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成那个样子之后，会以怎么的结局收场呢？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结果，除了我。是的，除了我。
就在我期待着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期待着他们主动退去的时候，卜书记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来客人了，我要过去一下。”他微笑着，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谦逊而有礼。可在这谦逊的背后，我看到，这间纪检书记的办公室缓缓地对我关上了门。
哪里才有庇护？哪里才安全？谁，可以信赖？又有谁，会帮我？那时的自己感觉到了凉，从头到脚的凉。姐姐，除了她我想不起还有谁。
“姐，到法院来一下，纪委不让我走。”我对着电话说。
卜书记的办公室是不可以再呆了。堵在门口的要挪开，呆在屋子里的也要出来。
站在法院办公大楼六楼的走廊上，我不知该往哪里走。身旁，两个大男人寸步不离地守着。这时，我再一次想到了他，分管民事工作的副院长yq。很多年前，我们曾在一个庭工作过。他对法律的信仰和追求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他的学习习惯一直影响着我。
他的办公室就在走道的那一头。我走过去，门正好开着，他在办公桌前整理文件。看到是我，他抬起的头很快又低了下去，并且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怎么到这边来了？”是啊，怎么到这边来了？我重复着，问自己。也许，我期待着他挡在我与纪委工作人员的中间，说一声：“你们不要乱来！”也许，只是希望他用他崇尚的法律去诠释人身自由权的立法本义。也许，什么也没有，只是一时没地方可去，偶然歇脚在这里。
不过，那一问，那隐含怪责的一问，让我明白，那天，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美妙的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我打开手机，听到匆匆的一句“到我们这里来”。我一丝诧异。陌生的号，让我不知道是谁。两度的受挫，我也开始心灰意冷，不想也不敢再去相信谁。生活就是如此的反讽，那些你给予很多关注的，关键的时候却离你很远，而真正站在你身后的，又常常是你来不及看一眼的人。大约半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电话的主人是我曾经当众取笑过的一个人。
那天，我淡然地扫过了他的热心，就像以前很多次淡然地将目光从他身上挪过一样 。
冲出去，依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我对自己说。
我甩过紧跟在身后的陈，快步奔向电梯口，可是还没来得及伸手按键，一双长长的手臂已经挡在了我的面前。我躲开那稻草人般笔直僵硬的手臂，转身往楼梯口跑。就在我跑到三楼时，我看到了姐姐。她正匆匆赶来，一脸的焦虑。没来得急和她对话，我一个劲地往前奔。聪明的姐姐纠缠住了紧跟在我身后的那位。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向一楼。这时，我看见丈夫正面向楼梯口站着。我匆匆甩给他一句：“你不要掺和进来！”然后，继续往外冲。
我跑到了大街上，想拦下一辆的士逃去。可是没有匕首没有手枪的威逼，哪个司机愿意自找麻烦呢？停下不到一分钟，我还没有上去，在紧跟过来的那个人的一声大喊之中，的士抛下我开走了。我再一次被艾拦住。
我低喝一声：“放开你肮脏的手！”
艾压制住喘息，凶巴巴地说：“刘庭长，请注意您的形象！”
“你们还知道形象？”我不无讥讽。平静了一下自己，我继续往前走。艾步步紧跟。
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只是往前走着。以最快的步伐。
艾企鹅一般笨重地跟着，让人生厌。
“离我远点！”我再一次低喝。
“请你配合我们的询问！”他一边跟上一边想说服我。
“你们谁也没有资格询问我。一个比一个肮脏！”终于，我说出了这句压在心底很久的话。
就在这句话出口之后，我忽然想到我该到哪里去了。是的，到人大去。到权力机关去。
我一直走，走向那条很熟悉的路。过了一座小桥，进入政府大院，在第一个路口左拐。走完那条笔直的林荫路，人大的办公楼就出现了。
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黄dc，是个很儒雅很谦和的人。这样的领导在基层并不多见。我很敬重他。
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将事情的经过大致做了下汇报。然后，我说：“我之所以不去，是因为他们动用非法手段限制人身自由。我是省人大代表，是党外人员，他们这样做，是非法的。”
听完我的汇报，黄主任用很复杂的眼神看了看我，想说什么但又什么也没说。然后，他转向了紧跟而来的艾科长，用一种很温和的声音，他说：“刘庭长是省人大代表，你们是不是要慎重一些。”
听他这样一说，艾科长的语气也降下来了，他说：“我们只是请她过去核实一些问题。”
黄主任没有往下说。他应该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
我接过这句话，说：“核实问题应该在公开的环境下进行。限制了自由还叫核实问题吗？那叫逼供。如果你们保证不限制我的自由，我可以随时配合你们的调查。只要是公众场合，哪儿都可以。就在人大办公室，在人大主任或者其它人员的共同参加下也行。甚至在媒体记者的聚光灯下也可以。我这里没有什么不可以曝光的。”
听我这么一说，艾没有了下文。过了一会儿，他说要向领导汇报，便走出了办公室。
我对黄主任说：“像这样做，还有人权么？不就成了刀俎下的鱼肉了么?如果他们这样紧逼，我宁愿牺牲生命来换取一项制度的改革。就像孙志刚。”
过了一会儿，我又补充了一句：“这个社会总是需要有人牺牲的。”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思绪游离到了很远很远，。
忽然，我又回过神来，也许，媒体可以……
我拨通了一个做编辑的朋友的电话，问他可否联系上新华社的记者。很快，朋友就将记者的办公室电话以及手机号给了我，然后说：“我已经将你的情况反映给了他们，他们要求你们这里的地方人大打个电话过去确实一下。”
朋友的来电让我很兴奋，一种柳暗花明的喜悦。
我赶紧将朋友的意思反馈给黄主任。黄主任沉默着。从他的表情中，我看出了他的为难。是啊，他们是市里的，是上一级机关。作为下一级的人大领导敢向媒体去反映么？
我为给黄主任带来难题而抱愧，我说：“黄主任，很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这样吧，我先和省里联系一下，看他们怎么说。”
我又拨通了省人大的电话，简明扼要地将事情做了汇报，谁知我的话音刚落，那边就说：“纪委我们没办法的，我们有权监督公检法，但我们无权监督纪委。不是你这一起，我们这里有很多你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无能为力的。”
这样的回答，让你还能有什么想象？哪怕是我这样不着边际的幻想家，那一刻也停止了想象。我知道摆在我前面的路只剩一条了。
“跟他们走吧！”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