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多少人?镇反与肃反的历史回眸

镇反与肃反的历史回眸 （信力建的博客）

1950年1957年间，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对反革命、反动派份子的镇压肃清运动，称之为“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现根据网路上的资料，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镇反运动

镇反运动起源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 镇反运动，是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６月６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把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７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开始后，曾一度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针对这一倾向，１０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打击对象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对在“镇反”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杀了多少人

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方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据统计，仅西南地区1950年4月份就歼匪85433人，投诚者有38676人。经过军民协同作战，反复清剿，截至1950年6月初，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股匪大部已被剿灭，共歼匪98万人。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准了。

1952年年底，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

肃清反革命运动

时间：1955年6月至1957年10月
过程：1955～195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旨在肃清暗藏在党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简称肃反运动。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从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台湾派遣的现行特务，破获了一批重大的和长期没有查清的疑难案件、政治破坏事故；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肃反运动。比如建国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都进行过整肃“内部敌人”的大规模的肃反。在这些肃反运动中，许多党和红军的各级将领包括高级将领、以及普通士兵、工农大众等都被遭到清洗。全国解放以后，中共仍然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模式来整顿党风，1955年开展的肃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1955年的肃反与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直接相关。正如朱正所说的那样：“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直接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的‘肃反运动’”。从1955年年初开始的批胡风运动，发展到该年六月底，已经被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要对其“展开运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卓有成效的“肃反”。（这个“百分之五”的比例以后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种“经典比率”。）这样，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名义，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五六年底，在全国（除西藏外）城乡开展了肃反运动。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
　　

冰心也对肃反持否定态度：“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原华中工学院教师许宗岳写过一篇“万言书”，申诉他在肃反阶段的遭遇：“……方法则更为粗暴，根本蔑视宪法，给祖国光荣的基本法则涂上了重大的污点。诱供、逼供、打人、骂人、不准人睡眠等变相肉刑样样俱全。没有经过公安部门或法院的拘留及抄家，也样样做到。……在被监禁的几百人中间，我受的待遇是最好的，可以称为高等罪犯，由此可以推论其他。”成果：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后来的工作报告总结，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工和人员中开展了运动，查出了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

在国家机关中查出220多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刽子手；历史上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同志的凶手，迫害方志敏、王若飞等同志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来了。查出360多名利用各种伪装埋伏下来的新派遣进来的现行特务分子。查出了65000多名普通的反革命分子、各种反动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自动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大约占总数的20％，即2万名左右；稍加触动就坦白交代的大约占25％，即25000名左右。查清了177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其中问题严重的占13万人。全国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有37万多人。

据已经解密的早期政治运动档案，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一共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等）。而据朱正在《忆凤翔》一文中透露：“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位，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份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