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城防已经不是问题，滇军吃完猪肉正在休整，孙渡并不喜欢里里外外地穷折腾；但委员长前面已经大力嘉奖过自已，现在又是做扫尾工作，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增加军功，当然也不好拒绝。在弄清楚自已只是捡便宜之后，孙渡十分积极地带着大军开出了贵阳城，去追赶红军。
孙渡踌躇满志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清水江边的指挥部提心吊胆。为了把滇军引开，他已经竭尽全力，带着几万大军画出一个又一个圆圈，眼看就到最后一步，如果蒋介石不上当，所有的努力都会变成一张白纸，红军依然要在重重围剿下四散奔逃。正当大家鸦雀无声地等消息时，电台侦听传来消息，蒋介石果然按毛泽东的预想，派孙渡出城追击红军！
收到滇军出城的消息，所有人都是一片欢呼：蒋介石果然没沉住气，毛委员料敌真如神啊，真如神！
毛泽东在清水江欢呼鼓舞的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城里深沉坐镇。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孙渡都没有特别的必要出城追击，但他就是下了命令，而且把任务说得十分简单，仿佛红军走投无路，滇军就是去扫个尾、拣个漏一样。
孙渡离开贵阳，就意味着贵州到云南的大路上，再没有象样的兵力防守，也就是说，红军只要打败孙渡，可以一路顺利地冲向云南。
孙渡的实力同红军是有差距的。红军如果真是去湘西，在后面拣点便宜也没关系；但红军如果掉过头来跟他玩命，他肯定干不过红军，到时候红军将顺利逃往云南，中央军也将顺利尾随剿共。
此行近百万大军合力剿共，花费惊人，如不能多拿几个省份的地盘，实在亏本。
红军跟蒋介石斗心眼的时候，蒋介石也在把红军当棋子，所谓料敌如神，有时不过是敌人希望如人所料。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蒋介石的想法并不象书本上那么简单。
孙渡当然猜不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心思。他兴高采烈地带着大军东进，准备把红军打个落花流水，没想到红军不在东边渡河，反而调头向西突击，对他倒打了一耙。措手不及的滇军毫无防备，顿时乱成一团，被红军追着屁股狠揍，可怜的孙渡坐在车里行军，突然间大批红军红着眼杀过来，幸亏他反应及时，赶紧跳车逃跑，这才拣回一条性命。红军十分顺利地打垮滇军，然后大军云集贵阳城下。
收到城防吃紧的消息，蒋介石很紧张。
贵阳城池十分坚固，红军想攻城并不容易，即使能围攻得手，也会被赶来的中央军消灭掉。对红军来说，最有利的选择不是攻城，而是赶紧沿着西边敞开的大路逃命。
但红军是否会按自已的想法办事，蒋介石并没有把握，因为城外的每一个红军，都同自已有连天血债。自已杀害了他们的亲人，强暴了他们的姐妹，掠夺了他们的财产，贩卖了他们的孩子，两家早已结下不共戴天的旷世深仇。甚至就在此时，中央苏区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被他的手下连烧带杀，沦为惨不堪言的地狱，而贵阳，正是最好的复仇之地。
十年前，自已同毛泽东在广州同舟共济，一块撑起国民党的大旗。十年里自已先是把毛泽东弄得下岗，接着杀了他的同志、老婆，把他逼到山沟里啃树皮；现在与他隔城相望，却是连树皮也不让啃，非要赶尽杀绝才罢休。
十年里的每一天，他们都在相互算计、相互诅咒，如今只有一城之隔，红军能不能控制住情绪、会不会丧失理智冲上去玩命，实在难说得很。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造诣无与仑比，但蒋介石相信，自已在政治上的掌控更加登峰造极。强攻贵阳是同归于尽、是双输、是革命失败，而绕道云南则是双赢，毛泽东可以获得料敌如神的美名，他则能坐收实利，把手插进云南的军政大权。但是，正所谓黑道白道都不怕不上道，如果红军真的杀红了眼，非要选一个同归于尽的打法，蒋委员长也是毫无办法，因为，毛泽东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希望攻破贵阳后，中央军群龙无首就此退兵，红军在贵阳或云南东山再起，重塑中央苏区的辉煌。虽然不能给毛泽东发短信交流想法，蒋介石相信，毛泽东一定会选择对大家最有利的结局。
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城下，随后置城里的蒋介石于不顾，大军转向西南，取捷径全速挺进云南。中央军、黔军、川军、滇军尾追不及，全部被甩在身后。
毛泽东终于走了。
最希望毛泽东离开贵州的，是贵州军阀王家烈。
几个月时间里，红军和中央军在贵州进进出出，一点不拿自已当外人，都想占一块地盘。终于一切都平静下来，王家烈希望能赶紧送走中央军，继续安心做自已的贵州王。
很明显，王军长的想法是好的，却也是不现实的。红军进西南地区的时候，委员长已经对幕僚陈布雷说过一句话：“川（四川）、黔（贵州）、滇（云南）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
本着“跟进”的精神，中央军来的时候，确实反复声明自已专门为剿共而来、绝对不抢贵州地盘，结果来了就不走，死死卡住他的地盘。蒋介石已经在三天前逼王家烈辞掉了省主席的职务，同时还收买他手下的师长、卡死他的军饷，很明显要把他一劳永逸地解决掉。
众叛亲离、内外交攻，王家烈明白，自已的时间不多了。桂系倒是很仗义，愿意支援他每月三十万元，让他把队伍拉到广西边境；但他心里清楚，手下几个师长都收了蒋介石的贿赂，基层小兵对自已也没什么感情，根本没有本钱对抗蒋介石。最后他只能长叹一口气，同意辞掉黔军军长职务，去汉口当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将参议。
按理说王家烈没有反叛，招待蒋介石也是用最高规格，又能及时认输服软，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但委员长实在富有法制精神，立刻派中统特务肖树经担任贵州警察局长，强行抄了王中将的家，甚至把蒋介石送给王家烈的手枪也搜走，还枪毙了他两个侄子，逼得王家烈的老婆孩子躲到乡下逃命。
堂堂现役中将、前任贵州王落得如此凄惨的境地，让其他军阀全都心惊胆战。于是大家下定决心，一定要对中央军严防死守，绝对不能当王家烈第二。
决心最大的，是云南军阀龙云。
作为割据云南的老大，龙云早就深刻分析过王家烈失败的原因，其中黔军内部不团结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王家烈只是贵州最大的一股势力，一旦中央军比他更加强势，就镇不住几路手下相继反叛，因此他在用人方面十分谨慎，不让蒋介石有机会分化收买。
但意外总是会发生的。孙渡带着自已的主力去堵截共军，竟然不听自已的话，深入贵州救驾，最后又跑到东面去剿共，结果门户大开，把红军放了进来。
作为一方大员，龙云同其他军阀一样，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后，再到人精堆里滚几滚才坐上的大位，生肖属的都是千年老狐狸，闭着眼睛也能写几套聊斋出来。收到前线情况之后，他立刻对形势做出了最本能的判断：大事不妙，十分危急。
很明显，红军将来到云南，而中央军肯定也要来云南。因为孙渡的失策，滇军根本赶不上他们，只要稍有不慎，自已就会变成王家烈第二，被押到哪个地方去当什么中将参议，说不定还会不明不白地混个突然死亡的名额，成为南京城郊的野坟头。
虽然委员长也同在贵州一样，反复表白中央对云南没有企图，但龙云心里十分明白，委员长要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中央的承诺是不能信的，滇军的战斗力是比较成问题的（相对中央军和红军），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孙渡可能也是不好指望的！
明明叮嘱过无数次，却还是把部队拉出边境救驾，又按蒋介石的吩咐跑到东面打红军，这种下属就算没有明显的贰心，忠诚度肯定也是大大打了折扣。现在该死的孙渡已经带着滇军主力去了贵州，自已不得不应付剩下的所有麻烦。
从四月九号到二十三号，毛泽东都在全力行军，从贵州奔往云南，薛岳的中央军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追赶，既不松口，也不突袭，只有飞机不停地侦察轰炸。四月二十三号，一架飞机竟然炸中了红军卫生部，贺子珍当场中弹，身上十七处负伤，险些死在云贵边境的山村里。
收到贺子珍的伤讯，毛泽东心里十分凄凉。虽然打了无数场仗，红军的境况仍然危急万分，如今连爱妻也差点被炸死，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而最头痛的事不是贺子珍，而是地图。
一直以来，红军靠着在国民党的内线，不停地偷出大量地图，靠着常年攒下的图本，红军才能在各省顺利行军。但红军在云南没有过硬的内线，也没有去云南打仗的准备，到云南后怎么走，谁也不知道。
图到用时方恨少。贺子珍在血泊里奄奄一息的时候，红军大部队正象瞎子一样，沿着金沙江畔的乌蒙山四处乱转，怎么找都找不着渡口；甚至花大洋请当地人做向导，当地人也糊里糊涂：俺们打小就在山沟里打转，木有出过远门啊！
毛泽东很急，龙云更急，红军在云南多呆一天，中央军就多赶来一分。虽然蒋介石极其不厚道，故意拖着滇军不让回援，连飞机侦察情报都不给孙渡一份，存心想让中央军先进云南；但作为人情通达的地方军阀，龙云早就同四面八方的势力都建立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红军到云南边境后，很快消息就传到昆明，龙云立刻明白了薛岳、蒋介石的真实用心，他只是不明白一点：红军离金沙江并不远，为什么不走呢？
很快原因就搞清了，原来是毛泽东没有地图，找不到渡口。对这个问题，龙云十分没有问题。
四月二十七号清晨，红军还在晕头晕脑地找路，一辆小包车、一辆卡车悄悄开出了昆明。
这两辆车由云南省汽车管理处发出，负责押车的人叫赵汝成。接到任务的时候, 赵汝成才十八岁，刚刚考进管理处当见习押运员，他的上级告诉他，有一批东西要送到中央军的薛岳部队那里，由他负责押运；同车的是薛司令手下的李副官，目的地叫沾益。
这是趟看上去不起眼的任务。李副官明显是外地人，口音都不是云南味，他先是让人拿着几大捆圆筒上了卡车，接着又去药房拉了几十箱云南白药，然后同赵实习生一块上路。两辆民用车（注意不是军车）在两个司机、一个实习生、一个助手、一个不明来历的李副官押运下，摇摇晃晃地离开昆明，一路向沾益驶去。
没有人告诉赵押运员，薛岳的中央军还在富源，而沾益城里是毛泽东的红军。车队快到沾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路上横了两颗大树，于是停车，接着响起枪声。
赵汝成是不带枪的，司机也不带，几个人吓得躲到车底下。很快红军拥上来，把他们带去一座大院子里优待，李副官则被单独带走了。可怜的赵实习生吓得不知所措，不过对方倒没有为难他们，来了一位大胡子的红军领导，谈了一会话就放他们回昆明。
赵汝成显然没有意识到，他这趟押车见的是多大的干部。为了抢两辆民用车，现场指挥是号称“龙潭三杰”之一、同钱壮飞齐名的胡底，而胡底身边那位坐镇的大胡子领导，就是红军军事、情报双重总指挥周恩来！
赵汝成糊里糊涂地被放走了。不久后，他在昆明又见到那位“李副官”。李副官显然有点尴尬，他告诉赵汝成，自已是从红军那里逃出来的。
虽然丢了一点货物，但上级没有丝毫怪罪，更没叫他赔钱，赵汝成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只好当是自已免费见了一回世面。没有人告诉他，在那天押送的卡车上，不光有红军最急需的疗伤白药，还有毛泽东昼思夜想的云南军用地图，全部按十万分之一比例精确绘制，全云南只有龙云能批准调出，连薛岳都休想染指。
按照龙云的说法，车上的东西是送给中央军薛岳的军用品，“没想到”被红军缴获，完全是意外。当然，情报不灵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蒋委员长并没有给他送去红军的最新动向，所以信使误中了红军的埋伏；考虑到滇军主力还在贵州省打酱油，云南省的布防相当有困难，出这种事情实在很不幸，龙司令也非常遗憾。
对龙云的说法，蒋介石没有表态相信，也没有说不信，因为不管他信不信，毛泽东好象很相信。
四月二十九号，红军在地图指引下，已经深入云南，准备渡过金沙江，北上会师张国焘。
其实遵义会议以来，很多人并没指望去找张国焘，他们的打算是在四川或贵州划一块地盘，重新建自己的根据地。实在是形势比人强，大军在赤水河反复打转，怎么也打不出合适的地方，眼看迂回空间都要被占完了，只好冲到云南，找路去同四方面军会合。
金沙江水流湍急，地势险要，只要布少量守军卡住河岸，红军是渡不过河的。但红军的动作十分张扬，竟然派了一个先头团到昆明附近耀武扬威，宣称红军主力要攻城；而龙云对这种事显然十分重视，把其他主力、民团全都调到昆明附近，严加防范。照龙司令守城的架势，别说缺枪少炮的红军，就是齐装满员的中央军，也不一定能拿下昆明来。
昆明防范森严，金沙江自然门户大开，除了少量象征性的守卫部队，基本上属于无人防守。考虑到北上会师意义重大，薛岳的大部队又追在后面，毛泽东决定，一军团占领龙街渡、三军团占领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则负责抢占皎平渡，兵分三路，相互掩护渡河，其中最先突击的，是中央军委纵队的皎平渡。
虽然敌军不强，但渡河重要的是突袭，而且一定要多抢一些船，否则渡口再多也没用。毛泽东把抢渡的任务交给了实力最强的干部团，团长是后来的开国大将陈赓。
收到命令，陈赓立刻下令中央警卫部队出发，由尖刀连先行抢夺渡口。除了直接行动的尖刀连，他们还有一个中央派来的工作组随军行动，组长是个穿黑衣服的神秘人。按照陈赓的介绍，所有人都知道他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称呼“李同志”。
虽然龙云装傻，但蒋介石并不傻，他早看出来红军不会打昆明，而是想抢渡金沙江。在蒋介石严令下，龙云不得不把船从南岸转移到北岸。陈赓的前卫连不仅要抢占渡口，而且一定要抢到船，毛泽东才能过江，他才算完成任务。
在那位神秘的“李同志”指引下，红军翻山越岭，在五月三号赶到皎平渡。渡口果然十分平静，没人想到红军会来，前卫连顺利抢到一只接应探子的船，然后过江控制渡口；又在附近找出几只大船，动员了一批艄公（水手）接应大部队。
前卫连兴高采烈地过了江，毛泽东的军委纵队也马上强行军赶往皎平渡，但指挥的连长十分纳闷一件事，就是陈团长派去的“中央工作组”没有跟他们过江，那位“李同志”后来也不见人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几天后，贵州毕节。
莫雄还在他的司令部里，一切都和往常没有两样。没有人追查他的电台曾经发过一份有问题的电报，也没有人知道吴奇伟、周浑元行军时曾经出过偏差。
一切平安，所以卢志英也回来了。
在龙云默许下，他顺利弄到云南地图，又在金沙江抢占了关键的渡口，十分成功地保住身份没有泄密，最后平安回到贵州的小城镇，继续做莫司令的副官。
莫司令只是给了他几天探亲假，他也只是回家探了趟亲，一切不过如此而已，没有人会多在意。
卢志英就此消失在黑暗中。同大多数谍报高手一样，他没有机会留下太多的记录，也没能看到胜利的明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他在上海被捕，受尽酷刑，一年后就义于南京。他做过很多事，也说过很多话，能留下来的唯有只言片语。
但是历史仍然记录下来，卢副官的这趟探亲假，意义实在是极其重大。在红军顺利通过云南的这次行动中，不光军委纵队靠他的指引，连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也是从皎平渡过的金沙江。两个军团在其他渡口都没找到船，江面水又急不能架浮桥，幸好曾希圣破译出追兵万耀煌的电报，万师长不想跟红军冲突，就向蒋委员长撒谎，说是前方没有共军，需要在团街休整几天再前进。
破译出万师长的电报，毛泽东大喜过望，赶紧命令两个军团赶去皎平渡，用几只大木船过河。从三号到九号，整整七天七夜，红军加班加点地强渡，龙云张张惶惶地守城，万耀煌则在团街睡大觉，装做什么都没看见。而在江的另一端，负责后卫的红九军团赶到树节渡，居然也能“意外”地找到船只，十分顺利地过江。
五月十一号，万耀煌带着他的师终于赶到金沙江，在那里迎接他的，是空无一人的渡口和涛涛江水。
对这个结果，所有人都表现得很意外，虽然他们也许并不意外。
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经历过一连串败仗后，毛泽东的“神来之笔”让红军迅速摆脱了险境，也为他带来巨大的声名。很多人都相信，毛泽东料敌如神、用兵如神，把蒋介石的兵牵来牵去，把龙云骗得糊里糊涂，带领红军走出了困境。
关于毛泽东的种种故事越传越神。一心想吞掉云贵川的蒋介石什么都没说，负责密码破译的曾希圣什么都不说，负责情报总线的总指挥周恩来也什么都没说，龙云还是什么都不说。纸面上的寥寥几行字下，一切都隐藏在黑暗里，只有红军不停地行军，行军，再行军。
五月十二号，毛泽东顺利摆脱追兵。来到会理县的郊区。
同龙云的希望完全一样，红军只是过境，此时已经到了四川地界，委员长的中央军自然也没有借口留在云南插一脚。当然龙云还是很讲义气的，在昆明好好款待了薛岳等几个同袍，然后送上丰厚的见面礼，极客气地请他们走人。
--以后别来了，再见吧。--这是龙云的希望。
--我会回来的，你等着。--这是蒋介石的想法。
不管事情办没办成，薛岳的中央军毕竟没有吃亏，除了行军磨破几双鞋外，大部队没受什么损失，龙云偶尔挤兑一下也只是玩阴的，不敢明目张胆地跟中央对抗。蒋介石心里虽然失望，却没有太生气，他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下一个目标：四川。
中央军虽然辛苦，但毕竟生活还是有保障的，而赶到四川的红军，损失就不只是几双鞋了。
连月征战都是走崎岖山路，打的仗也异常凶险，伤员又没有地方医治，只能一路留在地方上，很多人被随后赶到的国民党军杀掉。红军虽然到达会理，却进不了防守坚固的县城，只能在郊区暂住，生活实在过于辛苦，不少人都牢骚满腹。他们看不到高层掌握的情报，只认为毛泽东来来回回地乱跑，纯属瞎指挥，要求换人。
军心不稳，政治局只好举行扩大会议，重新统一思想；其中被统一的重点，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
作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一直被看成毛泽东的人，还给毛泽东派过警卫班，应该是毛泽东的嫡系。但是要命的是，林彪对毛泽东并不服气。
经过土城和鲁班场的战斗，红一军团损失惨重，对毛泽东的能力也是相当怀疑。年轻气盛的林军团长索性给彭德怀打电话：老彭，现在的领导真是不怎么样，你出来干吧，我们听你的！
彭德怀毕竟大林彪几岁，做事十分稳重，没到反毛泽东的地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林彪的请求。而林彪显然不觉得自已做的事有问题，他打电话时，聂荣臻、罗瑞卿等人都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很生气，狠狠地批了林彪一顿：“你只是小小的军团长，凭什么撤换红军统帅、指定总司令，是想造反吗？！”
正确意见受到打击，林彪十分不服，索性写信给三人军事小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一线干活（随军主持），改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指挥红军。林彪拿着信找到聂荣臻、罗瑞卿等人，要他们一块签名，都被拒绝了。
虽然林彪势单力孤，毛泽东却不能不重视。
林彪是红军最能打的主力军团司令，又跟他特别亲近些，如果林彪都有意见，说明不少人对自已十分怀疑，必须好好做工作，才能保持团队的凝聚力。于是他在会理城外（城内防守太严，攻不进去）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搭起一个简单的草棚，坐在地上详细地解释了他的运动战略，批评林彪“只是个娃娃”，什么都不懂，彭德怀也跟着帮腔，数落林彪的不是。
开完会，毛泽东下令，由刘伯承任司令、聂荣臻任政委，组织红军先遣队北上开路，会师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畅，没有人能想得到，虽然在会理城郊犯错误的是林彪，后来摊上罪过的却是张闻天和彭德怀。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张闻天同意过自已的辞职，而林彪提出替代自已的是彭德怀，两个人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用心；至于林彪虽然讨厌，不过是受了彭德怀的欺骗而已。
会理会议在以往没有多大宣传，但它的影响极其深远，余波从四五年七大一直持续到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被反复痛打的张闻天和彭德怀都以为，毛泽东指责他们，不过是话没讲开的“误会”，而我相信，在这种并不误会的误会里面，有着不大好说的理由。
伟大领袖不好把它说出来，那我就把它说出来吧！
四渡赤水在后来被宣传为毛主席打仗的“神来之笔”，可是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完成，反而出现几次大危机，险些把整个红军都搭进去，对里面知情的关键人物，毛泽东心里是有别扭的。
在中央军重重围困的时候，搞什么川黔根据地，本来就是不大靠谱的宣传，一方面安慰自己人，另一方面忽悠蒋介石。但是张闻天看到局势好转，竟然企图踢开毛泽东搞单干；彭德怀虽然没有明说，肯定也对相关言论有所纵容，所以才有军团长敢发牢骚的事情。所谓误解，所谓指责，都不过是权力斗争比较好听的说法。
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但在长征的时候，这些帐显然还不到算的时间，开完会的毛泽东必须尽快赶到四川中部，会师红四方面军。
虽然已经到四川，虽然张国焘就在四川，但两股红军中间仍然有不少距离。毛泽东想要同张国焘碰头，还有三道关是必须要闯的：彝民区、大渡河、夹金山。
彝民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关于彝民的结构和阶级分析，大概可以写一本几十万字的书，不过简而言之，就是彝民仍然是奴隶社会民族，头领不仅奴役本族人，也抢汉人当奴隶，而且部落之间矛盾很深，经常打得一塌糊涂。
对红军来说，面对面地跟彝人干仗不是问题。但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彝民对打仗十分有心得，平时都藏在山里，没事打个黑枪、射个冷箭，或者把桥拆掉，弄得大部队进得来走不动，而最要命的是，红军的背后还有追兵。
在云南没捞到便宜，蒋介石心里很不满意，所以发扬再接再励的精神，一直盯着红军前堵后赶。国军重武器多，行军速度也有限，但始终不肯离开，给红军造成巨大的压力，十分坑爹。
毛泽东如果不能快速通过彝民区，就会被中央军赶上歼灭；而要快速通过，前锋刘伯承就必须尽快打通一条路。对这一点，刘伯承心里是十分明白的。
先遣队还在急速前进，很快到达越西县城，前方就是彝民区。在赶走县城里守军之后，刘伯承做了一件事：开监狱。
根据川军刘文辉的少数民族政策，彝民各个部落必须按规定往县城里送人质，任何时候发生抢劫杀人、交不上租税或者年轻女人的时候，这些人质就要倒大霉。彝民本来就穷，川军定的租税又比较高，再加上常年都会有抢汉人的恶性事件，所以监狱里人气十分旺盛，经常是旧的还没死绝，新的又抓进一批来，边关边抓，关关抓抓无穷尽也。
于是当刘伯承来到越西时，他看到的监狱，是一幅极其凄惨的画面。大批人密密麻麻地关在牢里，遍地都是污秽，有的人只剩一口气，有的早就咽了气也没人过问，所有人质都锁着镣铐，一分象人，九分象鬼，说它是人间地狱也不算过分。
对这类事情，刘伯承的反应非常直接而自然：砸开监狱，放人。红军挨个给牢犯们查伤，然后抬来大筐饭菜。在所有人狼吞虎咽的时候，红军抬来大筐银元，发给他们做路费，同时通知附近的村民：有谁家里当人质的，快来领回家，红军开监狱了！
四周都是乱哄哄的叫喊。有的人同亲友相见，有的发现家人已经死在监狱里，还有人已经失去了家，只能茫然四顾号啕大哭。一路上类似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同是四川人的刘伯承心里也十分凄凉。
放完人，吃过饭，不需要太多动员，很多人已经纷纷要求加入红军。这种合理要求刘伯承当然不会拒绝，而且他心里很清楚，不少参军的彝人都在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人在部落里地位还不低，他们加入红军，对通过前方的彝民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月二十一号，红军进入彝区，开始向四川中部行军。
虽然红军在越西名声很好，但那时没有互联网，消息也传不快。先头部队很快碰上当地彝民，大喊大叫不让通过，还袭击了走在后面的工兵连，几百人全部被抢劫，连衣服都扒得精光。
为了防止引发解不开的矛盾，刘伯承、聂荣臻有过严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不允许向彝民开枪。看见几百人一丝不挂地跑回来，刘伯承只能让部队缩短距离，走在一起，此时刚刚参加红军的彝民立刻站出来，向对面的同族喊话，告诉他们红军是自已人，不要开枪。
红军非常紧张，彝民其实心里也很害怕，大队汉人带着枪来拜访自已的地盘，从来不会有好事。当地头目小叶丹早就派人到前线观察情况，此时更是亲自出马，现场指挥堵截行动，红军发现他装束不一般，立刻向他喊话，要求谈判。
小叶丹只想保平安，红军只想过路，于是通过当地人牵线，刘伯承同小叶丹坐到了一起。本着朋友多了好办事的原则，小叶丹提出愿意同刘伯承结拜为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蒋介石的风格）。
本着马列主义阶级理论，小叶丹属于奴隶主阶级，手上沾满了彝簇奴隶和汉族奴隶的血汗，而且从后来国民党罚他的家产数字来看（一万多两白银，一百多头母羊），小叶丹不仅是剥削阶级，还是罪恶累累的大奴隶主头子，属于革命必须消灭的那种类型。但红军实在需要过路，彝民的事情又跟他们没有关系，于是革命原则也就可以放一放了。刘伯承十分慷慨地答应，愿意同小叶丹结为兄弟。
第二天，当着红军先遣队和大批彝民，刘伯承同小叶丹在彝海湖畔正式结拜。喝完鸡血后，刘伯承把自已的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他，小叶丹则回赠自已的坐骑，两个人吃完饭，刘伯承送了一面旗给小叶丹，上面是“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几个大字。
结拜完小叶丹，刘伯承带着大队出发了，中央红军随后急行跟进。在小叶丹护送下，红军大队一路上没有碰到太多麻烦，很快穿过彝民区。对刘伯承来说，他得到了临时通行证，而对小叶丹来说，他得到了急需的步枪，可谓皆大欢喜。
看上去是一个留下买路财的简单故事，其实不是。
刘伯承在的时候，给小叶丹留了一个红军游击队番号，还发了队旗、委任状。红军走后，小叶丹认真地覆行了诺言，同留下来的伤员一道，在山里坚持打了五年游击，最后被国民党抓住，罚得倾家荡产，才从牢里放出来。
从牢里出来时，小叶丹已经一无所有，只藏着一面刘伯承发的队旗。
一九四二年，小叶丹被杀于大桥镇。因为那一次结拜，他搭进了自己的所有，包括财产和宝贵的生命，而国民党没能找到那面红军队旗。
再过十年后，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如秋风落叶般被扫离中国大陆，越西也重新成为红军（已经改叫人民解放军）的地盘。一个老妇人拿着一块叠好的布，找到成立不久的解放军冕宁县政府，告诉工作人员说，当年红军曾同他的丈夫结拜为兄弟，还给他发了一面红军旗。
红军走过的地方经常有些革命典故，工作人员倒也不敢怠慢，于是问她：“你的丈夫在哪里？”
老妇人十分平静，岁月在她脸上刻出了太多的痕迹，已经看不出哀伤。她告诉眼前的人，丈夫已经在八年前被杀害，死前交待过，红军一定会回来的，一定要把兄弟发的队旗交还给红军。
于是工作人员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丈夫的红军兄弟叫什么名字？”
当从老妇人口中听到刘伯承三个字后，工作人员立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从老妇人手里接过那块斑驳的布。因为他们知道，老妇人丈夫的那个兄弟，刚刚完成挺进中原、强渡长江、横扫江南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吃掉国民党一百多万大军，把蒋介石赶到东南面的小海岛上苟延残喘，此时西南地区的各路军政首长、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都是他的老部下。
穿越那被仇恨、偏见纠缠不清的岁月，我看到的是真挚无私的友情。
闲时评评有言兄
跟贴毋乃太匆匆
只知少伯五湖去
何日变作范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