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了，可以聊聊美军战俘在朝鲜的那些事儿了
作者：浏星雨
对于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军官兵，几十年来，充耳入目的“人道”，“宽大”，“优待”，“乐土”和“天堂”等词汇，怎么也掩盖不了美国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里的死亡率，是变态的日本皇军奉天战俘营里的两倍多，更是法西斯纳粹德国战俘营的十多倍这样一个事实。
在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美军上报的失踪人数中的死亡率大约是3%。而在朝鲜战争中，失踪死亡率竟然高达60%以上。中国方面1953年10月宣传材料中的志愿军失踪死亡率仅在10%左右。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以美军战俘为主的“联合国军”战俘，除个别情况外，主要由志愿军收容管理。
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公报，志愿军总共俘虏了7218名美国军人；朝鲜人民军俘虏了大约2000多名美国军人；共约接近9500名被俘美军人员中，活着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集中营的人数只有3767人，加上火线释放的近700人，总共只有4439人活着。这样，就算被朝鲜人民军俘虏的美国军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死在志愿军战俘集中营中的美军的比例也高达38%。按照由中方提供的战俘信息(含姓名，年龄，部队番号和出生地等)，被中方关押的美军俘虏人数为7245人，最后活下来的是4439人，死亡率是39.3%。如果除开火线释放的数百人，那么志愿军战俘集中营里美俘的死亡率是43%。这是美军(联合国军)管理下的志愿军战俘死亡率的10多倍。
碧潼联合国军战俘营近来屡屡上镜，被众多媒体誉为战俘的“人间天堂”，可是事实又是怎么样的呢？徐焰在他的“第一次较量”中讲到，在1951年初头的三个月里，战俘死亡达每天20人左右，要知道这期间碧潼战俘营死去的加活下来的战俘总数也才不过3000余人，这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也不为过，“天堂”原来就是地狱的别称。有管教干部惊呼：这样下去，不出两个月将无人可管了。
志愿军用以关押联合国军战俘集中营一直是用编号来表示的，碧潼战俘集中营就是的臭名昭著的第五号营(Camp V，后又分出Camp II),正是因为Camp V因被称为“死亡之营”而名声狼藉，才使得在后来的中方宣传中被改称碧潼战俘营，由“死亡之营”摇身一变成了“天堂之地”。现在更干脆，用碧潼营代替了所有的外俘集中营，好些蹲过纳粹集中营的人，好些活过了日本皇军集中营的人，却长眠于共产主义“天堂”里了。
当然，确切的死亡率，只有在中朝档案解密之时才能见天日。长期以来，学界对60年代初的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直争论不休，有说不到100万的，有不超过1000万的，有3000万的，更有估计4000万以上的。今年九月，中央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了解封令，虽然有诸多限制，但已经可知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将多年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至于美国战俘的死亡率无论是60%还是30%，都属于令人胆颤心惊的数字。一直自称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并人道善待俘虏的志愿军是怎样制造出这样的数字的呢？在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残酷的历史秘密呢？
大致说来，美国战俘死亡之谜底有六个：
一，不遵守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拒绝国际红十字会探望，视察和监督，中朝方因而随心所欲，肆意妄为。
日内瓦国际公约是对战俘提供人道保护的公约，公约赋予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他们进行探视的权利。公约规定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有权在国际武装冲突中探视战俘，阻止他们开展工作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美国方面在参战第七天时声明遵守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无条件地和国际红十字会合作，接受检查和监督，三天后开放战俘营给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检查。战俘登记卡和生活健康状况报告随后就上报给日内瓦总部，并转呈给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后，韩国军警曾经一度报复性地滥捕和虐待共方积极分子和游击队员的现象，经国际红十字会揭露和抗议后，很快就基本停止了。这就是国际红十字会应起的作用。
中国开战后一直拒绝认可日内瓦战俘公约，拒绝承认国际红十字会。直到确认战俘问题是停战谈判绕不过去的障碍时，才宣布承认日内瓦战俘公约(1952年7月13日)，此时大批的美国战俘已经听不到周恩来总理那铿锵有力的语句了，因为他们早已被送进了天堂。虽然此后中方承认战俘公约，却仍继续阻止国际红十字会的探望和检查，在整个战争期间，中方没有向国际红十字会战俘信息中心提供一份战俘名单。而日内瓦国际公约明确赋予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对战俘进行探视的权利，阻止他们开展工作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朝鲜虽然在开战的第十八天，宣布承认和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但一直不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探望和视察的要求，只是把原本用以保护战俘人权的公约仅仅当作了政治宣传的道具。在整个战争期间，朝方只向国际红十字会战俘信息中心提供了两次(一次50名，另一次60名)共110名战俘名单。而中朝实际俘虏的联合国军的人数大约为7万人，多数被迫当苦工，还有一些被迫充入朝鲜人民军。
作为中国人尤其不能忘记，在日本皇军的刺刀下，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国际红十字会还曾在纳粹德国和日本皇军的战俘营中挽救了大批战俘的性命，但他们也只能遥望中朝战俘营而无计可施，毕竟文明和公理硬不过枪杆子啊。
面对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会，一个志愿军领导是这样诠释的：日内瓦战俘公约是野蛮人写给野蛮人看的，志愿军的宽大政策要比它好上千百倍；至于国际红十字会，那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谍报工具。
话虽这么讲，书到用时方恨少，只要可资利用，国际红十字会的佛脚还是可以抱的。1952年2-3月间，共产主义阵营频频给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发电报写信，强烈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谴责和抗议美军进行“细菌战”这一反人类暴行，要求国际红十字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国的种族灭绝计划，并进一步威胁说：如果国际红十字会对这一丧尽天良的罪行无动于衷的话，那就是对全人类罪犯的纵容和支持。
不过，子无虚有的东西，让国际红十字会如何制止？当国际红十字会同意在双方愿意协助的基础上，组建专家组进行调查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立即谴责国际红十字会撕下了其中立的假面具，赤裸裸地充当了华尔街帝国主义的战争工具。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根据原志愿军卫生部部长披露，霍乱和伤寒细菌是从东北弄过去嫁祸美军的。
原来他们只是希望国际红十字会接受共产主义阵营的说词，把她当作宣传喇叭利用一把。以这样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待国际性组织和国际公约的做法现在还在继续，无论大赦国际，还是人权观察都在重复着国际红十字会同样的命运。
二，进行战前仇恨灌输教育，培养人人仇美情绪，导致随意枪杀战俘。
大张旗鼓地进行“三仇”教育，培养普遍的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国的情绪，将战俘当罪犯，认为皮靴踏上朝鲜土地的美国战俘都是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以至，志愿军战士不敢伸手和战俘“积极分子”打招呼。这样的宣传教育完全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
枪杀战俘的情况，在战事结束后的现场和押送战俘下火线时最为严重。
“战士们端着刺刀，在伤兵尸堆里挨个捅过去，突然一个小个子忽地坐起来，一双碧蓝的眼睛恐惧又乞求地望地着我，我心一震，但转念一想：他是侵略者，我们的阶级敌人，于是就毫不留情地刺进了他的胸膛”一个志愿军老战士这样回忆道。根据战史学家伍蓬的研究，这类在打扫战场时，因仇恨而被杀害的美军战俘在1000人以上。
在押送战俘时，也是这样。常常把不够顺从的战俘滞留在队伍后面处置掉，那些跟不上行军队伍的重伤员被遗弃在冰天雪地里活活冻死，而有可能存活伤俘的则毫不留情地杀掉。“处置的枪声，使队伍前方的战俘都回头观看，还以为遭遇伏兵而交火”一个押送战俘的志愿军老兵如是说。
幸存的战俘证言：无论在行军中还是露营处，只要战俘有稍不顺从，来的就是枪托；敢于言语顶撞的，就当顽固分子枪决。深夜里，听到零星枪声，就是处决的声音，因为顶撞者被从队伍中滞留，随后就是枪声，第二天天亮时，那个有点脾性的人就不见了。和勒-鲍姆勃同于1951年2月被俘的美军大约有近100人，在一个宿营地，志愿军军官挑出15个所谓的顽固分子，让他们背对着其余战俘立成一排，掏出手枪，每隔3人开一枪，一共处决5个，告诉其余战俘说：这就是顽抗到底的下场。
50年12月1日，一个美军伤兵车队在军隅里被大量志愿军包围伏击，负责护送的美军军官下令弃车分散突围。能走的都四下逃散，结果留在救护车，卡车，吉普车里的100余伤兵被射杀，另有5个逃跑的被抓回。象这样留下见证人的对美国战俘进行的屠杀例子还有顺川隧道屠杀，大田屠杀，303高地屠杀等(后三者系朝鲜人民军所为)。
当上级默许杀俘虏时，不会有志愿军战士下不了手，也不会有人出手阻拦，更不用说会有人事后揭露和暴光；当中高级指挥员政策观念淡薄或他们的制约不能企及时，杀俘就是毫不犹豫的选择，因为在共产党字典里战俘就是罪犯，这点和美国军队有根本性的不同。上级不杀俘，是出于政治现实的需要，下级不杀俘是出于对严厉纪律的服从，而不是基于人性，出于人道的考虑，这就是仇恨教育的效果。
边震遐在“美英战俘纪事”一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一担任穿插任务的尖刀营俘虏了270多敌兵，嫌不方便管理，许多连排班干部想就地处决他们，营长和指导员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最后决定执行不杀俘虏的政策，将他们放了。书中还进一步分析到，如果担任穿插任务的部队以每个师一个营估算，大约也有几十个营。这些尖刀营大部分都抓到过俘虏，但大部分俘虏都没有带下战场。如果这大部分营所俘虏的平均为100人的话，加起来就有几千人。书中暗示这些人都象上述那个营一样就地释放了，但就是没有考虑到一些人被就地处决了，或许这就是美军失踪死亡率高达65%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就此例来说，如果不是营长和教导员的最终理智，这270多俘虏就死定了。当然到底放了多少，处决了多少，如果志愿军真正关心俘虏人权的话，就不难调查个大概，因为这个情况是直接反映给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景华这样的高级官员的，按国际惯例军法部门至少应该介入调查。
不要说对待敌方俘虏了，在朝鲜，胸怀阶级仇，眼含民族恨的志愿军对待自己的战友出手也不会犹豫，批斗吊打，甚至处决，只要认为或怀疑他是阶级敌人就行了。
有战争必有战俘，战俘不是罪犯，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这里就成了：共产党军队里没用俘虏。最让归国志愿军战俘胆颤心惊的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去死？3年前，被遣返的金门战役的解放军战俘也是这么被问的，下场也是虐待和迫害，甚至判刑劳改。人有求生的权利，战俘也是人，都应受日内瓦国际公约保护，凭什么让已经尽力尽职了的自家战士去死？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俘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战俘，党性遮蔽了人性，政治宣传代替了人权，这也就是后来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放弃亲情拒绝回家的主要原因。
更可叹的是，这样的仇恨竟然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记得去年4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发布过一份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的中国青年赞成枪杀战虏及妇孺。他们认为在战争中，只有敌人，没有妇孺和战俘，杀掉他们一方面可以减少消耗己方军需物资，另一方面可以防止间谍混入。一句话：只有死人才是安全的。比如，一个河南郑州的青年人就表示：“是敌人就杀，而且要杀光，不用管它是什么人,老,少.女,儿童都杀。”
三，拒绝按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的要求，将战俘行进列队和战俘营地明显标示，甚至将战俘关押在运兵站和弹药库周围，导致联合国军互相残杀，然后加以宣传广播以分化瓦解对方。
早在开战不久，国际红十字会就请求战俘营地和医院及难民营平民集中的地方明显标示，以免遭受敌方攻击。
美军管理的中朝战俘营，无论是在平壤，仁川还是斧山，四角和中间房顶均按要求用白漆写着“PW”，晚上用灯点亮，无论在地面和空中均清晰可见。运送战俘的车辆和专列也显著标记，并由同样着装显著的军事警察押送。中朝战俘本身也统一着装，无论衣服还是裤子都印有标准的“PW”字样，以表明他们受国际公约保护的战俘身份。
产生对比的是，中朝方一直拒绝这样的要求，导致战俘列队和战俘营地屡屡被炸。比如一天清晨，一群美国战俘宿营地遭美机轰炸，造成数人伤亡，几个被俘美军军官向志愿军押俘领队提出按日内瓦公约的要求将营地迁出弹药储存点并做明显的“PW”标记。志愿军领队的回答是：只要你们美国飞机轰炸朝鲜村庄，这样的事情就还会发生。
平壤东南60公里处有个一个金矿，被志愿军当作运兵站兼战俘转运中心，所以时常遭到轰炸，虽然一直损失不大。战俘向志愿军管理方提出请求：如果这是兵站，就把我们送走，如果这是战俘营，就请按日内瓦公约的要求明显标示。得到的回答是：只要你们的飞机继续戕杀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你们就没有权利要求特殊保护。
结果终于酿成了大祸，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队美国F-51战机袭来，死伤数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时地将这一死23人伤31人的大惨剧向全世界广播，轰动一时，宣传效果极为显著。
对于美机的轰炸扫射，美国战俘怒火中烧，破口大骂：“婊子养的，你们往哪儿扔炸弹”；一个美国战俘骂道：“我们来到志愿军战俘营，麦克阿瑟你这个老家伙又派飞机追杀我们”；一个英国战俘说：“美国空军轰炸俘虏。只有疯子才干得出。我要写信，向美国当局提出抗议。”战俘们有些话骂得粗鲁了一些，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们对美国当局及军方极端愤懑的情绪。不过，美国飞机对志愿军战俘营一而再、再而三的轰炸，却给他们自己帮了“倒忙”。谁要战争、谁要和平、谁是疯子，美国的炸弹终于使众多的美、英战俘们头脑清醒多了。碧潼战俘营的宣传科长王奈庆如是说。
这就是志愿军所要的宣传教育效果，虽然是血淋淋的，因为这为第二阶段的教育改造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远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用“PW”标记战俘营地并告知方位的再次请求，依然被置之不理。战俘们请求准许他们自己找材料作标记，也被驳回。战俘们只得自己想办法：在田野里用作物秆子拼出“PW”；在雪地里用脚踩出“PW”字样并用枯草加深；趁上房顶晒大白菜的机会摆出“PW”字样。但都是一经发现就被毁掉，肇事者受到惩罚。因为这被认为是战俘企图吸引美军飞机前来接应的信号，还说这是战俘自己交代的。
1951年11月14日，美第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发表声明谴责并要求中方应对2513(有报道为5500)名美国战俘死亡负责。虽然他的声明很快被美国政府以不实之词为由收回并差点被告上军事法庭，但他的言论引起了媒体和舆论对战俘命运的关注，使得中方产生了恐慌。一方面层层下令设法阻止战俘大批死亡的现象，以至出现了志愿军医护人员跪求已经绝望的伤病战俘吃药打针的画面。另一方面让活着的战俘证明死亡者属于强迫行军前因重伤而亡或遭美机轰炸而死。
现在知道，51年11月14日前，即使按志愿军后来公布的口径，美军战俘的死亡人数确实在2500人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不免让人病垢，也无法给历史一个交代。于是一个更为罪恶的动机出现了，那就是让尽量多的战俘遭美机轰炸而亡，以冲淡他们自己也认为逃脱不掉的罪责。所以不但一直禁止标记战俘营，还将原本已被美机识别的战俘营地频繁迁移更换，以至美军因无法及时跟踪而多次误炸。
直到战争后期，经过联合国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一再交涉，中朝方面才将联合国军战俘营地作了明显的标记，战俘遭自己飞机轰炸的历史才算终结了，这一时间定格在1952年5月。下面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节目中的一段对话：
记 者：毕竟是战争时期啊，俘虏营里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吗？或者意外。
刘万海：没有，以前美国的飞机乱炸或者是来扫射，有的俘虏被炸死了或者炸伤了，咱们派谈判的代表和对方提出来不能轰炸俘虏营。
记者：他怎么知道是俘虏营呢？
刘万海：最后经过交涉(用朝鲜字代替日内瓦公约23款所规定的PW或PG)，在俘虏营专门设一个标语，那个大岩石设立一块红布，把整个红布并接起来，用红油漆整个油起来，大约有这个厅的两三个大，底下打上架子把红布支起来，上面有俘虏两个字，俘虏两个字用朝鲜文写的，飞机见到这个标志就说明这是俘虏营不能炸也不能扫射。(注释：刘万海担任志愿军俘管处中队长)
想必PW或PG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玩艺儿，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主义阵营是不屑使用的，只可怜那些已经失去自卫能力处于任人宰割地位的战俘了。
无独有偶，当年日本皇军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美国等盟军战俘。运送战俘的船只不予标示，导致被盟军击沉，造成大量战俘死亡。日本皇军在东北沈阳建立的奉天战俘营也曾因没有标识而遭到中美空军的轰炸。
四，在饥饿，严寒和伤病的威胁下，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近代史上，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的著名例子中，有一个就是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军。
美军用卡车和火车专列运兵，也同样用卡车和火车专列运送战俘，并带足食物和饮用水及配备医生同行；美军用飞机抢救过联合国军的重伤员，也同样用飞机抢救中朝重伤战俘。因为按照日内瓦战俘国际公约，这个方面战俘应享受看管方军人的类似待遇，按照美军军法，若有重大差错，责任人军法处置。
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敢派10名士兵，用有一匹瘦弱的骡子驮着不到一天的口粮(上百斤炒面)，押送100余名美国战俘，在三九严寒中，穿越冰雪覆盖的崇山峻岭，行程600公里奔赴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其中还有23名重伤员需要东躲西藏忍饥耐寒苟活下来的，多半带有不同程度伤病的幸存者抬着行军，也就是4个伤病者得忍着饥饿在冰天雪地里轮流抬着一个重伤员。可想，会有多少战俘象猪狗般地死在了去天堂(碧潼)的路上？更让人惊讶的是，开始行军的第一天夜里就有3名重伤员受颠簸而亡；在第五天，唯一的卫生员被炸身亡。竟然在又新增加4名重伤战俘的情况下，在没有医生护士的情况下，决定继续进行顶着风雪强行军。这些志愿军战士还有人性吗？应该有的，只不过党性遮蔽了他们的人性。
这样的决定，这样的事情，是人道待俘的志愿军做得出来的吗？是符合日内瓦战俘国际公约的精神的吗？这样的后果很难预料吗？他们会让志愿军重伤员也进行这样的行军吗？显然不会，也不敢，否则等待的就是志愿军严厉的军法处置。至于战俘嘛，在没有彻底改造好，回到人民阵营之前，不配享有人的权利。
要知道，第一，第二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宣而战，突然袭击打得美国鬼子鬼哭狼嚎，全线溃退的阶段。这100余名美国战俘分属于美陆战第1师、美3师、美7师，是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那个时候联合国军已经逃到三八线以南去，也就是说美国兵被俘的咸兴一带已经巩固的大后方。况且当时在20公里范围内就有两处师级战地医院，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规定，重伤病战俘应该得到及时的处置，更不能强迫进行徒步长距离行军。志愿军当然知道运送这样的战俘，应该应用适当的交通工具。只不过志愿军的车辆南进时满载了弹药补给，北归时则满载志愿军的伤病员，轮不上这些被迫或是受骗来朝鲜打战的美国工人农民和学生，虽然他们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和朋友。
照“美英战俘纪事”一书的作者边震遐的话说，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
的确如此。死亡行军的列队岂止几个？几乎每一个在地面战场被俘的美军官兵都有这炼狱般的经历。
老虎爪牙下的约翰逊死亡名单，所列的就是一个死亡行军列队中的死难者名单。这是一个有758名被俘者的长长队伍，除了近700被俘美军官兵外，还有几十个的平民。最小者才6个月，最长者82岁，有教师，有医生，有外交官，有几岁的小女孩，有70几岁的修女。他们从50年10月31日开始，被强迫穿越冰雪覆盖的荒山野岭，进行约200公里之遥的死亡行军。从11月1日所处决的第一人开始，到9天后行军结束时，100多人倒毙在了路途中，一路上的枪声就是死刑宣判，押俘领队戏称是送他们去“人民医院”。接下来，在鸭绿江畔的战俘营里，又有200多人没能活过那个冬天。到1953年8月遣返时，只有262人活着走出了战俘营，死亡率竟然高达65%。87个平民，只活下来25个。
在这个队列中，有一位奥地利犹太医生，名叫Ernst Kisch，活过了纳粹死亡集中营，却死在了共产主义天堂里。他出生于维也纳，全家被德国纳粹投入布痕瓦尔德死亡集中营[Buchenwald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一村庄](1937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酷屠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这是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里的解释)，他侥幸逃出，来到上海避难并继续他的行医生涯。上海解放后，他转辗来到位于韩国开城的常春藤教会医院当医生。他幸运地活过了风雪中的死亡行军，却于1951年6月29日长眠于“天堂”集中营里，享年52岁。
这是一份记载着496个遇难者的长长名单，它是由一个名字叫约翰逊的美国小伙子冒着生命危险记录并保存下来的。他颇有心计地记录了两份，一份塞在墙洞里，一份埋在泥土里。墙洞里的那份不幸被志愿军发现了，后果是毒打和控罪，还差点被处决。志愿军管教干部指控他准备黑材料替美国政府进行罪恶宣传，他辩解说：那是为了死者的亲人。泥土里的那份，最后他将之塞在临遣返前才发给的牙膏里带出，终于让冤死者昭雪天下。
在一个俘虏集散中心，志愿军押俘队长李宇对320名被俘美国官兵说，往西北走500公里，就是平壤。那里的战俘营的条件非常好，是混凝土建造的军营，有电有暖气还有书看。美军战俘们带着美好的憧憬走上了冰雪覆盖的崎岖小路，夜晚行军，白天宿营。朝鲜北部的冬天异常寒冷，气温常常在零下2-30度。为了不延缓行军速度，每天拂晓前允许喝一次水,战俘渴了只能吃路边的脏雪；吃的是碎玉米煮后混合少量豆渣捏成棒球大小的团，黄昏后行军前一个，行军后拂晓时一个。充其量只有800大卡的热量，却常常夜行军40公里。由于饮用脏水和拣食村头路边的食物，仅几天后就有不少人开始拉肚子了。很快，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拉，但是押俘战士不允许在行军期间停顿解手，战俘们只得拼着老命赶到队伍的最前面，蹲在路边，拉下裤子，赶在殿后士兵看到前，提上裤子回到队伍中，否则按逃跑论处。缺少油盐和蔬菜(维生素)，许多战俘得了夜盲症，不得不拉着别人的衣服走路。一次过一座无栏杆的高桥时，一个大男孩样的俘虏失足掉下去了，押俘士兵也不许停留察看，枪托和刺刀就是对不听话者的招待。行军队伍越走越短，一些人走着走着就倒在了路边，一些人宿营后坐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没有医疗救护，任凭志愿军战士的枪托和刺刀的刺激也不管用。3个星期后，只有120余人到达营地，这些幸存者自被俘到此时大多减重60-90磅。其中，17个军官中只有4个活着。后来的一次，从平壤出发到鸭绿江边碧潼天堂的行军中，出发时650余人，到达时只剩下200多人。
就在8年前，美国战俘也曾遭遇“死亡行军”，史称巴丹死亡行军。它和南京大屠杀、缅泰铁路事件并称为二战远东战场的“三大屠杀事件”，日军攻菲总指挥官本间雅晴将军因此于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从1942年4月9日起，大约7万多美菲战俘，从菲律宾巴丹半岛南部的马里韦莱思出发，强迫行军近10公里，再用火车载往卡帕斯，然后行军15公里，5天时间里行程共100公里到达奥奈集中营。当时的白天最高气温达30多度(朝鲜夜晚的最低气温达零下30多度)，许多士兵受伤患病(在朝鲜也是如此)，在明知食物和饮水及医药无法基本保障(在朝鲜也是如此)的情况下，强迫战俘行军，用子弹和刺刀对待掉队的俘虏。结果大约有1万余人死于途中，死亡率在15%以上。
可是，日本皇军再怎么变态也想象不到，他们前不如古人，后也不如来者。变态的日本皇军只能惋惜当年他们没有象我党培养出来的那样宣传人才，不然那个巴丹百里行军一定会演绎成一曲“国际人道主义”欢歌。
在极其艰苦的万里之外的异国土地上，在极其残酷的战争中，面对一夜之间冒出来的7万多战俘，他们多数疲惫不堪，伤病在身，大日本皇军司令部专门抽调1000余名官兵，极尽全力地护送他们去专门为战俘准备的营地。皇军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为了寻找在丛林里“迷路”掉队的美俘，不少皇军掉下悬崖，或陷入沼泽地。为了让战俘在炎热的4月初减少消耗体力，专门调拨了火车车厢，运了几十个车次。另外，为给7万多突然冒出来的战俘安排吃住，皇军费尽了心思，终于将数万战俘安全送达目的地。为此不少皇军官兵成了战俘的朋友，移营时依依惜别，到现在还有联系和往来。更让人惊叹的是，被俘的美国女兵(漂亮的军中护士及军官家眷)战后全部安全回到了美国，和家人团聚，没有一人死亡，也没有一例遭强奸的投诉，这充分地体现了大和民族对女性的尊重，集中地展示了日本武士道精神文明，这在世界战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日本人民一贯维护人权的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日本皇军在大东亚战争中所展现的人道主义崇高形象，日本人民为争取与维护人权的业绩，必将光照千秋。 (本人不才，只能模仿到这个程度了)
五，剥夺战俘通邮权利，拒绝红十字会的食品和医药捐助，无视战俘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导致大量战俘饿死，冻死和伤病而死。
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第26款规定：战俘管理方应保持战俘良好的健康状态，应防止体重减轻和营养不良，在饮食方面应遵循战俘原来的饮食习惯。中国政府在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暴行的时候，这样写道：美方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二十六条："每日基本口粮在量，质，与种类上应足够保持战俘健康及防止体重之减轻或营养不足……"的规定，是无可抵赖的。
看管战俘，在任何战争中都是个棘手的难题。朝鲜战争中，美军看押着17万中朝战俘，其数量之大几乎接近于驻韩美军的战斗部队。每天所消耗的300吨食品除韩国本地提供外，还需要从日本，美国，菲律宾和泰国等处进口。巨济岛码头一直处于繁忙的状态，每天1000多名由战俘充当的运输队，忙着卸货，运送并分发至各个营地厨房。
美军管理下的中朝战俘的饮食定量由联合国卫生组织评估，并考虑到东方人的饮食习惯。主食为大米，大麦，小麦，副食有罐头牛肉或猪肉或鱼，韩国泡菜，海苔，鱿鱼干，墨鱼干及蔬菜，还有辣椒酱和豆瓣酱这样的调味品。有一时期甚至比韩军部队吃得还好，以至有韩军看守入厨房偷食，甚至抢夺战俘份饭的事情发生。因为战俘生活用品由美军供给，韩军生活由李承晚政府承担而常常没有保障。所以，中朝战俘的体重普遍有所增加，几乎没有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死亡的事例发生。不过话虽这么说，按我们平民的标准来说，饭菜口味质量差是自然的。每个营地伙房200多人，做6000人的饭菜，吃久了让人倒胃口也是真实的。毕竟美军只有执行日内瓦公约的义务，没有咱们的“优待”俘虏的政策。
*天堂里的饱饭
然而，《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碧潼天堂里的战俘死亡的：战俘奇离地大量死亡，有的半夜静悄悄地在睡中死去；有的早晨起来，往地上一坐就瘫倒不再起来；有的刚刚还在与难友谈笑，忽然间低下了头，停止了呼吸。有的参加政治学习，掏出妻子与儿女的照片看看，突然间歪向墙角，默默地死去了。除一些伤病死亡外，这些死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死亡特点:没有预兆，没有呻吟，没有挣扎，没有痉挛，甚至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其实是视而不见，瘦骨嶙峋就是症状之一)。更加使人纳闷的是，与西方战俘共同生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工作人员们，个个平安无事。
这样的大批死亡，并不是到了碧潼天堂才出现的，在死亡行军途中，在战俘中转站里都连连出现。死亡特征异常相似，都是在不知不觉间进入昏迷状态而停止呼吸，毫无痛苦地结束了生命。
其实，这并不离奇，也不该让稍有医疗卫生知识的人纳闷。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导致的营养不良症和战俘集中营里的恐怖气氛导致精神长期压抑和绝望。
年轻的美军战俘们的食物是用压碎的苞谷，或黍粒，或高粱煮后做成的窝窝头或煮成的糊糊，有时会搀杂些黄豆渣滓，不要说有油了，就是连盐也很稀少。窝窝头如棒球大小，一天两到三个，伤员和病员也一样，长期如此。身体尚可的战俘被迫上山砍柴用于生火做饭，时间一长，没有不被累倒病倒的。
在碧潼天堂集中营里，到了51年2月份，每天的窝窝头或糊糊定量从声称的600克，减少到来400克。根据战俘军医的估计只有300克左右，充其量只能提供800卡的热量，而且长期没有食油和蔬菜等副食品补充。肢体浮肿，夜盲症，脚气病，糙屁病,肠胃溃疡和拉肚子就是饥饿导致的营养缺乏的症状。战俘们不得不采野菜，嚼树叶，吃昆虫，逮老鼠，反正为了活命就有什么吃什么。那些不能下咽者，面临的就是死亡。
一个原本健康的人，在很少食物的维持下一般都能够存活数星期。先是消耗身体内储存的脂肪，再“吃掉”自己的肌肉，同时将体内储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慢慢用尽。当脂肪没有了，肌肉萎缩了，瘦得皮包骨的战俘在严酷高压的环境下，精神也开始崩溃了。在过了饥饿临界点后，虚弱的战俘常常不愿站起来走动，甚至不再愿意去啃那些窝窝头，就这样，绝望地默默地半躺卷曲在那里，直至呼吸停止。这就是为什么天堂集中营里18，9岁的年轻战俘在初期阶段死亡率最高的原因。
实验动物的试验结果也证实了这样的过程。当将小白鼠的食量减少一半以下，同时切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供应，1周后小白鼠会开始啃咬自己的尾巴和皮毛，3周后将达到饥饿的临界点。小白鼠丧失食欲，这时将再多的食物放在它嘴巴边，小白鼠也只是倦怠地躺在那里，在实验人员几乎不能察觉的情况下，进入昏迷状态而停止呼吸，毫无痛苦地结束了生命。这也就是美军战俘大量死亡的过程。
在美军所管理的中朝战俘营里，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张泽石和他的战友们曾面斥美军总管杜德准将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大米，你们却给我们搀大麦吃，这是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数年后，在=共=产=主=义=天=堂=里，吃不惯大麦的张泽石也开始象美军战俘一样生吞活剥吃老鼠了。这时张泽石才回忆起：在美军集中营里一次次绝食斗争的挨饿都没有饿得这么久，这么一点点耗尽了他的生命之泉。张泽石这时也象那个实验小白鼠一样，平躺着，闭上眼，静静的等候那个时刻的降临。当他的妻子带着食物找到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地无力咀嚼了，是他的妻子口对口地将他喂活过来的。可想，那些妻子，母亲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战俘有多么的凄惨了；更可想张泽石们，如果也象美国战俘一样饿得奄奄一息，那他们一定比美国战俘还要温顺和听话，哪还有体力和精力去连续不断地抗议，绝食，斗争和暴动越狱。
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工作人员们，个个平安无事，这更不需纳闷。六十年代初的饥荒中，国家粮库充满盈，一为建设=共=产=主=义，二为支援世界革命。超过3000万的死难者中绝大部分是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几个国家干部和解放军战士饿死？就是在农村，大队书记和会计也没几个饿死。=毛=主=席=乐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坚持不吃肉，也照样红光满面和神采奕奕。
看押战俘的志愿军士兵虽然也啃窝窝头，也喝炒面糊糊，但他们不但量足够，而且常有罐头鱼肉等副食品作补充。他们在战友和上级的关爱中，还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战俘颐指气使和打骂，从而使自己处于精神愉悦状态。不象战俘在恐惧中人人自危，伤口病痛无人答理，还会因食物短缺而互相告发争夺。
曾有一队韩军战俘在移营中的美国战俘相遇，饥饿的韩军战俘伸手向美军战俘讨要吃的东西，因为在韩军甚至志愿军看来，行军打战的美国人身上总是应有尽有：口香糖，棒棒糖，巧克力，牛肉干，压缩食品和美国香烟。他们哪里知道美俘身上的这些东西早己被志愿军战士搜掠一空了，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美兵艳羡咱志愿军了。饿得东倒西歪的美俘眼前晃动的是志愿军战士胸前的粮袋和腰间的肉鱼罐头，令人垂诞三尺。
在1951年初头的三个月里，碧潼这个天堂战俘集中营里，战俘死亡达每天20人左右，“天堂”原来就是地狱的别称。有管教干部惊呼：这样下去，不出两个月将无人可管了。
于是俘管处领导将被俘的美国军医召去，要求他们和志愿军卫生员一起立即截住这高得吓人的死亡率。美国战俘医生通过翻译报告志愿军领导：这些死亡以及疾病皆由饥饿导致，除非战俘的食物得到改善，否则将毫无作为。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一书，在50年后披露了与这同样的科学结论：“西方战俘的猝死，原因盖出于极度的营养缺乏，导致全身各部分器官功能衰竭，由昏迷而转向快速死亡”。大概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营养缺乏到何种程度会导致死亡没有概念，那么就去看看从纳粹德国和日本皇军死亡集中营里面走出来的人的照片和纪录片，这样的照片网络上就有，这样的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也常播放。看看那上面的西方人(包括美国人)怎么样饿得个皮包骨，却活了下来，就可以想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管理下的天堂战俘营里，那些饿死了的美国战俘是如何饿得只剩下了一副骷髅般的骨架子了。当然，现在的我们只能通过想象了，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会允许那样的骷髅照片存在的，连文字记录也不许有。
每当战俘提出改善食物的要求时，志愿军管理方总会反驳道：我们志愿军自己的部队供给也很困难，你们已经比我国的地富反分子吃得好了，你们还不用劳动。当战俘提出让他们用无线电呼叫或去前线广播要求联合国部队空投食物药品时，志愿军管理方则警告他们别妄图乘机进行间谍活动。当战俘提问说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红十字会提供的食品包裹时和药品援助，志愿军管理方愤怒了：你们这些侵略者没有理由比中朝人民过得好。你们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掠夺造成了中朝人民困难和贫穷，现在是该让你们也尝尝饥饿是什么滋味的时候了。
早在志愿军刚刚入朝的时候(50年10月26日)，国际红十字会就通知中朝方，有2000个红十字会准备的食品包裹等待批准递送。那个时候，联合国军战俘的普遍饥饿还没有开始。后来又联系中朝方(包括中朝红十字会)要求递送新近准备的5000份食品包，同时一些战俘家属也纷纷将包裹投递给红十字会要求帮助转交。国际红十字会的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届落空。而在这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给美军看押下的中朝战俘的是运动器材，文具，课本，小说和游艺器具。
*天堂里的温暖
被俘的中朝官兵，一般由服饰和标记显著的美国军事警察负责看守，吃穿住行和医疗由美军军需部门负责供给，一条毛毯和一个睡觉垫子是基本的配置。即使在战地和临时集散中心，也能让战俘在帐篷，车辆或临时活动房子里过夜。中朝战俘的食宿条件达不到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标准，就会立即引来国际红十字会的抗议和谴责。美军会为战俘征用韩朝政府设施，但极少征用民房和学校，也就是尽量少扰民。
在釜山，巨济岛和济州岛等战俘营地，格局一般是：进门一个大操场，左右两边各一长排铁皮墙帐篷顶的“房子”，靠门的右边是医务室，左边是营部，操场尽头是伙房和由美国远东平民教育局所办的学校。医务室一般由人民军军医掌控，营部里的大中小队长和听差也全由战俘担任。营部连着库房，堆着毛毯，服装，牙刷，毛巾和香烟等物资，全由战俘自己掌握。每个帐篷50人，有厕所和淋浴房。大门外边有哨无锁，里面反有插捎，美军进门要和战俘方商量，天黑后未经总管批准美韩看守不得进入。
志愿军虽然在入朝参战前就成立了自己的俘虏收容押送部队，但没有战俘后勤保障供应系统。战俘吃的是志愿军战士的临时“化缘”，找不到“施主”就只能挨饿；住的是临时征用的民房和学校及牛棚，马厩，在无人区里，只能钻山洞或于雪地里露宿；医疗条件就更谈不上了，不象美军管理的战俘营中的那样主要医生基本是医学博士，在志愿军中都是由略有点文化的小战士担任卫生员，当小战士长大成了老战士，就成了卫生队和战地医院的领导。
第二次战役后，俘虏了大量的美军战俘。其中一个俘虏集中营地，气温是零下20多度，40多个美军战俘只有一间遮风避雪的草棚，还不许生火取暖。就是象沙丁鱼一样排列起来也无法装下这么多的人。为了让伤病员能够半躺着休息，非伤病战俘只得轮流进屋暖和，呆在室外的人必须不停地走动并拍打自己才能保持血液的循环。天亮后，就多了几具保持打盹姿势的尸体,象大理石雕塑一般，因为有些人实在熬不住困乏坐靠下来了。早餐是压碎的玉米窝头，但也只能分让给伤病员和在户外呆得时间长的人。
没过多久，多数人病倒了，初期症状是口燥喉痛，舌肿，接着是牙床小便出血，再接下来的是便血和拉稀。因为寒冷的刺激和维生素缺乏，导致人体内管道粘膜应激性出血和溃疡，使得本已少的可怜的一点营养也不能吸收。最后脱水性肢体浮肿，到这阶段，死期就到了。幸存的美国战俘们回忆说：每天10几次的拉稀是最痛苦的事情，便道早已破裂出血，吃进去的碎玉米，黄豆渣滓及杂粮更不消化不了，那些尖锐的外皮菱角通过便道是让战俘们痛不欲生，就象千万把刀子再割肚肠子一样，拉稀成了拉血。
在碧潼南面的“死亡谷”集中营里，也是这样。只有在早晚做饭时才让生火，也就只有灶头边才有一些温暖的气息。战俘们也是轮流温暖，将衣服借给轮到外面的人，一些放松了一下警惕的人，也成了冰雕。
一位从天堂里活着走出去的战俘，在2000年的夏威夷日报上回忆说：他和同连的战友，于1950年11月27日，在云山附近被俘，他们所遭遇的对待是非常残暴的。没人得到过冬衣，毯子更别谈。14个人分配一间5个多平方的小屋子，无法生火，也不许生火取暖。吃得猪狗不如，战俘们全靠相拥取暖。肺炎和拉稀成了普遍现象，但没有见过中国医生来照料。死了人，活着的战俘也不愿告诉中国看守，宁愿与尸体作伴，因为中国志愿军常告诉他们供应线中断，只有这么多食物，于是战俘们只得争取分吃死人的那一份。
志愿军不是发给战俘过冬衣服了吗？异想天开，至少大多数战俘在51年4月份开始进行大规模教育改造运动以前没有领到过志愿军发给的衣服，至于毛毯，那更是奢望，甚至战俘本身的靴子被志愿军当战利品剥去。战俘们仍旧穿着被捕时穿着的破烂肮脏的衣服，依被俘时间而异，有夏衣，有秋衣，也有冬衣。可怜那些夏秋被捕的人，只能从死人身上剥衣服，因此个个象个叫花子，虱子满身。爱国旅美华侨陈志昆先生晚年对朋友回忆起他在51年初春访问战俘集中营时，依然对当时的惨状唏嘘不已。“那也是个极左年代”陈先生感慨地说。当年刚过40岁的陈志昆先生，接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和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委派，曾对集中营的美俘进行统战工作。
死人的衣服也供不应求，常常会有些纠纷。于是一些忍受不了严寒的美国战俘想着法子和同屋快死的难友套近乎，我能要你的夹克吗？一个难友问；能把靴子给我吗？另一个难友要求道。那个可怜的人会努力地微笑着点点头。难友们一边尽力地照顾和安慰他，一边在心里盼望着他快点死去，以便能尽快得到他的夹克，他的靴子。这样的两难境地一直折磨着难友们，直到5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人那里，不存在美国人，只有行尸走肉”当年幸存的战俘这样自责道。
*天堂里的白衣天使
我要遵守誓约，矢志不渝。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语句。
美军管理的战俘营医院中，替中朝战俘看病的主要医生基本是医学博士和牙医博士，美军医不参加战斗，但都必须面对这个誓言。当然在共产党人看来，就象日内瓦公约一样，这个誓言是野蛮人写给野蛮人看的，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所在。
美军还大量雇佣了被俘的人民军军医，营地和各大队的医务室基本由他们掌握。他们的权力很大，处方，住院和转院都由他们说了算。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张泽石曾回忆说，对说蒋阶石政权好话的志愿军战俘，他们营地的人民军军医就不给好药。这些人民军军医还给战俘虚开贵重药品，让他们通过地下交通员拿到黑市换钱，筹集地下党活动经费。曾有战俘集体写血书向美军管理方控告，朝鲜人民军军医利用职权害死了不少亲美反共战俘，但因拿不到确凿证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许多战俘回忆说，战俘营的饭菜勉强能打60分，但所提供的医疗条件能有100分。釜山的美军第64战地医院，有3000张病床，干净整洁，设备齐全，药品丰富，为中朝战俘们提供了一流的医疗服务。战俘的医疗待遇和联合国军人及其平民雇员基本是一样的，病历也由战俘自己保管。比如，某美军医生的第一个病人是美军军官，下一个病人可能就是志愿军战俘。一台X光机给志愿军战俘照完后，接着的可能就是联军的平民雇员。唯一的不同是，美军看完门诊后回营房，平民看完后回家，志愿军战俘看完后直接住在伤病战俘营里。
美军高效率的医疗救护系统挽救了不少志愿军战俘的生命。一次，美军在打扫战场，清理尸体时，发现一俱尸体蠕动了几下，就立即呼叫直升飞机送往医院抢救。因流血过度，这位志愿军战士，已昏迷不醒。医院给他连续输血8公升，这等于体内血液全部换掉两次，两次手术共8小时，终于使他15天后苏醒过来，半年后痊愈。他就是三野27军81师242团战士胡安康，两颗子弹贯穿伤使得他身上留下了前后4个弹孔。美军军医给志愿军官兵做了不少脑颅，胸外和高位截肢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一流的医疗条件就使得战俘营里的中朝伤病俘的死亡率甚至低于联合国军的战斗部队。
在志愿军中，大都由略有点文化知识的小战士担任卫生员，他们首先是战士，在战斗间隙中才是救护人员。当小战士长大成了老战士，就成了卫生队和战地医院的领导。美英战俘们给这些人有个专门的称谓：脏手，顾名思义就是经过他们的手，小病成大病，大病就是死亡。
“脏手”们的手上到底耗掉了多少人命，无人能确切知道。因为在51年4月份以前，战俘营里没有中国医生出现过。
战场上，最需要的是能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严重受伤的战俘得不到及时处理的结果就是死亡。不少战俘证言，被俘后的很长时间内得不到救护，更没有中国医生的到来，手术更别谈。相反，志愿军还将美军随身携带的急救包取走，用于受伤的志愿军战士。
那么“赃手”们是怎么医治战俘的呢？医治战俘，他们有两大宝物，一个是草木灰搀火药粉，一个是狗骨粉。外敷治疗枪伤和脚气病，内服治疗肺炎和痢疾。
有一个美国随军医生摇着白旗，带着50多个伤病员连同他的医疗救护车主动向志愿军投降。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他的这些伤病同胞，不至于因为任何不当举动而导致被志愿军枪杀。起初，志愿军将医生按军官身份与士兵们分开关押，后来才允许他照看伤病难友。他向管理方报告，还有12伤员如不立即手术，将很快死亡。管理方让美国战俘医生自己做。故而，医生要求提供药品和设备，特别是麻醉剂和抗生素，否则已经非常虚弱的伤员不是因休克死于手术中就是死于术后感染。得到的回答是，供应困难，自己解决。当医生提出请准许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药品进来，或让联合国军空投时，均遭拒绝。结果12个伤员无一生存下来。
后来，在那个碧潼天堂里，50年2月底。就是再过三个月内将无人可管的时候，一个志愿军俘管处领导将美英战俘医生招去，要求他们在两个星期内制止如此高的死亡率，并许诺将提供给我们所需的药品和设备，同时将医生改善伙食的要求否决了。
这位领导留下2000单位的磺胺嘧啶和1000单位的磺胺胍后，再也见不着了。几天后，一个朝鲜卫生干部高举着10支药剂大声宣布青霉素到了。那个志愿军辖下的卫生干部和美军战俘医生一样知道，这些共200万单位药品充其量只能够3个病人使用，稀释使用不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还将使病员身体变成药物耐性筛选培养基，让病人死得更惨。但他还是坚持要求将药品稀释，用在30个病员身上。最后在志愿军干部的协调下，用糖水稀释后用在了10个病员的身上。结果可想而知，这10个病人暂时得到缓解，却很快都死亡了。不久，美国战俘医生被告知不再需要他们帮忙了，被送回了军官集中营。
这些人死亡了，在中朝媒体看来，却体现了中朝方对手上沾满鲜血的美英战俘的人道关怀，因为中朝政府将用宝贵外汇换来的，珍贵得都舍不得用在自己战士身上的青霉素，注入了人民罪人的血液。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是出于推卸责任的必然。本来重症病人就躺在他们身边，但管理方坚持要从几个外俘集中营里挑选，逼迫美国战俘医生跟随志愿军干部打着手电，踏着积雪，翻山越岭行程几十公里，挨个访问。为的就是要借用美国医生这个道具，让全体联合国军战俘知道，志愿军给他们送来了极其珍贵的青霉素。至于人命，在崇高的革命需要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后来，志愿军在碧潼市的山坡上的一所佛教寺庙里建立了外俘医院，但没有基本的卫生设备，更歪提有洗手间和马桶了。多数伤病俘躺在地上与虱子老鼠为伴，100多伤病员的医院每天要死去10多个。曾协助服务的美军军医战俘证言，去到那个医院的很少有活着回去的，死掉的扔出去,顺着山坡滚到坡底了事，新病人补充进来，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停战谈判开始。到7月底，这所医院的每天死亡人数才下降到了2人左右。这个外俘医院，到底有多少人死在里面，没有人知道，因为中国人销毁一切记录，幸存者回忆说。美军军医战俘多次暗暗记录死者的姓名，番号和死因，皆被发现销毁并受惩罚。
志愿军卫生员除了有两样宝物外，还有两个绝技。
鸡肝皮下埋植
鸡肝，性沮味甘苦，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含铁较多，有补铁御寒之效。这些正是那些战俘们所需要的，同时也是那些将在敌后打游击的志愿军战士们所急需的。
第一批，挑选了50名战俘，互相隔离开来。接着，活取鸡肝，切成小条块。再把病人的胸侧皮下组织切开，将小块鸡肝埋进去，或缝合，或只用绷带扎紧。这样的过程是痛苦的，后果是危险的。但选到了你，你不能拒绝，因为你有病不治就是妄图给中国人民抹黑，这也是罪行。在50年11月28日被俘的一个18岁士兵劳勃-琼斯可能就是第一个参试者。劳勃-琼斯说：他步行3公里，被送到一所小房子里，几个志愿军管教干部将他强摁在桌子上，“赃手”在他胸部的两侧肋骨间切开口子，将鸡肝条块埋进去，缝合，再用绷带扎紧。结果没过多久就发炎化脓，7周后在奄奄一息时被扔进了尸堆，后被难友拣回。
后来志愿军卫生干部声称，经过技术改进，试验获得了成功，因为多数参试者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战俘们心里都很清楚，那是有额外食物的缘故，以至后来有战俘为了不被埋鸡肝而主动成了学习改造“积极分子”。还好，后来志愿军所成立的游击大队取消，否则会有多少我们自己的志愿军战士吃苦头啊。
综合疫苗接种
一天，志愿军卫生干部宣布，为了防止疾病的蔓延，除开病重者外，所有战俘都要接受疫苗接种，这种疫苗包防百病。什么疫苗或药剂？保密，只说是苏联同志的研究成果。
其实很简单，就是将一组常在一起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取血清灭活，再回输到受试者身上。20人一组，共用一个针头和针筒。对于这样的做法，无论积极分子还是落后分子，每一个战俘都抗议，因为极易交叉感染。事实也是如此，有一组人很快出现了黄疸(肝炎)症状。但针头和针筒一人一换就使这个试验没有了意义，于是就终止了。因为，野外作战，一个连队卫生员不可能背负几百个针筒。
朝鲜战争残酷，这是事实。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停地向全世界宣布：志愿军的钢铁供应线是炸不断，打不垮的。志愿军后勤供应困难，这也是事实。但令人疑惑的是，远在38线附近的前线部队供应良好(除长清之战)，和中国东北仅一江之隔的联合国军战俘集中营的供应却异常短缺。1950年朝鲜的冬天异常寒冷，江面长久封冻，就是用一根绳子几个竹筐就能将货物送过江去，这就是“与西方战俘共同生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工作人员们，个个平安无事”的原因。更成鲜明对比的是，按照“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后勤工作总结”，志愿军的伤病死亡率在5%以下。
早在50年10月份，匈牙利红十字会(同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成员)有一批战地救护车捐运给朝鲜，于是国际红十字会就请求匈方顺道将一吨药品捎往朝鲜以用于联合国军战俘。匈牙利红十字会爽快地答应随车运送，过了不久又给日内瓦去电报说药品安全到达了，并以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朝鲜人民的名义感谢国际红十字会的捐助，可是不久却又通知国际红十字会：他们的救护车已被接收，但所捐的药品被退回。看来，共产主义政权都一样，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药品也是有阶级性的。
51年1月份，国际红十字会请求中朝方准许救援药品经香港-北京走陆路进入朝鲜，被拒绝。到51年4月份，世界各大媒体纷联合国战俘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国际红十字会因而倍受压力。其主席终于坐不住了，便亲自出马，准备了一架医疗飞机及药品，经香港进入大陆，请求中朝准许过江入朝，结果飞机被扣北京，再也没能起飞赴朝。
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血腥管辖下的中朝战俘营里，国际红十字会常驻代表可以畅通无阻地突击检查任何战俘营(除杜德事件期间)，评估战俘生活条件，会见战俘代表(无论是亲美反共的，还是反美拥共的)，倾听并传达他们的呼声。国际红十字会常驻战俘营代表例行地在下列方面进行检查和评估：食宿衣着，医疗，通邮，教育和娱乐，精神面貌，检测跟踪战俘体重变化，收集战俘要求和投诉，按照公约标准作出总的评价。报告一式三份，一份送美军管理方，一份送日内瓦备案，另一份转交给中朝方。所以，整个战争中，中朝方对自己被俘官兵的状况了如指掌。
这是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基于51年4月份对巨济岛各营地(4月底关押着93484名中朝战俘)的例行和突击检查，撰写的第28号报告中的一些内容：11日去几个营地厨房查看了饭食准备情况，厨房还算干净整齐，厨师戴白帽，入口处有自来热水供洗手。食物有米饭，大麦面，牛肉，沙丁鱼，干虾，豆腐和豆芽，豌豆等蔬菜及红辣椒粉。香烟每人每天10支，每个帐篷有煤气(油)取暖炉子。战俘每月称重，从战俘记录卡上看，有40-60%的人体重增加。在一个多数人于50年10月份以后被俘的营地，战俘平均月均增重2-3磅，一些月均增6磅。战俘代表要求多发美军军靴，给爱清洁的人发额外肥皂，多给一些日内瓦战俘公约文本(这对中朝战俘来说的确是个新鲜玩意儿)，要求火柴和香烟一起发放(在冬天多用取暖炉子点燃)。这些要求已经传递给美军管理方，同样的报告空运投递给中朝政府。难以想象，中朝方手捧这样的中立的报告，眼看着美国战俘的大批死亡，心里会有何感想？
文章开头提到，二战中，10万美军战俘在纳粹法西斯战俘集中营的死亡率很低，原因固然有多种，但主要得益于美德双方基本遵循了日内瓦国际公约。当时纳粹德国看管盟军战俘营也是困难重重，特别在战争后期，制空权丧失，交通供应线中断，缺食少药是自然的事情。但美德双方都准许国际红十字会派代表常驻检查监督，红十字会的食品和药品援助仍至战俘家属的包裹基本可说得到了递送。
*绝食
美国战俘需要私分死人口粮来苟延残喘，而中朝战俘，一部分需要进行篮球排球循环赛，另一部分需要天天苦练杀敌本领和开展武装革命斗争来消耗多余热量和精力；美国战俘需要向志愿军乞讨饭食来活命，志愿军战俘则高喊“不要吃饭，不要丢中国人的脸！”；美国战俘需要剥死人衣服来御寒，中朝战俘会因所发的运动衫运动裤上的红色图案类似于以前的囚服而抗议和暴动。
中朝战俘惯用绝食手段来取得管理方的妥协让步，取得革命斗争的成功。美国战俘也曾绝食过，不过那是为了自己活命。
患痢疾拉稀是美国战俘在集中营恶劣环境里的所患普遍疾病，每天10几次的拉稀是最痛苦的事情，肠胃已溃疡，便道早已破裂出血，吃进去的碎玉米，黄豆渣滓及杂粮更不消化不了，那些尖锐的外皮菱角通过便道让战俘们痛不欲生，就象千万把刀子在割肚肠子一样，拉稀就是拉血。战俘们心里都清楚，这是志愿军们给的猪狗食闹的，一些年轻胆大的美国战俘为此曾绝食抗议。志愿军干部就一边拿走食物，一边警告说：不许糟塌中朝人民的粮食。还借战俘“积极分子”口说：不吃，饿死活该。绝食失败是自然的事情，我生活在中国这么多年，还没听说有弱势者绝食抗议成功的。
中朝战俘则是将绝食当作革命斗争的手段，而且屡用屡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张泽石先生的“战俘手记”中记载道：昨天我们绝食抗议。美国兵进来把大家都赶到大太阳底下强迫我们吃饭，我们坐在那里，面对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动不动。后来小丫忽然站起来进了帐篷，我们都吃了一惊。那个美军女少尉特别高兴，盛了饭菜给她送去。哪知小丫一巴掌把饭打掉在地上，大声喊：‘你们凭啥子让我们晒太阳！’气得女鬼子打了她一耳光，小丫捂着脸瞪着鬼子，倒把那个鬼子吓得退了一步，悻悻地走了。当然，美军总管无论文化多高，但缺少资产阶级政治觉悟，不然也能象志愿军管教干部那样恼怒异常: “一粥一饭来得容易吗? 美国人民宽待你们，你们竟这样糟塌食物，还有点良心没有? ”，末了再加句“后果自负”的恐吓。问题是，在美军管理的战俘营里，这些是不管用的。
(背景介绍：8月15日是朝鲜光复节。在美军管理方的同意下，朝军拥共战俘当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但引起了朝军战俘内部拥共和反共两派的冲突。因此，第二天美军管理方以节日已过，庆祝也结束为由，要求朝军拥共战俘降下旗帜，取下金正日毛主席马恩列斯等画像，收起反美拥共横幅标语。拥共战俘不从，以石块，标枪，自制燃烧弹和革命战歌回敬，并集体冲击营地围栏，招致美军以催泪瓦斯侍候，韩国守卫开枪打死打伤数人，这就引起了第三天的女俘营里的绝食声援抗议。文中的小丫是志愿军唯一的一个女俘的化名，真名为杨玉华，与朝军女俘同营，由美军女警看管。数年后，杨玉华头颈上挂着厚厚的牌子被逼在大太阳底下，跪在重庆某学校的操场上，全无了脾气)
中朝战俘绝食和抗议是经常的事情，因为这是在美军管理下的战俘营里的很有效的革命斗争方法。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七一党生日，八一建军节，八一五抗战胜利，十一国庆节，新年元旦，金将军生日，朝鲜光复节，朝鲜建军节。反正中国的节日要搞，朝鲜的节日也要搞，互相呼应，此起彼伏。
玩累了，就搞假绝食。先向美军递交控诉书和抗议信，到开饭时，把饭碗，筷子，盆子，勺子等餐具全部挂在铁丝网上，然后全体躺在地上，拒绝吃饭。到了晚上天黑，回房去吃早已准备好的干粮--“共产”牌锅巴饭团。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要创造一切进行革命斗争的机会。这是一批志愿军的高知和高干战俘，就在上船回国前的一天，一个战俘看见一个韩国看守在铁丝网外抽中国牌子的香烟，战俘地下党组织立即召开秘密会议，一致决议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来了。于是就立即起草了“致美军当局书”，并将美军总管招来责问。这个美军少校告知，这香烟是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给的，中国红十字会没有来过。地下党就认为祖国亲人被美军扣押了，不见亲人坚决不上船，于是绝食，示威，抗议。最后美军动用了催泪瓦斯才将这最后一批战俘赶上船。志愿军战俘们高呼：我们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的暴行！美军中尉回答说：我不管你向谁控诉，我的任务是要把你们赶上船送你们回国。面对这些早己丧失基本理智的政治痴狂，换成志愿军俘管干部们会怎么做？事实上，这些香烟是国际红十字会分发给先他们回国的战俘的，那些志愿军战俘为了表示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又抛给了美韩士兵。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郭维敬写的“第一等战俘营：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中的一个事情来。50多岁的弗兰克·诺埃尔是被俘的美联社随军摄影记者，为人诚实，是个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分子”。但就是他，曾提出他的身份是记者，不应按一般俘虏对待。志愿军只找他谈了一次话，诺埃尔就再也没有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了。弗兰克·诺埃尔为客观反映志愿军优待俘虏拍了数百张照片和数十篇通讯稿，发表在美国报刊杂志上，成了志愿军的座上宾。一次，诺埃尔竟然得意忘形地在一稿件上落款“美联社鸭绿江分社”。志愿军干部严肃地警告他说：“你太忘乎所以了。不要忘记，你现在的身分不是记者，而是战俘！”诺埃尔连声说：“对，对，先生。” 因为从50-51年冬春里活过来的诺埃尔当然知道不说“Yes,Sir"的后果。
志愿军战俘营教导员孙振冠的回忆中，也有数次这样的绝食斗争，使得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以至釜山市区和巨济岛市区(有先后之别)的百姓都能看到。当孙振冠以“大队长”身份宣布绝食的决定后，多数难友积极响应。有的向朝鲜同志挥帽、鼓掌致意，有的高喊“不要吃饭，不要丢中国人的脸！”也有少数人在坏人的煽动下吵嚷着要吃饭，企图出去抬门口的饭菜桶，被孙振冠大声制止了。他们的行动赢得了朝鲜战友的一片欢呼，歌声、口号声更加激越昂扬，震慑了少数败类。革命斗士们可曾想过，败类也是人，也需要吃饭才能活命，自己绝食，岂能强迫别人也饿肚皮？
同一种手段，两种不同的目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折射出了不同中美对人类生命的不同理解和对待。老天有眼，张泽石，孙振冠等铁骨铮铮的勇士们，一年多后就重复了美国人诺埃尔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