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算帐: 好人们一生平安

(ZT) 华夏快递 : 【纪念六四】梦江南：秋后算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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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十月的北京应该是天高气爽，秋色宜人，让人心旷神怡的季节。可八九年的十月和往常很不一样，京城里迷漫着一股肃杀之气，到秋后算帐的时候了。

　　研究所里召开了６·４动乱暴乱清查动员大会，会上所长脸无表情地照章宣读了中央文件，所党委书记言简意骸地总结了一下，人人过关，戒严令前的一切行为既往不咎，戒严令后凡参与游行和围堵军车等活动的要主动和组织交待，争取宽大处理。会场里，辛勤和两百来号同事一起端坐着，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认真地开过会，他觉得所长书记讲话时眼睛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朝这边瞟，像是在暗示他是重点清查对象。侧头看看，周围同事大多危襟正坐，貌似气定神闲，事不关己。辛勤很想提问一下，什么是从严？什么又是宽大？但他没有那个勇气，他不想让人看出他有丝毫的心虚。不过，他确实有点坐立不安，心中感到一股难以名状的压抑。他一边听一边在反复地在问着自己，该怎么办？

　　其实，辛勤算不上是个热血青年。他是个本性淡泊的人，不太喜欢凑热闹，当年无论是女排夺冠还是男足大胜科威特，他都没有上街游过行。那次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横幅的三十五周年大庆，他本来也应该要去的，但最后还是找了个借口逃避了，他倒不是不想去亲睹一下领袖的风采，只是觉得排练好的游行太虚假，另外也搭不起那时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觉得还是远离政治潜心科研的比较好。６·４那会儿，他也已经不再是学生了，研究所里的政治气氛远不像大学里那么浓烈，毕竟年轻人相对要少得多。另外，所里的学究们大多是老运动员了，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历炼让他们饱经风霜，他们不停地警告着年轻人要谨慎行事。因此，从一开始辛勤对学生运动就抱观望态度，几乎不闻不问。

　　辛勤一直没有去过广场，直到五月中旬的一天有朋友自远方来。他是个好客的人，自然要尽地主之谊，朋友来了故宫和天安门总是要去看一下的。那时候，学生们已经开始绝食了，正好是阎明复和北京学生对话的那一天，广场上人很多，天气也很热。那些绝食的学生们头上扎着白布条，一脸倦容，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大家都是默默无声，一付视死如归的神态。看着这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试图用毁损自己的身体方式来感动政府，而那个号称人民公仆的政府却是无动于衷，漠视生命之宝贵，他感到心中的止水一点一点地开始沸腾。

　　那一天他和朋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捐了出去。他知道自己从此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因为那样的话他的心灵会受到谴责。他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但他想如果大家都只是冷眼旁观的话，政府对那些绝食的学生们就会为所欲为，他真心地期望着民众的压力能让政府做出妥协，结束这场危机。

　　他随后参与了五月十七日知识界组织的大游行。五月十九日宣布戒严的那个晚上，他和学生市民们一起赶到公主坟堵了一夜军车，二十日早晨还给被堵的军人捐钱买了早餐，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浪费。接下来的几天，他加入了在红山口堵截军车的人群，他不厌其烦地给那些沉默无言的士兵们介绍北京的真实情况。五月二十三日全市各界反戒严大游行，连研究所里的老学究们都无法再静坐书斋了，纷纷参与，他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后来，在一片抗议声中部队好像放弃入城了，广场上的学生也停止了绝食，到五月底广场上坚持抗议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他松了一口气，心想再拖一拖，这场危机或许就此化解了。于是他静下心来，又回到了他的实验室。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六月三号傍晚风云突变，电视开始反复播放政府杀气腾腾的公告，他感到黑云压城，事态严重。晚饭后和朋友相约一起前往广场看看，还没来得及到广场，在木樨地就亲历了血腥屠杀。他愤怒，他心碎，他绝望。他在６·４的清晨如血的朝阳里回到了所里，含泪向聚在大门口的学究们讲述了他的亲眼所见亲身所历，那时他的手上还有救护伤员时留下的血迹。

　　会很快就散了，辛勤默默地走回了家里，心烦意乱。６·４的鲜血让他惊醒，“危邦不居”，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出国，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这片充满血腥的土地就行。可时下他该怎么办？做一个自己一直努力坚持的诚实的人吗？向那个他憎恶到极点的党坦白交待，接受党的惩处或宽大？辛勤扪心自问，他不愿意，坐牢杀头的危险大概是不会有了，但他不愿意党在他的档案里留下“积极参与６·４反革命暴乱”的记录，他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他肯定是走不出国门了。再说了他既非“暴徒”又非“学生领袖”，更不是那个党的同志，有什么好交待的呢？他参与游行，给学生捐款，围堵军车，都是出于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无视民意的愤怒。如果不是六。三晚上亲历屠杀，他对这个党这个政府始终抱有希望。他决定还是什么也不说的好，他想起党曾经的“引蛇出洞”，他不寒而栗。

　　随后的几天辛勤是在寝食不安中渡过的。终于有一天，所长和党委书记通知他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一趟，他知道暴风雨大概不可避免地要来临了。所长和书记共用一个大办公室，看他进来，所长示意他在他们办公桌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所长是个宽厚慈祥的长者，当年的留苏生，书记是个女的，清华毕业，精明干练。

　　“今天请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在这次运动中的情况”，所长直截了当，没有了往日的问候，甚至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和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没有主动参与任何活动”，辛勤没有一点犹豫地回答道，“主动”两个字他用了重音表示强调。

　　“真的一点都没有？你再好好想想”，所长似乎话里有话。

　　“真的没有”，他有点底气不足。

　　“那你回去好好想想，要想起什么再来找我们谈”，书记边说边示意他可以走了。

　　这谈话出乎意料地简短，辛勤一直想像着是一场审讯，就像电影里审讯犯人那样。回到办公室，他随手操起一张散落在办公桌上的一张什么报纸，试图平静自己。可是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脑袋里尽想着自己在“６·４”期间的经历，想着自己现在的处境，盘算着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所长似乎是有意无意地踱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微微地冲辛勤点了下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便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像是在考虑该说什么，或如何说起。他们对视着，辛勤心里有点发毛。

　　“五月二十三号你真没参加游行？”足足两三分钟后，所长终于开口了，还是一脸的毫无表情。

　　“我……”辛勤有点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不想欺骗这个平时对他关爱有加的长者，但又不想承认他去了。

　　“有人看到你了，还和你一起在一个小酒馆里喝过酒。”没等他说什么，所长已经转身离去了。

　　五月二十三号游行？有人一起喝过酒？辛勤努力回忆着那次惨痛但又让他感动的经历。那是全北京抗议戒严大游行，单位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研究所的队伍从复兴门出发，抗着标语和漫画，喊着口号前往天安门广场。那张李鹏身穿纳粹军服的漫画使队伍所到之处深受掌声和吼声欢迎。队伍行进到六部口时，突然天公发怒，暴雨倾盆，游行中断。辛勤和几个哥儿们便骑车匆匆回返，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全都淋个透湿。雪上加霜的是，在一个街角急拐弯，辛勤的自行车失去平衡，摔倒在地，车坏人伤。五月的北京下起雨来，气温骤降，几个人冷得浑身发抖，再加上他胳膊膝盖的伤痛，只好推着破车来到路边的一个小酒馆里躲雨。酒馆老板看大伙儿学生模样，便热情地拿出一瓶二锅头和一盘花生米。有人要掏钱，老板怎么也不肯收。和老板聊着天，骂着政府的无耻，很快地一瓶二锅头喝干了。老板又递来一瓶，不能再喝了，哥儿几个平时都不怎么能喝酒。雨停了后，老板出门帮着拦了一辆小卡车。听完老板的请求，司机二话没说就把摔坏了的自行车搬到车上，把几个人送回了家里。和老板告别时，辛勤几个热泪盈眶，借着酒劲一人给了老板一个西式大熊抱。平时大家在一起会抱怨北京人的傲慢，可这时的北京人真好。大家在发泄完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以后，似乎都变得善良了。

　　因为当时喝酒的就那么几个人，辛勤很快就排查出了举报人，是一个实验室的年轻实验员。忍着心中的怒火，辛勤和几个一起喝酒的哥们儿把他请到了一个很僻静的实验室，暗示他那天在酒店有没有记错人了，年轻人很倔，决然地说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愿意对汇报的名单负责。看来让他收回举报已是不太可能了，只好控制破坏程度了。问他还举报了其他什么，大概看到辛勤他们攥紧的拳头和喷火的目光，小伙子答道仅此而已。

　　第二天清晨刚上班，辛勤就把一份简单的说明书交到了所长手中，宣称自己那天去北京市府公干，适逢大雨，在某小酒馆避雨和同事巧遇，小酌几杯驱寒，和游行无干，云云。所长接过看了一看，递给了书记，然后还是脸无表情地说，你可以走了。

　　几个月后，辛勤拿到美国一个大学的奖学金，研究所里一路绿灯，他顺利登陆新大陆。安居乐业之余，辛勤常在心里祈祷，好人们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