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歌
以后介绍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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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刘庆棠曾是样板戏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的党代表洪常青，是那么英姿勃勃、气宇轩昂；“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众多少女心驰神往的“白马王子”。但是，“四人帮”垮台后，这位样板戏的宠儿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面对的，是许多证人对他可恶罪行的声泪俱下的控诉；他受到了法庭的庄严审判!
1、从扭秧歌到跳《天鹅湖》
刘庆棠从小长得眉清目秀，又透着聪明机灵。上世纪40年代末，辽东地区文工团到他老家———辽宁省盖县的一个小村子进行演出。
在观看演出的翻身的人群中，有位农家少年一直目不转睛盯着舞台。夜深了，节目演完了，人群慢慢散去，只有这个少年一直跟在文工团后面。他缠上了文工团的领导，要求加入文工团。正好团里缺小演员，文工团爽快地收下了他。于是，他小小年纪便成了文工团的一员，随着文工团打腰鼓、扭秧歌、唱二人转、演活报剧，走遍了辽东地区。
50年代初，年仅17岁的刘庆棠作为文工团骨干，到北京专门学习民族舞，并因成绩优异被留在中央歌舞团担任民族舞演员。1956年，迷上芭蕾舞的刘庆棠，不顾自己已是23岁的“高龄”，凭着当年要求加入文工团的那股软磨硬缠的韧劲，说动了歌舞团的领导，终于半路出家、“改行”进了北京舞蹈学校的芭蕾舞讲习班。
在学习芭蕾舞的男学员中，刘庆棠因年龄较大，关节柔韧性也较差，技巧掌握颇为困难，但他身上秉承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异常用功。他强壮的体魄，也为他用辛勤的汗水弥补自己的不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久，他开始崭露头角。芭蕾双人舞中男演员的托举十分吃力，苏联专家教学时往往用他来试跳，久而久之，他成了双人舞教学中颇受女演员欢迎的最佳搭档，并在讲习班期满后，作为“双人舞”教师留在舞校工作。
1958年，舞校准备排演大型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因托举女主角白淑湘力量稍差，唯有刘庆棠能够胜任，这样，他与白淑湘就成了最早一对舞伴。首演《天鹅湖》的成功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年，他和白淑湘、编导助理李承祥，一起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的群英会。当时的刘庆棠热情、谦和、朴实，面对有人批评他在舞台上的气质不像王子，倒像个战士，更使他看到了在艺术上的先天不足，除加强基本功训练，还尽力学习，充实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修养。
2、演洪常青一鸣惊人
继《天鹅湖》之后，刘庆棠与白淑湘又配对演出过《海侠》、《泪泉》等芭蕾舞剧。然而，他的心态渐渐不平衡了。虽然在排演中没有少吃苦、少流汗，但人们敬慕青睐的目光，投向的大多是那位得天独厚的搭档。人物专访、特写、评论文章，全集中到白淑湘；她还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刘庆棠虽然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心头总有一种说不明的酸涩和恼怒。于是，这个在团里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党支部委员，开始私下里议论“白淑湘只专不红”，“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之后，他主持团支部经常开会“帮助”白淑湘，并要大家同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白淑湘的演员队长的位置，也由他取而代之。
1963年底，中央芭蕾舞剧团根据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组织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那时刘庆棠正好年轻，相貌也不错，结果一鸣惊人，夺得了主角的位置。为了演好“党代表”这个角色，他苦练基本功，的确流了许多的汗水。
刘庆棠、白淑湘又成了一对舞伴。通过多次赴海南下部队体验生活，和剧组同志无数个日夜的共同琢磨角色，在排练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旋舞，刘庆棠终于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3、“文革”中整人丧心病狂
不久，江青要“抓”这部戏了。在江青初次“驾临”剧团时，刘庆棠成了团里最为忙碌的人，围着江青跑前颠后，主动给拿材料，汇报剧团创作排演情况。刘庆棠的“出色”表现赢得江青的好感。从此，他与江青建立了直线联系，经常主动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刘庆棠一度抑制的“革命斗志”燃烧得更为旺盛。他振臂一呼，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连不断，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踌躇满志的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更变本加厉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了江青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自然越来越受江青的赏识。
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
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
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政治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个生活极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
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江青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人们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4、阴谋攻击周总理、邓小平
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中国访问，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舞剧。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文革”时已被打入冷宫，猛然听有人提议唱这支歌，见周恩来总理也在场，大家没有什么顾忌，就和周恩来一齐唱了起来。
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
不几天，吴德对江青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
江青马上叫来刘庆棠怪罪起来。刘庆棠一口咬定是周总理布置的，和他没有关系。谁料，江青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当面问总理，大有问罪之势。江青几次追问总理，最后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高官后，他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
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
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们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马前卒。
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
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
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
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3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他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
5、罪恶累累遭审判
1976年金秋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是他执迷不悟，拒绝承认自己犯了罪。他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替自己评功摆好。
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
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列的他的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
经过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
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断然离开大连，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
来源: 新闻午报
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刘庆棠曾是样板戏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的党代表洪常青，是那么英姿勃勃、气宇轩昂；“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众多少女心驰神往的“白马王子”。但是，“四人帮”垮台后，这位样板戏的宠儿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面对的，是许多证人对他可恶罪行的声泪俱下的控诉；他受到了法庭的庄严审判!
1、从扭秧歌到跳《天鹅湖》
刘庆棠从小长得眉清目秀，又透着聪明机灵。上世纪40年代末，辽东地区文工团到他老家———辽宁省盖县的一个小村子进行演出。
在观看演出的翻身的人群中，有位农家少年一直目不转睛盯着舞台。夜深了，节目演完了，人群慢慢散去，只有这个少年一直跟在文工团后面。他缠上了文工团的领导，要求加入文工团。正好团里缺小演员，文工团爽快地收下了他。于是，他小小年纪便成了文工团的一员，随着文工团打腰鼓、扭秧歌、唱二人转、演活报剧，走遍了辽东地区。
50年代初，年仅17岁的刘庆棠作为文工团骨干，到北京专门学习民族舞，并因成绩优异被留在中央歌舞团担任民族舞演员。1956年，迷上芭蕾舞的刘庆棠，不顾自己已是23岁的“高龄”，凭着当年要求加入文工团的那股软磨硬缠的韧劲，说动了歌舞团的领导，终于半路出家、“改行”进了北京舞蹈学校的芭蕾舞讲习班。
在学习芭蕾舞的男学员中，刘庆棠因年龄较大，关节柔韧性也较差，技巧掌握颇为困难，但他身上秉承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异常用功。他强壮的体魄，也为他用辛勤的汗水弥补自己的不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久，他开始崭露头角。芭蕾双人舞中男演员的托举十分吃力，苏联专家教学时往往用他来试跳，久而久之，他成了双人舞教学中颇受女演员欢迎的最佳搭档，并在讲习班期满后，作为“双人舞”教师留在舞校工作。
1958年，舞校准备排演大型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因托举女主角白淑湘力量稍差，唯有刘庆棠能够胜任，这样，他与白淑湘就成了最早一对舞伴。首演《天鹅湖》的成功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年，他和白淑湘、编导助理李承祥，一起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的群英会。当时的刘庆棠热情、谦和、朴实，面对有人批评他在舞台上的气质不像王子，倒像个战士，更使他看到了在艺术上的先天不足，除加强基本功训练，还尽力学习，充实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修养。
2、演洪常青一鸣惊人
继《天鹅湖》之后，刘庆棠与白淑湘又配对演出过《海侠》、《泪泉》等芭蕾舞剧。然而，他的心态渐渐不平衡了。虽然在排演中没有少吃苦、少流汗，但人们敬慕青睐的目光，投向的大多是那位得天独厚的搭档。人物专访、特写、评论文章，全集中到白淑湘；她还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刘庆棠虽然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心头总有一种说不明的酸涩和恼怒。于是，这个在团里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党支部委员，开始私下里议论“白淑湘只专不红”，“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之后，他主持团支部经常开会“帮助”白淑湘，并要大家同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白淑湘的演员队长的位置，也由他取而代之。
1963年底，中央芭蕾舞剧团根据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组织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那时刘庆棠正好年轻，相貌也不错，结果一鸣惊人，夺得了主角的位置。为了演好“党代表”这个角色，他苦练基本功，的确流了许多的汗水。
刘庆棠、白淑湘又成了一对舞伴。通过多次赴海南下部队体验生活，和剧组同志无数个日夜的共同琢磨角色，在排练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旋舞，刘庆棠终于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3、“文革”中整人丧心病狂
不久，江青要“抓”这部戏了。在江青初次“驾临”剧团时，刘庆棠成了团里最为忙碌的人，围着江青跑前颠后，主动给拿材料，汇报剧团创作排演情况。刘庆棠的“出色”表现赢得江青的好感。从此，他与江青建立了直线联系，经常主动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刘庆棠一度抑制的“革命斗志”燃烧得更为旺盛。他振臂一呼，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连不断，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踌躇满志的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更变本加厉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了江青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自然越来越受江青的赏识。
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
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
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政治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个生活极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
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江青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人们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4、阴谋攻击周总理、邓小平
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中国访问，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舞剧。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文革”时已被打入冷宫，猛然听有人提议唱这支歌，见周恩来总理也在场，大家没有什么顾忌，就和周恩来一齐唱了起来。
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
不几天，吴德对江青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
江青马上叫来刘庆棠怪罪起来。刘庆棠一口咬定是周总理布置的，和他没有关系。谁料，江青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当面问总理，大有问罪之势。江青几次追问总理，最后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高官后，他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
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
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们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马前卒。
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
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
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
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3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他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
5、罪恶累累遭审判
1976年金秋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是他执迷不悟，拒绝承认自己犯了罪。他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替自己评功摆好。
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
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列的他的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
经过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
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断然离开大连，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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