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效刚(1955- )，男，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1943- )，男，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范晓峰(1961- )，男，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人大复印：《舞台艺术（音乐、舞蹈）》2018 年 02 期
原发期刊：《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122-129 页
DOI：10.3969/j.issn.1008-7389.2018.01.009
中图分类号：J6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89(2018)01-0122-08
中国新音乐表演艺术主要指舶来自欧洲的歌剧、声乐、管弦、键盘，以及在其影响下出现的中国传统民族声乐演唱和乐器演奏艺术。①这些产生自20世纪的音乐表演艺术新趋向是“中西融合”观念的产物，虽然在新中国建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其突飞猛进则是在1949-1966年间。笔者将这一时期中国新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称之为“滥觞”，主要基于如下思考：1.虽然1949年以前，中国的新音乐表演艺术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但在歌剧、声乐、管弦、键盘等领域，基本上处于分庭抗礼的局面，各行其是，各自发展；2.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演奏虽有吸取欧洲器乐演奏技法的趋向(如刘天华对二胡演奏艺术的改革)，但仅为特例而没有形成气候。1949年以后，在我国的新音乐表演艺术领域，“中西融合”成为演奏者自觉的追求，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声乐、键盘、管弦和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演奏艺术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此后，音乐表演艺术铭刻上了“中国”的标号，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声乐和钢琴艺术
20世纪以来，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掌握了欧洲歌唱方法的表演艺术家活跃在大江南北的声乐艺术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号称“四大名旦”的管夫人(喻宜萱)、黄友葵、郎毓秀和周小燕。同时在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也涌现出一批演唱“新歌剧”的表演艺术家，如李波、王大化等，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第一代“喜儿”王昆。他们继承了中国民歌和传统戏曲的演唱方法，以清晰的“吐字”、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受到工农大众的欢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我国歌剧和音乐会舞台上、以欧洲传统声乐方法演唱为主的歌唱家人数众多，除周小燕、蔡绍序、李志曙、林俊卿、葛朝祉、魏启贤、朱祟懋、张权、周碧珍、高芝兰等仍相当活跃之外，又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歌唱家，美声唱法如女高音刘淑芳、张利娟、孙家馨(花腔)、郭淑珍、梁美珍、张越男、叶佩英；女中音董爱琳、苏凤娟、罗天蝉；男高音寇家伦、王凯平；男中音刘秉义、胡宝善；男低音温可峥、杨比德等歌唱家。民族声乐女高音黄虹、鞠秀芳、马玉涛、于淑珍、邓玉华；民族声乐男高音吕文科、郭颂、李双江、胡松华、何纪光、贾世骏、吴雁泽等；民族声乐男中音马国光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歌手，最有代表性的是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苗族歌手阿旺、维吾尔族歌手帕夏·依霞等。以上这些深受各界人士喜爱的歌唱家们十分活跃，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当时中国声乐艺术领域的一支生力军。
这一时期我国声乐领域的进展得益于政府对音乐艺术事业的高度重视，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声乐师资队伍越来越强大，教育水平飞速提高，大批来自部队文工团的歌手(如王昆)和民歌手被选送到高等专业音乐院校或师范类音乐院校接受正规化和系统性的专业训练，经过声乐教育家的精心培养(如王品素对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年轻的歌唱家较为快速地成长起来。
其次是音乐界对声乐艺术民族化问题的关注。“土洋关系”大讨论增进了不同声乐演唱风格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在唱法民族化的研究和实践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如1953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中获奖的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说：
近几年来，我们学习欧洲唱法的同志在唱中国歌时，吐字已有很大的进步，但光吐字清楚还不行，语言还要唱得生动，令人听来亲切。语言要唱得生动，就得注意运腔问题。欧洲传统唱法的运腔，是按着旋律音、平平稳稳的，这个音唱完再接下一个，中间不能拐弯，如像上海郊区民歌中那种小颤音是没有的。这样来唱中国歌就会四平八稳，没有韵味，不生动。我们以前受欧洲唱法的这种影响很深，现在已经开始改变这种老办法。②
由此可见，歌唱艺术展现中国风格已成为声乐界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在此基础上，许多歌唱家根据自身的“嗓音”特点探索与中国语言字音、声调的结合方法。他们在演唱中吸取了中国民族歌唱(民歌、戏曲和“说唱”)的优长，在演唱中国作品时，十分注意咬字的清晰、语言声调的自然流畅、行腔的民族韵律等。这一时期中国声乐艺术取得了光彩夺目的进步，不但涌现出一批艺术造诣较高的歌唱家，而且开始进行民族唱法科学化的实验。
我国钢琴演奏艺术领域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涌现出老志诚、丁善德、李翠贞、李献敏、易开基、范继森、吴乐懿、张隽伟、洪士銈、朱工一、李嘉禄、洪达琳、董光光、周广仁等一大批钢琴演奏家，虽然他们的某些演奏尚显稚嫩，但风采各异，得到了诸如玛格丽特·朗(Marguerite Marie-Charlotte Long)和科尔托(Alfred Denis Cortot)等国际钢琴大师的称赞。
1949年后我国钢琴演奏、教育事业步入飞速发展的轨道，这时，第一代钢琴家除吴乐懿、朱工一等还活跃在舞台上外，大多数钢琴家转入了教学领域，为培养新一代钢琴家辛勤耕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将各类音乐艺术院校进行整合，组建了以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原名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为中心的专业音乐教育格局；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东北(沈阳音乐学院)、华中(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前身)、华南(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星海音乐学院前身)、华东(南京艺术学院)又组建了一批艺术院校，1959-1960年在华北(天津音乐学院)、西南(四川音乐学院)、西北(西安音乐学院)相继建立了三所音乐学院，1964年，在北京组建了中国音乐学院，基本完成了全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整体布局。③
在这些高等专业音乐(艺术)院校中，政府聘请了苏联专家进行长期培训，涌现出大量专业钢琴演奏人才，并选送了一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去国外深造，一批年轻的中国钢琴演奏家参加国际比赛并获奖，使国际乐坛对新中国钢琴演奏艺术刮目相看。其中的佼佼者包括：1951年，周广仁在柏林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钢琴演奏三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奖的钢琴家；1955年，傅聪在“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获得了第三名，并且获得《玛祖卡》演奏优秀奖；1956年，刘诗昆在布达佩斯举办的“国际李斯特钢琴比赛”上获得第三名，以及《匈牙利狂想曲》演奏特别奖，1958年又在莫斯科举办的首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上获得钢琴第二名；1957年，李名强在“布拉格之春”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