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梦溪
《周易》
一向不敢读《易》。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我的不读《易》，倒不是对孔子的话言听计从，而是懵懵懂懂的不愿意读不想读。可是去年和今年，忽然想读《易》了。版本用的是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取其简便，字体行款均适合阅读。纸张也轻，可携之舟车。顺序先读系辞，次读象辞，再读彖辞，又次文言，最后爻辞。等于倒着读。主要读白文，个别语词参考周注，译文则未及寓目。系辞上下传，原来已经熟悉，但总有常读常新之感。余敦康先生近年治《易》有成，遇有难解处，则电话求教，彼此谈而乐之。
《孟子》
《论语》和《孟子》是我童幼时念的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念完，就是这《语》、《孟》。两厢比较更喜欢《论语》，字少好读，背也容易。《孟子》黑压压一片一片的，先产生厌倦心理，常念不下去。虽也记住许多段落，终究引不起兴趣。五十年代之后，便与《语》、《孟》基本隔绝。《孟子见梁惠王》以及“鱼我所欲”、“今夫奕之为数”等篇章中学课本里有，属单篇阅读。大学古代文选文论课，再次接触《语》、《孟》，也仅限于诗论等一小部分，并未逐章通读。 1988年我提出小学应设《论语》选读课，而未及《孟子》。平时给学生开书目，也常有《语》无《孟》。我对孟子的成见够深的了。今年四月地震，想起了“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于是细细地读了几遍《孟子》。已往认为孟子的话说得太多，现在知道他面对国君世人的置疑，无法不把问题讲个周身透彻。于是开始亲近孟子。儒家心性学说，孟子的论述大大向学理的深层走了。他相信道德理性的绝对价值。他是痛乎言之，不得不如是。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由于正研究宋儒的思想，孔、孟是宋儒直接承续的思想源头，无意中闲适阅读又和学理探求结合了起来。我用的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方便参酌《论语》，兼及《大学》、《中庸》。
《二程集》上下册
中华书局“理学丛书”本，王孝鱼点校，2004年第二版。宋明儒的书，我最早读的是王阳明，连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也读了，读而大好之。还明白了义宁陈氏之学何以宗王学。《周子通书》也喜欢，但他的《太极图》老弄不清爽。再就是《朱子语类》，当然也多次读过。惟二程的著作，望而拒之。近来研究马一浮，无法不碰这洛阳两兄弟。马的义理直承程朱，而归宗“六艺”。没想到明道（学者称程灏为明道先生）、伊川（程颐为伊川先生）的书，引起我如此大的兴趣。他们语简理近，自我守持得牢。“行事在审己，不必恤物议，恤物议而忘审己，岂心驰矣”，是他们的名言。学问上是否有真收获，可“于心气上验之”。二程说：“思虑有得，中心悦豫。”因此他们主张学问是快乐的。甚至，心中和乐，方可以减少鄙诈之心。故曰“学至于乐则成”。宋儒都“主敬”，二程著力尤甚。人心易纷绕，患在无有主。“如何有主？敬而已矣。”其论诚、敬的关系：“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诚和敬都是当下之人性所匮乏者。我曾说“ 敬”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普世价值的理念，是中国文化背景下通往信仰的直捷桥梁。读《二程集》，持论益坚。
二程子敬天恤民，对“视民如伤”四字体味无逾，明道为县吏时，尝书之坐处，自愧弗届。“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孔子的话，二程发挥说：“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古之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今之强有力者将以为乱。”学者为己，证明学风之纯正，官吏为己，证实吏治的腐败。而“强有力”的权势阶层，本来应该好礼如仪，而宋代的此一阶层，实际上是在制造秩序的混乱。如无切肤之痛，二程子不会作如是的批评。宋的走下坡路，实缘于吏治的腐败。理学家为“理 ”所障，是未曾细读宋儒之书的悬拟之词，现在我不这样看了。难怪朱熹敬重二程，而年长二程十有余岁的张载，见二程谈《易》，自己宁可撤帐让贤。二程子精于《易》道，重新诠释孔孟，回归“六艺”经典，而最终又归于一《易》之大道。
《张载集》
“理学丛书”本，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的墙壁上，一直镶嵌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对“关学”的创主张子，自不陌生。但《张子全书》以前却不曾读过。我所说的读，是指闲适的阅读，而不是为了写论文竖摘横取的读。不过今年写了《“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一文，解张的《西铭》，而探其源流，似亦难避“功利阅读”之嫌。心安者是张集诸文，未尝一字有遗。张亦通《易》学，著有《易说》，但最重要的著作仍为《正蒙》十七篇。《太和》居《正蒙》之首，其论“气”向为治哲学者所重视。《红楼》第二回冷氏关于气之赋人一段，实来自张子。张主敬重礼，曰“不敬则礼不行”。张的思想直承孟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堪称八字真经。程朱都推张子，称其为孟子后之第一人。张诗“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似亦颇自许。但和程朱比较，气尚不够宽舒。张子文简理深，文采斐然。但涉及到对待佛道“二氏”的态度，子厚（张载字子厚）和二程一样，未免不够彻底，尽管明显吸收了“二氏”的思想，却千方百计“辟佛”，彷佛彼此了无干系。
王船山《张子正蒙注》
中华书局1975年版。因读《张载集》而连带读此书，非闲适阅读，可不论。
马一浮《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
近年一直在读马，研究兼闲适阅读。手边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版的《马一浮集》三厚册，早已勾划签夹得不成样子，承吴光教授又送我一套，始得解困。两《会语》是马一浮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为浙江大学师生所讲论，始在江西泰和，继在广西宜山。浙大竺可桢校长尝前往听讲。但《会语》并非讲课记录的整理，而是马先生为讲课手写的文字稿。此次阅读，更关注马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论述，已成《马一浮和六艺论》，刊于《中国文化》今年秋季号。当世言国学者多矣，然取义甚歧。国故之省称，固有之学术，传统之盛宴，无称不有。其实马一浮对国学之立名，本有置疑，但他说：“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