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记忆中的六四那晚

生活在北美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也不想写点什么。虽有10余年的网上生活，每天粗阅各种有关政治经济，电脑科技，乃至家居花草的文章，但总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潜水员。 突然有一天老婆对我说， 六四已经有20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我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凭依稀可辨的记忆，把我在六四晚上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需强调的是，本文只记录我六四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所经历的那些事儿。由于时间久远，文中所记录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有点不准确，但所描述的事件是绝对真实的。由于我没读过任何有关那天晚上的任何文章，本文因而没有受到任何述说和政治观点的影响，只忠实地记录我在那天晚上的亲身经历，以及我那时的感受。

 

我在六月三日下午2点回到天安门广场。由于有哥们参加了绝食活动，我和几位同学从五月下旬以来就住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有时也回去住一天。听说民主大学今晚要在广场开学，所以赶回来凑凑热闹，更重要的是想和哥们在帐篷里砍大山，听听一些内幕或内部消息，同时有吃的和喝的，特别是能喝到那时还算奢侈品的罐装饮料，到是感到很刺激很享受的。

 

和往常一样，广场人潮如海，遍布广场密密麻麻的帐篷，看起来就象一个零乱的大集市，来来去去的人川流不断。有在帐篷里玩耍，聊天和接受采访的学生，有怀有各自目的，四处穿梭的国内国外记者，有来声援的队伍，有来为学生捐助衣物，食品的市民，有聚在一起聆听演讲的人群，但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来看热闹的。实际上，广场自学生绝食以来已逐渐处于一种任何力量都不能控制的无序状态。

 

可以说，高自联已完全失去了对广场学生的控制和领导。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前期的学生领导发动了绝食运动，但他们并没有坚持多久。绝食后期很少在广场见到他们的身影，五月底就根本看不到他们了。六四后听说他们大多数已逃到国外，才恍然大悟，他们早就不在广场了。不解的是，他们为啥仍然是天安门运动的领袖。如果是爷们，为什么不和他们领导的学生一起，留在广场，准备“抛头颅，洒热血”。

 

实际上，高自联也想早早结束绝食，撤离广场（据说是为了配合高层斗争的需要）。但他们把事情搞大了，无法控制事件的发展。除了空洞的民主自由的口号外，他们（当然我和很多当时的参与者也是）并没有清晰，完整，成熟的政治主张和建设国家的规划。绝食结束后，广场的学生仍然不撤离，不听从高自联和其他人的劝说。为了使广场的学生离开广场，有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最典型的是5月20几号的凌晨3到4点，吾尔开希突然发疯似地在纪念碑的广播里大吼，音调恐惧，绝望，近乎哭泣，宣称得到可靠情报，几万军队正在偷袭广场，并要求大家立即撤离广场。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学生顿感无比的愤怒，除了骂声连天外，很多人还想冲上去揍他。自那天始我想他再也不敢来广场了。那时的广场，只欢迎英雄，唾弃胆小鬼。

 

绝食的学生成了学潮的中心，他们谁也不服，谁也不听。在发生争论的时候，最常听见的一句问话是，你是那一天绝食的？绝食早的，绝食时间长的，资格就老，就更具发言权。只要有一个绝食学生不离开，广场就会是引起大家感兴趣的中心。那时每天都有不同的人（也有高层来的人），以各种理由来劝说学生离开广场，但总有绝过食的学生不愿意离开。绝食学生不离开，就会吸引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市民来到广场，以及更多媒体的关注。帐篷的到来和各方的物资捐助，解决了广场学生的吃住问题，从而强化了学生自发地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意愿。可以说，89学潮的最后发展与当时的学生领袖们已无多大关联，他们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这种无序的状态为各种力量和情感的发泄提供了完美的表现平台。想游行的就可以游行，想演讲的随时都可以过过瘾，而且不乏听众。除来看热闹的很多人外，新闻界来游行了，知识分子来游行了，很多单位和个人也来捐钱捐物了。北京工自联成立了，首都知识分子联合会成立了，并在广场召开了记者会，选了一个帐篷安营扎寨（我就住在这帐篷里，因为那时我已经毕业，在一个不坐班的研究机关工作）。首都各界联合会也在筹备中，有人还要建立民主大学，今天就开学。更为奇特的是，外地学生开始赴京，颇有文革那种停课闹革命和大串联的气氛。他们来京后，住在广场上，衣食住行，无忧无愁。

 

我和哥们在帐篷里砍了一会大山，大约下午3到4点，听说六部口西单那里有情况。我随很多人徒步奔去增援，看见许多人围着几辆公交车，有人在车顶和车里，也有人在演讲，不远处还有一批军警。人们的情绪很激动。据说这些车辆，装满了军装，想偷偷地开往人民大会堂。有人说部队已经化妆成便衣早已住进大会堂，准备采取清场行动。对这种传说，我当时是信的，因为有一天清晨，我们被叫醒去东单方向增援。走过北京饭店后，看见上千的小伙子，身穿白衬衣，下穿军裤，一言不发，没带任何器械，悄悄地沿着长安街南面的人行道，徒步向广场奔来，那架势真有点档不住。突然有人急中生智，抱住一个军人往地下滚，众人仿效之，那场景真够壮观的。由于学生和市民人多势众，最后竟然迫使军人撤退了。

 

今天可就奇怪了。平常大家上街堵军队，围住军车喋喋不休地说事儿，军队最终都撤退了。可今天军警反复地来驱赶人群，准备也很充分。当人群把他们逼退后，他们又重新集结，最后使用了催泪弹。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催泪弹的威力，那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什么也看不清，心里也很难过。然而单凭催泪弹是驱散不了巨大人群的，学生和市民最终迫使军警退却了。突然间，我预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就想把停在广场上的我的自行车（才买一年的新车）移到安全的地方。于是我离开六部口，快步回到天安门广场。

 

6点左右的广场，和往常一样，是一天最动人的时刻。无数的北京市民，下班后在家做好饭菜就往广场送。他们骑着平板三轮车，丈夫蹬车，妻子和小孩坐在车上，车上载有装满饭菜的锅和桶，到广场后，他们默默无语地为前来吃饭的人添饭加菜。有的市民尽管不富有，都力所能及地带锅粥和咸菜来。每当雨后，他们送来的衣服和雨伞，堆积如山。那感人肺腑的场景和人情味真的令我终生难忘。作为一个从外地进京读书而留在北京的人，我真的认为北京市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也许那时他们和广场的学生一样，并没有很明确的政治意识，但他们的同情，仁爱，无私无畏，乐于奉献的心怀是无与伦比的。当听说志愿者是北京奥运成功的主要特色之一时，我非常赞同，这就是我早就熟悉的北京人。

 

晚饭后，我骑自行车到崇文门一个朋友那里，把车寄放在他住的小区里。当我回到天安门广场，已经8点过了。广场的人似乎比平时更多。我徘徊在广场里，东诳西游，四处凑凑热闹。民主大学在7点就已开学，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名人出席了开学典礼，甚至那时也不知道哪路人马来主持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我所见到的都是几个从不认识的，没名气的人在那里演讲。我想，那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精英来参加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他们都跑了。

 

实际上，自从知识分子联合会的帐篷建立后，住在那里的都是几个单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有时来两个自认为有点小名气的精英，都是为了配合知识分子联合会在纪念碑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我清楚地记得，5月下旬的一天，其中的一个小精英有点忧虑地告诉我们，他已经上了黑名单，尔后就无影无踪。他是否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告诉和他住在帐篷里的“同志们”。可以准确的说，自五月底后，我在广场从未见到那些后来自称的民主精英（除学潮后期突然出现的绝食四君子外）。他们早已逃到国外，享受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津贴，并自封为民主运动的领袖。实际上，他们中的有些人只参加了一两次，但很多小人物天天都参加的游行，并十分夸张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布条上，佩戴在身，已示自己的名人地位。

 

大约10点，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吸引了广场人的注意。我跑到紧邻长安街的广场边，只见一辆坦克在长安街上由东向西急驶。它一会儿又从西折回驶向东，一会儿又从东折回驶向西。这样反反复复，来回无数次。听说这辆坦克掉队迷路后，提前来到广场。由于人们为了堵军队进广场，在长安街东边的朝阳门和西边的复兴门设置了路障，所以该坦克也出不去了。这时，与广场紧邻的长安街上有很多人。我看见有人用广场的铁围栏和很多自行车，堆积在长安街公路上，作阻止坦克行进的路障。很多次，坦克都冲过去了。但人们又不断地往路障上扔东西，路障变得越来越高。最后一次，就在坦克开上路障减慢速度之时，有人用铁纤插进坦克的履带里，竟迫使坦克在天安门楼前的长安街上停了下来。

 

不一会，只见熊熊大火在坦克顶上开始燃烧，一大群人围着坦克上的军人，快速的向纪念碑奔去。由于有学生手拉手。围成一个圈，把军人围在中间，以防有人出于愤怒而暴打他们。所以军人也很安全地到达纪念碑。不久就听见一个自称是军人的人在纪念碑的喇叭上哭泣，称自己对不起北京人民和学生，并向大家道歉。客观地说，我在广场上也没看见该辆坦克冲撞人和压死人的事件。

 

顿时广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人们的情绪也很激动。我开始感觉广场的人也开始减少。于是我和朋友回到我们住的帐篷。我记得大约11到12点之间，当我们还在纷纷猜测可能将发生的事情时，突然被告之广场已经被包围了。有人来到我们的帐篷说，在广场周围已有部队，叫我们去增援。

 

我和同学来到广场边的历史博物馆（我因而不知道人民大会堂那边的情况），果然看见博物馆的石阶上沾满了密密麻麻的军人。他们头戴钢盔，胸前持枪，整齐地列队站立。那时，不管在那里，只要听说那里有部队，就有人去堵。结果往往是，部队尽量避免与群众发生冲突。一旦被堵，他们就停下，无数的群众就上前去和他们讲道理，军人一般都不说话，默默地听你说，直到接到命令撤退。今天我就闹不明白了。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军人，不知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到广场边的，再则他们也不听你讲道理，而是齐声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遍又一遍地唱，使来劝说的人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我在那里站了一会，自感无趣，便回到广场的帐篷。

 

大约凌晨1点左右，纪念碑的学生广播开始呼叫大家走出帐篷，到纪念碑周围集结。我们住的帐篷在纪念碑前面一点的东北面，来到纪念碑时正好坐在纪念碑的北面，面对天安门。由于我们出来较晚，所以坐在正北的最前面，我记得我前面只有两排人。坐在我们周围的大多是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也有不少外地来的学生。有的小女生不断地说怕，我们还在安慰他们。因为根据以前北京闹学潮的经验，都是当局强迫学生登上政府开来的客车，然后把学生扔回校园，对大多数参与者也不深究。今天也不会有例外的。有人甚至开玩笑说把自己绑在帐篷的床上，让当局抬不动。我估计当时大约有上万学生坐在纪念碑周围。

 

放眼望去，此时的广场和长安街，已空荡无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白色的自由女神像似乎凝视着已燃烧殆尽的坦克。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一道道划破夜空的信号弹，伴随着呆坐在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构成一幅令人无法理解的情景。我们似乎在等待什么，但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和那里的学生一样，并不知道那些学生领袖和民主精英早已逃之夭夭，也不知道在广场外的长安街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因而无法找到离开广场的理由，那时也根本没心思去找这样的理由。偶尔，看见几个自称工自联的人把空瓶子灌满汽油，冲到长安街上扔汽油弹，来来去去无数次，最终他们也消失了。而学生们既没选择逃跑，又没选择抵抗，只是默默地呆呆地坐在纪念碑周围，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

 

突然，广场上的灯全部熄灭了，我们的视线只能看见广场周围帐篷和自由女神的轮廓， 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不一会，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学生的几个功率不高的喇叭在纪念碑上）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宣读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称今天晚上广场已是暴乱，要求大家离开天安门广场，当局马上要清场，否则后果一切自负。尽管公告宣读了几十遍，我看见的学生们还是那样毫无表情地坐着不动。也许我们不知道往那条路可以撤退，也许每个人都不好意思独自离开，怕以后同学和哥们嘲笑懦夫，也许我们那时大都麻木了，已无法选择，听天由命吧。那一段时间里，纪念碑上的喇叭出奇地沉寂，至少我没听到。

 

然后，广场上的枪声密集起来，一道道亮闪闪的子弹划破夜空，四周的信号弹也不断地升上天空。我想枪声是为了用武力来恐吓，从而强迫学生自动离开，信号弹是军队之间互相通知包围广场的任务已完成。通过在夜空中飞啸子弹和信号弹发出的亮光，我环顾四周，看见周围的学生尽管有点害怕，但大家还是不动地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看着前方。在我们的视野里，无数坦克首先驶进广场，如以纪念碑为中心，坦克就在纪念碑的外围轰隆隆地开来开去，广场的帐篷被碾平了，民主女神像也轰然倒下，广场的正北面（我视野所能看到的）顿时变成堆满废墟的空旷平地。

 

突然，我在黑夜里看见很多军人的身影在移动。就象真的战场一样，他们跳跃几步，就趴下，再匍匐前进，慢慢地向纪念碑移来。当时十分纳闷为什么军人要这么做。难道当局认为学生已拥有枪支（听谣传说下午在西边堵军车时有人得到点武器，但我没看见，也不知道），难道有的学生选择抵抗。过一会，枪声又密集起来，子弹就在我们上空飞来飞去，但军队绝没对人开枪射击，否则我们坐在正北方的人必死无疑。我记得，纪念碑学生的喇叭就在这时被打哑的。

 

这时纪念碑周围的气氛更加紧张，我们的心绪也开始迷离，有的情绪也开始不稳定了，不知不觉地忽然发现坦克也开始向我们逼近，但在离我们几百米的地方停下。我随很多人一起也站了起来，人群也开始有点蠕动，看来大家也不得不想撤退了。不一会，人群里传来话语，说有人和当局达成协议，当局只留出纪念碑南面通往前门的路，让纪念碑周围的人撤离天安门广场。于是，我们开始向前门方向涌去。这时大约是早上4.点多。

 

20年前广场纪念碑的两侧都种有一排由北向南，与纪念碑平行，比人高一点的小灌丛（我记得可能是夹竹桃），其距离纪念碑大约6到8米。当我们由纪念碑的北面朝前门方向撤退时，自然要通过这个一边是树墙另一边是纪念碑墙的通道。由于我在纪念碑的正北偏东，撤退时自然就要到纪念碑东面的通道（面对博物馆），并且几乎是最后一批人撤离广场。不知是人太多，还是纪念碑南面的人不情愿撤离（他们可能不知道纪念碑北面的事情），总之撤退的速度非常缓慢。

 

也许为了驱赶我们尽快离开广场，从坦克后面突然冒出黑压压一片的军警。他们手握棍棒和盾牌，头戴钢盔，列队向我们走来，强迫我们向后撤退。前面的人走得很慢，也许南面有的人不情愿走，便堵在前面。后面的人怕被挨打，就快速地涌进通道，加之前面也有人向后面的军警扔东西，只听见他们的钢盔和盾牌被砸得乱响，他们也开始用棍棒驱赶人群，把愤怒发泄在北面的人身上，迫使涌入通道的人越来越多，无数人就这样被堵在通道里。那天晚上，令我感到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我刚进通道不久，站在靠树墙的一侧。通道里的人已经走不动了，前面仍在向后面扔东西，后面还有一些人被迫地不断地涌进通道。通道里已拥挤不堪，每人所占的空间还在不断地缩小，我们已经人贴人，无法动弹，脚底似乎已经离地。开始还听见跟多人在喊叫，“别挤了，别挤了，要出人命了”，后来，人的喊叫声逐渐减弱，减弱到无声无息。

 

外面枪声，打砸声震耳欲聋，通道里却死一般的寂静。我们想喊叫，却无可奈何。我当时头脑特别的清醒，但无法呼吸，感到一口本在肚里的气，逐渐往上升，越升越高，这口气已快要堵在喉咙上了。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体验，有点恐惧却无可奈何，因无可奈何而感到有点轻松。这样的死亡对于在通道里的人是无法抗拒的，我们无力抗拒它。通道外面的人不知道通道里的情况。前面的人仍然走得慢，甚至不走，仍然在向后面扔东西。后面的人仍然在往通道里涌，军队仍然在用力地驱赶人群。

 

一般来说，更多的人涌进通道，就会产生更大的挤力，使通道内的人的呼吸快到那生命的临界点，直到把通道里的很多人挤死。然而，更多的人涌入通道，同时也在通道内产生出向外扩张的挤力。就在我感觉死亡来临的那一时刻，更多人带来的挤力竟然把那灌木丛墙挤到了。由于我站在离树墙的第二排，便随树丛倒下，面朝地，背朝天。我下面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压在我身上。

 

倒地的几排人使挤得令人窒息的通道变得有点松动，对死亡已经无可奈何的人群突然本能地感到生还的可能和希望。顿时，死亡般静寂的通道里到处都是充满绝望的尖叫声。人们为了死里逃生，什么也顾不了，潮水般地向倒地的我们涌来，踏着我们的躯体，向外跳跃。我默默地趴着，承受很多人的踩踏。由于我们的下面有很多树枝，那树枝的弹性使我们免除了被踩踏至死的悲剧。

 

当我能站立起来时，通道里的人已不多了，我看见军人已进入通道，仍在用棍棒驱赶人群，有几个军人手拿闪光灯照相机，四处拍照，有个军人一边驱赶人群，一边嘴里不断念叨“人民够宽大你们的了”。

 

为了不被挨棍棒，我纵身一跳，越过倒地的树丛，来到树丛外的广场，这里是一遍被坦克压倒的帐篷。我惊恐地向周围看了看，便不顾一切地朝前门方向逃去。可以说，我几乎是最后一批人离开纪念碑的。就我亲身所见，有几个人被棍棒打了，看见有人的头被打出了血。但自始至终，在广场和纪念碑那里，军队没有对人群开枪，我没看见任何遭枪击而死亡的人。我也没看见有人因踩踏而死的事件。

 

在我继续向前门奔跑时，有几颗催泪弹升上天空，我顿时泪流满面，视线也因此模糊不清，在飞奔中被倒塌帐篷的一根钢管绊倒，双脚陷入一大堆废墟里。由于废墟里纵横交错的钢管堆得很高，我不仅拔不出脚来，反而越陷越深。这时，每个人都在本能地逃命，根本无暇顾及他人。有一个与我同校的人看见了我的处境。他直接跑回学校，不象我还在外面呆了很久。当朋友询问我的情况时，他告诉其他人，我可能已经死了。确实，好多我的朋友也认为我死了。

 

不知怎的，当时的我变得异常的镇静，除了不断地要忍受催泪弹的袭击外，我周围只有一些零星的在奔跑的学生，没有任何军人出现。我坐在一根较高的钢管上，再用手抱住右腿，鞋帮靠在下面绊住我脚的一根钢管边，手脚齐用力，竟然慢慢地把赤裸裸的右脚从陷在废墟中的鞋里拔了出来。我用同样的方法，也把左脚拔了出来。

 

我光着脚继续奔跑，隐隐约约感到地上很多小东西刺得我的脚阵阵发痛，终于跑到了前门这条街。由于当局留出纪念碑的南面让学生撤离，前门当时还没有军队，反而很多北京市民聚集在附近，帮助撤退出来的学生。有位好心的市民扔给我两条毛巾，我就用毛巾包裹住流血的双脚。就在我包扎脚的时候，我至少看见有两辆北京市民的平板三轮车，各载着一个女生，她们双手抱住脖子，蓬乱的头发遮住脸，一直发疯似地发出刺耳的尖叫，那叫声很恐怖很绝望，想必是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我继续没命地跑，当我跑回到崇文门我那哥们的家里时，天还没亮，我想时间还不到6点吧。

 

在哥们家里休息了一会，我和哥们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早上10点左右又沿着街边从崇文门向前门走去，想看看天安门广场现在象什么样。当我们快到前门时便止步了，只见一排坦克一辆靠一辆地停在路口，坦克前面站着几排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军人。我想此时通往广场的四个街口都是这样被封锁了。不时有一些不怕的人慢慢地向站在坦克前的军人靠拢，每当到达一定的距离，就传来一阵枪声，大家就四散而逃。不一会有人又聚一起，慢慢向军人走去，又是一阵枪声，人群再四散而逃，就这样反反复复无数次。我们在路边呆了一会儿，感到没意思，又很危险，便回到崇文门。

 

那天一直到中午，军队只控制住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四周的街上仍有很多人。我们仍然可以在街上到处行走。记得在与崇文门东面交叉的一条街上有一个过街天桥，我们看到天桥旁的电杆上吊着一具赤裸裸的军人的尸体，全身被烧焦得黑乎乎，象煤炭似的，身上的器官，除手脚外已无法辨认。听围观的人说，该军人在晚上军队进城时掉队了，被激怒的人抓住后，在混乱中被打死了，有人就把他吊起来，然后浇上汽油烧了。那场景也真令人感到恐怖和悲惨。

 

我又回到哥们家，不时在窗户上看看下面的崇文门大街。街上仍有很多人，大多在路边来来去去地看热闹，而公路上空无一人，偶尔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军车路过，据说是到广场换防。当他们路过时，能听见两边的高楼里有人在偷偷地大声骂娘。

 

该回家了。下午5点后我决定骑车回家（我那时还住在学校里）。在回家的路途中，一直到朝阳门，已经看见大街上不时出现一对又一对巡逻的军人，他们围着一个圈行进，圈中的军人转着圈走，枪口高高地对着周围的大楼。我想他们是为了防备有人打冷枪。有的队列后面有辆装着喇叭的军车，不断地重复一句话，“谁敢违抗，就地正法“。

 

我埋着头，使劲蹬车，心里总是浮现那三个瞬间，那三个在我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瞬间：想逃生的惊恐而绝望的学生面孔，坐在三轮车上被吓得尖叫的女学生，以及那被烧焦吊在电杆上的军人尸体。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我茫然，不解，但心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鄙视那些逃逃们。他们宣称要用鲜血唤起民族的觉醒，可自己没流一滴血，反而吃人血馒头，有的已吃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