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病例
舒怡然
(1)
第一次与她见面,是在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开业的第三年。那是感恩节前某日的下午,铅灰色的天空,阴霾的潮气,濛濛细雨飘在空中,街上的人大多行色匆匆归心似箭。诊所比平日冷清了许多,只有我一个人留守值班。
我翻开病例,除了名字“林樱子”和她的出生年月日之外,表格几乎全是空白。这倒并未使我感到意外,以往也有类似的病人,他们既想找人倾诉,又耽心暴露隐私,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对于像我们这类“心理侦探”,也难怪人家要小心提防着。
她看上去并不像三十五岁,脸上略施淡妆,眉目间透出一股清隽气质。她显得局促不安,眼神时不时飘向窗外。
“你是林樱子?”
“嗯,我是。可我不是为自己来的,请问可以替朋友做一下心理咨询吗?”
做心理健康咨询也有几年了,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请求,我一时不置可否,便说,“至少我得见见你的朋友,他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呢?”
“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心理医生帮助,可再这样下去,怎么行啊,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专心地听着,她却打住了,把脸转向窗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面巾纸,擦着眼睛。
直觉告诉我,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而且有种让人忍不住想靠近的魔力。才几分钟的功夫,我就被她吸引住了。见我半天没开口,她抬起头,直视着我,“是朋友推荐我来的,她说您是心理学博士,会给我指点迷津的。”
我笑了,“没有那么神,你可以谈谈你朋友的情况,看我能帮上什么。”我满脸想听故事的模样,恐怕给了她无声的鼓励。
她眉头略微舒展开来,抿了抿嘴唇,“唉,真不知道该从哪讲起呢。”
我说,“想到哪儿就讲哪儿吧。”她又把目光移向窗外,然后下了决心似的,转过脸来。
(2)
遇到高健那年,我刚好二十一岁,大学的最后一年。那时他正在谈恋爱,女朋友是我的好友叶稚淳,我一直喊她淳子。我们都是从芜湖来的,同窗加同乡,自然而然地成了闺蜜。
有一天,淳子突然悄悄地问我,“哎,你想不想见一个人?”我愣了一下,她的朋友没有我不认识的。“谁呀?”
“是高健,我们好了快半年了。”
“半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惊讶的神态一定不大优雅,淳子从书包里掏出一本袖珍影集递给我,用来证实她并没有说谎。高健名如其人,高大健硕,面庞棱角分明,一看就是北方人。照片上的淳子显得很美,塌陷的小鼻子,不够规整的眉形,都不再那么显眼,幸福陶醉的眼神使她的脸熠熠生辉。爱情可真是美容极品,我兀自感叹。
等我见到高健本人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了,在淳子的生日聚会上。“你就是樱子吧?淳子常常提起你。”他握住我的手,还用力摇了摇。他的眼神有股野劲儿,像匹脱缰的烈马。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他说是在外企工作几年练出来的。淳子劝阻他,他咧嘴笑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他走过来约我跳舞,我有些迟疑,他却已经拉起我的手。恰恰舞我只看别人跳过,完全是个门外汉。高健舞姿娴熟,节奏感把握得恰到好处。我感到头晕,还没等曲终就想逃掉。他却抓紧我的手,“不可以当逃兵的,回头我保证把你教会了。” 我没有答应他,有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们俩,我真不想伤害她。
后来大家起哄让他们俩人表演节目,淳子的脸羞得通红,她拉住高健的手,轻声哼唱起来。“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里只有你。” 这是那个时代的人表白爱的方式,古板却透着一股清纯。淳子仰脸看高健,那眼神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若是个血性男人,也甘愿投入这么缠绵的情网。那次聚会之后,淳子和我疏远了。我想和她解释,可转念一想便又作罢。在爱情面前,友谊算个什么东西。
毕业之后,我应聘到一家香港公司作驻京代表,搬到建国门那边。淳子和高健依旧住在城西北,我们失联了有两年。这期间高健时不时给我打电话,他也不多说什么,每次都是那套话。
“没什么要紧事,就想问个好,有空过来玩吧,和我们一起打网球,淳子经常念叨你呢。”
“是吗?为什么她自己不打电话来?”
他沉默不语,憋了好久才说,“淳子好像出了点问题,你是她闺蜜,多和她聊聊,别那么清高好不好?”
我有些恼火,怪我清高,我又能怎么样?淳子不情愿与我交往,我可不喜欢勉强维持一种不温不火的关系。不过我还是拨通了她的电话,淳子显得很高兴,虽然两年没有互动,我和她之间并没有那层芥蒂。我们约好了秋天去双秀园赏月,那是一座静谧的日式花园,上大学时我们几个蜜友常到那儿闲逛。
那天,看见淳子款款朝我走来,心里不禁一阵悸动,两年不见,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淳子穿着黑色灯芯绒长裤,浅紫色开司米背心,外面披了件紫色纱衣。我们互相打量着。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她哪里有点不对劲了。
“是不是觉得变样了?我做了整形手术。”她说
我问,“为什么?你哪有缺陷,用得着受这份洋罪。”
“是他不满意,我一狠心就去了美容院。”淳子望着池塘里的荷花,白色的花瓣七零八落,凌乱地漂浮在水面上。我仔细端详淳子的脸,鼻梁垫高了,眉毛纹成了柳叶形,的确比原来漂亮了,可昔日那个淳子不见了。
“这下他满意了?你们该结婚了吧。”
“结婚?我们还从来没谈过这件事呢。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马上就要去那边工作了。”淳子说这些话时,脸上很平静,好像在谈论别人的事。
“樱子,如果一个男人跟你做爱,心里却想着别人,你该怎么办呢?”淳子的眼神黯然,好像被困在了一座孤岛。
我说,“怎么啦,是不是高健欺负你了?你怎么知道他想着别人?”
“男女之事你还不懂,我不是说自己呢。”淳子显然是在回避什么,心里有块伤疤,怕人触碰的那种。分手时我们拥抱在一起,说好新年一定再聚。可是我没有想到,那竟然成了我们的诀别。
(3)
那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天阴冷阴冷的。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高健的电话,“你能出来一下吗?我得马上见你。”
一种不详的预感浮上心头,我急匆匆地冲出写字楼,看见他站在一棵孤零零的老槐树下,好像很多天没吃饭没洗脸了。他把一个粉色信封递给我,“这是她留下的,写给你的。”
“淳子怎么啦?她人呢?”
“她,她走了。”高健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打开淳子的信,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樱子,我好累,不想再走了。若有可能,你好好照顾高健,他活得也不容易。为你祝福!”
淳子走了,我成了高健唯一的依靠。起初是出于同情,想帮他走出感情的低谷。可后来发觉自己已经陷得很深,无法自拔了。
可是我错了。高健的身后永远拖着淳子的影子,不管走到哪儿,护城河都像一条妖媚的蛇,缠着我们,怎么也甩不开。他常常一个人去护城河边静坐,一坐就是大半天。傍晚的河面上游动着一团团粉红色云朵,那明明是天边晚霞的倒影,可他偏说是淳子的粉红丝巾。淳子沉没了,粉红丝巾却化作了精灵。
我只想躲开那只精灵,就携高健一起移民来了美国。可到了这里,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常常出去喝酒,动不动就跟我吵架,惊动左邻右舍,人家就打911报警,好几次他都险些被警察带走。
他三十五岁时,我为他张罗生日爬梯,本想送给他一个惊喜。没料到大学好友带来的一张邓丽君唱片“又见炊烟”,把聚会搅成了一场悲剧。他一个人躲进卫生间呜呜大哭,听着叫人揪心。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这么不懂人情世故,我忍不住和他吵了起来。
我说,“高健你这是怎么了,都十年了,为什么不停地折磨自己?淳子她孤僻自傲,是言情小说害了她。”
“闭嘴!是我害了她,是我!” 他歇斯底里地冲我吼叫。
我说,“难道你想一辈子就这样活着吗?”
“别管我,我怎么活不关你的事。” 从那天开始,我们的沟通管道算是彻底破裂了。
樱子的故事讲完了,她没有流泪,脸上甚至没有一丝悲伤。因为讲得太投入,她几乎忘了来找我谈话的初衷。我忽然有种冲动,想见一见那个掩藏在暗影里的高健。
就问,“他人在哪里?”
她摇摇头,“我们已经分居了。”
“那他怎么生活呢?”
“以前他在一家中文报纸做点事。”
“你觉得他来美国后的变化,是因为淳子之死,还是有别的原因?”樱子看着我,欲言又止,好像被触到了痛点。
淳子为什么会死?我还是想不清楚。
(4)
感恩节过后,樱子没有露面,实际上她再也没有来过。临近圣诞节时,我忽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对方一口纯正的京腔,“我是您的病人,不过是没见过面的,有人已经把我作成病例引见给你了。”
我说,“你是高健,对吧?”听我这么问,他不讲话了。“若是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过来,我们详细谈谈?”
他说,“您真觉得我有病,需要医治?”我给他问住了,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接着自己的话茬继续说,“没错,我确实是有病之人,可能还是不治之症。”
“不要这么悲观,治疗心理疾病有多种途径,还算不上不治之症。”
“但前提是,必须虚伪地活着。徐医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不缺这样一份病例,也不至于为了摆脱便不顾脸面地抖落隐私。”
“摆脱什么?”
“摆脱过去,脱胎换骨。”这话让我心里一震,听筒那边响起了忙音,电话被挂断了。
新年过后,我开始忙着准备国际心理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这一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我早就期盼着了。既能与同行师友交流,又可以和同窗旧友聚会,一箭双雕,不参加简直是一种辜负。然而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竟然会遇见他。
第一天会议招待会结束后,我便匆匆离开会议厅,几位中学好友正在一家饭店等着为我接风。我脚底生风地跑下楼梯,却听到身后有人在喊,“徐老师!”那声音太熟悉了,熟得让我心里一惊。我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一位穿黑色风衣的高个子男人站在那儿,我们之间只有几阶楼梯的距离。他俯视着我,我们就这样面面相觑地站着。
“你是,高健?”
“是我,没想到吧,在这儿相遇了。”
“你也来开会?”
“不,我是来旁听的,徐老师。”
“为什么要喊我老师?”
“做学生总比做病人愉快些吧,您说对不?” 我瞪了他一眼,心说有你这样难对付的学生,也够头疼的。
“你和樱子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你还有兴趣听我们的故事?”
“我刚听到半截,就没音了,很多盲点叫人费解呢。”
高健笑了,他的嘴唇很薄,笑起来嘴角抿得更深,眼神也随之飞扬起来。
“如果明天有空,能请您去一个地方吗?那里更适合讲故事。”
“什么地方?”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没准还能发掘点论文题材什么的。”
“论文我倒没兴致,我只想听故事。”
晚上回到酒店,我就开始后悔了。高健是什么人,我了解他多少?和一个陌生男人邀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不是过于轻率了。
(5)
次日午后,我还是按时来到高健约好的地方,不是饭店也不是酒吧,是一家书城。远远地就看见他,正朝我这边张望,黑色夹克衫配黑色墨镜,很酷的样子。一见面他便说,“这地方不错吧,有看不完的书。”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书吧?”高健不答话,带着我径直上了四楼,那是书城的最顶层。我眼前豁然开朗,好大的一个阳光厅,四周镶着落地窗,每扇窗子都似一片风景。我们一直走到靠近角落的那扇窗,他停下来,冲我努努嘴,意思是说,就这儿了。
我朝窗外一看,不禁惊呆了。这不是护城河吗?灰绿色的河水,淤满污垢的河床,河边的柳枝刚刚吐绿,怯生生的嫩绿,迎春花大胆地从枯枝中探出头来。高健摘下墨镜,他好像整夜没睡觉,两眼布满血丝。“樱子大概都跟你说了吧,十二年了,那时还没这座书城。”
“嗯,她只说了一半,你还什么都没说呢。”他没有接我的话茬,却说,“你等一下,我去给你买杯咖啡。”走了几步,他又折回来,“要加糖吗?”我摇摇头。望着他的背影,篮球运动员的身材,挺拔矫健,很性感,难怪会令两个女人倾心。
他端回两杯咖啡,在我对面坐下来,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怕是会让你失望,其实我真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给你看一样东西吧。”他从夹克衫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橘色封面,四个角都磨光了,得翻过多少次才会成这个样子呢。
“淳子留下的日记。她用两年写的,我读了十二年。”
“怎么会这样呢?”我知道这话问得苍白无力。
“愚蠢迟悟,这是借口,可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那时她打电话跟我说,’我有了’,我有点懵,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我给樱子打电话,想让她帮忙照顾淳子。可她却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没在她身边有几个月了,还是搞搞清楚再说吧。
等淳子再打电话来,我说去做了吧,这样对俩人都好。她没有反对,只问了一句,‘这是你的本意吗?’ 我说你别误会,下星期我就回北京,带你去看医生。可我回来,等着我的只有她的粉红丝巾,漂在护城河上。”高健垂下头,努力克制着自己,好像那件事才发生一样。
“你看一看,她的最后一篇日记。”他把橘色日记本推到我面前。
纸已经泛黄,但秀气的字迹依然鲜活。我想象那双纤纤细手,曾抚摸着这张纸,一笔一笔地写下这些文字。
“健,我感觉到你的焦虑,你的话象一连串的针尖刺痛着我。不要着急,也不要为我担忧。某一天当你忽然意识到,对于所爱的人,自己竟然成了一种负担,这是件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记得我八岁那年,父亲离开了母亲,当时妈妈扯着我的手说,’要是没有你这个小累赘,我就自由了。’ “累赘”是个可怜的东西,若再加上怀疑,那就实在是可悲了。
我只想告诉你,我是用灵魂深爱着你的。虽然这种感情常常让我陷入深切的无望,但它真实存在过,这就够了。”
日记嘎然而止,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天际,可那些字符却象雨滴击石,发出悠远的回声。我抬头看高健,他脸朝窗外,仿佛沉浸到另一个时空。
“如果樱子不那么说话,结果会不会就不同了呢?”
高健摇摇头,“我不想为自己开脱,找个心安理得的借口。和淳子在一起两年,我们的交流并不深。这日记象一扇窗,让我读懂了她。”
“那樱子呢,你们就这么分开了?”
高健笑了,那笑是介于嘲弄和牵强之间的。“有的人你越了解,便越想远离。我这样不是很好吗?”他耸耸肩,我们不约而同地朝窗外望去。什么时候河水变成了金色,晚霞给她披上了一层华美的外衣,遮蔽了深陷其中的污泥浊水。美丽只是一种错觉,可很多时候人宁可相信这种错觉。
“樱子总说我有心理障碍,所以才放不下以往。也许她是对的,我还不够厚颜无耻,可以和自己的心理障碍和平共处。”我心里一亮,好家伙,都快成心理学专家了。
“若按樱子的诊断,淳子有自闭症,我有心理障碍,我们都是病人。”他自我解嘲地大笑起来。
“爱情也像一场病,只是病状不同,表现方式不同吧。”也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灵感,我竟说出连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呓语。
高健郑重其事地说,“等我生意做好了,就在这里投资建立一家心理健康治疗中心,象你在美国的那家一样。帮助患自闭症的孩子,让他们快乐地活着。到时我还要请徐老师来做顾问呢。”看他的眼神,一定是又想起了淳子。
我们在护城河边分了手,他说想一个人去河边走走。夜幕笼罩的护城河显得沉寂,高健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很快就融入茫茫的暮色之中。对于一个人,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场病,一段旅程,还是一份寄托?我想起纪德在《窄门》里曾这样诠释过,“一份爱情,即便已经失去了所有实现的可能,你还是觉得它能在心里获得永生。” 获得永生,可那需要有一颗盛放爱的心灵。
又过去了两年,在我们当地一家俱乐部举办的聚会上,我又遇到了林樱子。她身着黑色晚礼服,浑身上下透着珠光宝气。她挽着一位深棕色头发的男人,从我面前雍容地走过。大概她早已忘记去心理健康中心咨询的那回事了。
发表在《侨报》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 (2019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