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藏挠痒痒

 为西藏挠痒痒

达赖声言的西藏完全自治，实质是挟宗教玩政治，已经脱离了宗教范畴，佛理不外乎劝入为善 遇亊无争。宗教一旦变成要地盘，要治权的砝码，却只能服从不得商榷，又落到组织的层次，机构的层次，也就是政治的层次，便是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

 

    西藏，从各种资料看到及听到的是一个落后极不发达地区，但又有迷人的风暴和神秘莫测的宗教信仰--活佛转世。达赖喇嘛就是利用这顶桂冠，迷惑信众，让藏民顶礼膜拜。其实，这顶帽子不过是当年明清黄帝为了安疆利民给予的册封，丝毫不含证明达赖喇嘛是真的活菩萨，也没有必要去进行宗教貭疑，不过是某种认识的精神信仰，是一种超越真理与价值的子乌虚有，是人类在科学极不发达时代对大自然巨大破坏力量和宇宙神秘内涵的一种恐惧和敬畏，也是人类对有序空间美好生活环境的良好愿望，实质是一种不能用传统科学耒解释的意识流，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覚，画餅充飢的表现形式而已，在现实世界永不存在，它是不可证的，否则就不成其宗教。

所有宗教不外乎劝人为善，相对佛教教义倡导人本主义，因果报应，让人自觉自侓不断向自己的负面挑战，使人远离邪恶。但，宗教一旦落到组织的层次，机构的层次，也就是政治的层次，便有极强的排它性，有你无我，莫说十字军东征时，天主教和回教的世不两立，到后来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也互相残杀，争斗不休。中世纪天主教对异端的迫害，其残酷不仁也叫人发指，正是多少罪恶借宗教之名而进行。

西藏贵族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统治的基础，长期实行封建农奴制，使牧民逐水而居，农民刀耕火种，人畜同居，土地为贵族和僧侣所有，绝大多数藏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囚水牢、挖眼睛、剥人皮，幕幕悲剧与佛教教义南辕北辙，且源自披着宗教外衣的贵族和农奴主，达赖也难辞其咎。

叛乱、组织流亡政府、筹建军队、窜回西藏，煽动不明真相的信徒，借佛说谎，搞打砸抢杀烧，制造事端，寻求白人的注意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不要求独立，只要求保护独有文化”。然而，实际行为並不支持这种说法，传统文化並不只推崇宗教膜拜而不顾民生，达赖在中国和西方用二种面孔露脸，成府太深，胃口也大，在中国 ”西藏是我的，必需由我主宰，要了西藏还要加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藏族自治州县；”在国外一付伪善，“宽容、和平、理性、仁爱。”还有，他及追随者多次宣称，政教合一农奴制下的旧西藏是佛光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的一方“世外桃源”，而当年的史料则显示，他所统治下的旧藏“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又是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和在一起的野草。”模糊关键和本质，借洋枪玩沟通，蛊惑人心，实际唆使部下，无事生非，制造事端，软硬兼施，还说与己无关，脸上贴金还想立碑坊。口称仁义之人，想做不仁之事，总是要掩人耳目，起码不敢明火执仗。达赖的说和做，似乎与佛教教义格格不入，对慈悲为怀的菩萨形象一点好处也没有。有事共商，谈判无果就动粗，完全皈背了佛门。最间单地说，你不听就动粗，难道就要打砸抢杀烧，让无辜者受难。在西方世界，任何示威抗议都必须和平理性地表达訢求，喊口号、举标语牌不成问題,如果有暴力行为则不容。政治不是游戏，即使是游戏也需有规则，否则就不成其为游戏了。

 

政客、媒体的煽情  事出有因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西藏疆土治权有一点争辩，再加上民族与宗教差异，令问题更加复杂，西方人受冷战思维的恐惧心理影响，看问题和中国人大大不同。碧蓝色的眼睛，显然有滤色作用，所以西方人啓蒙运动时，在中国看到理性的天堂，十九世纪在中国看到专制主义的地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看到团结奋斗和大公无私精神，现在又看到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潜在威胁”，加上国际舞台上又看不见非政府组织 (NGO)的身影，从而使中国人与世界其它民族之间缺少桥梁弥补中国正式外交的不足，丧失了一个关键的软实力工具，束缚了公众外交，削减了中国试图发出的信息的可靠性，使得西人天然质疑那个强者的任何結论，达赖的伪善和鼓吹的宗教自由及其独立行动颇有影响力，只要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任何不安和小骚动，想要躲过西方善恶二元论的看法是困难的，西方媒体和政客不问事态真相，大势渲染，普天盖地攻击和指责中国，有时移花接木欺骗造假，骗局虽不断揭穿，但还是不断有人上当。这倒底为什么? 一句话，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不被控制的中国，经济上的遏制和“黄祸”的恐惧已经从历史的角度转向经济地域以夹杂资源问题和原因，隐藏着复杂的对抗关系，奥运会还为不同政见者提供了批评中国人权的平台，污染的空气、猖狂的盗版、安全质量不达标的食品，热衷于中国的负面报道，让人们的虚拟世界里的中国形象就是阴暗的，很自然影响了公众舆论对所述及中国事件的看法。媒体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冷战思维中纠缠了意识形态，而那些特殊利益的活动团体的示威破坏活动，无疑又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说得上相扶相依，西方媒体对报道奥运比赛兴趣不大，关注的是如何借题发挥那些西藏宗教、人权话题。西方国家在內心世界惧怕一个经济上崛起技术上更先进的中国，把和平崛起的中国看成了对西方国家的潜在威胁，不可对付的竟争对手，怛心和害怕不知中国强大起来会对他们怎样？“我们怎样做才能使这个国家变得和我们一样？”潜在意识使他们无法接受一个“非我族类”的黄种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头羊”或“优胜者”，黄种人怎能比我强？英国长期殖民统治的印度东北部和中国的西南部的领土纷争，印度想把西藏变成 “缓冲国” 牵制中国，达赖跳上去为印度添分，而印度传统上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很容易获得西方国家的加分，风助火势愈来愈烈。高调理论最容易被用来压迫天下人，将自己装扮成天下人的化身，以一己之小事冒天下之大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马可波罗时代以前的中国，早已经历汉唐盛世，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千年之久，那时的西方国家还处于奴隶制，当时的中国君临天下傲示世界，自然不会遇到什么挑战，可是，盎格鲁萨克民族称霸环球，欧洲人统治和殖民亚非澳美四大洲达几百年之久的今天，黄种人就是想和平崛起也不会轻易得到白人世界霸主的心理认同，必然遭到他们的圍堵，刻意阻挠和舆论攻击，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不足为怪。

天主教、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流传久，相当于国教地位。神的存在在历史长河中，一直为西方人不变的信仰，无神论的中国很自然成了对立面，加上近年跑出去的达赖喇嘛以转世活佛的身份用和平理性、生活生存、人格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求助西方的攻关，击中了白人的敏感神经获得了同情。德国市井传说：德国人为天神后裔，灾难时有部份德国人通过正对西藏的地下隧道逃到了西藏，因此德藏之间有族裔关系，二战时德藏间的交往甚密，希特勒的纳粹党旗正好和藏传佛教符号相反，说是他们互通互联关系的印证。达赖小时和德国人一起玩，纳粹完蛋时，曾经发现过西藏僧侣的尸体，这个谜可能要等到联合国对德国和西藏往来的挡案解禁后才会真相大白。有人联想，德国所以对达赖如此热诚可能与此相关。中国在尼日利亚的石油开采，使尼方直接得到了汽油是共享共赢而触犯了法国只采不供获得的更大利益。加上近几年藏传佛教在法国的发展形成的势力，政客需要利用讨好藏独遏制中国。假仁假义的吵吵闹闹，所有的话都说了。为何西方人一直以来持续的要将教会与国家分离，却如此无条件支持一个神权政治?

为什么? 正值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国教会被各种各样的陋闻困扰之际，西方人却不加批判地完全相信东方的宗教领袖，难道东方穿着宽松飘逸的桔红色僧袍的僧人比西方戴着白色衣领的神责人员在道德上高尚? 其实並不尽然, 佛教正如基督教一样也有它的阙失，世间没有甚么所谓的圣人，这已是普通常识。实际上西方政客图谋四分五裂中国之心从未止息，为了自身的利益妖魔化中国，既能以主持正义面目示人，还可激起不明真相的善良人起来指责中国，教训中国利于他们的霸主统治。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领袖正式站出来为西藏和谐做点实事，促达赖或中国互相宽容，好好构通，解决分歧；有的只是扇风点火，怂恿达赖不断出牌，抹黑中国，动机不可告人，政客、媒体都出于自身利益与政治挂钩，沆瀣一气，推波助澜煽情，成了弥眼的催泪弹。

 

“消失的世代”  伪善的恶果

 

西藏问题的要害是现代化和传统文化间的矛盾，是完成传承更新与转型的考量而非藏独，西藏不能学印地安人保护区，那种管治是白人用武力逼迫印地安人弃大片土地集体集中迁进“保留区“名为保护，实为”柔性“隔离，强迫他们信基督教，传统文化自流废墟化，让他们自生自灭，完全丧失自信崛起能力，只能靠政府救济维系族群的生存延续。往事不堪回首。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自治政策，中央政府全方位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扶持族群自有的传统文化，尊重各自的民族习惯，发展民族工业，建学校、修铁路——已为世人瞩目，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普遍好起来了。中国为少数民族族群在现代化上下的工夫、做的事远比北美国家多得多，少数族裔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汉族，生活水准不比汉人差，各级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都有少数族裔，不像北美原住民土地柀蚕食，生活生产圈愈缩愈小，人口在减少，生活水准远比白人低很多。在电视和平面媒体经常看到印地安人的抗议活动，向政府要补助、要赔偿损失——印地安人已经沉沦为民族学家眼里的标本，历史学家书中的章节，大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抽屉里的目录，那些公园或政府大厦前轰立的巨型图腾早就不再具有穿越宇宙天地的精神魅力，而只是游客挑选摄影画面的一个背景，那头戴鹰羽冠的酋长和塗彩脸手持长矛、吼叫着追赶猎物的印地安狩猎者，也只能从电视电影中去寻找。这全是白人设套的恶果。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到二十世纪中期，加拿大政府法律规定，所有原住民6~12岁的孩子都必须进寄宿学校（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存在过）接受英语或法语语言能力教育，即使课外或只是相互之间的闲谈也得用规定语言，並规定不能从事基督教以外的信仰活动，如果违犯规定就要受到严厉体罚。虽说孩子们可以回家和父母团叙，但学校远离部落，又因原住民狩猎游牧生活传统，一旦分开，音讯全无。父母无法监管，教会又有绝对权力控制情况下，往往使孩子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甚至成性暴力的牺牲品。

据1909年加拿大调查报告统计，加西的寄宿学校里的孩子从入学起五年內的死亡率高达35~60%，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肺结核，一些学校近一半孩子患上肺结核，更有故意将健康孩子混杂其中让其感染的例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政府对寄宿学校的资助已经远远不足，学校只能強迫学生干体力劳动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毫无教育可言了。1870~1970年全加約有130所寄宿学校，15万名土著儿童接受寄宿学校的同化教育，直至1980年最后一所原住民学校关闭历时百年。最近(2008.5)加拿大联邦政府总理哈珀被迫代表政府对这些受虐者作出正式道歉。道歉只不过是个词，问题仍未解决，留在这些原住民的心里创伤是无法消除，现在想解决原住民面临的问题，已经困难重重，为时已晚。

无独有隅，澳洲也在今年向原住民作出类似道歉。当时澳洲总理陆克文在国会正式向所谓“消失的世代”道歉。所谓消失的世代是指澳洲政府在1870~1970年的同化政策，强迫成千上万的原住民在孩子时代离开家庭住宿学校，使他们身心受虐。

原住民族在夹缝中生存，他们的现状是历史造成的，是一种全球“共性”。比较而言，包括发达国家在內的许多国家为少数族裔所做的事远比中国政府为藏族人民所做的逊色得多。中国在西藏的学校没有规定通一只用汉语，藏语得到了尊重，两语并重。98%的小学和97%的初中普及教育藏语教学都不缺，也没有强迫学生不信藏传佛教，完全自由。藏区寺庙比旧西藏6000所少了很多，僧侣也减少了，这並不能说灭绝藏传佛教，必竟现在藏区还有1700多所寺庙及藏传佛教场所供4.6万僧尼使用，次外，还有4座清真寺供3000多名伊斯兰教信徒使用，一座天主教教堂供700名教徒使用，国家用了7亿多元对寺庙和布达拉宫及其无价遗产的保护，有目共睹。藏语正处于繁荣发展阶段，藏药得以复兴并获得国际认可，藏传文化在藏民日常生活中充满活力，藏民的平均寿命由3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然而西方社会却在指责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是一种“文化屠杀”，倒打一耙，其实伤了自己。

可以设想，让全世界许多现代人神往的西藏“乡格里拉“也变成一个像北美印地安人保留区，让藏民放牛牧马、喝酥油茶、吃糌粑、纳供朝拜、唱歌跳舞，回到60年前的政教一统，让对苦难甘之饴，却对信仰有着盘石般坚定的藏民变成靠国家救济金的北美印地安人那样倘徉，那真是情何以堪？

 

“虚拟主权”  可解西藏之痒

 

今日西藏在走自己发展之路，修公路、跑汽车、通铁路、盖大楼……全国各省对口支援，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质的提高，基本转型成现代多元社会，但，主体仍为藏民。面对藏区非常奇特的独有自然环境，利用保护好山山水水成了探索的课题，还有那如何更好保护西藏极其普及的佛教体系，也是很重要的议题。地球只有一个，西藏也只有一个。我们要像珍惜生命一样呵护它。过去西藏落后，今天逐步现代化。即使达赖也对西藏的发展、藏民生活改善的贡献给予肯定。

西藏解放已经五、六十年，当地藏民还是有点反抗，为西藏投入大量资金的中国政府对此也大伤脑筋，是不是有些汉人在那里干了坏事？如果在内地，老百姓只会想到腐败，可是在西藏，当地人就不会将此当作腐败，而会认定这是民族压迫。关于这个问题存在诸多争论，也就是要让西藏现代化更加健康、更加完美发展，如果仅仅集中在経済领域恐怕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灵丹，必须在软实力上下功夫。时代变了，也要与时俱进。由于达赖喇嘛在藏民中的经神影响，必须给予更大更好的自由空间，在北京设个佛教总部，享有治外法权，像马耳他骑士团一样（1934年马耳他骑士团在罗马购一座大厦设总部内享治外法权），有主权无土地的“虚拟主权”国，在联合国可派常驻观察员，也可与各国建立关系派驻代表，达赖仍当精神领袖，或许会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新思路。当然也可设在拉萨。虽说流亡在外的藏民有14万多，旧贵族及其后裔约占1/10，是少数，政府政策不大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只要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受惠那就是个好政策。然而，达赖在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是一个客观存在，有较大影响，也被各方势力公开利用。面对达赖及其集团在国际社会制造麻烦，不如让达赖在有生之年从流亡地返回，一耒可避免达赖园寂转世之麻烦多多，二耒也可减少藏独的暴力，对稳定西藏的政治、宗教有利，并能改进世界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看法。

其实，达赖集团已经流亡半个世纪，其中青年成员已经高度西化，许多人的英语比藏语说得还要好，他们的思维方式表达和公关能力非常合应西方人的胃口，赢得了国际同情，而藏人少数族是弱勢群体，加上达赖为转世活佛及其强调的普世价值--和平主义很容易得到西方普通老百姓的同情。时代在进步，观念在变化。西化的达赖集团成员也不可能将新西藏恢复成旧西藏的农奴制。我们要有自信，有勇气与国际社会互动，达赖集团的麻烦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如何扮演一个更主动、更积极、更负责任的角色对中国还是很重要。

世上的人，你看我，我看你，其实都在一个风景里。如果你看我客观一点，我看你真实一点，甚至我站在你的角度看我，你站在我的角度看你，谅解和宽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差异、传统传承发扬的责任，许多矛盾和争端会容易解决一些。

达赖喇嘛在西方口口声声称：“西藏高度自治是保护特有文化，不是独立。”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在西藏自治区的拉萨有限土地范围内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保留区——“雪山佛国”，让达赖集神权、财权和治权于一身，可能更有讨论空间。像意大利罗马“梵帝冈”一样，世俗和宗教二条线，划地为界，各自管理，井水不犯河水。教廷自设管理机构，掌管内政、外交（宗教性）、财政、税务、警察、交通、消防、医疗、邮电、超市和加油站等等。“雪山佛国”也可套用这种模式，以布达拉宫为核心，包括大招寺、八角街、雪村等等旧西藏的知名点等数平方公里土地范围内的管治权及全藏宗教事务。恢复辖区本来面目，八角街外来户迅速退出，让最藏化的东西（民族手工业）东山再起，以吸引世界观光客来看藏传文化。像梵帝冈一样的”雪山佛国“能向世界各国派驻宗教性的驻外机构。据说罗马有400 多所教堂，在教廷管理下和意大利政府一直相安无事，十分融洽。当年墨索里尼在这件事情上有新思维，对意大利的繁荣和稳定作出的贡献不容抹杀。

时间可以改变以往，又可以影响未来。西藏瑕不掩瑜，也不应不暇一顾，必竟达赖还在跳和咬，我们不能低着头一直沿着老路往前走，还是要有勇气去追求新的思想和方法来抓西藏之痒，这很可能会得到予想不到的效果。宗教不是洪水猛兽，现代很多事情都能不变求变，变中求成。政治（法律）和宗教对和谐社会建设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互补互为的推进力量。不纠缠于过去，达赖也不可能恢复过去的愚昧和落后，现今的中国领导也不是50年前的思维、思想、意识。面向未来，彼此客观一点，模糊分歧，讨论共识，各让一步，海阔天空。先辈李大钊说:“无限的过去，都以现代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代为渊源；过去与未来的中间，全以现在连续，以成其无私无终的大实在。”可见现在何等重要。

西藏的未来，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一部分，是对中国、世界游客、藏民、达赖喇嘛和环保人士的共同考验；西藏的未来也是对自由化、市场化、现代化能否幡然猛醒，去糟粕存精华的考验；西藏的未来也是对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生命力的考验。梵帝冈的存在告诉我们：政教分离，划地为界，以约管治，井水不犯河水，族群和谐，既能保护西藏本耒拥有的藏传佛教文化，又能使藏民人心向归分享现代化的权利，何乐不为。

 

注释1· 藏文化核心的源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二百年后正式成了印度的国教，再过百年才传入中国，约在公元七世纪中叶传入西藏。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吐番王朝。唐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由于文成公主信奉佛教，入藏时带去了佛教经典、佛像和其它法物。受文成公主影响的松赞干布皈依佛教，修了大招寺、小招寺，並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並开始翻译佛经。

到了八世纪中叶唐金城公主下嫁藏王赤松德赞时又带去了一批佛经和法物，当时一度有建寺迎僧、译经等佛教活动很盛。

九世纪中叶，朗达玛即位其间，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减佛运动。十世纪的后半期，佛教由原西康地区再度传入西藏。十一世纪中，有印度超岩寺首座阿底峡大师应邀入藏，佛教又复兴盛。期间不少佛教学者亦来到西藏，传译事业因而很盛。藏文“大藏经”近六千部中大多数是在这时直接由梵文翻译而成，只有少数是从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后期佛教论著在藏文典籍中极为丰富。

在藏传佛教史上产生过很多佛教宗派，主要有红、黄、花、白四派。大家比较熟知的是“红教”和“黄教”，而“花教”和“白教”知之甚少，但他们都是藏传佛教中的主要教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红教”（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派，“宁玛”是古或旧的意思，因为该派僧侣多戴红帽，所以俗称红教。该派以华莲生大士为祖师，並依其入藏时所传密咒和所遣”伏藏“修习传承。在宁玛派的经典中，还保留了很多莲华生大士降魔伏妖的传说。

“花教”（萨迦派）因其主寺萨迦寺围墙上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的红、白、黑三色花纹，所以俗称花教。公元1034~1102年由贡却杰布创立，家属世袭。萨迦派特别重视”道果“的教授，认为人生无常。世间万物皆因缘和合而成，並非实有。如能看透这个道理，则能解脱一切痛苦。自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纪中叶，该派在西藏占有统治地位，其第五祖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曾被元世祖忽必列封位“帝师”，后来又被任命为西藏法王兼藏王，掌握西藏政教大权，自此开创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

“白教”（噶举派）因注重密法口授传承而得名。“噶举”意为言传，因该教派多穿白衣僧服，所以称白教。该派主张显密兼修，要求修习者把自己的思想专注于一境，不分心，持之以久，进入禅定。

“黄教”（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兴起的，也是现时最有实权的大教派。格鲁派是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建立的，“格鲁”意为善规。因该派僧侣头戴黄帽而得名。噶当派由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公元1005~1064年）所建立。“噶”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噶当”意为一切佛语（包括显、密二教的经、律、论三藏）都是对信徒修行的指导。该派认为显教和密教是相通互补的，主张先修显教，再修密教。“黄教”是在十五世纪后期经过噶当派僧人宗喀巴对教派经过改革后而兴起的教。他吸纳了噶当派的戒、定、慧学修並重的方法和萨枷派研究佛学的严谨，主张显密並重；在密乘修习方面，将各派的精华吸收过来。噶鲁派因此日渐壮大，修建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大型寺院；並确立了达赖、班襌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在明、清两朝的扶植和册封下，格鲁派成为藏区执掌政权的派。

摘编自《明报月刊》2008·7·

注释2· 达赖不独立的自治区包括以金沙江为界的前后藏，也就是现在的青海、川西、甘南、滇北、内蒙等藏、蒙、土、羌族等地区,囊括整个青藏高原。達賴定义为「所有藏人居住区」，或历史上藏文明覆盖的全部地区，其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为2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在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457.38万（1990年），另有200多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

 

释注3· 符号“卍”和“卐”的诠释

“卍”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国的历史上均有出现，后来被古代的一些宗教所沿用。最初人们把它看成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以后普遍被作为吉祥的标志。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卍”也传入中国。这个字梵文读“室利踞蹉洛杀那”，意思是“吉祥海云相”，也就是呈现在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它被画在佛祖如来的胸前，是金色的，佛教认为是“瑞相”，能涌出宝光，“其光晃昱，有千百色”。

中国佛教对“卍”的翻译也不尽一致，北魏时的经书把它译成“万”字，唐玄奘等将它译成“德”字，强掉佛的公德无量，唐武则天又把它定为“万”字，意为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

这个被佛教视为吉祥和功得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符号，竟被德国法西斯头头希特勒用来做了他的党旗标志。佛祖上的“卍”与纳粹标志的“卐”仅仅是它的旋转方向不同，当然与佛教一点关系也没有。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符号。

希特勒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他所以选“卐”做标志的原因有几种说法：1·纳粹党意思是“国家社会党”，在德文中“国家”和“社会”的词头都是“S”，两个词头交错重迭一起，就形成了“卐”的形状；2·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提出：希特勒从小就有崇拜权威追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小时候，他家附近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院内的通道、石井、修道士的座位以及院长外套的袖子上都饰有“卐”标志。希特勒崇拜院长的权势，把“卐”视为权威的象征，这就是他后来选用“卐”做纳粹标志的原因。

还有其它说法，考证也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事实是这个“卐”使无数纳粹党徒为之疯狂，他们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干尽了坏事。二战德国战败后，这个标志被粉碎。但在2000年11月，一位英国记者在离柏林110公里处高空的一片丛林上拍到一幅用树木组成的“卐”照片。它由48棵落叶松与周围不同树种的树（针叶松）组成，长宽均为60米，线条分明，标志明显。春夏雨季它们没有区别，深秋和初冬，落叶松的叶子逐渐变成黄色，一个黄色的“卐”便凸显出来了。经查原来是希特勒活动猖獗时，一位乡下土财主特意栽种。照片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人们的抗议，纷纷要求政府立即将其产除。德国法律也不允许在任何场合公开展示纳粹标志，所以这个由树木组成的“纳粹标志”很快就被清除了。

—— 摘编自互联网 ——

注释4· 佛教与印度教

佛教起源于印度，一千多年的演变，佛教已成为中国国教，反而在其发源地的佛教影响却日渐衰微了，印度十亿人口，信奉佛教者仅约600万，除了一小部分信仰基督教者，80%的国民信仰印度教。

印度教形成于8世纪，它是综合各种宗教的宗教，主要是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产生出来的一个新教，得到了当时印度上层人物的支持。印度教继承婆罗门教的教义，并对存在着造业、果报和轮回的观点赞成和发挥。印度教说有“我”，佛教则说“无我”；印度教说“梵”为宇宙之体，佛教则说诸法因缘生灭的本体是空；印度教严格区分阶级制度，佛教则提倡一切众生平等；后期印度教的派别中出现以苦行或乐行的修持，佛教则主宰“中道”为修行原则。

印度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现象，是一个由多种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相糅合的综合体。它既是有神论的宗教，又是无神论的宗教；既是多元论的宗教，又是一元论的宗教；既是禁欲主义的宗教，有是纵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

 

注释5·马耳他骑士团

    1080年，骑士团原来只是教廷授权的慈善团体，在十字军东征佔领耶路撒冷后变成具独立编制的政治、军事实体、实质上负责了耶路撒冷王国的防务，但没有主权、也没有土地，大概属于今天定义的“非国家个体”。

   1309年，穆斯林征服耶路撒冷，骑士团撤退到今天属于希腊的罗德岛，取代了当地的拜占廷帝国管治，在那里建立了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主权国家，在这阶段，骑士团有主权、也有土地，基本上是个主权国家。

    200年后，罗德岛又被穆斯林攻陷，无家可归的骑士团得到身兼西西里岛国王的神圣罗马皇帝协助，按排他们在其领土范围内的马耳他岛租借给他们复国，象征性地每年仅向西西里国王缴交一马耳他元作为租金，用别人的土地作为罗德岛国的主权的延伸。

    1789年拿破仑发动欧洲战争，顺道佔领了马耳他岛作为地中海枢纽，骑士团再次被赶走。这次，他们再也没有遇上善心人收容，其主体最终在1834年转型为今天的骑士团。他们在罗马购买了一座大厦为总部，在总部内享有治外法权（不是主权）成了名义主权、无土地，被各国接受的“虚拟主权”国家。

时至今日，骑士团成功和世界上约一百多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国与国”的外交关系，还向各国派驻大使，又发行自己的护照和邮票。除了没有领土，骑士团实体的一切和正常国家没有多大分别，联合国虽然没把骑士团接纳为梵蒂冈那样的“非成员国”，只是邀请为“永久观察员”——因为联合国成立时，骑士团已经没了土地，联合国作为“主权国家俱乐部”，而骑士团是个“虚拟主权”国家，其主权身份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