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鸣, 《软能力：在竞 争中胜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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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力量
——我的母亲
文/鲁鸣
【前言】很多读者非常喜欢我的散文《父亲归来》。有些朋友希望我能写写我的母亲。我1992年开始文字创作，一直没有专门写过母亲。潜意识里，我在等待自己的某种状态，在这个状态里，母亲不仅是我的妈妈，而是不朽的女人力量，她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的传奇。
A.
母亲赵俐珍，宁波慈溪人，原名赵丽贞。1949年解放后，她担心这名字被认为太小资而改名。
母亲23岁嫁给父亲，地点在上海。在旧时代里，23岁被认为是剩女，人人都催你嫁出去。按今天说法，母亲是大美女。看过母亲穿旗袍的照片，完全是国民时期电影明星的模样。可母亲毕竟是宁波乡下来的姑娘，虽做得一手好裁缝，在十里洋场里算是接近底层的老百姓。看中父亲的老实厚道，母亲嫁给了他。
（母亲订婚时拍的单身照）
婚后母亲继续做裁缝。父亲从棉织厂里弄来一些碎布边料，让她拼起来做衣裤在小摊上卖，维持一家人生活。全家人挤在只能放一张床而孩子睡临时帆布床打地铺的阁楼里。真不知那岁月父母如何小心翼翼做爱生下了这么多孩子。
母亲39岁生下我。在这之前，她已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姐姐被生下后因为贫穷送给了别人。所以，本应是老七的我，成了老六。一个哥哥，四个姐姐。
我两岁，父亲因私营政策改变而被罚到青海坐牢。大姐在上海读免费的师范大学，母亲带着全家随工厂从上海到广西柳州市支边，扎根落户。那时柳州，完全是小县城景象。我家住在厂宿舍大楼最底层。那年代，啥都和家庭成分挂钩。宿舍三层楼，一楼是被歧视的苏北人，我们家是唯一的非苏北人。二楼住的是党员技术工人，三楼是干部。厨房三家人公用，没有卫生间浴室，厕所在大楼外五分钟的路。楼外都是泥路或煤渣路。下雨天一不小心，人会滑倒。我们家是两间卧室，没有客厅。母亲没任何怨言。这比上海小阁楼，不知强了多少倍。
（父亲坐牢前几年的全家照）
B.
母亲性格开朗豁达，说话直来直去，典型的宁波人大嗓门。她说话，我常常在楼外都能听到。她乐观坚强，一个人顶起了全家人的天空。
为了生计，母亲从工厂里拿来要加工的纱线手套。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和周末，全家人在母亲带领下，像流水线一样，大孩子做手套入口处的缝合和捆绑，年小做手套指尖指缝间的缝合。我五六岁时开始加入这个团队，断断续续一直到我上大学。
我们家附近是农村。我们和邻居们一样，种菜养鸡鸭猪。孩子多的好处是大家齐心合力，可做很多事。哥哥姐姐都很理解母亲的难处，所有这些事都不让母亲操心。读书极聪明人漂亮字也漂亮的二姐，在这种家境下只好放弃上高中，去了护士学校，毕业后17元人民币的月薪里拿出10元给母亲来帮助家里。
父亲被判刑五年，患病被提前两年释放。他从青海碾转几次火车巴士走路千难万险来到柳州，母亲和哥哥姐姐借了一辆两轮手拉木板车去火车站接他。在唯有家庭出身好为上品的年代里，父亲归来成了家里一个有形可见的社会公敌。没人雇这个劳改犯，他卖煤挖土方，想自食其力，可谈何容易。邻居们嘀咕，小孩子们骂我”劳改犯”。可母亲不屈服。她说，你爸爸没有做错事，他的错是太老实太戆不懂变通。我总是听到她爽朗的笑声。仅有一次看到母亲为此掉眼泪是领导又找她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线，交待往事。
文革爆发了。那年春节除夕夜，父亲脑溢血离开了不欢迎他的世界。母亲很悲伤。可没想到文革使人内心深处肮脏大暴露，大字报漫天飞舞，挖隐私捏造是非，地富反坏右干部被揪出来批斗，戴高帽，胸前挂大牌子，被剪阴阳头。自杀和被杀，几乎是每天发生的事。我胆子贼大，只要听到死人，立刻从家里冲出去看。家门口柳江常漂流着尸体。母亲很为父亲庆幸。她一再说，幸亏你父亲走了，如果他活着，肯定也会遭到同样命运。
C.
母亲从来没打过小孩。对我们的学习和在学校的表现，她从来不管，坚信我们都是好孩子。她最多只是读读我们的期末成绩单。六个孩子的养育，她一人担当，哪里顾得上子女的学业。她读过几年私塾，就算她在生存的喘气里有精力顾及，也不可能像今天妈妈们可以辅导孩子或花钱请人做这事。
我小学一年级所有功课100分，学校让我跳级。妈妈很高兴让我跳了，另外两个可跳级的孩子，其家长都不同意，其理由是二年级课很重要，涉及到乘除法。那个暑假，我的任务就是把乘法口诀表背得烂熟。
我和母亲吵过一次架。我16岁高中毕业去农村插队，为方便要带一个既可放澡香皂也可放洗衣肥皂的塑料盒去。她不让我带，说是去农村这盒子太显眼。我非要带。母亲气得把她面前桌子给推翻了。
母亲为啥为这事那么生气？我想，她希望我做人低调。如果让岁月倒流，我会听母亲的话。不是说一定要低调，只不过没必要为这事和母亲抬杠。可那时我青春年少，骨子里是愤青者。母亲最后还是依了我。
总有人说，你是老小，你母亲肯定最疼你。其实，母亲在我小时候并无特殊疼爱。母亲无重男轻女的思想。哥哥姐姐要到外面上学，我从小就做家务，洗衣做饭扫地种菜加工手套。每周与比我大三岁的小姐姐两人用竹扁担挑着一袋手套走一个小时的路去交加工好的手套，再把要加工的手套挑回来。
母亲正直为人，潜移默化影响了我们。她在极为辛苦劳累的情况下，还常免费帮邻居们做衣服。
小时候，母亲反复对我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人变好不容易，变坏很容易。变坏了再想变好则更难。” 变好，就是向上。变坏，就是向下。是呀，向下总是容易的。
随着我的成长，母亲的确越来越疼爱我。我插队几年后考上了南开大学，当了大学老师，考上研究生，出国留学。在初中同学里，我唯一考上大学。在高中同学里，我是两位考上大学者之一。我能理解母亲如此疼爱我。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儿女向上。理解了母亲，我开始学上海话和她交流，因为她不会说柳州话。大一暑假，我带母亲去北京游玩。大二暑假，我带她去父亲老家江苏江阴。
D.
很多年后，我意识到：母亲是我的妈妈也是我的爸爸。她以女人的力量，把她的担当和爱给了我，让我变得很独立自主。从插队到留学美国，我的任何决定，母亲从来不过问。即使她不看好的事情，她也绝不阻拦，最多幽默一把。
大学毕业回广西工作，我留在天津的女朋友到火车站来送我，哭得撕心裂肺，车厢和站台上所有人都看着她哭，列车员也不叫我上车，直到列车启动了，我才爬上车。回家后，我把这一情景告诉母亲，她哈哈笑笑：“女人的眼泪就像自来水，不值钱的。” 我以后的故事，以后的人生，的确验证了母亲的话。每次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母亲很想得开，我插队前她退休了独自去上海游玩，到安徽探望大姐一家。那年代，旅行很辛苦，又不富裕，但母亲每次出门都很久，有时长达半年。我酷爱旅行，或许是母亲给我的基因和血液。
外公在母亲未成年就去世了。二姐在婚姻失败、社会风气低下和文革后大学梦未能实现的绝望中自杀了。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偶和老年丧女，母亲都经历了。最后那悲剧对母亲打击太大了。她乌黑头发因此几乎全白了。只要一提起二姐，她老泪纵横。在二姐去世直到母亲安息的十七年里，母亲每况愈下，顽强地活着。她带大的外孙女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她迈着中风后不利索的腿，从柳州赶去。
母亲最后一年是在床上度过的。这时的她，已回到了上海，这个她度过青春年华的大都市，离开后一直梦想回去的地方。那年，知道她随时都有可能在我远离她而不能见面之际离开人间，我决定在她活着时从美国赶去看她。自从瘫痪在床后不再开口说话的母亲看着我，眼里闪着泪花，嘴蠕动了一下。我知道，她在跟我说再见，只是说不出口而已。告别时，我没有流泪，对她说：“妈妈，我爱你，多保重平安，我走了。” 当我进入电梯，泪流满面。我明白，刚才说的保重平安也是留给我自己的，是母亲最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