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人物：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Zt：人物：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2009年3月18日上午8时10分，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一位93岁的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平静而满足。他，就是有着60年党龄、被誉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吴大观。

　　吴大观，江苏镇江人，中学毕业于百年名校扬州中学，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求学并赴美留学。
1941年，因亲眼看见日寇飞机肆虐神州，无数国人惨死，而毅然由机械系改报航空系，
从此68年与航空相依相伴。

　　吴大观的外孙女梁焱说：“如果说，每个人都有欲望，那么我外公这一生唯一的'欲望'就是研制出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发动机，为中国的战机装上一颗‘中国心’。”

　　挥戈蓝天、亮剑苍穹，保卫祖国领空的"制空权"必须培养出一支飞机和发动机自行设计队伍。其中，发动机研制更为关键。因为，它是飞机的“心脏”。

　　建国初期，毛主席就反复强调：“我们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还要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挥戈蓝天、亮剑苍穹，保卫祖国领空的“制空权”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航空工业，培养一支飞机和发动机自行设计队伍。其中，发动机研制更为关键，因为它是飞机的“心脏”，对飞行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作战性能等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6年9月，吴大观到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厂任新中国第一个发动机设计室主任。
五年后，又在沈阳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发动机研究所。他始终坚持一个观念：即使能从苏联引进发动机，但关键技术是学不到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受他影响，厂(所)里的科研人员刻苦钻研技术资料，努力学习数学和英语。每天晚饭后，办公楼里总是灯火通明，学习蔚然成风。

　　1958年5月，由吴大观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台“喷发－1A”发动机试制成功并通过了20小时的长期试车。7月26日，装备着“喷发－1A”的 “歼教－1”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喷气式飞机从此飞上蓝天。紧接着，1959年9月，吴大观带头设计、试制的“红旗2号”喷气发动机上台试车，
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

　　从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厂到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从喷发1A、涡喷7甲，到涡扇6，航空动力的先行者们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为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走出了一条从测绘仿制、改进改型向自行研制转变的道路。

　　吴大观在自传中写道：“尽管在初期的摸索中也盲目干了一些工作，但是大家的热情还是值得鼓励的，而且也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是能够造飞机和发动机的。”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即使在“文革”期间遭批斗左眼失明，他那颗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也未曾动摇过。“我们真的是想搞出自己的发动机啊！” 他就这样用一只右眼如饥似渴地工作着，
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然而，好景不长。同那个时期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吴大观没能逃过“文革”带来的厄运。造反派给他安了个“特务”和“走资派”的罪名，用鞭子打他，要他交代是如何从美国回来的，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眼睛里安装有美国特务的微型照相机。原本对党忠诚、每月多拿出一半工资交的党费也成了“罪状”，变成他从事特务活动的经费。挨批斗、关“牛棚”，原有的病痛不断恶化，最终导致左眼完全失明和胃出血。然而，即使在逆境中遭受磨难，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科研知识分子那颗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却从未动摇过。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1972年，吴大观逐步开始恢复工作。1977年底，他被调到西安航空设计厂任技术副厂长，主抓英国“斯贝”发动机的专利引进试制生产。

　　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年过60的他每天如饥似渴地用一只眼睛学习和工作。据当年在西航共事的同事回忆，为了怕他走路摔倒，晚饭后他的夫人华国都会用手电筒引路，把他送到厂门口，晚上12点再由秘书送他回家。几年如一日，天天如此。

　　由于“斯贝”发动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因此我国不仅购买了技术专利，同时还向英国罗·罗公司买了50台发动机。之所以买发动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家卖专利只是卖了制造权，而不是设计权，关键的高新技术不会告诉我们。只有买了发动机，我们才有机会去英国看他们装配、试车、考核、验收，才能一边学习一边自主研制。

　　为了更好地消化、掌握英方先进技术，吴大观把办公桌搬到资料室，对有关设计技术资料一件件过目，一句句进行中英文对照，一遍遍地验算。四个月里，他看了上千份资料，记下了几十万字的心得笔记，并督促厂里技术人员“一定要吃透技术，为我所用。”

　　1979年春节前，我国购买的第31台发动机在英国进行交付验收时出现叶片断裂事故。“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人思想还比较保守的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小小的叶片断裂顿时给引进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人怀疑这是英国人在故意捣乱，提出中止购买并停止使用“斯贝”发动机。

　　怎么办？吴大观深知，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已经经历过几次徘徊，这个“板”拍下去将关系到整整一代发动机的研制和我国航空事业发展的进程。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他顶住压力，带领三名设计人员赶赴英国。从事故模拟还原开始逐一进行研究和分析，最终判定这是一起因生产过程控制不严而造成的偶然事故，并非成批性问题，从而使“斯贝”发动机的引进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把‘斯贝’搞出来！”吴大观曾经在英国罗·罗公司总设计师贝凯特面前许下这句诺言。可以说，“斯贝”国产化研制工作倾注了吴大观的全部心血。然而，8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调整和飞机研制进度推迟，“斯贝”发动机研制不得不中止。

　　面对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吴大观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但他从未向任何人说过。只是后来调任北京后，每次贝凯特到中国约见他，都会遭到他的拒绝。他对“中间人”说：“请代为转告贝凯特，就说吴大观已经死了。”

　　没有 “斯贝”，就没有 “秦岭”；没有 “涡扇6”，就没有“"太行”。当我国自主研制、代表着中国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战机“飞豹”和“歼10”振翅九霄、砺翼长空时，背后是他多年来默默付出的心血和精力。

　　2008年底，吴大观在例行体检中查出患有肠癌，身体每况愈下。面对死亡，他没有想尽办法延长自己的生命，相反，抓紧最后的时间坚持学习，《人民日报》、《求是》、《中国航空报》……
他心心念念的始终是祖国的发展、是他热爱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航空发动机事业。

　　2009年初，吴大观的身体浮肿已经非常严重，他所在的中航工业集团领导指示一定要送他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他拒绝了，坚持去集团自己的医院--航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并一再表示不要用昂贵的进口药品，“不要为我这种治不好的病浪费国家的钱”。每当他从昏迷和熟睡中醒来，发现护士正在给他静脉注射进口药品，他总是挣扎着起身把针头拔掉……

　　作为吴大观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刘大响和老人相交数十年。老人在弥留之际曾拉着他的手说：“我有三句话。第一，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自己；第二，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基础打不牢不行；第三，你们一定要敢说真话，不要怕得罪人。拜托你们一定要转达给有关领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航空发动机搞好。”

　　闻者落泪。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这位总称自己“没有做好”的老人，在晚年回到北京退居二线后，依然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因为有矩可寻，我国才成功生产出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昆仑”发动机；人们不会忘记，当他背驼得实在无法去单位办公时，还坚持在家上网了解最新航空动态，为理顺发动机研制的体制机制殚精竭虑；人们更不会忘记，当我国自主研制、代表着中国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战机“飞豹”和“歼10”振翅九霄、砺翼长空时，背后是他多年来默默付出的心血和精力。

　　1964年，吴大观组织自行研制的我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6”(代号910)开始方案论证，并很快完成了全部设计图纸，准备作为“歼9”和“歼13”飞机的动力装置。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涡扇6”四次上马、三次下马、五次转移研制地点，近十年未能加工出一台试验机。1984年，装备空军的配套飞机机型停止使用，“涡扇6”胎死腹中。当中止研制的消息传到这些“航空人”耳里，平日再苦再难也不吭一声的汉子们忍不住嚎啕大哭。

　　“涡扇6”下马了，但是它先后攻克的发动机起动、喘振、振动、高温等114项技术关键却为后来“太行”发动机的成功研制奠定了良好的技术、材料和人才基础。

　　1985年底，吴大观与其他8位资深专家一起联名上书邓小平，令久拖不决的“太行”发动机立项起死回生。18年后，“太行”终于研制成功，我国实现了从第二代发动机到第三代发动机的跨越。而当年下马的“斯贝”发动机也“变身”为“秦岭”，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飞豹”歼击轰炸机装上了一颗“中国心 ”。

　　中国航空百年！飞机翼下一个世纪的强国之梦，让一代又一代“航空人”为了一个理想和信念，奋力探索、无畏前行。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一颗颗“中国心”跳动着他们“航空报国”的责任与使命。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国能够在航天领域取得载人航天飞行和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而航空工业发展的进程却如此艰难？发动机的自主研制究竟难在哪里？

　　“航空人”的答案是：第一，发动机的研制周期很长，通常，发达国家是10至15年，我们国家是15至20年；第二，航天动力装置主要是保证升空的几十秒钟，而航空动力装置则要保证飞机飞行几百、几千，甚至是几万小时不出故障。

　　“发动机制造是既要接近材料的极限，但是又不能到达极限。即它的重量越小、推力越大越好，但是要把握好这个尺度非常难。”原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李志广说，保证发动机的3万余个零部件在高温、高压和高转速等极端条件下长期反复使用不出任何问题，不仅是对研制技术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一个国家机械、冶金、材料等工业基础水平的考验。目前，世界上能够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只有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副秘书长彭友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多年来，我国总是“先有飞机型号、后研制发动机配飞机”，没有意识到‘预研先行、动力先行’的重要性。而相比发动机，飞机的研制时间要快很多，一旦飞机等不及不“买单”，就会造成发动机无法批量生产，研制一个丢弃一个。

　　“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尝试，现在，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已经形成了‘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良好发展格局。”

　　2009年6月6日，我国大飞机项目总装制造中心在上海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大飞机项目设计研发、总装制造、客户服务“三大中心”布局开始全面推进。刘大响表示，我国有望用20年左右的时间，让装有“中国心”的“国字号”大飞机飞上蓝天。

　　今年是中国航空百年！飞机翼下一个世纪的强国之梦，让一代又一代“航空人”为了一个理想和信念，奋力探索、无畏前行。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一颗颗中国心跳动着他们航空报国的责任与使命——给祖国的飞机提供动力，给中国的战机装上“中国心”！

吴大观 先生 简历：

吴大观先生，原名吴蔚升，1916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苏镇江县（今镇江市）农村商人家庭。
自幼家境困难，常靠借债度日。19311937年，他在江苏省立杨州中学学习。1937年，
吴大观被保送进入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机械系。1938年随校搬迁，
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求学期间，他目睹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侵略行径，
下决心走“航空救国”之路。读完机械系三年级，便申请转读航空系，1942年8月毕业。
他在大学期间，受到刘仙洲、王德荣、金希武等教授的教育熏陶，学习刻苦，勤奋俭朴。

西南联大毕业后，吴大观被分配到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任设计课技术员，这个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航空发动机厂。他用了两年时间，潜心研究美国莱特公司的活塞式发动机整套技术资料，较全面地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工艺技术。

1944年，吴大观被选送到美国莱可敏航空发动机厂以设计试验工程师名义进行深造。在该厂学习期间，从零部件制图到整台发动机设计性能计算，从部件试验到整机试车，经过了系统的学习锻炼，仅用半年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他抱着抓紧学习的热望，先后掌握了齿轮工艺、工装夹具、刀具设计及其加工技术。而后，他又在美国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学习。






学习期间，他见到喷气发动机离心压气机叶轮和涡轮部件在车间加工，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当时研制航空涡轮发动机在美国尚属起步阶段。通过美国朋友介绍，于1946年加入美国自动车工程师学会成为该学会会员，他作为业余爱好者，开始研究喷气技术，这给他以后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吴大观在美期间，广泛接触公司各阶层人员，在技术领导、工程师、车间工人中广交朋友，并借此宣传中国。他两次被当地教堂请去做抗日战争中中国妇女的抗日活动和中国儿童教育的报告。他揭露日本侵略军蹂躏、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斗争精神。在美期间，他感到美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极大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拒绝美国有关单位的高薪聘任，于1947年3月毅然回到祖国。他没有带回贵重物品，仅有装满书籍和技术资料的两个箱子。他唯一的愿望是，把在美国学到的航空技术贡献给祖国。

吴大观回国后被安排到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广州分厂做筹建厂工作。他看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已不可能再搞什么航空发动机行业，不得已愤然离职。 1948年，他来到北平（今北京市），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任专任讲师，讲授航空发动机设计及齿轮设计和加工两门新课，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在教书的同时，吴大观参加了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罢课罢教运动，参加演活报剧，做反蒋反内战的宣传。

1948年冬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将吴大观及其爱人、孩子和弟弟一家四口人送到解放区石家庄。吴大观从实践中认识到，发展航空唯有依靠中国共产党。他到达解放区时，心情万分激动，对自己的爱人和弟弟说：“我们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的航空事业，祖国的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它而献身。”此后，聂荣臻亲切接见了他，鼓励他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力量。从此，他走上了新的航空救国之路。

1948年12月，吴大观随解放北平的队伍，参加了入城接管矿冶研究所的工作。1949年11月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他在局机关参加发动机生产管理，孜孜不倦地学习苏联新的喷气发动机生产工艺资料，抓工厂生产管理先进典型，在局领导下组织各厂交流。



在苏联援助下，1956 年沈阳410厂试制涡喷—5发动机成功。吴大观不满足仿制成功，
他给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求自行设计、自己制造发动机，并建立空气动力研究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局很快采纳了他的这些重要建议。

1956年，吴大观调到沈阳410厂组建中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始设计中国第一台喷气教练机动力发动机。经他和设计室副主任多次分析研究有利条件和存在难点后，决定利用410厂刚生产定型的涡喷5（苏ＢＫ—1）发动机为原准机，用相似定律进行缩型设计歼教1飞机的动力喷发 1Ａ发动机。此方案可利用410厂已有的锻铸毛坯、工装设备，不用增加任何新材料，就可制造出新的发动机。这是最经济、风险最小的研制方法，也是研制周期最短、耗资最省、较有把握的设计方法。



他以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广大工人日夜奋战了210天，经过20小时的持久试车，首批4台发动机研制成功。 1958年8月1日这4台发动机装在新设计的歼教—1飞机上试飞。这台装有喷发—1Ａ发动机的国产喷气教练机试飞成功，标志着喷发—1Ａ型发动机胜利诞生。飞机试飞的那一天，叶剑英、刘亚楼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庆祝大会。

吴大观总结那段工作时说：“新设计发动机方案的选择，走什么途径，承担多大风险，是设计发动机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喷发—1Ａ研制初步成功给新机研制闯出一条路子。这次初战告捷，他起了关键作用。1959年9月，他负责设计、试制的红旗2号喷气发动机上台试车，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





为此，航空工业局发来贺电。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设计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技术副所长，
主持二所的发动机研制工作和试验基地的建设。吴大观努力探索发动机研制方法和研制程序的新路子，他多次出国考察，善于借鉴国外经验。他认为，研制发动机必须先抓试验设备、测试仪器和测试技术，鉴于在研制过程中有大量的部件验证和整台发动机调试，他向上级提出建议设计所必须建设相当规模的试验基地。经批准后，他在所内抽调有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组建了试验设备设计室。



他多次宣传“ 当前计算机技术虽然能解决发动机设计中很多难题，但是发动机最后设计成功，仍然靠大量的发动机试验”这一观点。经国家批准，二所开始筹建0307试验基地，从而为发动机研制创造了必备的试验条件。

在发动机试验工作中，吴大观还抓住另一个重要环节，即测试仪表和测试技术。他主张高精度的温度、压力、振动、应力测量传感器，都要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这样，即使受国际封锁，也不会因此影响发动机的正常研制。他抽调一批技术人员，组成仪表设计试验室和强度仪表试验室。在研制初期，为解决应力测量问题自制了各种应变片、水银引电器和滑环引电器。为了便于技术人员学习掌握电子技术，50年代末，吴大观把他从美国带回的6真空管长短波收音机拿出来，供他们装拆练习。



六院二所成立后，吴大观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建立了测试仪表试验室，与试验设备配套使用。在试验基地，他不停地进行着大批发动机部件试验，为发动机研制立下了功劳。他反复强调，设计力量、材料工艺技术和试验设备是发动机研制的三大技术支柱，三者缺一不可。1957—1965年，



他访问了英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在第二研究设计所工作期间，他常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以所为家。长年的劳累，使他染上严重的眼疾。在吴大观左眼手术不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遭受摧残。从那以后，他的左眼永远失去了光明。他的母亲1971年在北京病危，急电催他回北京，当时他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得到调试发动机的工作机会，他向组织上请求，为了工作暂不回去。他说：“弥补丢失的工作时间尚嫌不够，对母病更难以尽孝。 ”82岁的老母病故，他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六院二所成立初期，适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吴大观在二所里数他工资最高，在国家执行低工资制度下，他心中感到不安。1961年，他两次给组织打报告，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未被批准。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缴。从1963年起每月多交党费100元，直到现在，30多年月月如此，累计多缴党费近4万元。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傻，多缴100元的党费，现在哪有人嫌钱多？”可他回答说：“我们国家穷，困难多，我多缴党费，我心里就踏实些，在沈阳的20多年里，吴大观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和关心工人中的困难户，他常有三五十元或百元作为私人救济，帮助那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而自己却省吃俭用。1971年，他补发了6000多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资，随即把4000多元交给了党组织。

1972年底，叶剑英受周总理委托，主持召开航空汇报会议，吴大观应邀来到北京。会议期间，叶剑英两次单独听取他的工作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