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历史回忆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本书全方位、多角度地记述了开国大典上最精彩的一页，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毛泽东缘何指名道姓让身兼六职的聂荣臻出任阅兵总指挥？受阅部队是如何挑选的？步兵方队训练缘何启用国民党军队《操典》？空军受阅飞行员立下怎样的“生死状”？17架飞机是如何飞出26架编队的？十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阅兵时为何仅有五位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国大阅兵》为您一一道来。
阅兵方案 勤政殿里,新政协通过决议
1949年6月15日傍晚，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19时40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百余名代表已肃然地坐在勤政殿的坐位上。毛泽东等这时步入会场。大厅内，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毛泽东身穿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向会议代表招手致意，然后坐在大会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座位上。朱德、周恩来紧邻毛泽东左右落座。周恩来担任会议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宣布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和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连续开了5天，其间还召开了8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草案。其中一项决议是： 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届时将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担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
筹备委员会很快就拿出了庆典方案，内容主要有三大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而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么组织，在什么地方组织，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任阅兵司令，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唐永健、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负责处理阅兵的各项具体事宜。《阅兵典礼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聂荣臻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和杨成武关于阅兵方案的汇报。
基本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阅兵方案：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杨成武刚汇报完阅兵方案，朱德就接过了话茬。“好啊！”朱德兴奋地说：“，想起18年前在瑞金举行过一次空前规模的阅兵，18年后我们又要在天安门前阅兵了。”
“那次可没有分列式啊！”周恩来笑着说。
“18年啊，今非昔比啊！” 朱德感慨不已。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走到聂荣臻、杨成武面前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说到这儿，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慢慢走到窗前，又回转过身来，加重语气说：“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阅兵地点 周恩来权衡17天才定下决心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在这次汇报会上并没有敲定下来。8月的一天，杨成武、唐延杰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将两套阅兵方案呈放在周恩来面前。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北平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北平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都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
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紧锁着眉头，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道路四通八达，便于数十万人集结与疏散。天安门气势恢宏，广场宽阔壮观。城楼是现成的阅兵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城楼可以容纳全体新政协代表。领袖、军队与群众水乳交融的热烈场面，能鼓舞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昭示人民解放军的巨大威慑力量。不足之处是，由于参加开国大典人员集中，当天的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个小时。长安街的宽度仅能允许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不能按正规阅兵要求进行宽正面分列式。
在西苑机场进行阅兵，也有其优缺点——半年前，西苑机场曾举行过一次万人观看的阅兵式，欢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机场跑道宽阔，容纳的人多，也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存在的明显缺陷是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面还可以，要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即使新建检阅台，场面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天安门广场。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距离远，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很不方便。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烘托不出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这两套地点方案，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了整整17天。9月2日凌晨。周恩来权衡利弊，终于定下决心。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在华北军区呈送的报告上签署了如下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周 九.二”。
这个意见传到了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阅兵筹备 刘伯承、陈毅面授“机宜”
让杨成武担任阅兵副总指挥兼阅兵指挥所主任，是由当时军队的布防态势所决定的。
1949年初，亦战亦和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东北与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后，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或进军大西北，或南下大追击，渤海湾地区设防出现了“空当”。这个态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蒋介石不会甘心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的失败，如果发挥其海空部队优势，袭击天津、秦皇岛一线，进而直逼北平，那时局难保不出现些波折……
因此，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前夕，致电华北军区和第20兵团领导，要求围攻太原的第20兵团在战役结束后，“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率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
杨成武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当即调整部署，亲率第67军第199师部队东进北平。周恩来对杨成武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北平将成为我们的首都。你们20兵团的新任务，就是保卫新中国的首都。你除担任兵团司令员，还要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
最后，周恩来特别指出：“你们第20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平津及其所处的渤海湾的方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
杨成武忙碌于摆兵布阵时，新政协筹备会议通过了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的决议。于是，他从天津兵团部赶回北平履职，把精力投入到了阅兵的工作之中。为圆满完成任务，杨成武检阅了许多阅兵的资料，并走访了解放军高级领导人。
刘伯承对杨成武谈了许多有关阅兵方面的细节及要注意的问题，之后通俗而又极具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光！”
刘伯承还给杨成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百万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还是下达了在十月革命胜利日这天在红场举行隆重阅兵的命令。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他深知，战时状态下的红场阅兵无异于一颗精神原子弹，对正在前线殊死抗战的苏联红军将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来的战事也证明，苏联战局从此扭转，而红场阅兵则是一个转折点。
杨成武又去拜访了陈毅。陈毅用极富鼓动性的话语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就当成是一次队列会操。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依据批准后的《阅兵典礼方案》，杨成武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部队和有关军兵种部队中，抽调相关人员组成“阅兵指挥所”，使步兵部队的指挥和协调机构高效有序地运转了起来。同时，阅兵指挥所确定下了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陆军受阅部队主要来自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及平津卫戍部队。海军和空军的受阅部队，由其军种首长指定抽调。总计不超过1.64万人。
受阅部队序列：一、海军代表部队：由（东北）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各一个排编成，一个方队，计155人。二、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和独立及步兵第207师第619团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骑兵师军马1979匹。三、空军代表部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负责落实，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
1949年7月底开始，陆军受阅部队陆续到位，分别集结于北平郊区北苑、丰台等地，进行针对性训练。
步兵方队 “红军师”自此号称“首都师”
步兵第199师在前往秦皇岛驻防的路上，接到了组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步兵方队的任务。这一年，师长李水清32岁，政治委员李布德30岁。
第199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名声显赫。“红小鬼”李水清、李布德率领“红军师”受阅，众望所归，不辱使命。自此，“红军师”有一个别名：“首都师”。
1950年，“首都师”再次参加天安门国庆阅兵，后不久就开赴了朝鲜前线。进入朝鲜的当天，李水清就从收音机里收到一则外军新闻：“中国兵源已经枯竭，首都师开上朝鲜前线。”此时，李水清已是副军长。他对着收音机，嘲讽地说：“懂不懂？我们这是轮换训练。”
“首都师”入朝的第一仗，被军战史专家定名为“秋季防御战役”。在宽24公里的防御正面上，第199师抗击着美军和南韩军队3个团的轮番进攻。在天上百余架轰炸机、地上200多辆坦克的进攻面前，他们创造了朝鲜战场上日歼敌人1.7万名的最高纪录。而此时，时任第67军第201师政治委员的李布德，也率部在朝鲜作战。在金城阻击战中，第201师先后作战191次，歼灭美军等23000人。
美联社在电讯稿中说，用（志愿军）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自此，联合国军在朝鲜的长期对峙中，再也没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1955年，“首都师”凯旋回国。在精简整编中，“首都师”曾两易其主，现称为“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第199摩托化步兵师。”
“配乐” 炮火中走来的官兵踏不到军乐节拍
阅兵离不开军乐。没有军乐的阅兵，充其量算“会操”。何况是开国大典阅兵！
为受阅方队“配乐”的任务，落到了时任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开国阅兵军乐团总指挥罗浪的身上。罗浪想，不就是给行军的队伍配乐么，这有何难？步兵方队配“步兵曲目”，战车方队配“战车曲目”，骑兵方队配“骑兵曲目”，对号入座就行了嘛。可谙熟军乐的罗浪没有想到，“配乐”远非如此简单。
刚下战场就上操扬的受阅部队，说不上有多少音乐细胞，绝大部分战士听不懂音乐的轻重节奏，甚至连多、锐、咪……也唱不准确。练了好些天，能够踩上每分钟120步的节拍就不错了。有时乐手速度掌握不好，或加快或减慢，战士却还是按120步的频率“我行我素”，整个方队就“热闹”了。
懂音乐的战士发现左脚滑落在第一拍上，就会自然的向上虚踢一脚，而听不懂音乐的战士却继续大踏步向前，如此下去，方队就越走越不齐了。
阅兵指挥所的参谋们整天拿着尺子、绳子，在训练场上跑前跑后地测量，让徒步方队官兵一步一动地分解动作，一周之后，总算勉强纠正了“赶步子”的毛病。虽说在训练场上过了关，却没想到在天安门的第一次预演中走了“麦城”。
受阅官兵的步子总是踏不到鼓点上，调整几次都不行，大家都很着急。罗浪感到这似乎不仅仅是步幅快的问题。问题是不是出在鼓上呢？
鼓是节奏的中心。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的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
没想到在天安门第二次预演时还是出了问题。方队走得不整齐，鼓点听起来也乱七八糟的。罗浪发现问题还是出在鼓上。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呈“T”字形，远没有现在宽阔，它尤如一个封闭的大庭院，四周的红墙光溜溜的，不能吸音。乐手击打发出的鼓音，被红墙“原封不动”的弹了回来，显得鼓点纷繁，受阅官兵双脚无所适从。
为了减少鼓点，罗浪规定只敲一下，将“咚”的声音落在左脚上。尽管击鼓的人开始很不适应，但还是认真地按照他的话做了。没料想，如此一来，徒步方队走得整齐多了。靠近天安门城楼时，回声也少了许多，走得也就更加整齐了。摄影师为后人留下了一张受阅徒步方队通过天安门的照片，手臂摆动得不是十分整齐，但脚步却绝对一致。
飞行员立“生死状” “参加检阅，宁愿献出生命”
开国大阅兵时，有一个混合飞行梯队17架飞机参加受阅。《阅兵典礼方案》程序（四）明确规定：“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受阅飞行总领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队队长徐兆文担任。徐兆文所承担的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飞机。受阅飞机大都是刚刚从各地战场上缴获的，有战斗机，有轰炸机，还有运输机、教练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有的飞机甚至是从收集到的零配价组装起来的。
人员。飞行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陌生，缺乏配合。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投城过来的，也有红军时期中共中央派往新疆学习飞行的老同志，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优秀飞行员。
时间。飞行梯队从组建到接受检阅，满打满算一个月时间，没有技术资料，没有空域进行模拟练习。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受阅飞行训练开始前，每名飞行员都向组织上立下了“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到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9月20日，徐兆文在河北霸县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受伤，邢海帆代理队长，同时担任受阅飞行总领队兼第1分队队长，战斗机飞行员赵大海接替邢海帆出任第2分队队长。
在预演飞行时，中南海怀仁堂里正在召开新政协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忽然，室外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政协委员们以为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轰炸北平城来了。周恩来高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担负着北平的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他们正在进行飞行演习。”
又一天凌晨，飞行员正忙着做训练和战备值班的准备。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
“邢海帆吗？我是聂荣臻。”
聂荣臻在电话中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恐怕是敌机偷袭，有没有这回事？”
邢海帆当即回答，没有接到敌机空袭的情报，也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我们飞行中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可以随时升空作战。过了一会儿，聂荣臻办公室又来电话说，经查，弄错了。原来是下面的同志听见老百姓早起推磨的声音，误以为是敌机来了。
“带弹飞行” 为了在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当时，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回航了。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画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
尽管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2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第2分队左僚机飞行员阎磊、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2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
“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子弹与炸弹完是两码事。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12.7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2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