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面师傅

挂面师傅之于我是1976年冬天的事了。挂面师傅是延安上头的佳县人。佳县离我们延长二百多里地，处在毛乌素沙地的边缘，紧临李自成的老家米脂。说这个，就是交代一下这一带十年九旱,自古贫瘠。挂面师傅姓甚名谁我早已忘记。他是成百上千个从上头（陕北称延安以北的十个县为上头）下来揽工和乞讨的人群中的一个，再平常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甚至长相都很大众，随便从兵马俑里拎出一个毁损的秦人头像都可以无误的填充我对他的相貌的记忆。 陕北的冬天总是很寒冷。腊月初三下了一场大雪。准确的讲是初二的夜里开始下雪，初三一早整个高原就被半尺厚的雪盖得严严实实了。 大雪封了山，出不去进不来，连山鸡都找不到吃的。家家户户都躲在窑洞里闭门不出，男人们盘在热炕上看着婆姨娃娃吱吱哇哇的吵闹，难得享受一次受苦人的天伦之乐。 我家住在村子边边上。窑背上就是路，上塬下沟的必经之路。挂面师傅就是打这路上走过时跟我结下的一段不期之缘。 估摸晌午的时候，有个人影走过我的窑背。我正从柴垛上掐了把蒿，甩打着上边的雪挂。雪天有路人过往实在稀罕，我抬头朝窑背上呐喊： “山不得下么，走哪嗑？” “哦……”专心走路的人应答着。“走安沟，走宜川”。 “路滑着呢，咋个走么？”“不怕。”他说着走着。“能行。”“哎呀，怕不行么？”我说：“下来歇个歇儿。” 这番拉话，对于熟悉陕北的人来说再惯常不过了。来往过客，即便就是个讨饭的，经过家门口也要招呼一下，让进来坐坐。没有可吃的食物给他也罢，但给喝口碱水（蒸锅水）总要的。因为在陕北几乎每个人都有出门乞讨的经历。这是一辈辈人传下来的习俗。 我依着乡俗执意地呐喊着这个路人。 挂面师傅推再三我让再四。我清了一下通向窑背的小路，挂面师傅跟着我走下来，在门外扑扑雪、顿顿脚，把身上背的毛布袋袋撂在窗前，顺手拿过了我手里的柴蒿，进了窑。 他没上炕。抱着柴禾到了灶火旮旯里一蹲。“你坐么”他说“我给咱着火，喝口水就赶路。” 于是他三撅两撅的往灶里填柴。“能行。”我也没拦着，“我给咱热个团子，一搭里吃上个。”“我捍着干粮呢，你砸吃。我喝上口碱水就对了。”他边烧火。 老百姓些的礼数不在嘴上，我心里有谱，热点团子一起吃就是了。可没想到热好团子他居然就不吃，从窗外取回他的布袋拿出自带的干粮。我拣个团子塞他手里，他不动声色的放一边，还是捏着自己的干粮一口一口往嘴里送，不时的喝口热水。我探着身子仔细前观，他吃什么呢。他往嘴里送的是黑黢黢的什么东西，要捏合成一个小团儿才能入口。我不禁问“你砸吃些甚？”他头也不抬地说“糠么”。 “糠？！”我心里一悸。 “你就带着这个出门？”我扒开他的布袋，都是糠，大半袋子糠。 “哦。”他说：“是了么。” “没有粮食？窑里。” “哦，有。不多，家里还有老母亲，娃些。有些高粱、洋芋。年斯连玉米都没收。正长颗颗的时候下了十几天的雨，把整块的地都给推走了。” “你这是走那里嗑？”我问。“出来揽个活什。”他踌躇了一下，“年斯一分钱的红也没分，还欠了社里的粮钱。”他依然犹豫着，像是在思索当说不当说。那个年代到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出门打工挣钱在资本主义尾巴之列，不能张扬的。 这个我明白，我们村也驻了干部，专门抓这个揽工的。 我安抚着他的不安的情绪，说：“老乡，你咋不用怕。我是北京学生，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不管这些事。” 他似乎略微踏下个心来。喝口水，扎起他的干粮布袋，不紧不慢的从腰里解下个长嘴的烟锅，在烟布袋子里喎来喎去的装满了一锅旱烟。从红红的灶火里巴拉出一粒小火炭，嘴叼着烟锅扣过去迅捷的一喎，吧嗒吧嗒抽了起来。 天黑沉沉的，窑洞里更暗。灶口的红光忽闪忽闪的映在他菜色的干瘪的脸上。我看到他迷茫的目光在缭绕的青烟里找寻着什么。 我瞅着眼前这个吃糠的“资本主义尾巴”，没有合适的语言。凝固的空气里我们就这么无言的坐着。只有噼噼啪啪的燃烧的爆响和忽闪忽闪的亮光证实着这个时空之尚存。 他抽罢烟，把烟锅磕打磕打收好，又喝了口水，站起来说：“该走了，黑了。” 我显得有些慌乱，从热锅里拿出了所有的玉米团子，用笼布子包起拽进他的手里，说：“捍上，捍上。” 他慢腾腾的把这包团子放回灶台上，毫不动容一脸严肃地说：“这个，我不能要。我是出来揽工的，不是寻吃的的。再说……”说到这儿他哽咽了，眼圈发红，“吃着这些东西我想我窑里，想我妈，想我娃些，我咽不下嗑，就大年了，我想回家。可不能回，没挣到钱不能回，窑里等我拿回钱哩。” 他一顿一挫的像是自语，推辞着这包玉米团子，道理在他一边，我无言可对。看着他迈着李玉和式的坚定的步伐走到窑洞门口的时候，上天突然给了我灵机，我一步窜上去拽着他的布袋问：“老乡，你有什么手艺？”“挂挂面。”他似乎从眼睛里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期待着我的回应。“能行！”我说：“我就挂挂面。”我撤下他布袋，急切地说“你留下给我挂挂面吧！”我心想，挂挂面对于我们这个知青组是无可无不可。再说了，屯子里仅有的麦子也不过三四斗。我要留住这个雪塬上的揽工人。 就这样，挂面师傅惊喜的留下了。我们则打整了麦屯子。从湿麦子推磨过萝到挂面的粗细束把一一商讨妥了。工钱是这样算的：我管饭每斤干挂面工钱2分洋；不管饭就3分洋。不管饭是挂面师傅自己提出来的，他选择不管饭。我说管饭也可以是3分洋，但他不认可，他的说辞是这条塬上都是这个价，不能改了规矩。“那样没法做人”。 我没犟着他。 挂挂面的巨大工程从主雇双方谈妥的那一刻就启动了。开始的那个下午挂面师傅把屯底里的麦子精心的筛选了一遍，用手拣掉麦子里混杂的麦秆等等微小的杂物颗粒。洗净闷湿盖好，以备第二天推磨。做完的时候已经掌灯了。他用开水泡了一点糠，稀溜溜的喝了一碗就和衣而睡了，他扯掉脑上笼的羊白肚手巾，头一沾枕头就发出了鼾声。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被阿青村请去出诊，三个大小伙子拖着牲口载着我艰难地在大雪封盖的黄土高原上行进了七十多里路，这一路我都在暗自庆幸着留下挂面师傅的英明。 当我第三天的晚上回到我的窑洞的时候我被眼前的情景赫住了： 我的窑洞成了一个挂面作坊。窑洞里，炕上炕下搭着几个大架子，上面都挂满了整整齐齐的挂面。挂面师傅跟前放着一个大面缸，面坯像一条盘着的长蛇一圈圈井然的码放着。他把面坯徐徐地拉起来，从这一个木棍绕到另一根木棍然后上到架子上。他居然没有注意到我进了门，依然全神贯注的拉开，盘起；拉开盘起……挂面师傅正襟危坐、神态凝重。我尤其记得他那八字的鼻唇沟如雕刻一般端正、深邃。他神圣的容颜，仿佛在从事着一项极其伟大的事业。 在挂面师傅离开我家的那个早晨，他赶在鸡叫之前就起床了，他把一把把束好的挂面包上报纸，按每斤装的规格过秤码好，告诉我一共是一百零九斤，让我清点。告诉我工钱是三块二毛七。 我付钱给他，给了三块三毛钱。挂面师傅从他的棉袄里层掏出了一个小布包，一层层地打开，里面都是挼的很烂的毛票和分票，他小心翼翼的拿给我一张蓝色的二分钱和一张浅黄色的一分钱，双手呈着。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的疲惫的闪烁着成就感的脸，没有接，僵着，僵着，直到他那不可抗拒的肃穆驱动了我的双手。挂面师傅起身上路了，背影被渐渐地吞没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之间……他给我留下的是整整齐齐的挂面和心灵的撕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