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美两国民众面对甲流疫情不同态度的缘由
------为什么中国人听闻流感死人会惊诧？
摘编者：浏星雨
美国
教育到位，体制完善，信息透明让美国民众能轻松面对甲流H1N1
昨天，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表示，甲流已致死10000人。美国各大媒体给予了报道，但美国民众并无什么“惊诧”，“马照跑，舞照跳”------一切社会活动正常。（注释：实际统计死亡总数不到2000人，详见浏星雨的《中美甲流H1N1数据对比》一文）
美国曾受1918年流感重创，此后加强流感教育，完善流感监控，信息公开透明，让民众能坦然面对大规模流感疫情。而同期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国共内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中国人当然无暇顾及流感的危害。
“而且美国非常注重流感的常规监测。”南京医科大学呼吸病研究室主任殷凯生教授说，不只是医疗机构，整个西方社会包括民众对流感一直都很重视。
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美国民众对流感知识了解愈多，恐惧心理相应愈少。同时美国对流感的监控也在日益加强。
传统的美国流感监测系统监视着五大类流感相关指标。这五大指标的数据来源于独立和不同的单位，用以交叉验证。这是美国为维护数据来源客观可靠的制度安排。
一，病毒调查：从流感样（呼吸道）样本中检测流感病毒的类别和比例；二，流感样就诊比率调查：在3000家医疗单位的门急诊病例中监测流感样病例的比例；三，普通死亡率调查：从122个地区的所有死亡者中调查与流感死亡有关的病例；四，流感住院率调查：在哨点医院中调查与流感样有关的住院病例：五，各州流感分布和等级调查：审阅和比较各州卫生部门的流感流行势态。
“萨斯”（非典）过后，基于对祖国花朵的特别关怀，共和党和布什政府又将所有的与流感相关的儿童（指18周岁以下者）死亡病例纳入上报和监测体系。
正是这一完备的体系“及时”地发现本次甲流H1N1(2009)新病毒，并揭示了其基因结构和蛋白组份，为诊断治疗甲流患者以及开发疫苗奠定了基础。
在发现这一新病毒H1N1(2009）后，美国及时地新增了两项针对性指标：确诊及疑似病例和确诊死亡病例（7月24日以后，美国停止要求各医疗单位上报确诊和疑似病例，但仍保留流感监测系统的流感病毒检测项目）。
这次新流感H1N1爆发后，美国政府和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调面对，将公众的注意力和社会资源调动起来。从4月底到5月初，美国主流媒体可谓“狂轰滥炸”猪流感。美国总统在只有几十个甲流确诊病例的时候（4月26日）就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并请求国会拨款15亿美元对抗甲流疫情，加州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实施自己的“紧急状态”。当周确诊病例在4855个，死亡病例为119人的时候，美国总统第二次宣布（10月23日）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另一方面，美国的社会力量和科技优势被充分利用。美国疾控中心是甲流信息和防治方法的原产地，美国疾控中心几乎成了全球抗击甲流H1N1的技术神经中枢。
强大的实力和高效透明的政府一样是美国民众得以轻松面对甲流的定心丸。
中国进行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疫苗临床试验，但其疫苗3岁以下儿童不能打，孕妇不能打（现在正在研究），慢性病患者及老者不能打（现在的北京老年人已能打了）。以至于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需要从万里外的法国订购疫苗。而美国从一开始就强调三种人优先接种：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和65岁以上老人。目前中国的孕妇甲流死亡占13%以上的比例，告诫国家卫生部，亡羊该补牢了。
中国于9月份率先使用甲流H1N1疫苗，但是疫苗的发放和接种速度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是在10月份才开始接种疫苗，但从10月底开始，无论发放量还是接种量都多于中国，接种率就更别提了，至少比中国高5倍以上。
当中国的各地区争相申请疫苗和民众打探何时能接种的时候，美国政府则开始在电视上打广告，敦请民众踊跃接种。
第三，美国先治病救人后收钱的医疗制度也给民众以安全的心理保障。绝大多数（84%）美国人享有各种医疗保险，生病住院了不但几乎不用自己掏钱，连膳食也免费了。另外的16%的美国人虽然暂时或长久没有医疗保险，却也有一定的医疗保障。各色各样的民间机构和作为最后买单人的政府就是这些无医疗保险者的依靠。就是非法入境者也能以赖帐的方式逃避账单。
目前的中国，医疗保险制度还不太健全，即使有保险的人，自负部分也相当沉重。7，8万元的甲流重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大多数中国家庭难以承担。近日发生在广东的3岁甲流患儿因无钱治疗被父母遗弃野外的事件，颇具震撼性。普通老百姓看病难和看不起病，使得中国民众恐惧患病。
中国
忽视教育，体制不全和信息封闭让中国人惊恐于甲流大流行
中国长期忽略流感疫情，既缺少流感知识普及教育，又无规范的生命统计。专家称，流感暴发，社会易恐慌。从早期的口罩，板蓝根脱销，到后来的大蒜，辣椒价格飞涨，揭示了中国民众的恐慌心理。
这次新流感H1N1爆发后至今，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甲流H1N1可控，可防，可治。致使一部分民众放松警惕，一部分民众持不信任态度和恐慌情绪，还有一部分民众产生等和靠的心理。在9-10月份期间的这样的甲流爆发关键时期，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却停止通报疫情。
媒体报道方面也异常照顾民众的“神经”。电视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数”着新增甲流确诊病例XXX例，累计治愈XXXX例，给人感觉是每天都关注和报道疫情，实质上误导了大众。在平面媒体上，《近两天我国内地新增434例甲型流感病例》（9月4日）；《湖北甲型流感两天新增46例》（11月14日）；《我区（宁夏）15日新增17例甲型流感病例》（11月15日）这样的标题屡见不鲜。如此，给人感觉，猪流感是美国等外国的事情，或者是大城市和别的地方的问题。这样，中国民众一直这样被小心地“呵护”着。对此，有网民称：舆论宣传工作世界领先。
然而，国庆过后，北京等地的各大医院不堪重负，防疫部门无力进行甲流查验。身边的流感人群一再增加，都急于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得的就是甲流H1N1，一些求诊无门的患者开始抱怨医院草菅人命，政府防控不力。现在中国的实际疫情早已超过了美国最高峰时期，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数正在不可避免地急剧上升。这种事实和宣传的冲突，使得中国百姓彷徨，恐慌甚至愤怒：什么都作假。以至于政府官方的正确信息和建言也频遭怀疑。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凡事都是有代价的。
虽然在今年5月初，中央领导就强调：“要科学，公开，透明地做好防控工作”。 但在实际上，我们在甲流信息公开透明方面做得还不够（但实事求是地说，已经比过去好多了）。
中国政府的流感专业网站（中国疾控应急办）上的基础数据几乎没有，却一连数日将一篇违背常理的新闻《我国甲流病死率为世界平均水平1/20》置于头版头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国家卫生部例行的甲流疫情通报中，大多只有干巴巴的几个“确诊”，“治愈”和“死亡”的数字。直到11月18日，才第一次出现“流感病例占流感样的比例”和“甲型H1N1占流感病例的比例”的数据。直到12月9日，才第一次公布甲流重症和死亡人群分类。在重症病例中，32%的病例有慢性基础性疾病，19%的病例患有肥胖症，7.5%的病例为孕妇。死亡病例中，47%的病例有慢性基础性疾病，18%的病例患有肥胖症，13.7%的病例为孕妇。这些对于警戒公众自我防范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数据。那些待产孕妇本来可以采取减少外出和提前休假的方式来减少感染机会，而得以保全性命。
在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掌握着国内流行病的所有数据。但对于国内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流感，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也无法给出答案。
“我们长期缺乏对流感死亡人数的统计。”曾光说，对死亡的监测一直是我国的弱项，美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是3.6万，但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数字。
曾光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建议过要建立一个流感监测系统，但未得到支持。
“中国过去在搜集核实数据方面不舍得投钱，只知道一股脑地把钱投放到实验室去。要想把公共卫生搞好，一定要把基础数据搞好。”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在11月21日写道。
而在已有的死亡统计中，中国又表示出一种对流感的轻视。
中国疾控中心一位专家举例说，比如一个人因流感得了肺炎，最后死亡，但在统计中显示的是其因肺炎而死。对于中国流感不死“人”的现象，网民对此早就有断言：“我左思右想，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死了也不说是流感死的”，不想被网友们说中了。
所以当许多中国人听闻“流感是可以死人的”，便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美国学者计算流感死亡率的数学模型有很多种，但基本上都应用了 “超量死亡率”的概念。 这种定义或基本概念方面的差别，可能是中国卫生部的流感死亡率统计不能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原因。
流感病毒往往会严重影响原本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的健康，甚至导致他们死亡。这些严重的慢性病患者如果不遇上流感流行，本来可能继续生活许多年，但遇上流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可能患上流感并死亡。
对于他们的直接死因，医生可能仍报告为心血管病、高血压等，但根本死因（死亡的根本诱因）应定为流感。这样在每周/ 每月/ 每年的死亡人数统计曲线上，如果突然出现一个明显增高的死亡高峰，而且在时间上与流感流行相吻合（可合理推延1－2 周），则通过与历年相应资料的比较，超出正常死亡人数的“超量死亡”都可认为是流感所致。
在美国，死亡报告系统比较完善，根据这些资料推算出流感相关死亡率是客观和符合实际的。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惊人流感死亡数字，有利于警示公众，有利于社会各界共同对抗流感，最终减少死亡，延长寿命。
而在中国，目前尚不存在相关的死亡报告和评估系统。2008年11月， WHO西太平洋办事处颁布了一个指导文件（《A Practical Guide for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Influenza Disease Burden Studies 》），鼓励发展中国家逐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流感死亡率的评估，对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美国共有3亿人，平均每年有3-4万人死于流感。据此推算，中国13亿多人，全球68亿人，每年平均相应死亡人数应分别是18万人和100万人。
而在中国，如今流感还只是被列入丙级传染病。按《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此类病的发病数字和死亡病例无需报告。
“中国对于生命统计落后美国起码要50年。”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对流感和肺炎的死亡统计，只靠今年一年无法补上这个缺陷。
所以对于网上传言“甲流比普通流感死亡率要高20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说，在中国根本无法对两种流感的病死率进行比较。不过，美国则有足够的依据进行比较，并且已经有不少研究的结果。
为此，我左思右想，美国流感死人“多”，中国流感不“死”人，应该也像犯罪率和贫困率一样，是中美社会发展水平巨大差异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人文关怀方面还任重而道远。（浏星雨摘编于2009年12月11日，鸣谢：严家新和新京报）
更多相关数据和文章，请见浏星雨网易博客：http://blog.163.com/xingyu_liu72/
------为什么中国人听闻流感死人会惊诧？
摘编者：浏星雨
美国
教育到位，体制完善，信息透明让美国民众能轻松面对甲流H1N1
昨天，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表示，甲流已致死10000人。美国各大媒体给予了报道，但美国民众并无什么“惊诧”，“马照跑，舞照跳”------一切社会活动正常。（注释：实际统计死亡总数不到2000人，详见浏星雨的《中美甲流H1N1数据对比》一文）
美国曾受1918年流感重创，此后加强流感教育，完善流感监控，信息公开透明，让民众能坦然面对大规模流感疫情。而同期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国共内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中国人当然无暇顾及流感的危害。
“而且美国非常注重流感的常规监测。”南京医科大学呼吸病研究室主任殷凯生教授说，不只是医疗机构，整个西方社会包括民众对流感一直都很重视。
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美国民众对流感知识了解愈多，恐惧心理相应愈少。同时美国对流感的监控也在日益加强。
传统的美国流感监测系统监视着五大类流感相关指标。这五大指标的数据来源于独立和不同的单位，用以交叉验证。这是美国为维护数据来源客观可靠的制度安排。
一，病毒调查：从流感样（呼吸道）样本中检测流感病毒的类别和比例；二，流感样就诊比率调查：在3000家医疗单位的门急诊病例中监测流感样病例的比例；三，普通死亡率调查：从122个地区的所有死亡者中调查与流感死亡有关的病例；四，流感住院率调查：在哨点医院中调查与流感样有关的住院病例：五，各州流感分布和等级调查：审阅和比较各州卫生部门的流感流行势态。
“萨斯”（非典）过后，基于对祖国花朵的特别关怀，共和党和布什政府又将所有的与流感相关的儿童（指18周岁以下者）死亡病例纳入上报和监测体系。
正是这一完备的体系“及时”地发现本次甲流H1N1(2009)新病毒，并揭示了其基因结构和蛋白组份，为诊断治疗甲流患者以及开发疫苗奠定了基础。
在发现这一新病毒H1N1(2009）后，美国及时地新增了两项针对性指标：确诊及疑似病例和确诊死亡病例（7月24日以后，美国停止要求各医疗单位上报确诊和疑似病例，但仍保留流感监测系统的流感病毒检测项目）。
这次新流感H1N1爆发后，美国政府和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调面对，将公众的注意力和社会资源调动起来。从4月底到5月初，美国主流媒体可谓“狂轰滥炸”猪流感。美国总统在只有几十个甲流确诊病例的时候（4月26日）就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并请求国会拨款15亿美元对抗甲流疫情，加州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实施自己的“紧急状态”。当周确诊病例在4855个，死亡病例为119人的时候，美国总统第二次宣布（10月23日）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另一方面，美国的社会力量和科技优势被充分利用。美国疾控中心是甲流信息和防治方法的原产地，美国疾控中心几乎成了全球抗击甲流H1N1的技术神经中枢。
强大的实力和高效透明的政府一样是美国民众得以轻松面对甲流的定心丸。
中国进行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疫苗临床试验，但其疫苗3岁以下儿童不能打，孕妇不能打（现在正在研究），慢性病患者及老者不能打（现在的北京老年人已能打了）。以至于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需要从万里外的法国订购疫苗。而美国从一开始就强调三种人优先接种：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和65岁以上老人。目前中国的孕妇甲流死亡占13%以上的比例，告诫国家卫生部，亡羊该补牢了。
中国于9月份率先使用甲流H1N1疫苗，但是疫苗的发放和接种速度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是在10月份才开始接种疫苗，但从10月底开始，无论发放量还是接种量都多于中国，接种率就更别提了，至少比中国高5倍以上。
当中国的各地区争相申请疫苗和民众打探何时能接种的时候，美国政府则开始在电视上打广告，敦请民众踊跃接种。
第三，美国先治病救人后收钱的医疗制度也给民众以安全的心理保障。绝大多数（84%）美国人享有各种医疗保险，生病住院了不但几乎不用自己掏钱，连膳食也免费了。另外的16%的美国人虽然暂时或长久没有医疗保险，却也有一定的医疗保障。各色各样的民间机构和作为最后买单人的政府就是这些无医疗保险者的依靠。就是非法入境者也能以赖帐的方式逃避账单。
目前的中国，医疗保险制度还不太健全，即使有保险的人，自负部分也相当沉重。7，8万元的甲流重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大多数中国家庭难以承担。近日发生在广东的3岁甲流患儿因无钱治疗被父母遗弃野外的事件，颇具震撼性。普通老百姓看病难和看不起病，使得中国民众恐惧患病。
中国
忽视教育，体制不全和信息封闭让中国人惊恐于甲流大流行
中国长期忽略流感疫情，既缺少流感知识普及教育，又无规范的生命统计。专家称，流感暴发，社会易恐慌。从早期的口罩，板蓝根脱销，到后来的大蒜，辣椒价格飞涨，揭示了中国民众的恐慌心理。
这次新流感H1N1爆发后至今，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甲流H1N1可控，可防，可治。致使一部分民众放松警惕，一部分民众持不信任态度和恐慌情绪，还有一部分民众产生等和靠的心理。在9-10月份期间的这样的甲流爆发关键时期，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却停止通报疫情。
媒体报道方面也异常照顾民众的“神经”。电视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数”着新增甲流确诊病例XXX例，累计治愈XXXX例，给人感觉是每天都关注和报道疫情，实质上误导了大众。在平面媒体上，《近两天我国内地新增434例甲型流感病例》（9月4日）；《湖北甲型流感两天新增46例》（11月14日）；《我区（宁夏）15日新增17例甲型流感病例》（11月15日）这样的标题屡见不鲜。如此，给人感觉，猪流感是美国等外国的事情，或者是大城市和别的地方的问题。这样，中国民众一直这样被小心地“呵护”着。对此，有网民称：舆论宣传工作世界领先。
然而，国庆过后，北京等地的各大医院不堪重负，防疫部门无力进行甲流查验。身边的流感人群一再增加，都急于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得的就是甲流H1N1，一些求诊无门的患者开始抱怨医院草菅人命，政府防控不力。现在中国的实际疫情早已超过了美国最高峰时期，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数正在不可避免地急剧上升。这种事实和宣传的冲突，使得中国百姓彷徨，恐慌甚至愤怒：什么都作假。以至于政府官方的正确信息和建言也频遭怀疑。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凡事都是有代价的。
虽然在今年5月初，中央领导就强调：“要科学，公开，透明地做好防控工作”。 但在实际上，我们在甲流信息公开透明方面做得还不够（但实事求是地说，已经比过去好多了）。
中国政府的流感专业网站（中国疾控应急办）上的基础数据几乎没有，却一连数日将一篇违背常理的新闻《我国甲流病死率为世界平均水平1/20》置于头版头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国家卫生部例行的甲流疫情通报中，大多只有干巴巴的几个“确诊”，“治愈”和“死亡”的数字。直到11月18日，才第一次出现“流感病例占流感样的比例”和“甲型H1N1占流感病例的比例”的数据。直到12月9日，才第一次公布甲流重症和死亡人群分类。在重症病例中，32%的病例有慢性基础性疾病，19%的病例患有肥胖症，7.5%的病例为孕妇。死亡病例中，47%的病例有慢性基础性疾病，18%的病例患有肥胖症，13.7%的病例为孕妇。这些对于警戒公众自我防范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数据。那些待产孕妇本来可以采取减少外出和提前休假的方式来减少感染机会，而得以保全性命。
在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掌握着国内流行病的所有数据。但对于国内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流感，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也无法给出答案。
“我们长期缺乏对流感死亡人数的统计。”曾光说，对死亡的监测一直是我国的弱项，美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是3.6万，但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数字。
曾光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建议过要建立一个流感监测系统，但未得到支持。
“中国过去在搜集核实数据方面不舍得投钱，只知道一股脑地把钱投放到实验室去。要想把公共卫生搞好，一定要把基础数据搞好。”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在11月21日写道。
而在已有的死亡统计中，中国又表示出一种对流感的轻视。
中国疾控中心一位专家举例说，比如一个人因流感得了肺炎，最后死亡，但在统计中显示的是其因肺炎而死。对于中国流感不死“人”的现象，网民对此早就有断言：“我左思右想，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死了也不说是流感死的”，不想被网友们说中了。
所以当许多中国人听闻“流感是可以死人的”，便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美国学者计算流感死亡率的数学模型有很多种，但基本上都应用了 “超量死亡率”的概念。 这种定义或基本概念方面的差别，可能是中国卫生部的流感死亡率统计不能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原因。
流感病毒往往会严重影响原本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的健康，甚至导致他们死亡。这些严重的慢性病患者如果不遇上流感流行，本来可能继续生活许多年，但遇上流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可能患上流感并死亡。
对于他们的直接死因，医生可能仍报告为心血管病、高血压等，但根本死因（死亡的根本诱因）应定为流感。这样在每周/ 每月/ 每年的死亡人数统计曲线上，如果突然出现一个明显增高的死亡高峰，而且在时间上与流感流行相吻合（可合理推延1－2 周），则通过与历年相应资料的比较，超出正常死亡人数的“超量死亡”都可认为是流感所致。
在美国，死亡报告系统比较完善，根据这些资料推算出流感相关死亡率是客观和符合实际的。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惊人流感死亡数字，有利于警示公众，有利于社会各界共同对抗流感，最终减少死亡，延长寿命。
而在中国，目前尚不存在相关的死亡报告和评估系统。2008年11月， WHO西太平洋办事处颁布了一个指导文件（《A Practical Guide for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Influenza Disease Burden Studies 》），鼓励发展中国家逐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流感死亡率的评估，对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美国共有3亿人，平均每年有3-4万人死于流感。据此推算，中国13亿多人，全球68亿人，每年平均相应死亡人数应分别是18万人和100万人。
而在中国，如今流感还只是被列入丙级传染病。按《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此类病的发病数字和死亡病例无需报告。
“中国对于生命统计落后美国起码要50年。”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对流感和肺炎的死亡统计，只靠今年一年无法补上这个缺陷。
所以对于网上传言“甲流比普通流感死亡率要高20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说，在中国根本无法对两种流感的病死率进行比较。不过，美国则有足够的依据进行比较，并且已经有不少研究的结果。
为此，我左思右想，美国流感死人“多”，中国流感不“死”人，应该也像犯罪率和贫困率一样，是中美社会发展水平巨大差异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人文关怀方面还任重而道远。（浏星雨摘编于2009年12月11日，鸣谢：严家新和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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