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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看百年后的工人阶级地位(转载)
作者：铁笔如刀 提交日期：2009-8-14 12:34:00 访问：90863 回复：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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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旧社会，模糊了阶级关系！
----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9-8-10 12:40:00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5月8日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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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 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 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 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 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 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平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
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 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 元跌到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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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 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
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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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 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 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 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 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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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年没有星期天休息的概念的，2个月或72天假期减去52天星期天，还有十多天带薪假期）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 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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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3年来，北京市电车修造厂的老检修工人孙玉贵的家庭生活变化可大了。儿子孙广利给算了一下解放前后他们收入支出的细账。现在他们爷儿俩的工资一共是一百二十多万，另外，每季还有技术奖励，老头每月还可以拿工资百分之二十的劳动保险金。如果拿实物来计算，现在每月的收入足足可买十五袋白面；而解放以前呢？尽管他们爷儿俩一个月拼死拼活的干，还挣不上一袋半面。就是说：他们现在的生活，要比解放前提高十好几倍了。
现在，孙玉贵晚上回家一进门饭已经做得了，大碗小碗香喷喷的摆满一桌子，吃过饭喝点茶，扭开电匣子，一边听京戏，一边感叹：“工人的生活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说不准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个啥样子……”为了增产迎接国庆，老头在晚上还得到厂里去赶点夜活，他儿媳妇早就把鸡子、挂面准备好了，等他回来时再吃一顿夜餐，老伴现在生活得也很轻闲自在，带带小孙女，帮着做点家务活。要什么穿的戴的，总是十开口九行。前些日子她就嚷着要再置件皮袄，他儿子就给她准备好了几十万元钱。老婆子听着电匣子里在介绍物资交流大会的情况，她就高兴地说：“广利！赶明儿星期天，你骑自行车，我坐三轮，咱们到天坛‘物资交流会’上看看货色去。”这个家庭现在除了吃饱穿暖，每月还有剩余钱买“有奖储蓄”……
客观评价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这里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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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修改完毕）
《乌有之乡》讲座杨帆、高粱——中国前后30年经济发展比较（080913）
主持人：下面请杨老师做主题发言。
杨帆：今天的讨论是我提议的。
关于计划经济这块我讲了很多东西，今天就不准备讲了。谁要看我的东西可以看，我主要说几条思想方法的问题。今天我就是讲讲思想方法，有这么几条。
第一点现在谈这个事的意义很重要，就是由于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现在上边和下边的总结脱节，对于1995年以后的改革这段怎么评价，其实我们在《乌有之乡》，三五年前我们早就反思了，能够形成社会思潮舆论的。非典之后，十六大前后就开始争论，现在都开完十七大了，争论主要是1995年以后的问题。
1995年之前这一段，有些人也是一直否定，至少我和高粱不会否定，现在整天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也是那一段的。我们早期都是改革开放的，至少不会否认，我们对1995年以后也没否定方向，但谁也不敢说1995年哪些改革是他设计出来，大家可以想想有没有，你能提出一个人来吗？肯定有人设计，没人吹。价格改革是李鹏时期完成的。教育产业化，我知道是谁，但他从来不敢吹，教育部说从来没搞过，都不敢承认。1995年国有企业改革谁设计的？我不知道。医疗市场化谁设计的，这几条都没人承认。为什么，不光彩。其实我倒没说不对，方向没错，利益分配上出问题了，我一直这么说。
最近更没敢承认了，拿外汇买美国次级贷谁设计的？他敢出来吹吗？明年两会上要质询，他们都是悄悄干的，没有人敢吹。说明这不是什么好事。要是光荣的事早出来吹了。这就说明1995年以后这个改革争议很大。社会是早有结论，是中央什么时候承认的问题。
利益集团不愿意承认，现在大吹特吹改革开放三十年，吹的还是那前十五年。后十五年该批评的，群众性讨论已解决，等着中国经济再出事就不得不承认了。1995年之后我们出了什么什么错。看来我们进步不大，不到经济崩溃就不愿意承认错误。
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说总结经验已没有什么可总结，主流瞎吹牛，下边不跟。十五年前我还没吹呢，我可以专门吹八个钟头，在到开发区怎么搞民主，搞竞选，怎么搞外资，大有可吹。第一条，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反而没话，说明什么问题，不敢正视问题。
第二条就是思维方法，总结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服务的，也许很多年以后才比较客观，但是那时候大家都死了很多年，当时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了。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我们先承认改革开放的成就，这个说的很多很多，要经过剔除，究竟这三十年取得什么成就，有客观评价，不要瞎吹。1995年以后这个改革，能三七开已不错。我们退一步说，单说成就这部分，你这成就从哪来的？是不是只源于改革开放？市场交际花？
。。。。。
你说还不够，因为国企还没改革，外资还没有进来，推到2000年矛盾变了，2006年市场准入，外国资本全都来了。到这时候你说主要矛盾还是不够开放？就差这一条了，国家机密、企业机密还没有开放。
国有企业到1995年最峰值，当时国有企业职工1.1亿千万，国有企业数是十一二万家，到2005年是一个结点。2005年全部企业职工是4288万，企业数是2.7万家，到了2006年是2.5万家，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间国企调进来，民企增加十倍二十倍，三资企业增加了七八倍。
说改革还不够，政治改革肯定不够，经济上到2000年也差不多了。中国股票市场也有了吧，房地产市场，还有啥东西没开放的？没市场化的？2000年到头。
所谓的左派思潮，国家主义思潮起来，你这边改革开放已经到头了，弊病开始显露。现在看出来了吧？今年股市跌的这个惨样，打击的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彻底明白了，原来你们一小堆官僚和外资打着改革旗号干这个。几次股市洗劫中产阶级，让外国资本得了最大好处。如果你还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中国不彻底，还要继续往前跑实在说不过去了。
我认为1995年左右矛盾开始转化，十年到现在，我跟高粱大概就那时候开始转化的，奋斗十年，这个帽子扣我们反对改革开放，再也扣不下去了。因为我从来没反对过，从来都是肯定的，只不过主要矛盾变了。
咱们请几个中国近代史的，三十年代就有一次争论。那时候就有市场经济，搞得不错，一次大战帝国主义各种列强打，对中国压迫放松了。国家名义上统一了。张学良东北易帜，经济发展黄金时期，很可惜日本人打来了。
我们对国民党的东西没有彻底否定，国民党1936年也成，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帝国主义中国崛起了。很可惜世界上有帝国主义，你说怎么办，你不拿起枪你就不行。市场救不了你，三十年代就告诉你，市场经济救不了你，改革开放救不了你，因为你没有枪。这个道理难道可以否定吗？市场经济1936年就有，我告诉你，荣氏家族，到无锡看看，一个博物馆。到山西看看。第二条丝绸之路，后来都起不来，就是有帝国主义打你。第二条丝绸是卖茶叶的，私人资本比现在民营资本强多了，荣氏大院，几代做茶叶，能把江西茶叶山买下来，把这个茶叶外蒙古乌兰巴托，走俄罗斯东边运到莫斯科和欧洲。从外蒙古过去叫第二条丝绸之路，拿骆驼运，这不是全球化吗？中国商人很厉害的嘛。
后来为什么衰落，你看这几条。一条就是俄罗斯兴起了，俄罗斯商人跑到这边来把你那个山买了，战争把你打败以后俄罗斯的资本到中国来自己生产茶叶了。第二条是俄罗斯对外国商人征收高税。中国的衰败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历史上有，民国时期尤其发达，涌出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一个成不了，为什么？战争不能胜利。
我建议你们请一个人，看中国三十年代争论，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是前资本主义还是后资本主义，在当时就有争论。有一派人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了，这就是左派，主要矛盾是外国市场经济的压迫，这是左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右派说中国远远没有到资本主义，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民，还有那么强大的封建专制，市场经济远远没有到，中国根本就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还要大大发展。
在当时三十年代就有这争论，七十多年了，中国同样有这样一个争论，根本问题是对现在中国社会改革形势怎么判断。
第六个思维方式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从经济角度源于几个方面，来源于计划经济。第一条计划经济里边有市场经济因素，中国和苏联的计划经济完全不一样，最简单两句话，一个是农村一个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真正计划经济就是八个机械工业部，垄断经济命脉，高度计划。别的农村和地方政府，老百姓生活这些事都是地方政府管。
即使八个工业部里边，中央企业最严厉计划里，也留30%自筹，自筹就是易货贸易，在中国最严密的计划经济里边核心体系里边有30%叫市场经济因素。还不说农村，地方政府管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中国从来没有搞过彻底的计划经济。你把计划经济说这么坏，中国搞过多少计划经济，自己都不清楚，就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干什么没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
计划经济要保证国家计划完成，这是百分之百的。比如说你冶金部，说明年一千万吨钢，交不了撤职。他有办法，没问题，但是我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劳动力指标，多少钱。跟中央要东西。计划就是这么产生的，讨价还价，也有利益集团，不在市场上搞，在计划会议上且打呢，打得差不多了，领导出来协调，谈判谈到最后，一律砍30%，自筹去吧。原材料不够，自筹。也有计划外的，你可以多生产，拿计划外的钢自己去换汽车、换煤炭，这就是市场经济易货贸易。
中国人很熟悉市场经济，不像苏联全是搞理工的，投入产出表的计划经济搞得彻底。中国从来就是四不像，多面手，又是官又是商又是学者。大家都是多面手，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很熟悉计划经济，也熟悉市场经济，天天都在搞。计划经济铁板一块，那说的是苏联，从来中国就不是这样。到农村也是市场经济，一毛四一斤粮食国家收购，其他福利一律不管，盖房子，孩子上学看病，全都是农民自己出，所以中国计划经济很严酷，只跟农民要粮食，社会主义福利不给。
第二条是文化因素。
第三条是GDP统计。在计划经济大量数字没统计，这是专业问题。计划经济家务劳动没有进入GDP，现在第三产业增加特快。资源和土地基本为零价格，电力、水，交通基础，原材料极低价格。所以 GDP也低。现在房价涨上去了，年轻人成左派了，在北京发现买不起房子了。他们家的教育投资不能收回，打击了大学生们。房价涨得这么高，他们说是市场经济决定的，你有什么话说呀。
现在女孩子都要嫁北京男孩，男孩要找北京女孩，不这么干在北京待不住，一辈子高房租。市场经济就这样，和国际接轨了，你怎么着？你还没脾气，一点脾气都没有。
在前三十年GDP这么快，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补贴取消了，财政补贴取消了，变为价格，这样计算上就变成了那个GDP了，这部分根本就是统计方面的一个统计游戏，好多劳动不是计划经济下没有，而是说你没统计，比如我们小时候一家生五个孩子，这孩子都是我们母亲，我们姥姥、奶奶，在家里边把你养大的，他这个劳动算不算钱，这个劳动现在我们都变成托儿所，现在托儿所算成国民收入了，算成GDP了，以前就不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原来没统计，而且压抑了价格。你粮食一毛四一斤到城里卖两毛一斤，实际农产品现在涨到一块，中间涨了七八倍十倍上去，其他东西涨得更多。东西一涨价自然它的GDP就涨，你说扣除了物价因素根本没扣除，就是说家务劳动和第三产业。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饭馆越来越多，以前在家里做饭，家里做饭是不是也是劳动，问题是你妈在家里没工作他在家里做饭，他这个做饭就统计不到GDP里面去，到饭馆吃饭就得上百上千，好几百。所以这个东西都没算。我是搞经济的，我在物价局我还干过处长，我就知道这怎么算出来的。这个部分还有潜力，比如土地原来是零，现在变成十万块钱一亩，这个现在就涨。所以价格就跟着涨，GDP跟着涨。文化的因素我说了，这是统计的因素。人口的因素，人口的因素正好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多生了四亿人，这些人当时国家很穷就是吃不饱饭，为什么，因为人生的太多，都是小孩。后来这批人长大了，开始干活了，干活变成生产者了，所以计划经济下负担了四亿人口，就是那时候负担的，他们只是纯消费。而且当时中国还有，普及了公费医疗，只有还负担的全民族的教育，基本义务教育包括农村医疗，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6涨到的68，所以说前三十年困难，高粱讲了很多就是讲的一条，就是说把钱弄来发展重工业了。
还有，把这个钱用来养小孩了，而且用来养老人了。说民国时期人权很好，人权很好活36岁？刚才批判计划经济，其实最重要的一条计划经济没有个人自由，这是最不好的，是应该批判。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先有命了，这条应该先肯定，以前没命，以前活36岁基本没命。一百年人口是四亿，一百年生多少死多少。
老说大跃进饿死多少，你怎么不说生了多少？中国人生了四亿五千万，而且活下来了，平均寿命68岁，有人说75。中国的计划经济这三十年，要养活两三亿新出生的小孩，又养活了六七十岁的老人，纯消费者特多。那时劳动力短缺，大量农民进城了，不要老诬蔑，两种身份制多坏。是不好，但那时候农民进城很多，因为城里头劳动力短缺，城里缺工人，农民就来了，来了就解决户口。
母亲在北京，小孩是北京户口。解放初中国工人不过一千万人，到计划经济时期到了一亿四千万，还是进城了嘛，虽然有户口限制，但是农民还是进城了，怎么没进呢？劳动力不足当然进城了。
人口的增量有什么意义。有人说毛主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多生四亿人口，真损，叫误生四亿人。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叫增量，存量没有用，就是经济学主流派，一百年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是最佳规模。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这么说的，中国多生四亿人。
多生四亿人在经济学上叫做增量，存量一百年人口虽然是世界最大，存量最大，增量没有，经济没增长，所以现在主流经济学才明白，说中国怎么现在经济还高速度增长，就是人口红利。
什么叫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就是现在长大了，出来干活了，正好赶上外资来，劳动力为什么这么便宜，还不是那时候生多了，少生点就没这么便宜了。你说生孩子养孩子就不算是罪过？这才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四亿多生的孩子。
那个时期之所以困难是负担了这么多人，在农村负担了四亿的过剩人口，长到十六岁出来，一直干到二十六岁。今年说劳动力不足了，还是没生多，正好，要是那时候少生两亿，现在盖房子就没人了。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这帮外国资本就闹。
最后一个就是国家政治强大的因素，国家强大不是起坏作用，至少在几次关键的时候国家起很好作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扛住，这会儿也还不错，又显示国家力量。一个抗地震，一个奥运会。大家特别害怕恐怖主义。我说就没问题，集权体制有这好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能力还是很强，原来我还怕没有，今年我很高兴。
今年1月4日是谷底，我在政法大学抓了一个80后的不尊重老师的学生，全校还有一半人反对我。为什么把学生抓出来你知道吗？当面羞辱老师，说我就不告诉你名字，你不敢拦我。就像咱们饭馆吃完饭，不交钱，你说老板怎么办？他不抓你等什么？必须抓住。
我是说底线，干什么事不能逮不着人。现在谈恋爱都逮不着人了，在网上谈，谈一百多个了，就逮不着人。这人再也不敢见真人了，在网上已经骗来骗去，他不敢见真人，为什么？见不到真人，谈恋爱我不管你。但是基本秩序，抓不着人的时候社会还有秩序吗？任何一个地方抓不人所有道理都白说，法制多么多么健全，偷自行车破案率1%，这国家就完蛋了，就是要把人抓出来。
法国总理特傻，终于把80后、90后骂回到爱国主义方面来了，地震去了很多人，青年人终于在这两次大震动面前回归。
我有贡献，在大家不敢动手的时候敢抓，历史上会承认我这一抓，谁要不信一会儿你试试，吃饭别给钱，你敢不敢走？自由社会你凭什么抓，又侵犯人权了。特别小姑娘吃饭可以不给钱，吃完饭走老板不敢动手，老板是女的还行。但抓不住小伙子，男老板又不敢抓小姑娘，饭馆就倒闭吧。打110，五分钟以后来早走光了。这个时候叫做私力救济，外国法律有，中国法律没这条。养几个黑社会，吃饭不给钱必然有人出来，咱练练。你们年轻人不妨出去练练，吃饭不给钱你看会受到什么待遇，吃完不给管不了正好，逮不着人，白吃不就行了吗？你可以试试。你看它有没有人出来管你。在公权力达不到的时候，私人暴力允许使用，这才叫法制呢，为了维护利益你可以临时把他抓住，使用私人暴力，这是允许的。但是有两条，一个时间不可以太长，必须马上通知公权力到达，第二不许用过分的手段。
中国居然没有这条法律。但是我相信各个饭馆和公共场合一定养着一批黑社会，要不然任何饭馆都办不下去。
普世价值是什么，左派说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没有普世价值，右派说普世价值就是市场经济、人权、民主，后来左派加上一个，平等，加一个强大。我说普世价值，比如我们谈今天的问题，普世价值是什么，或者叫做历史发展规律是什么，就是有比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更基本的规律，这就是工业化原始积累，不要把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对立。他们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不同的阶段。也不要把中国和西方对立，因为我们所做的事和西方所做的实际是同一件事，就是由农业国变工业国这么一件事，这个马克思主义也承认，所有的人都承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没有不承认的，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搞重工业，搞军事，搞技术，特别是大国，要搞武力和国防。
把左右派的思路都去掉，你也甭整天说计划经济好，你也别整天说市场经济好，得看具体条件，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当时历史任务和条件来具体分析，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根本上来说这两个东西不是对立的，在中国不同阶段主流都是好的。
工业化原始积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条就是西方式，早期的殖民主义掠夺式。第二条叫三南模式，南亚、南欧、南美，依靠外资，搞原始积累靠外国资本，也很繁荣，但毛病很大，金融崩溃、两极分化。印度搞不过中国，为什么？你们知道现在印度高速公路修了几公里？一百公里以下。高速公路修不起来。
印度经济学家英语极差，听不懂英语，更不懂中文，我们这边专家，随便找都是精通英文和中文，还懂印度话。你说话他听不懂，翻译不过去，我们的翻译也笨，他听不懂，他翻译也听不懂，我讲的话他更不懂。他们理解不了中国话，你说他们怎么比较中印呢？
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你们高速公路怎么修的这么快。小儿科。后来我说我理解你们，我估计印度国家能力太弱，没有能力修高速公路，是不是这样？他很着急，国家修不起高速公路。征地的成本有多高，那是讲人权讲产权的地方，富人养狗，穷人要饭不许进，谁进打死，这是印度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要饭的人那么多，在城里没地方，在河边在桥下，在贫民窟里挤，这叫现代化。讲人权、讲产权，保护私有财产印度最好的，民主制度多少年。连高速公路都修不起来。
中国国家权力不只是坏作用，都让给市场，中国就能好了？中华民国，印度，包括南美模式都很清楚。
第三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我给它定义是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社会主义没有说得这么好，整天说人民当家作主，是表面上的说法，什么时候也没当过家做过主，不要把计划经济说成人间天堂。但它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作为三条道路之一，至少可以和世界并列，原始积累效率高、速度快，而且道德高尚。
要翻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他们搞原始积累，速度比我们慢，美国、英国没崩溃过。但是他们历史上杀那么多人，不道德，很肮脏的，高尚这一条，至少在近代不属于西方，属于中国，中国最高尚的就是社会主义这段，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生活那么低，用自己力量搞重工业，没有对外掠夺。中国人到现在不敢说，没有人敢说，说都不敢说。咋回事？思想上真正独立了吗？毛泽东敢说，骂美国人。这三十年，你瞧中国人洋奴有多少。连句基本话都不敢说。我刚说中国要向世界移民全球化，大家马上说这不行，这叫黄祸。
包括拥护共产党的，爱国的人也用西方名词说话，叫黄祸。这世界有黄祸吗？那是历史上蒙古人打欧洲的结果，我们汉族人没干过。中华民族是汉族为主体的，是蒙古帝国干了那一段。世界上有没有白祸？五百年来世界上是不是白祸，白种人全世界移民，建立了多少白种人国家，杀了多少土著人，他们为什么不叫白祸？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天天受气。华人在什么地方给谁咱们灾难了？在美国不过两三百万人。从来没有人说历史上有白祸。除了白种人扩张、杀人，卖鸦片，卖白面，鸦片战争就是白祸。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人敢说这种话。
计划经济时期，很高尚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民自己付出两代人牺牲，换来中国不挨打，七次战争全打赢。靠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很穷，为此付出代价，牺牲的自由、牺牲了恋爱和个人幸福，确实做出无数的牺牲，甚至被整死那么多人，只能看作一种牺牲，就是我们全民族做出巨大牺牲，但是我们比西方人要高尚。
中国收入分配，按西方模式研究，基尼系数又提高了，从45涨到50，是2002年。到2008年又五个百分点。这几年股票房地产加速，到55了。这套办法研究不了腐败，因为腐败都是没数的，腐败只能估计，经济学家不研究腐败，因为经济学方法让你不能研究腐败，没有数字，你必须得有数字才能研究腐败。按照规范研究没法研究，所以我们就不算了。经济学有什么用？
说毛主席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没完没了。据我知道非洲是灭绝了至少一亿人，美洲至少一亿人，计划经济是三千万吗？我们估计没有这么多，最多一二百万。他们说饿死一个也不成，说那个话就没有意思了。现在市场经济下，一年车祸十五万，艾滋病这都能统计出来的，自杀每年三十万已遂，未遂150万。矿难死的更多了，那你说死一个也不成，这完全是市场经济社会干的。矿难死的怎么就不说了，至少几万人，私了的还有嘛。这些人对我们民族对国家有偏见，在学界占主流，他们说话这么多的传媒、报纸、电视台给他们说。
今年80后、90后我给予高度的评价。我抓住扰乱课堂的女生，有重大贡献。老师还有尊严，就是让你怕着点。
法国总理智商到了低到极点，敢在奥运会骂我们，年轻人出于踢足球的爱好开始反对西方，抵制家乐福。中产阶级明显看出，有人把国有资产送给外国人，在海外有存款，这部分也根本统计不出来的，
丑化计划经济，是说效率低，说两弹一星说腻了，不爱听不爱听，不就是两弹一星吗，除了两弹一星还有什么东西？高粱说还有大飞机的喷气式，他说的。我都不知道，1956年喷气式，有飞豹战斗机。
有人说这么大浪费，计划经济效益特低，代价特大。首先我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你算过账没有？福特基金也不设立这东西，计划经济的账他不给你算，就告诉你没效率，怎么没效率？
高粱论证的，所有原创性技术在中国研制的成本就是外国的八分之一左右吧。研制大飞机是五亿人民币，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中国的研制费用大概是外国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个水平，解放军修铁路、修公路成本可能高吗？不发工资，组织性纪律性比现在工头加民工，这就不用说了。工程兵、铁道兵干活，是解放军干的，你怎么说你敢说他没有效率？烈士，死一个人给一百块钱，打越南时候解放军阵亡多了，小平特批，军委特批，鉴于国家困难，一个烈士一千块。你一找不出贪污来，二找不出赔偿来，三找不出工资来。你就说计划经济工程效率比市场经济低，你凭什么？没有任何道理说这种话。
我们经济史董志凯老师编一本书，七十多多，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他研究了苏联的225个项目，说宏观微观效益都好，引进的都是短线，没有重复建设。你凭什么说效率低？三线建设确实有重大布局问题，有重大错误。但计划经济重工业这个期间，包括修铁路，包括基本大企业效率很高。
现在的学生不知道谁是聂荣臻，我说你知道林彪是谁吗？他说好像还知道。这些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但是不知道共产党历届总书记。再过五年毛主席是谁都不知道了。
老师都讲的什么呀？整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政治课学生一点不爱听。
学生不知道八个工业部，不知道计划经济下中国能造军舰、能造飞机。我怀疑教育部有人成心把政治搞成这德行，特没劲的东西，丑化政治和历史，弄的学生从小特不爱听政治课。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经济波动大，1958年到1962年上下40%，文化大革命1967----1968年两年波动大。80年代也比较大，90年代朱镕基软着陆那次最小。这次可能又比较大，恰恰不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跃进的错误不是计划经济的错误，是破坏计划经济的错误。
1958年大跃进大波动是破坏了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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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笔如刀 提交日期：2009-8-14 12:34:00 访问：90863 回复：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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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旧社会，模糊了阶级关系！
----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9-8-10 12:40:00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5月8日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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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 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 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 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 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 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平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
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 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 元跌到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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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 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
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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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 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 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 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 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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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年没有星期天休息的概念的，2个月或72天假期减去52天星期天，还有十多天带薪假期）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 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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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3年来，北京市电车修造厂的老检修工人孙玉贵的家庭生活变化可大了。儿子孙广利给算了一下解放前后他们收入支出的细账。现在他们爷儿俩的工资一共是一百二十多万，另外，每季还有技术奖励，老头每月还可以拿工资百分之二十的劳动保险金。如果拿实物来计算，现在每月的收入足足可买十五袋白面；而解放以前呢？尽管他们爷儿俩一个月拼死拼活的干，还挣不上一袋半面。就是说：他们现在的生活，要比解放前提高十好几倍了。
现在，孙玉贵晚上回家一进门饭已经做得了，大碗小碗香喷喷的摆满一桌子，吃过饭喝点茶，扭开电匣子，一边听京戏，一边感叹：“工人的生活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说不准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个啥样子……”为了增产迎接国庆，老头在晚上还得到厂里去赶点夜活，他儿媳妇早就把鸡子、挂面准备好了，等他回来时再吃一顿夜餐，老伴现在生活得也很轻闲自在，带带小孙女，帮着做点家务活。要什么穿的戴的，总是十开口九行。前些日子她就嚷着要再置件皮袄，他儿子就给她准备好了几十万元钱。老婆子听着电匣子里在介绍物资交流大会的情况，她就高兴地说：“广利！赶明儿星期天，你骑自行车，我坐三轮，咱们到天坛‘物资交流会’上看看货色去。”这个家庭现在除了吃饱穿暖，每月还有剩余钱买“有奖储蓄”……
客观评价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这里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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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修改完毕）
《乌有之乡》讲座杨帆、高粱——中国前后30年经济发展比较（080913）
主持人：下面请杨老师做主题发言。
杨帆：今天的讨论是我提议的。
关于计划经济这块我讲了很多东西，今天就不准备讲了。谁要看我的东西可以看，我主要说几条思想方法的问题。今天我就是讲讲思想方法，有这么几条。
第一点现在谈这个事的意义很重要，就是由于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现在上边和下边的总结脱节，对于1995年以后的改革这段怎么评价，其实我们在《乌有之乡》，三五年前我们早就反思了，能够形成社会思潮舆论的。非典之后，十六大前后就开始争论，现在都开完十七大了，争论主要是1995年以后的问题。
1995年之前这一段，有些人也是一直否定，至少我和高粱不会否定，现在整天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也是那一段的。我们早期都是改革开放的，至少不会否认，我们对1995年以后也没否定方向，但谁也不敢说1995年哪些改革是他设计出来，大家可以想想有没有，你能提出一个人来吗？肯定有人设计，没人吹。价格改革是李鹏时期完成的。教育产业化，我知道是谁，但他从来不敢吹，教育部说从来没搞过，都不敢承认。1995年国有企业改革谁设计的？我不知道。医疗市场化谁设计的，这几条都没人承认。为什么，不光彩。其实我倒没说不对，方向没错，利益分配上出问题了，我一直这么说。
最近更没敢承认了，拿外汇买美国次级贷谁设计的？他敢出来吹吗？明年两会上要质询，他们都是悄悄干的，没有人敢吹。说明这不是什么好事。要是光荣的事早出来吹了。这就说明1995年以后这个改革争议很大。社会是早有结论，是中央什么时候承认的问题。
利益集团不愿意承认，现在大吹特吹改革开放三十年，吹的还是那前十五年。后十五年该批评的，群众性讨论已解决，等着中国经济再出事就不得不承认了。1995年之后我们出了什么什么错。看来我们进步不大，不到经济崩溃就不愿意承认错误。
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说总结经验已没有什么可总结，主流瞎吹牛，下边不跟。十五年前我还没吹呢，我可以专门吹八个钟头，在到开发区怎么搞民主，搞竞选，怎么搞外资，大有可吹。第一条，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反而没话，说明什么问题，不敢正视问题。
第二条就是思维方法，总结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服务的，也许很多年以后才比较客观，但是那时候大家都死了很多年，当时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了。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我们先承认改革开放的成就，这个说的很多很多，要经过剔除，究竟这三十年取得什么成就，有客观评价，不要瞎吹。1995年以后这个改革，能三七开已不错。我们退一步说，单说成就这部分，你这成就从哪来的？是不是只源于改革开放？市场交际花？
。。。。。
你说还不够，因为国企还没改革，外资还没有进来，推到2000年矛盾变了，2006年市场准入，外国资本全都来了。到这时候你说主要矛盾还是不够开放？就差这一条了，国家机密、企业机密还没有开放。
国有企业到1995年最峰值，当时国有企业职工1.1亿千万，国有企业数是十一二万家，到2005年是一个结点。2005年全部企业职工是4288万，企业数是2.7万家，到了2006年是2.5万家，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间国企调进来，民企增加十倍二十倍，三资企业增加了七八倍。
说改革还不够，政治改革肯定不够，经济上到2000年也差不多了。中国股票市场也有了吧，房地产市场，还有啥东西没开放的？没市场化的？2000年到头。
所谓的左派思潮，国家主义思潮起来，你这边改革开放已经到头了，弊病开始显露。现在看出来了吧？今年股市跌的这个惨样，打击的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彻底明白了，原来你们一小堆官僚和外资打着改革旗号干这个。几次股市洗劫中产阶级，让外国资本得了最大好处。如果你还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中国不彻底，还要继续往前跑实在说不过去了。
我认为1995年左右矛盾开始转化，十年到现在，我跟高粱大概就那时候开始转化的，奋斗十年，这个帽子扣我们反对改革开放，再也扣不下去了。因为我从来没反对过，从来都是肯定的，只不过主要矛盾变了。
咱们请几个中国近代史的，三十年代就有一次争论。那时候就有市场经济，搞得不错，一次大战帝国主义各种列强打，对中国压迫放松了。国家名义上统一了。张学良东北易帜，经济发展黄金时期，很可惜日本人打来了。
我们对国民党的东西没有彻底否定，国民党1936年也成，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帝国主义中国崛起了。很可惜世界上有帝国主义，你说怎么办，你不拿起枪你就不行。市场救不了你，三十年代就告诉你，市场经济救不了你，改革开放救不了你，因为你没有枪。这个道理难道可以否定吗？市场经济1936年就有，我告诉你，荣氏家族，到无锡看看，一个博物馆。到山西看看。第二条丝绸之路，后来都起不来，就是有帝国主义打你。第二条丝绸是卖茶叶的，私人资本比现在民营资本强多了，荣氏大院，几代做茶叶，能把江西茶叶山买下来，把这个茶叶外蒙古乌兰巴托，走俄罗斯东边运到莫斯科和欧洲。从外蒙古过去叫第二条丝绸之路，拿骆驼运，这不是全球化吗？中国商人很厉害的嘛。
后来为什么衰落，你看这几条。一条就是俄罗斯兴起了，俄罗斯商人跑到这边来把你那个山买了，战争把你打败以后俄罗斯的资本到中国来自己生产茶叶了。第二条是俄罗斯对外国商人征收高税。中国的衰败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历史上有，民国时期尤其发达，涌出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一个成不了，为什么？战争不能胜利。
我建议你们请一个人，看中国三十年代争论，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是前资本主义还是后资本主义，在当时就有争论。有一派人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了，这就是左派，主要矛盾是外国市场经济的压迫，这是左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右派说中国远远没有到资本主义，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民，还有那么强大的封建专制，市场经济远远没有到，中国根本就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还要大大发展。
在当时三十年代就有这争论，七十多年了，中国同样有这样一个争论，根本问题是对现在中国社会改革形势怎么判断。
第六个思维方式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从经济角度源于几个方面，来源于计划经济。第一条计划经济里边有市场经济因素，中国和苏联的计划经济完全不一样，最简单两句话，一个是农村一个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真正计划经济就是八个机械工业部，垄断经济命脉，高度计划。别的农村和地方政府，老百姓生活这些事都是地方政府管。
即使八个工业部里边，中央企业最严厉计划里，也留30%自筹，自筹就是易货贸易，在中国最严密的计划经济里边核心体系里边有30%叫市场经济因素。还不说农村，地方政府管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中国从来没有搞过彻底的计划经济。你把计划经济说这么坏，中国搞过多少计划经济，自己都不清楚，就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干什么没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
计划经济要保证国家计划完成，这是百分之百的。比如说你冶金部，说明年一千万吨钢，交不了撤职。他有办法，没问题，但是我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劳动力指标，多少钱。跟中央要东西。计划就是这么产生的，讨价还价，也有利益集团，不在市场上搞，在计划会议上且打呢，打得差不多了，领导出来协调，谈判谈到最后，一律砍30%，自筹去吧。原材料不够，自筹。也有计划外的，你可以多生产，拿计划外的钢自己去换汽车、换煤炭，这就是市场经济易货贸易。
中国人很熟悉市场经济，不像苏联全是搞理工的，投入产出表的计划经济搞得彻底。中国从来就是四不像，多面手，又是官又是商又是学者。大家都是多面手，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很熟悉计划经济，也熟悉市场经济，天天都在搞。计划经济铁板一块，那说的是苏联，从来中国就不是这样。到农村也是市场经济，一毛四一斤粮食国家收购，其他福利一律不管，盖房子，孩子上学看病，全都是农民自己出，所以中国计划经济很严酷，只跟农民要粮食，社会主义福利不给。
第二条是文化因素。
第三条是GDP统计。在计划经济大量数字没统计，这是专业问题。计划经济家务劳动没有进入GDP，现在第三产业增加特快。资源和土地基本为零价格，电力、水，交通基础，原材料极低价格。所以 GDP也低。现在房价涨上去了，年轻人成左派了，在北京发现买不起房子了。他们家的教育投资不能收回，打击了大学生们。房价涨得这么高，他们说是市场经济决定的，你有什么话说呀。
现在女孩子都要嫁北京男孩，男孩要找北京女孩，不这么干在北京待不住，一辈子高房租。市场经济就这样，和国际接轨了，你怎么着？你还没脾气，一点脾气都没有。
在前三十年GDP这么快，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补贴取消了，财政补贴取消了，变为价格，这样计算上就变成了那个GDP了，这部分根本就是统计方面的一个统计游戏，好多劳动不是计划经济下没有，而是说你没统计，比如我们小时候一家生五个孩子，这孩子都是我们母亲，我们姥姥、奶奶，在家里边把你养大的，他这个劳动算不算钱，这个劳动现在我们都变成托儿所，现在托儿所算成国民收入了，算成GDP了，以前就不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原来没统计，而且压抑了价格。你粮食一毛四一斤到城里卖两毛一斤，实际农产品现在涨到一块，中间涨了七八倍十倍上去，其他东西涨得更多。东西一涨价自然它的GDP就涨，你说扣除了物价因素根本没扣除，就是说家务劳动和第三产业。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饭馆越来越多，以前在家里做饭，家里做饭是不是也是劳动，问题是你妈在家里没工作他在家里做饭，他这个做饭就统计不到GDP里面去，到饭馆吃饭就得上百上千，好几百。所以这个东西都没算。我是搞经济的，我在物价局我还干过处长，我就知道这怎么算出来的。这个部分还有潜力，比如土地原来是零，现在变成十万块钱一亩，这个现在就涨。所以价格就跟着涨，GDP跟着涨。文化的因素我说了，这是统计的因素。人口的因素，人口的因素正好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多生了四亿人，这些人当时国家很穷就是吃不饱饭，为什么，因为人生的太多，都是小孩。后来这批人长大了，开始干活了，干活变成生产者了，所以计划经济下负担了四亿人口，就是那时候负担的，他们只是纯消费。而且当时中国还有，普及了公费医疗，只有还负担的全民族的教育，基本义务教育包括农村医疗，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6涨到的68，所以说前三十年困难，高粱讲了很多就是讲的一条，就是说把钱弄来发展重工业了。
还有，把这个钱用来养小孩了，而且用来养老人了。说民国时期人权很好，人权很好活36岁？刚才批判计划经济，其实最重要的一条计划经济没有个人自由，这是最不好的，是应该批判。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先有命了，这条应该先肯定，以前没命，以前活36岁基本没命。一百年人口是四亿，一百年生多少死多少。
老说大跃进饿死多少，你怎么不说生了多少？中国人生了四亿五千万，而且活下来了，平均寿命68岁，有人说75。中国的计划经济这三十年，要养活两三亿新出生的小孩，又养活了六七十岁的老人，纯消费者特多。那时劳动力短缺，大量农民进城了，不要老诬蔑，两种身份制多坏。是不好，但那时候农民进城很多，因为城里头劳动力短缺，城里缺工人，农民就来了，来了就解决户口。
母亲在北京，小孩是北京户口。解放初中国工人不过一千万人，到计划经济时期到了一亿四千万，还是进城了嘛，虽然有户口限制，但是农民还是进城了，怎么没进呢？劳动力不足当然进城了。
人口的增量有什么意义。有人说毛主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多生四亿人口，真损，叫误生四亿人。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叫增量，存量没有用，就是经济学主流派，一百年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是最佳规模。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这么说的，中国多生四亿人。
多生四亿人在经济学上叫做增量，存量一百年人口虽然是世界最大，存量最大，增量没有，经济没增长，所以现在主流经济学才明白，说中国怎么现在经济还高速度增长，就是人口红利。
什么叫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就是现在长大了，出来干活了，正好赶上外资来，劳动力为什么这么便宜，还不是那时候生多了，少生点就没这么便宜了。你说生孩子养孩子就不算是罪过？这才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四亿多生的孩子。
那个时期之所以困难是负担了这么多人，在农村负担了四亿的过剩人口，长到十六岁出来，一直干到二十六岁。今年说劳动力不足了，还是没生多，正好，要是那时候少生两亿，现在盖房子就没人了。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这帮外国资本就闹。
最后一个就是国家政治强大的因素，国家强大不是起坏作用，至少在几次关键的时候国家起很好作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扛住，这会儿也还不错，又显示国家力量。一个抗地震，一个奥运会。大家特别害怕恐怖主义。我说就没问题，集权体制有这好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能力还是很强，原来我还怕没有，今年我很高兴。
今年1月4日是谷底，我在政法大学抓了一个80后的不尊重老师的学生，全校还有一半人反对我。为什么把学生抓出来你知道吗？当面羞辱老师，说我就不告诉你名字，你不敢拦我。就像咱们饭馆吃完饭，不交钱，你说老板怎么办？他不抓你等什么？必须抓住。
我是说底线，干什么事不能逮不着人。现在谈恋爱都逮不着人了，在网上谈，谈一百多个了，就逮不着人。这人再也不敢见真人了，在网上已经骗来骗去，他不敢见真人，为什么？见不到真人，谈恋爱我不管你。但是基本秩序，抓不着人的时候社会还有秩序吗？任何一个地方抓不人所有道理都白说，法制多么多么健全，偷自行车破案率1%，这国家就完蛋了，就是要把人抓出来。
法国总理特傻，终于把80后、90后骂回到爱国主义方面来了，地震去了很多人，青年人终于在这两次大震动面前回归。
我有贡献，在大家不敢动手的时候敢抓，历史上会承认我这一抓，谁要不信一会儿你试试，吃饭别给钱，你敢不敢走？自由社会你凭什么抓，又侵犯人权了。特别小姑娘吃饭可以不给钱，吃完饭走老板不敢动手，老板是女的还行。但抓不住小伙子，男老板又不敢抓小姑娘，饭馆就倒闭吧。打110，五分钟以后来早走光了。这个时候叫做私力救济，外国法律有，中国法律没这条。养几个黑社会，吃饭不给钱必然有人出来，咱练练。你们年轻人不妨出去练练，吃饭不给钱你看会受到什么待遇，吃完不给管不了正好，逮不着人，白吃不就行了吗？你可以试试。你看它有没有人出来管你。在公权力达不到的时候，私人暴力允许使用，这才叫法制呢，为了维护利益你可以临时把他抓住，使用私人暴力，这是允许的。但是有两条，一个时间不可以太长，必须马上通知公权力到达，第二不许用过分的手段。
中国居然没有这条法律。但是我相信各个饭馆和公共场合一定养着一批黑社会，要不然任何饭馆都办不下去。
普世价值是什么，左派说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没有普世价值，右派说普世价值就是市场经济、人权、民主，后来左派加上一个，平等，加一个强大。我说普世价值，比如我们谈今天的问题，普世价值是什么，或者叫做历史发展规律是什么，就是有比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更基本的规律，这就是工业化原始积累，不要把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对立。他们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不同的阶段。也不要把中国和西方对立，因为我们所做的事和西方所做的实际是同一件事，就是由农业国变工业国这么一件事，这个马克思主义也承认，所有的人都承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没有不承认的，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搞重工业，搞军事，搞技术，特别是大国，要搞武力和国防。
把左右派的思路都去掉，你也甭整天说计划经济好，你也别整天说市场经济好，得看具体条件，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当时历史任务和条件来具体分析，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根本上来说这两个东西不是对立的，在中国不同阶段主流都是好的。
工业化原始积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条就是西方式，早期的殖民主义掠夺式。第二条叫三南模式，南亚、南欧、南美，依靠外资，搞原始积累靠外国资本，也很繁荣，但毛病很大，金融崩溃、两极分化。印度搞不过中国，为什么？你们知道现在印度高速公路修了几公里？一百公里以下。高速公路修不起来。
印度经济学家英语极差，听不懂英语，更不懂中文，我们这边专家，随便找都是精通英文和中文，还懂印度话。你说话他听不懂，翻译不过去，我们的翻译也笨，他听不懂，他翻译也听不懂，我讲的话他更不懂。他们理解不了中国话，你说他们怎么比较中印呢？
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你们高速公路怎么修的这么快。小儿科。后来我说我理解你们，我估计印度国家能力太弱，没有能力修高速公路，是不是这样？他很着急，国家修不起高速公路。征地的成本有多高，那是讲人权讲产权的地方，富人养狗，穷人要饭不许进，谁进打死，这是印度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要饭的人那么多，在城里没地方，在河边在桥下，在贫民窟里挤，这叫现代化。讲人权、讲产权，保护私有财产印度最好的，民主制度多少年。连高速公路都修不起来。
中国国家权力不只是坏作用，都让给市场，中国就能好了？中华民国，印度，包括南美模式都很清楚。
第三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我给它定义是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社会主义没有说得这么好，整天说人民当家作主，是表面上的说法，什么时候也没当过家做过主，不要把计划经济说成人间天堂。但它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作为三条道路之一，至少可以和世界并列，原始积累效率高、速度快，而且道德高尚。
要翻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他们搞原始积累，速度比我们慢，美国、英国没崩溃过。但是他们历史上杀那么多人，不道德，很肮脏的，高尚这一条，至少在近代不属于西方，属于中国，中国最高尚的就是社会主义这段，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生活那么低，用自己力量搞重工业，没有对外掠夺。中国人到现在不敢说，没有人敢说，说都不敢说。咋回事？思想上真正独立了吗？毛泽东敢说，骂美国人。这三十年，你瞧中国人洋奴有多少。连句基本话都不敢说。我刚说中国要向世界移民全球化，大家马上说这不行，这叫黄祸。
包括拥护共产党的，爱国的人也用西方名词说话，叫黄祸。这世界有黄祸吗？那是历史上蒙古人打欧洲的结果，我们汉族人没干过。中华民族是汉族为主体的，是蒙古帝国干了那一段。世界上有没有白祸？五百年来世界上是不是白祸，白种人全世界移民，建立了多少白种人国家，杀了多少土著人，他们为什么不叫白祸？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天天受气。华人在什么地方给谁咱们灾难了？在美国不过两三百万人。从来没有人说历史上有白祸。除了白种人扩张、杀人，卖鸦片，卖白面，鸦片战争就是白祸。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人敢说这种话。
计划经济时期，很高尚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民自己付出两代人牺牲，换来中国不挨打，七次战争全打赢。靠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很穷，为此付出代价，牺牲的自由、牺牲了恋爱和个人幸福，确实做出无数的牺牲，甚至被整死那么多人，只能看作一种牺牲，就是我们全民族做出巨大牺牲，但是我们比西方人要高尚。
中国收入分配，按西方模式研究，基尼系数又提高了，从45涨到50，是2002年。到2008年又五个百分点。这几年股票房地产加速，到55了。这套办法研究不了腐败，因为腐败都是没数的，腐败只能估计，经济学家不研究腐败，因为经济学方法让你不能研究腐败，没有数字，你必须得有数字才能研究腐败。按照规范研究没法研究，所以我们就不算了。经济学有什么用？
说毛主席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没完没了。据我知道非洲是灭绝了至少一亿人，美洲至少一亿人，计划经济是三千万吗？我们估计没有这么多，最多一二百万。他们说饿死一个也不成，说那个话就没有意思了。现在市场经济下，一年车祸十五万，艾滋病这都能统计出来的，自杀每年三十万已遂，未遂150万。矿难死的更多了，那你说死一个也不成，这完全是市场经济社会干的。矿难死的怎么就不说了，至少几万人，私了的还有嘛。这些人对我们民族对国家有偏见，在学界占主流，他们说话这么多的传媒、报纸、电视台给他们说。
今年80后、90后我给予高度的评价。我抓住扰乱课堂的女生，有重大贡献。老师还有尊严，就是让你怕着点。
法国总理智商到了低到极点，敢在奥运会骂我们，年轻人出于踢足球的爱好开始反对西方，抵制家乐福。中产阶级明显看出，有人把国有资产送给外国人，在海外有存款，这部分也根本统计不出来的，
丑化计划经济，是说效率低，说两弹一星说腻了，不爱听不爱听，不就是两弹一星吗，除了两弹一星还有什么东西？高粱说还有大飞机的喷气式，他说的。我都不知道，1956年喷气式，有飞豹战斗机。
有人说这么大浪费，计划经济效益特低，代价特大。首先我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你算过账没有？福特基金也不设立这东西，计划经济的账他不给你算，就告诉你没效率，怎么没效率？
高粱论证的，所有原创性技术在中国研制的成本就是外国的八分之一左右吧。研制大飞机是五亿人民币，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中国的研制费用大概是外国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个水平，解放军修铁路、修公路成本可能高吗？不发工资，组织性纪律性比现在工头加民工，这就不用说了。工程兵、铁道兵干活，是解放军干的，你怎么说你敢说他没有效率？烈士，死一个人给一百块钱，打越南时候解放军阵亡多了，小平特批，军委特批，鉴于国家困难，一个烈士一千块。你一找不出贪污来，二找不出赔偿来，三找不出工资来。你就说计划经济工程效率比市场经济低，你凭什么？没有任何道理说这种话。
我们经济史董志凯老师编一本书，七十多多，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他研究了苏联的225个项目，说宏观微观效益都好，引进的都是短线，没有重复建设。你凭什么说效率低？三线建设确实有重大布局问题，有重大错误。但计划经济重工业这个期间，包括修铁路，包括基本大企业效率很高。
现在的学生不知道谁是聂荣臻，我说你知道林彪是谁吗？他说好像还知道。这些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但是不知道共产党历届总书记。再过五年毛主席是谁都不知道了。
老师都讲的什么呀？整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政治课学生一点不爱听。
学生不知道八个工业部，不知道计划经济下中国能造军舰、能造飞机。我怀疑教育部有人成心把政治搞成这德行，特没劲的东西，丑化政治和历史，弄的学生从小特不爱听政治课。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经济波动大，1958年到1962年上下40%，文化大革命1967----1968年两年波动大。80年代也比较大，90年代朱镕基软着陆那次最小。这次可能又比较大，恰恰不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跃进的错误不是计划经济的错误，是破坏计划经济的错误。
1958年大跃进大波动是破坏了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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