育、启发和开导，促进有右倾观点的人及时转化。这不但有利于防止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而且还体现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有利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3）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到黄克诚住地。周小舟说：毛泽东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他不能一手遮天。他们三人出来时碰见了罗瑞卿。[38]当然，他们在这天晚上讲得话，当时别人是不知道的，但他们的这种活动会引起别人的警觉。此外，还有那些因素呢？由于缺乏必要的史料，目前尚难以做出更深入的分析。

 

关于导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的原因分析。

本来，在毛泽东七月十六日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时，并未将信看得那样严重，就是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时，说犯右倾错误的人离右派还有三十公理，显然比批评反冒进时说周恩来、陈云离右派还有三十米要远得多。黄克诚回忆：“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议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39]由此可以看到，将他们从右倾机会主义定为反党集团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呢？

一是当时他们出口随意，态度不冷静，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与恶化。比如彭德怀说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骂娘”的话，要请“苏联红军”的话，在会议上传播开来，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据李锐回忆：“小组会上有人揭发我在火车上说过：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一个比喻（从而撇开了乔木，有延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担，不牵连别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是要出轨的，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这位揭发的同志当时并不在火车上，我就追问，那么是听见谁说得呢？他说是柯老说的。这更奇怪了，柯老又不在火车上。当时这位同志就收回‘李锐说大跃进翻了车这句话’。当时我太不冷静，太少年气盛，不该接着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同你今后只能谈风花雪月。”从此，‘李锐说去年翻了车‘就讲不清了。”[40]李锐在这里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不是那意思。不过你转述胡乔木的这句话，又不加以限制说明，难道是别人误解了你的话吗？联系到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言，与这句话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自己又抱怨什么呢？李锐又非要追问这句话是谁传播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追问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关健是你讲过这句话没有？在党的会议上，在人家已经收回自己所说的话的情况下，李锐却说出那样刻薄的话，这难道是对待同志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态度吗？这只能加剧形势的紧张。这些话虽然是七月二十三日以前说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他们更为严重的言行被揭露后，前后联系起来看，这些话就具有了另一种含义。

二是七月二十三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被视为小组织活动。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也确实说了一些偏激的话，黄克诚对他们进行开导、批评，那些话当时尚未传出去。但他们几人在会议发言时是赞同彭德怀的信的，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当晚，却聚在一起，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联想，产生小组织活动的猜测。

三是在人们的追逼下，而不是由他们主动地交待出“斯大林晚年”问题。从而使会议形势急转直下。据黄克诚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了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健问题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我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缄默。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那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清了。后来周小舟承认是他说的。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瞎话，证明我这个人是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它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我们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我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我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我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我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也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我们观点相同，也陷入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我们一道并列点名。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41]在八月九日下午第二组的会上，关于同彭德怀交谈过什么，张闻天被作了这样一些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说到这里，会场顿时惊讶不已），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42]八月十日上午小组会上，有人问周小舟：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么？周小舟说：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反“左”到反右。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18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度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威信？[43]八月十日临时第四小组会上，彭德怀在别人追问下，说道：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后没有表示态度。[44]上面所引的史料说明他们确实在背后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对党的领袖有意见，可以直接向领袖自己提出，几个人在背后议论，又是在追逼的情况下交待出了问题。这与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搅在一起，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四是彭德怀的言论引起人们对其与与苏联关系的猜测。赫鲁晓夫批评、指责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刚从苏联访问归来，他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某些观点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观点相似，他也说过“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之类的话，因而被人怀疑为从“国际取经回来”，“里通外国”。

五是彭德怀在过去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引起人们的疑虑。彭德怀在党史上同李立三、王明（“左”、右倾）、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彭德怀都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情况紧急的情况下，为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采取果断措施，扣押人质，毛泽东说：党内斗争，不能采取这种方式，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他们终究会觉悟的。现在，彭德怀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在过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刚才，我们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自身的言行分析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原因。现在我们看，在会议上反对彭德怀等人，将批判推向高潮的尽是些什么人呢？

一、保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据薄一波回忆：“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45]当时真正在头脑中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开辟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有这种明晰认识的人并不太多，不少人是随大流，处于对毛泽东的拥护和信任而对彭德怀等人开展了批判和斗争。这样，我们看到既使是保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也分为两部分：一种人清醒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一种人是处于对党和领袖的爱戴和信赖。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本来毛泽东是要我们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但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们接到通知，不再下山。李银桥没有说明这些领导同志是谁？也没有交待毛泽东要他们收拾东西的时间。不过，据我们分折可知，此当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之间。因为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前，不可能出现有些同志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此后，因要出席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不会提出收拾东西下山。据黄克诚回忆：“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46]黄克诚由于想见的原因，没有说明劝他揭发的中央领导同志是谁。但我们可以判定，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肯定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不然，黄克诚是不会称他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毛泽东在八月一日中央常委针对彭德怀召开的生活会上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47]由此也可以看到批彭在党内确实有一股势力。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48]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他具体对什么事“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他说的“他们”具体是指谁?不过，从讲话的上下文来分析，“他们”是指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 看来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没有被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尽是他们说了算”。毛泽东是对什么事“不满意”呢?毛泽东明确界定说是对“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指八届八中全会，这次全会于八月二日召开)”，而不是此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八中全会有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改指标问题不会有什么大的分歧。路线问题，集中到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和定性问题。毛泽东说的“不满意”应该是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中央决策时的情况到底如何?由于缺乏必要的史料， 不便于推测。不过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力量很大，为大局计，毛泽东有时还不得不让步。

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处于自身利害而去批彭的人。当然，这些人批彭的动机也比较复杂：(1)认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不少事，结果却遭受指责，心中委屈不平；(2)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将会使他们的威信大跌，追究责任，最终会追到他们的头上；(3)通过投机于反右倾斗争，不但可以避免了追究以前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在反右倾斗争中捞取政治资本。

三、在历史上与彭德怀有积怨的人。彭德怀脾气倔强，性情耿直，出口伤了不少人，因而，有些人借机批判揭发彭德怀，以泄私愤。甚至可能有些人想从彭德怀的倒台中为个人谋利。

从以上的分折可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反党集团，原因是复杂的。既与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密切相关，也与他们言行不当，甚至有些情绪化的表现有关。“斯大林问题”被揭露前，犹豫不决，抱着侥幸的心理，没有主动的坦白交待，陷于被动，成为人的口实。这些又与他们的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号角声中，最终被定为反党集团。

作者：郭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