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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对新疆三区革命的影响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404
【原刊页号】71～76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408
【作 者】刘文远
【作者简介】刘文远(1962- )，男，吉林榆树人，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新疆/三区革命
【参考文献】
[1]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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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疆烈士传：第4辑[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4] 新疆三区革命史大事记[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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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稿[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7]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爆发于20世纪40年代新疆三区革命，之所以由一场最初带有许多局限性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武装斗争，发展成为全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密不可分的。从斗争的酝酿，领导人物的成长，错误的纠正，直至汇入全国革命的洪流，都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间接或直接影响。
中共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4)04-0071-06
新疆地处我国的西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榨和掠夺，使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压迫就有反抗。1944年9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发的三区革命，就是新疆近代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新疆三区革命爆发在抗日战争后期，贯穿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坚持到新疆和平解放。在革命后期，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使它汇入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洪流，成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及其对三区革命的影响。
一、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建设新疆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主张，为新疆革命播下了火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疆就有了共产党人的活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拟打通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至甘肃境内遭遇反动军阀阻击，陷于困境。1937年初，西路军左支队接到中共中央电讯指示西进新疆，经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协商，将左支队400多名指战员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小东门外驻扎，对外称“新兵营”。后又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以新兵营官兵参加新疆军事学校，学习汽车、装甲车、大炮、无线电、飞机和医疗等专业技术。这些学员结业后，为当时的新疆建设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陈云、邓发、陈谭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办事处负责人。不久根据盛世才邀请，中共中央从延安和新兵营抽调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到盛世才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
当时，新疆由于连年战乱，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一蹶不振，财政经济极为混乱，盛世才为了摆脱经济凋敝、入不敷出的困境，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整个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38年2月，毛泽民受命担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10月改任代厅长）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和整顿财政金融。针对当时新疆的财政弊端，确定了“发展经济，培养税源，增加收入，保障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方针，将省银行改组为商业银行，改革币制，建立财政机构。选派郑亦胜、高登榜、钱萍、罗乃堂等十余名共产党员到南疆县级财政、税务机构担任领导，以健全财经、税务制度。并整顿税收，厉行节约，惩治贪污，发展对外贸易。从而在短期内实现了收支平衡，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接着又主持发行建设公债，发放农业贷款，参与制定新疆省第二期三年建设计划，发展农、牧、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1941年7月，毛泽民调任省民政厅代理厅长。任职期间，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颁布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废除了地主、巴依、伯克以及宗教上层赖以压榨人民的“农官乡约”，规定由农牧民群众直接选举代表，由区、村代表会议选举区、村长，在市镇由居民直接选举街长。他还起草了《区、村长须知讲义》，分发给各县作为培养区、村长的教材。当时担任行政长、县长领导职务的黄火青、林基路、许亮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模范地推行了“六大政策”（盛世才治理新疆施政方针的总称。其内容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他们从维护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为民除害，解除冤狱，发展生产，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修桥铺路，救苦恤贫，从而深得民心。他们利用合法地位，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由共产党人主办的《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疆妇女》、《新疆青年》等报刊，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舆论阵地。这些报刊经常介绍苏联和延安出版的多种马列主义书籍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大量刊载新华通讯社播发的消息，报道国际反法西斯和我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坚作用和抗日战争取得的光辉战绩。这些宣传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激发了各族人民支援抗日前线的热情，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在全疆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据统计，仅1937年9月至1939年底，新疆各族人民为抗战前线捐资折合国币达200余万元，各种金银首饰尚不计在内，其中用150多万元购买了10架“新疆号”战斗机送往前线，还发动群众写了10万多封慰问信寄给前方战士，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日战争。”[1](P219)
为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共产党人在文化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当时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奇缺，为解决这个难题，新疆文化协会编译部在张仲实教授的主持下，结合抗日救亡教育和新疆多民族的特点，用汉、维、哈、蒙四种文字编印出了初高级国语、算术、自然、政府政策等内容丰富的教科书。这些教材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鼓舞青少年的抗战热情，加深民族间的了解，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优秀的青年革命活动家林基路被誉为新疆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2](P167)。1938年春，他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以后，主持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八字校训和“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使学校出现了蓬勃的革命气象。林基路等共产党人以及茅盾、张仲实等著名学者都登上讲台，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新哲学》、《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并辅导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使新疆学院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的阵地，广大青年受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的洗礼。后来成为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就是这一时期在共产党人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维吾尔族革命知识分子。在林基路等共产党人的教育熏陶下，他加入了新疆省民众反帝联合会，成为一名反帝爱国战士，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走上街头动员人民募捐，演出革命话剧，教唱救亡歌曲，在扫盲识字班当教员。”[3](P83)这段时间的学习生活，为阿巴索夫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献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时，迪化有维吾尔、塔塔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并在各地设立了分会。共产党人通过文化促进会，团结各族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发展文化教育，开展抗日爱国宣传。
1942年，新疆的局势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急转直下。盛世才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反苏反共，疯狂迫害各族进步民主人士，逮捕了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并杀害了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但是，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和模范行动给新疆各族人民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和影响的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学习和继承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团结各阶层进步人士，先后在新疆各地建立了一些秘密进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地下活动。阿巴索夫和在国民党监牢中惨遭杀害的爱国青年诗人穆塔里甫等就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三区革命纠正了初期的错误，沿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轨道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把民族平等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一贯主张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严厉谴责国民党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在重庆谈判期间，又敦促国民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4](P117)
三区革命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目的，符合受压迫人民的共同意愿，因此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仅新疆各族人民奋起响应，而且也得到全国受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共中央和国内进步舆论也纷纷谴责国民党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的压迫，呼吁实行民族平等和和平民主。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边疆服务》、《月华》等报刊连续刊载新华社电讯，报道三区革命爆发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这些报道通过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新疆当局在政治上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经济上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残酷剥削少数民族人民的罪行，给国民党反动政府造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同时扩大了三区革命的影响，从道义上声援了三区革命。
三区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接触始于1946年冬季。时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秘书长的三区代表阿巴索夫利用出席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的机会，两次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寻找中共代表，受到董必武的亲切会见。董必武非常关心新疆的革命情况，详细询问了三区革命的规模、政治、军事斗争现状及领导成员的情况，阿巴索夫一一作了汇报，并表达了希望中国共产党派工作人员领导新疆革命，接纳伊宁的地下革命组织“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接着转呈了迪化地下革命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件，追述了共产党员林基路给自己的教诲。董必武立即致电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非常重视和关心新疆革命斗争的情况，当即由周恩来副主席亲笔拟定了复电，经刘少奇签发。电文说：“电悉，望向阿同志询明：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他们组织之具体主张；阿同志能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如可以，可派一同志去。”[2](P106)电报最后要求将毛泽东著作、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其他印发文件交阿巴索夫带回新疆，译成维吾尔、哈萨克两种文字出版。
董必武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第二次会见阿巴索夫时，肯定了三区革命，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关注。董必武还向阿巴索夫分析了国内外斗争形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阐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斗争策略，希望民族军坚持斗争，牵制国民党西北战场的军事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主战场的反攻。为了建立起党中央与三区革命力量的直接联系，1947年1月，中共中央还派彭国安（又名彭常贵）携带电台，随阿巴索夫进入新疆，后由于电台功率不足，加之其他条件的限制，未能沟通与中央的联系。[5](P138)彭后来开始从事收听和转抄新华社消息，供伊宁汉文《民主报》及其他报纸采用。
阿巴索夫从南京返回新疆后，向“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传达了董必武两次接见时的谈话和中共中央对新疆革命的指示精神，并将中共中央赠送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央有关报告、文件转赠给大家。遵照董必武“新疆情况复杂，不能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谈话精神，阿巴索夫与“同盟”领导人协商，于1947年2月，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人民革命党”合并成为“民主革命党”。参照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制定出“民主革命党”的章程。阿巴索夫当选为主席。“民主革命党”由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先进分子共同组成，它冲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线，是新疆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中的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体现。
阿巴索夫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守则》等著作和文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毛泽东的论述以及当时出版的大量马列著作，对新疆革命组织和方兴未艾的三区革命，起了指引方向的作用。三区革命的卓越领导人阿合买提江，早年随舅父去苏联，先后在叶尔肯特、阿拉木图上学，1936年考入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者大学，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阿巴索夫是受中国共产党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他领导人伊斯哈克拜克、达列力汗等也先后去过苏联，深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毛泽东的著作以维吾尔、哈萨克文发表，在三区革命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通过学习，他们认识到三区革命这一地区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和全国革命形势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三区革命后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着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全国和新疆人民的早日解放而奋斗这样一条主线。当时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和采取的措施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把三区革命和中国革命密切联系起来，把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同时，把新疆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48年初以后，三区方面在政府和军队中大力宣传加强民族团结，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公开纠正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使三区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其二，彻底纠正革命初期在民族关系上所发生的错误，坚决清除泛突厥主义和泛***主义反动思潮的流毒，反对分裂祖国统一，反对制造民族仇恨，坚持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三区革命初期，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支持下的一些反动封建上层如乌兹别克大阿訇艾力罕·吐烈和伊犁商人赖希罕·吐烈把持了部分领导权，在民族问题上，他们极力主张分裂祖国统一，制造民族矛盾，艾力罕·吐烈不仅明目张胆地向穆斯林群众号召举行“圣战”，叫嚷什么“活着当英雄，死了享荣光”，“把‘黑大爷’（对汉族人的蔑称——引者注）赶出星星峡去”[6](P194)，而且公然宣称要在“东突厥斯坦”（新疆）境内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这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它完全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与各族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的。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与这股反动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由于当时还处在战争时期，三区革命的主要精力用于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另外，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和以他为代表的反动思潮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对于受反动思想毒害的群众，也要有一个艰苦细致的教育过程。所以在三区革命前期，这种斗争是以曲折渐进的方式进行的。
1948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巨大转变，极大地鼓舞了三区人民。这时，阿合买提江认为彻底清算民族分裂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对邓力群说：“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以后，我们才开始内部斗争。主要的内容是动员人民起来拥护民主政权、民主政治，使人民了解民主政治，组织他们为推行民主政治而斗争”，“现在我们内部的情况是民主力量比反动力量强，如果我们与他们进行斗争，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5](P155)。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在阿合买提江的倡导下，于1948年8月1日，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阿合买提江当选主席，阿巴索夫任新闻处长。“新盟”发表的成立宣言中，第一次把“东突厥斯坦”称为“新疆”。在三区革命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把汉族同其他民族并列为革命动力，号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汉、回、乌孜别克等民族，为了永远消灭实际上的无权的奴隶地位，并摆脱贫困、黑暗的生活而联合起来！”从最初的“反汉”到这时各民族的联合无疑是巨大的转变。“新盟”紧密团结各族人民和进步民主人士，结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高了战斗力。11月12日，“新盟”中央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号召各族人民同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艾沙之流作斗争，为新疆真正实现和平进步而奋斗。[4](P282)
1949年5月11日，“新盟”召开积极分子大会。阿巴索夫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联系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系统地阐述了民族问题的实质和三区革命的任务及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热情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他明确指出：“新疆地方民族在中国人民解放革命的支援下，可能很迅速地达到自己当前的目的。在中国人民解放革命的胜利的条件下，新疆人民的解放和新疆民族问题的彻底的正确地解决，乃是必然的，新疆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治报告，对三区革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在三区革命斗争史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动员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和新疆解放的誓师大会。
围绕着“东突厥斯坦”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同志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反思革命初期的严重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的恶劣影响，为了教育三区的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他们发表了许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的文章和讲话，反复阐明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旨，深刻分析狭隘民族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揭露民族败类和泛突厥主义分子搞民族分裂的罪行。
1949年5月25日，伊犁、塔城、阿山各地的报纸以维吾尔、哈萨克、汉、蒙、俄、锡伯等多种文字同时发表了阿合买提江《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错误》的论著。文章指出三区革命初期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把汉族当作一个整体来反对，没有把汉族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区别开来，因此，“打击和枪杀了自己的朋友”。阿合买提江指出，必须认真纠正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要充分认识它的危害性。他说：“对于民族解放革命来说，大汉族主义的危害性有多大，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性就有多大”。“当前的任务，应当是：迅速克服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那些错误，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应该不分民族，来建立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统治，以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为基础的事实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7](P78)
1949年8月，阿合买提江发表了《我们的民族解放革命与同盟》一文，把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解释为民主运动。文章说：“民族主义绝不能组织各民族力量，它只能点燃各民族之间仇恨的火焰。”“那种认为除民主道路外，还有其他道路可以发展民族解放革命胜利的人，决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朋友。”“民族主义同民主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或者为了本民族的解放，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斗争，或者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同帝国主义站在一条战线上，为了维护殖民主义，保住套在本民族颈上的锁链而斗争。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可行。如果我们的同盟要领导全省的民族解放革命，就必须同民族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7](P90)阿合买提江的这些论述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光芒，它指引三区人民认清了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同样是革命的大敌，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必须真正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克服大民族主义的压迫而产生的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的思想倾向，团结和联合其他各民族中被压迫人民共同斗争，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
1949年8月4日，“新盟”组织委员会召开第30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问题，会议作出了3条决定：1.凡是制造民族矛盾的行为，破坏民族解放斗争的成果，阻挠争取民主运动的行为都应被视为反革命活动。2.要把污辱、歧视其他民族，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活动，视为犯罪行为。3.要对制造民族矛盾的行为进行斗争，这是同盟和每个成员的神圣任务，也是取得胜利的前提。[4](P304)这个决定说明“新盟”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一件大事，放在三区革命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总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和影响下，在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同志的努力下，对三区革命初期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向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为迎接新疆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区革命汇入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为建立新中国和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前夕，美英帝国主义为了挽救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在我国西部地区大肆进行阴谋活动，企图策划甘宁青“五马”势力，撤至新疆，利用宗教旗帜搞回教国。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决定加快解放新疆的步伐。在制定和实施解放新疆的战略部署中，中共中央、毛泽东始终重视和关怀三区人民及其武装力量——三区民族军。民族军是一支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军队，在几年的独立战斗中，牵制了数万名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西北解放战场的战略反攻。为了使三区的武装斗争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轨道，中共中央派出邓力群作为联络员，自苏联于1949年8月14日抵达伊宁。8月17日，邓力群会见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向他们说明此行是奉党中央指示与他们取得联系，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和解放大军西进，和平解放新疆。阿合买提江等人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还关心到地处偏僻地区的他们，并派人来此联系，使他们感到很大的兴奋”。他们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盼望能与党中央、毛泽东建立联系，能向毛泽东汇报我们的情况，直接听取党中央的指示，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他们表示要尽一切力量协助邓力群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详细地介绍了三区革命的军事、政治情况，新疆的历史、民族情况，敌我友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各族领导人物的政治倾向等党中央迫切需要了解的情况，并当即在伊斯哈克伯克家中设立了“力群电台”，并表示“今后一切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得到我中央指示，才能良好的进行。”[5](P143)这表明三区革命已直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整个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孤立奋斗的局面，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地从政治、军事、人力、物力等方面配合解放军西进，使三区革命汇入了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
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灭亡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进行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时刻惦记着新疆各族人民，8月17日，党中央除给邓力群发电报让他以中共中央名义邀请伊犁特区派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以外，毛泽东在百忙中特意给阿合买提江发了邀请信。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收到邓力群转交的此信后，三区领导人异常兴奋，特别是毛泽东对三区革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使他们激动万分。他们确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以及迪化《战斗社》负责人罗志等五位同志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出席会议。8月22日代表们从伊宁出发，假道苏联前往北平。8月27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代表团所搭乘的飞机，途经苏联伊尔库茨克市，飞抵外贝加尔山附近时，由于气候恶劣不幸撞山，阿合买提江等人为了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光荣殉难。根据中央指示，不久又组成了以赛福鼎为首的三人代表团赴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全国政协、中央民委先后发来唁电表示沉痛悼念五位烈士。毛泽东的唁电说：“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怀念。”[7](P3)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三区革命及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是对艰苦奋斗数年之久的三区革命的公正的总结。
1949年9月25日、26日，新疆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将军、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生分别代表新疆国民党驻军和省政府通电起义。这时新疆的局势尚不稳定，为了使新疆真正实现和平解放，党中央决定解放大军迅速进军新疆。三区方面积极配合，为解决运输困难，他们调动了仅有的40辆汽车，并提供了“汽油200吨、滑机油20吨”[5](P305），供我入疆部队使用。为解决粮食困难，“他们愿以全军农业生产盈余的六分之一的200吨麦子慰劳我军”，并组织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向人民募捐粮食”。由于各族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踊跃捐献，从10月14日到20日为止，几天之内“已达350吨麦子，估计三区可募集粮食千吨左右”。为了帮助解决语言障碍等困难，他们经邓力群向党中央请示希望民族军能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给予任务”。经中央同意后决定由三区派出1个步兵团前往迪化，派出1个骑兵团，越天山直插阿克苏，而后配合解放军进驻南疆各地，并将过去由南疆各地撤至伊犁的进步人士组成一个工作团，随军开展工作。[5](P307)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三区革命政权和民族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区革命从爆发至今已近60年了。今天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既要充分肯定三区革命追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进步意义及其为实现新疆和平解放所作的重要贡献，同时也要看到三区革命虽然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由于革命领导集团世界观的局限，由于新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涉外问题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没有能够完成民主革命关于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开展了减租、反霸、土改等民主改革，才彻底拔除了封建阶级统治的根子，新疆各族人民才从封建剥削中获得解放，在政治上真正翻身当了国家主人。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更加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处理自己的民族事务中迈向更高的阶段。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新疆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过去长期处于无权和受压迫地位的新疆各少数民族就不可能享受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权力，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各民族的共同解放和共同繁荣。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大团结是历史的潮流，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正确地了解新疆历史以及少数民族历史，认真地从三区革命初期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坚决抵制国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对新疆的渗透，反对分裂，坚持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