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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中国会怎么样

(2009-06-04 13:58:43) 下一个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便没有庞大的背井离乡的民工潮。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绝对不可能复辟生产资料私有制,全民企业绝对不可能搞垮。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便不可能这么频繁地为推行市场经济而多次修改宪法。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便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复辟。因为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搞市场经济。
    假如复出没有邓小平,便没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欺诈行为,中国的道德诚信不可能出现危机。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便不会发行100面额的人民币。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香港、澳门回归不可能一国两制,即使一国两制也仅仅是过渡期,不会一定50年不变。很可能是5年、10年、最多不超过15年。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台湾问题有可能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解决,美国在世界上不可能这么猖狂,炸使馆、撞飞机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不可能加入世贸组织,也不可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但丝毫不影响中国作为体育大国的地位和作用。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便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出国留学,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滞留海外为他国效劳。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中国不可能出现贪官资金外逃,再有本事、手眼通天的贪污犯罪分子也难逃到国外,何谈外汇资金流失。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便没有吸毒、卖淫、嫖娼和艾滋病泛滥,没有同性恋,没有这么多性病。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就没有童工,没有私人老板雇工,没有外资企业的洋资本家到中国来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人们之间的称呼仍沿袭毛时代,“同志”这个称呼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光荣,无论走到哪里畅通无阻,极易沟通,人们关系融洽,助人为乐、尊老爱幼、见义勇为、乐善好施形成社会普遍风气。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歌星、影星、绝对没有体育明星吃香,后者是为国家争光的英雄,前者仅仅是个吃国家饭的文艺工作者,不允许发大财,连生活作风都会收敛得多,不可能有这么多花边绯闻,“小燕子”那样的日本军旗事件也不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了,肯定要判刑和劳动改造。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所有文学作品不可能有这么多色情描写,杂志刊物不可能有这么多美女袒胸露乳,影视作品不可能有这么多床上镜头,性犯罪、性开放、避孕套进大学校园,男女生校外租房同居,旅社、酒店、宾馆开房嫖娼、包二奶、养小蜜、傍大款、做情人姘头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个别铤而走险,那也是偷偷摸摸,少得可怜,一旦发现,便臭名远扬。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公款吃喝成不了风气,因为广大群众时刻监督,财务上也无法开支,有人敢开这个头,恐怕就得丢乌纱帽。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公车没有这么多,公车也不可能造成腐败,顶多是领导回老家或本单位干部职工子女结婚迎娶新娘。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政府机构和工矿企业以及各个单位领导都不敢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资产,更不敢蜕化变质,不相信共产主义,每年都要参加多少天集体劳动,到下面检查工作一律自己掏钱吃食堂,要喝酒自己买,没有奉承招待你,真正地与群众打成一片。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社会上没有这么多奇装异服,露脐装肯定不能流行,小青年染五彩缤纷的头发会遭到家人和大多数人们的指责,当然也没人敢与你染。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社会治安不知比现在好多少倍,人们也不用家家户户安装防盗门、防盗网、防盗窗,仅这一项全国不知要节约多少千万吨钢材。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节假日交通运输不可能这么拥挤,也不可能出这么多票贩子。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港台色情片、外国武打片、恐怖片、卡通片等不可能大量进口,总之文艺界不可能这么自由泛滥,无政府主义,文化部门只顾赚钱而偏离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不为工农兵和绝大多数人服务。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就没有这么多警察和大盖帽,没有这么多执法部门,没有这么多工商税收,没有如此多如牛毛、号称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社会上的人际关系绝对没有这么复杂,根本不需要出台这么多法律法规,绝对没有这么多刑事案件,没有这么多民事纠纷,更不可能有行政诉讼案件,律师行业的人少得可怜。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不可能有这么多共产党官员变坏,这些变坏的甚至判刑或者死亡的干部是绝大多数可以保持晚节、颐养天年的。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不可能设国家主席,不可能恢复军衔,不可能一度增设中顾委,不可能政治局常委增加到9个,决不可能重演封建社会的垂帘听政。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刘少奇不可能平反,“四人帮”不可能是这样的结局,恢复名誉似无可能,但有可能是养老善终。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青年人的政治信仰和道德素质不可能滑坡,绝对没有现在这样自私。青年人依然是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一代,是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关心未来、追求真理、忘我奉献、大有希望的一代,社会主义中国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将寄托在他们身上。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民兵、工会、青年团、妇联的组织作用继续得到加强,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取消的取消,架空的架空,完全彻底的失去作用。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不可能搞分田到户,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沿用至今,公社巳成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社队企业飞速发展(文革晚期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办得很红火)合作医疗的卫生事业日益凸显,基本上解决了农村的看病吃药的医疗问题。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绝对不会出版《邓小平文选》,当然也不可能有“摸论,发展论、不管姓社姓资、不争论、不讨论、三个有利于”等诡辩歪理,但“猫论”还是会传留至今,作为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反面教材。当然更不可能有“xx代表”所谓重要思想了。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不可能在中国大地出现股票交易,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多公开的地下的赌博行业,也不可能私人雇请保姆、佣人、保镖,街头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报童、报女、擦皮鞋、拉客的、喊叫经营削价的,临街建筑产权都是国家的,城市拆迁改造也不可能酿成悲剧,城市规划实施也没有这么大的阻力和涉及到这么多人的利益,个人用不着出钱买房子。私人汽车作为生产资料绝对不允许个人购买,城市的公共交通肯定大力发展,基本能满足市民需要。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作为正宗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肯定市场上没有多少广告,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都市大街等一切媒体领域包括互连网绝对没有多少烦人的广告,真正营造了东方一片净土,令大千世界肃然起敬,刮目相看。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就可能没有造假币的,但绝对没有办假证件的,没有黑社会,没有非法集资,没有职业杀手,没有什么经纪人、皮包公司,没有这么多三角债务,没有这么多民间经济民事纠纷,没有拖欠工人工资问题,也听不到国务院总理亲自为民工追讨工资的奇闻,当然也不会出现政府向农民打白条。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就没有“六四”运动的军队镇压事件,不可能开创共产党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破天荒。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庄严神圣的天安门依然是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令无数青少年瞻仰,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肯定永久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四周,人们第一个到北京的心愿就是瞻仰毛遗容,然后到天安门留念照相。这个象征伟大祖国心脏的地方不可能出现**功和上访村,并天方夜潭接二连三的出现焚烧自杀和集体跪旗事件,当然,也不可能写出《中国农民调查》这本当代中国的奇书。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中国人不可能这么崇洋媚外,中国的右派和所谓“精英”不可然这么嚣张和潇洒,有可能至今还是夹着尾巴做人或多数改变立场成了革命左派。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中国人民不可能这么一盘散沙无凝聚力,中国的劳动力不可能成为商品,中国人不至于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看月亮不至于觉得外国的圆,不至于那么多女性想嫁老外,不至于在外国人面前矮三分,不至于处处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中国的公检法没有这么腐败,对待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这么残暴,国民对待公检法不可能这么不尊重、不信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应该是享有很崇高的威望,绝对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神。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中国人民不可能是这样的创造历史,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不可能是这样对立,国内国际上都不可能是西风一边倒的压倒东风,红色社会主义中国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一代接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不可能抛弃自己的信仰,转而去实践资本主义,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否定自己的历史背叛革命。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中国人民的生活生存压力绝对没有这么大,社会上自杀、谋杀、凶杀、绑票、仇杀、情杀的案例绝对少得多,犯罪率肯定相当低,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称奇。社会上稀奇古怪、无奇不有、闻所未闻的花边新闻绝对少而又少,人民的生活心态绝对比现在健康,精神面貌绝对更好,生活秩序、社会秩序、城市管理秩序等更加井井有条。
     假如没有邓小平复出,资本主义落后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不可能占领中国的舞台,绝对没有市场。学生不可能把“当大官、赚大钱、娶美女”作为座右铭,自力更生、艰苦朴素、勤俭建国、奋发图强、比学赶帮、舍己救人、多做贡献、为国争光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铺张浪费、腐化堕落、醉生梦死、纸醉金迷、贪图享受、多吃多占、损公肥私、不顾全大局、不热爱国家集体的人永远被社会唾弃,整个社会正气始终是主流,邪气无法抬头。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军民鱼水,官民一家,民族团结,国家兴旺,正所谓:不到长城非好汉,人间正道是沧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结束语:
    假如历史上没有邓小平,这只是个虚拟假设,因为历史上毕竟出现了邓小平,和评论历史上的人物一样,造成当代中国深刻影响、改变国家体制、影响历史进程、复辟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由邓小平一人承担也是不客观公正的,同时代的领导集体成员都有责任,但总设计师的理论指导作用是其他人无可替代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一切都错。改革以来的一切摸索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一条国际共运的规律:马列政党的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将决定社会主义的一切。

    邓小平虽算不上历史上的伟人,但作为奇货可居、不可多得,绝对称得上国际共运史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反面奇才,其反面作用的惯性影响力估计要超过戈尔巴乔夫,理由就是使中国人麻木了。如果说毛泽东的革命旨在力图彻底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小生产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封建意识和思维定势,那邓小平的改革就是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光复并发扬光大,或美其名曰人性的复归。毛与邓,是矛与盾,是水与火,截然相反,两股道上跑的车,背道而驰,表现在人民的评价中,也绝对不可能统一,承认毛泽东,必然要否定邓小平,同样,崇拜邓小平,也必然要否定毛泽东,围绕着毛邓的评价,实质上是展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左派与右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随着互联网的复盖区域的扩大,网民人数的增加达到2——3亿网民时,互联网就成了社会变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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