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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翻译外交”扭曲了中国外交(中)
侯峰
【摘要】“翻译外交”之所以对中华文明缺乏自信，是因为他们既不了解中国历史，对西方文明也是一知半解。外语专业出身者们的史观、世界观，多是西方历史教科书样本照本宣科教育的产物，他们中不少人欣然接受‘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即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缺乏哲学的野蛮民族，需要西方文明来教化，所以我国高等教育需要认真反思为谁培养人的问题，特别是培养外交官的外交学院首先必须弄清楚到底是哪国的外交学院。
二. “愤青 ”“爱国贼”这些专业打击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情怀的术语非同寻常
2016年4月的《同舟共进》杂志刊发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袁南生的文章《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腾讯思享会》如此介绍精彩观点：“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也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
袁南生对“愤青”的责难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前些年，尽管中国经济及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然而一打开计算机，互联网上各种负面消息扑面而来，中国社会弥漫着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悲观失望情绪和大范围的失败主义思潮，这和从外部世界看到的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客观地讲中国正处在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好时期，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从政府官员到企业高管，从知识文化界精英到普通百姓突然间大面积地对前途失去信心，思想文化上迷失了方向了呢?明眼人都明白意识形态混乱是祸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威胁。一度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正在破坏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打击中国人民的理论自信、文明自信、制度自信，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大地配合西方扳倒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战略。以至于美国前驻华大使，2012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洪博培不无自信地扬言：没有必要进行中美贸易战，那会损害美国小企业主及进出口商的利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伸出双手拥抱中国国内的亲美一族，我们应当接触中国内部的盟友，他们被称做‘年轻人’、‘互联网一代’——他们是五亿网民以及八千万博客主人，美国必须依靠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国，只有中国倒下去，美国才有夺回制造业的机会。其中所指中国内部的盟友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愤青”、“爱国贼”、“五毛”之类的专有贬义名词打击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颠覆传统的价值观、是非观，配合西方扳倒中国的舆论战，搞乱社会意识形态，为卖国者张目，为美国战胜中国铺路。
1.“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若非如此，谁才是最优秀的民族?
中国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在他的文章中强调：“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显然袁南生的核心内涵是不认同西方“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认为“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轻言战争”是荒谬的，与吴建民的所谓“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遥相呼应，本质上都是热爱西方，站在美国战略利益上，而不是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对国际格局做出的判断，前文对此种思潮已经做过了分析。行笔至此，笔者在想，两位院长培养出来的《外交学院》的学生们有多少像他们这些《外交学院》的前辈们那样已经深深烙下西方价值观、史观、人生观的烙印，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西方，而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外交学院的党委袁书记，“愤青”的认为有问题吗?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创文明之一，也是硕果仅存，唯一从来没有中断过，有5000年文明史，一脉相承，延续至今的文明。如果中华民族称不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华文化称不上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那么袁书记，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和文化配得上这个称号呢?笔者在《翻译外交，扭曲中国外交》一文中阐述过：“执掌中国外交的高级“专业人才”，几乎清一色外语专业毕业，译而优则仕的翻译出身。这些外交大员们有相同的知识结构和类似的经历，从进入外语学院那天起，学习了不少西方文化却缺少中华文明的认知和自信，能够娴熟地和外国人沟通，但是对中国国情却是门外汉，掌握语言优势，而没有专业技能，常和外国打交道，却不食中国民间烟火，精通外交常识，然而缺乏国际战略素养，学历和专业经历使他们很难有创造性思维和开拓精神。由这样的外交团队支撑起来的中国外交，中国国际形象只能是瘸腿的巨人”。自学英语专业出身的袁南生常务副院长，尽管没有译而优则仕，却似乎也没有摆脱“学习了不少西方文化却缺少中华文明的认知和自信”外语专业的通病，不仅不反思自己视野的局限，反而以自己有限的历史知识，选择性解读历史，居高临下地嘲弄“愤青”的认知水平。
2.错误史观动摇中华文化的根基，文明自信的缺失，导致文明制高点和话语权的旁落。
其实“翻译外交”之所以对中华文明缺乏自信，是因为他们既不了解中国历史，对西方文明也是一知半解。但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西方世界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经历了长达千年政教合一的中世纪黑暗野蛮时代，在那个漫长的年代里，西方的世袭专制社会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容不下天主教以外的文化和与其宗教教义相悖的科学，除了发动过无数次宗教战争，还迫害哥白尼、烧死了布鲁诺，导致经济文化长期停滞不前。若不是文艺复兴年代欧洲从阿拉伯世界翻译输入大量的阿拉伯文明和其它古代文明知识，西方在千年的宗教禁锢下几乎就是文化沙漠。而同时期唐、宋、明朝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所创造的辉煌，无论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走在世界的最前沿，中国人发展出来的文官国家管理体制和灿烂的中国文化让同期西方黑暗的宗教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黯然失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西方从中世纪黑暗中走出来以后会不顾一切地去地理大探险，寻找文明富裕的东方。
白种人是一个从北方南下晚熟的种族，没有多少可以值得自豪的悠久历史。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刚从讲究血统论，政教合一黑暗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为了在世界宗教冲突，文明冲突中抢占文明制高点，制造道德上的优越感，必须要塑造欧洲才是人类最先进文明真传的文化氛围。逻辑上讲，这个文明血统传承既然无法来自白种人自己的历史，也不能承认直接继承于现存文明竞争对手：阿拉伯人，伊朗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或中国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已经消失的文明中创造一段可以用作继承，“古为今用”的历史。古希腊，古埃及作为早已经失传的古代文明于是就纳入西方所谓“一脉相承”的文明史。他们采用的办法是，以近代科技水平为参照，拔高、美化当年的文明程度，按需要修史填补“空白”，把西方近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对接，以便向世界表明西方才是世界上最先进古老文明文化上的正宗继承者，也包括常常通过文学影视作品有意识地白化当时的人种以暗示种族的遗传。然而让当年伪造历史的人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考古和基因技术发明后证明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都是位于地球低纬度的深色人种，甚至和现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埃及，希腊人种没有血统关系，更是跟从北极附近起源的白种人不沾边。但是在西方人的历史文学作品里这些创造了古老文明的先人们被现代西方理念化和肤色浅化处理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其实，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正式鉴定厘清古希腊，古埃及的人种，以及通过文献考古与田野考古双重验证文明传承问题并不难，但没有国家去揭开那西方国家受益无穷的历史疮疤。这便是成熟的西方知识分子心照不宣的自律文化，留住这笔文艺复兴时代“善意”创造的文明史糊涂账让全世界历史教科书永远糊涂下去。
按西方历史教科书样本照本宣科的中国世界史教育，塑造了不少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有幸接触到更多书本中西方文化的外语专业出身者们的史观、世界观，他们中不少人坚定地认为，“中国历史再古老也不可能产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奠定西方哲学基础的古希腊三贤”，欣然接受西方的逻辑，即中国自古以来和世界许多文明一样都是缺乏哲学的野蛮民族，自古以来需要西方文明来教化。这就是西方把希腊神话神圣化的初衷和原动力。而远离多文明冲突、碰撞区的中国很难理解伊斯兰、基督教、犹太教等诸多宗教在千年混战中，各文明体费尽心思抢占文明制高点，和排他文化中生死较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古希腊历史人物 及“流传至今”的神迹般的巨著，其实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信史。“古希腊三贤”及他们的著作，比如号称300万言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外至万事万物，内至人本身的肉体与心灵，抽象的数学，几何，力学，逻辑等，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历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神化。显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造史造神运动，劲用过了头，不幸逻辑上把自己陷于伪科学的境地。《亚里士多德全集》这样的超级巨著，恐怕除了想象中的神，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在人的一生中都不可能完成。而就是这样一部被西方奉若圣典、文明源头的百科全书式的文集，却是一部到目前为止，典型的，既无同时代相互印证信史史籍记载，又无后世考古验证，被质疑为文艺复兴时代精心创造的托古之作。尽管西方文明的卫道士们极力为之辩解，却至今无人能拿出有说服力、考古佐证的真凭实据。理论上讲，一部古籍，即便有田野考古或文献考古也“孤证不立”，必须有独立证据相互印证才能采信。《亚里士多德全集》完全无法与中国流传至今，有两千年不间断的史籍记载，有考古验证，比如《论语》《孙子兵法》《史记》这样的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国经典有可比性。然而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冒出来的未得到充分考证的文明史却成了许多人坚信不疑的信史和中国标准历史教科书，一些文人终身崇拜的坚定信念。
中国的历史典籍都要经过文献学，考古学，天相学，碳十四测年法等进行至少双重甚至多重验证才能确定真伪。而古希腊史许多都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冒出来的缺乏史学，史料原始遗存，又无考古证实的伪史，当然西方为此的推脱之词是阿拉伯文转译过来的，然而却也拿不出阿拉伯原文的史学及考古验证。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古文明之首就是因为西方要把它人为地拔高、打造成人类现代文明的源头，要凸显西方文明才是人类文明一脉相承的真传，并依此打造有史以来“西方中心论”，占据人类文明领头羊的地位。据此，并通过洋枪洋炮的威慑，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地占据和巩固了现代国际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和控制了话语权，谎话说一千遍也就变成了真理，用伪史验证伪史，就变成了不许人们质疑的信史。从袁博士的《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表露出作者的史观和价值观不难看出西方意识形态战略的成功。他们就是要让西方之外所有的其他文明在开创“民主政治”“普世价值”之先的希腊女神面前俯首称臣。这种高明的文明征服手段已经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中开花结果。
3.执政党必须夺回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体制内外的官员、学者、思想家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随着西方的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起舞，肆意歪曲中国的人文历史，鼓吹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种族虚无主义，特别是苏联瓦解以后形成一股强大的妖魔化共产主义思想、抹黑毛泽东、污名社会主义公有制、歪曲中国历史和文化，颠倒中国传统是非观、价值观的浪潮，他们打着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幌子，严重打击中国人民的文明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民族自信和精神信仰，动摇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党内有北大法律授这样的共产党员天天梦想着里应外合把中共拱倒，他的学生和同路人广布司法界，从法律的角度保障“谣翻中国”的言论自由;党校系统一批教授力图把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基地营造成诋毁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共产党干部的大本营;社科院某些院所就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思想的乐园和扩散的平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追随世界银行以华盛顿共识精神给中国量身定做、旨在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所谓“改革顶端设计”《2030年的中国》，还有外交学院把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污蔑成愤青，搞不清楚状况。他们通过占居的有利位置垄断了教育权、舆论话语权、和改革顶层设计权，以“影响中国”“凝聚共识”“宪政民主”等，打着改革的旗号，在中国社会凝聚华盛顿共识旗下，成为洪博培口中扳倒中国，最有力的“中国内部的盟友”。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不彻底驱散徘徊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上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恢复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全面复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认真反思为谁培养人的问题，特别是培养外交官的外交学院首先必须弄清楚到底是哪国的外交学院。中国高等教育《绝不能用中华民族的血汗培养中华文明的掘墓人》。
4. 肢解、歪解历史的目的是什么?爱国不需要教育，卖国需要
袁南生在《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中阐述【宋代“愤青”们怎样误国】，“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袁南生博士的逻辑是宋代“愤青”现象招致宋朝灭亡。曾经是世界最富裕强大的国家，宋朝如何走上衰落，覆灭之路，是值得中华民族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是无数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和机缘巧合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却被袁博士抽象为“愤青”误国。如果这一结论只是一个本科生的习作，可以理解，然而得出如此偏颇、管中窥豹、以偏概全，甚至荒唐可笑结论的确是一位拥有正规学术研究训练，经历颇为丰富的博士大使、博士院长。看到如此立意的文章，让笔者第一个想到的是，如果北大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么做的，我真是太高看北大的学术水平了，而如果北大的学术水平有口皆碑，袁南生怎么拿到北大博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
其实袁博士的《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绝非简单地借古讽今，饶了千年的历史，表面上是要打击“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愤青”们，而其目的是推销其不便明言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他的结语中这样写到：“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笔者愚见，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博士无非想说，却又不能明说，贯穿全文的本意是，“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即苏联垮台了，中国还继续存在，“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而不是“普世价值”高于一切，他们“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简而言之，认为“西方亡我中华不死”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害国主义”，只有爱西方才是真正爱国、救国。袁博士的语文水平还是蛮高的，文章通篇都在诠释“爱国贼”理论，却始终没用“爱国贼”这个词而已。
许多辱骂“爱国贼”的人，并非真的不爱“国”，只不过他们的挚爱是，在他们心目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美国，他们认为愤青们“盲目”地爱国，“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只有他们自己属于高高在上，拥有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普世情怀，从不“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主动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的思维体系里，继承西方惯用的双重标准思维方式，比如在宋朝联金抗蒙问题上，袁南生引用：“蒙古灭国四十，数年前已灭西夏，我大金国若灭亡，下一个亡国的肯定是宋国，唇亡齿寒，自然之理”，用来谴责“愤青”不理性地干扰外交;却打死也不会说“美国灭国无数，数年前已灭日本，我大苏联若灭亡，下一个亡国的肯定是中国，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因为在编造“爱国贼”“愤青”词汇者的字典里，“仇恨西方国家”，仇视近代以来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西方是大逆不道的。
令华夏民族扼腕叹息宋朝的覆灭史到底是愤青太多、岳飞太多还是秦桧太多已经是中国人自有公论的历史常识，杭州岳飞墓前的那一对秦桧夫妇反剪双手，面墓而跪，形象沮丧的雕塑做为历史的凝缩，已经深深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如今编造出愤青灭国论，就是要为主张投降外交的秦桧平反，让秦桧站起来，让岳飞倒下去。其宗旨就是通过对历史的歪解、演绎，让爱国变成贼，让卖国变成神，为某些人骨子里的“普世价值”的卖国情怀解套。说穿了就是近年来众多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即卖国主义中的又一版本而已。
袁南生说：“具有清流心态者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显而易见，在那些“骨子里”拥抱西方，虔诚地匍匐于西方文化脚下的“外交家”眼里，尽管中国近代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海关税收权，外国军舰在中国水域横行霸道，袁南生仍然认为中国妥协得还不够，无非想说“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就是向西方彻底臣服的“妥协”文化，只有像印度一样彻底沦为西方殖民地，才不缺乏“妥协文化”，有了所谓妥协，才有袁副院长钟爱的所谓外交。
袁南生痛心疾首地认为“清流现象是“愤青”现象的历史源流，“愤青”现象是清流现象在当代的“变种”。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又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袁南生把“清流现象是“愤青”现象的历史源流，“愤青”现象是清流现象在当代的“变种”。”当作中国外交的头号大敌，中国千年悲剧性历史的主旋律加以口诛笔伐，真不清楚袁南生博士的历史知识是从哪里学到的。鸦片战争爆发后的100多年，中国政府无数次出卖主权、割地求和、丧权辱国，而在袁南生的字典中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难道只有把中国全部拱手献给西方才是有外交?自1840年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以来，中国缺的是民族抗争还是妥协投降，中国人心里都明白，只有西方和他们的追随者们认为中国的“妥协”的还不够。且不说晚清政府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妥协”、“妥协”、再“妥协”;1919年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当时的中国政府却要把山东的主权“妥协”给日本，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才爆发了愤青抗争的五四运动，如果袁南生居然都不知道这一典型的“妥协”外交的话，总该知道918事件，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自溃，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万把日本人，东北军几十万大军最缺的是“愤青”还是“妥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入侵一让再让，“妥协”、“妥协”、再“妥协”，助长了日本灭我中华之心(至今不死)，最后退缩到西南一隅，等等，等等，袁南生真的就不知道，还是有意选择性解读历史，为“普世价值”教化学生?笔者在《翻译外交，扭曲中国外交》一文中对外语出身的外交官不了解或不屑中国历史，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描述看来不适合袁南生法学博士，不难看出袁南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花了不少心思，只不过看不见一丝站在中华民族立场的观点。中国近代史上是缺乏“妥协文化”，还是缺乏民族精神、抗争文化;是缺乏汪精卫，以及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成建制地投降日军的汉奸卖国贼，还是缺乏勇于为国捐躯的，不满政府“妥协”，“干扰政府外交”的愤青?
5.“爱国贼正在毁掉中国”
创造出“愤青”、“爱国贼”、“五毛”这些专有名词的目的是什么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将“爱国”与“贼”放在一起，无论装出多么正义的面孔，都难掩饰其意识形态战争玩弄出的字术心机，《“爱国贼”骂的不是贼，而是爱国》。这种假借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打击中华民族自尊、自爱、自信传统的意识形态暗战在中国社会有多大影响，百度大数据告诉你，当你输入“爱国贼”，百度搜索自动跳出的是“爱国贼正在毁掉中国”，与袁南生常务副院长的教育理念：“爱国主义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是简单地不谋而合吗?百度、或者说，一只操弄中国意识形态的黑手，正在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高等教育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的是非观、价值观，灌输“爱国贼正在毁掉中国”，卖国才是真正地救中国的潜意识。事实上别有用心的势力炒作“愤青”、“爱国贼”、“五毛”已经极大地影响不少人的价值观。当爱国变成贼的时候，秦桧、汪精卫自然就成了民族的英雄。当指责“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盲目爱国，当指责愤青“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的时候，那么谁的利益“天然高于一切”已经跃然纸上。作为一个在美国当过驻美高级外交官，经常在刊物发表观察美国社会文章的作者，袁南生应该不会没有亲眼所见，或电视里见过美国总统及其他政要在重大政治场合演讲都会用一句话结尾，就是“God Bless America”，上帝保佑美国。代表所谓“普世价值”的美国总统，却从来不在美国人民面前表现普世情怀，不会说上帝保佑其它国家。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是任何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本能，却被袁南生看作是大逆不道的“狭隘民族主义”“害国主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甚嚣尘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传媒界出现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党媒不姓党”，“党校不姓党”的严重问题。而党媒不姓党的根本原因是党校不姓党，掌握传媒话语权的编辑们在大学里接受的是西化的“普世”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花着中国人民的血汗，培养中华文明掘墓人，他们爱的不是“狭隘”的中华文明，而是“普世价值”的西方。之所以会公然出现让岳飞倒下去，让秦桧站起来，大范围鼓噪爱国有罪的“爱国贼”现象，就是因为高校某些学科重灾区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实则被西方意识形态那只看不见的黑手所控制。一时间中国千百年形成的价值体系被颠倒过来，为汉奸平反，为奸贼喊冤，为帝国主义张目的文章充斥主流媒体，抹黑共产党毛泽东，妖魔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传统正义形象如花木兰、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以及几乎所有中华文化中的正面形象都受到质疑和抹黑，显然这种现象并非出自个别学术研究，而是被某种势力所操控的、系统性、有组织的战略行动的重要一环。
在不久的过去，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打击苏联的“愤青”，爱国主义，导致苏联的意识形态大厦率先崩塌，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标志的改革进程中，苏联这一超级大国一夜间自行瓦解。苏联社会思想领域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才是苏联覆灭的祸根，苏联人民在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愤青”，没有人爱国，没有人挺身而出，“竟无一个是男儿”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在承受同样的侵蚀，那些把别人骂作爱国贼的势力，正在拼命把中国推向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政治变色、经济崩溃、社会全面倒退的覆辙。这一曾被西方喝彩，以诺贝尔和平奖褒奖的社会变革，给苏联瓦解后形成的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不是“改革红利”，而是大部分仍在泥潭中挣扎，西方始作俑者都不得不承认的错误改革道路。
是“爱国贼正在毁掉中国”，还是洪博培的盟友们，用“爱国贼正在毁掉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正在毁掉中国?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诋毁“愤青”只是这场战争荡起的一股尘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