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歌
以后介绍
(转贴)
韩石山
—— 在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演讲
感谢郭春林先生，感谢同济大学的邀请，能来同济大学作一次演讲，在我是很荣幸的。
今天我的讲题是《一边是鲁迅，一边是胡适》。五月底，郭先生跟我联系讲题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学校的情况，提两个题目你们定，一个是谈写作的，一个是谈鲁迅和胡适的，就是这个。郭先生说，就讲这个吧。
把鲁迅和胡适对立起来比较，不是我要这样，也不是哪个学者要这样。几十年来，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就是这么做的。结论是，鲁迅是进步的，胡适是落后的，鲁迅是革命的，胡适是反动的，鲁迅满腹经纶，胡适没有什么真本事，总之是，鲁迅是伟大的，什么都好，胡适是渺小的，什么都不行。事情总是这样，要是各自都给以应有的对待，应有的名分，谁也不会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更不会对立起来，可是你开了这个头，就不能挡住别人做深一步的探讨了。
这算是开场白，下面就进入正题吧。
( 一 )
同学们都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中国文化史上，除了孔夫子，就数鲁迅了。
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
上个月下旬，十几天前，我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提到了我对鲁迅的看法，互动时，有个女同学提出个问题，她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我们是读鲁迅的书长大的，你这么说鲁迅，我们思想上接受不了。在中国，除了鲁迅，谁还当得起这样伟大的称号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这个同学的提问，我是能理解的。可你想过没有，你对鲁迅这样的认识，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读书得来的吗？是你研究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思考之后得出来的吗？我敢说，不是的，是你读中学课本上的鲁迅作品得来的，还不是你理解后得来的，是你的老师给你反复讲解之后得来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些看法，是别人灌输给你的。当然，你也可以说，要是鲁迅不是这么伟大，中学课本上怎么选了他那么多的文章？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我只能说，课本是人编的，不是用个什么机器筛选出来的。编的人，也不是按他的想法编的，是按着某种既定的思想编的，就是要体现某种思想，灌输某种思想。一句话，就是要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至少也是让你记住，旧社会是黑暗的，新社会才是一片光明。语文不语文，作文不作文，他们是不管的。
编课本的人的想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毛泽东主席那儿来的。 1938 年毛泽东在《鲁迅论》里说，鲁迅是 “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 ， “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 。到了 1940 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评价就更高了： “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
你们想想，你们关于鲁迅的认识，是不是这样的？这些，在你们上中学的时候，通过课本，通过老师的讲解，不知不觉地，也是没有商量地，灌输到你们的脑子里，成了你们的思维定式。就好像从小唱 “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 ，唱的多了，你就觉得毛主席最亲了，你爹你娘反而不如毛主席亲了一样。
现在我要说，这些话，不能说全是对的。从当时的革命需要来说，是对的，但是，从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上说，就不那么对了。
不光你们，我对鲁迅的认识，也有个过程，从坚信到怀疑，从怀疑到反思，最后是理智地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
上中学时，鲁迅的课文，我读的滚瓜烂熟，好些段落都能背下来。比如《记念刘和珍君》里， “ 惨象，已使目不忍视；流言，尤使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 比如《 “ 友邦惊诧 ” 论》里， “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事实是真的也罢，但这些事实，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 ”
这些文章，当年读起来，真是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啊。
我上过十七年学，我们那时大学是五年制。中学六年，年年都要学鲁迅的作品。我当过中学教员，教过十年的中学语文。加在一起，接触鲁迅的作品，共是十六年。中学课本上选那么多鲁迅的作品，我从没有怀疑过，觉得伟大作家嘛，就要多选几篇。可是后来离开学校，看的书多了，就有些怀疑了，就开始反思了。鲁迅的作品，半文不白，中学生要学纯正的白话文，怎么就选了这么多？学了顶什么用？
六年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课本上共有多少篇鲁迅作品呢？我后来做过统计，共是十七篇。别的作家，都是一篇两篇，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独独鲁迅是十七篇，零头都比别人的多。以体裁说，有小说，有散文，有杂文，以内容说，有说历史的，说写作的，有批评同时代人物的，有责骂当时的政府的，什么都是鲁迅的。听说现在的中学生里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说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做作文。实际上这三怕是有联系的，文言文和周作人，都是难懂，学了文言文和周树人，却要写通畅的白话文，当然不会写了。
等到我写《徐志摩传》的时候，因为徐志摩和胡适是好朋友，有些事就是一起做的，也就读了许多胡适的文章，看了许多胡适的传记资料，我开始理智地看待鲁迅了，也就把鲁迅和胡适放在一起比较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学课本上选那么多的鲁迅的作品了。这叫为政治服务，只有鲁迅的作品，能起这个作用。
( 二 )
这就要说到中国的政治了。太复杂了，不好说。我说的不顶用，得用名人的说法。中国有个有名的政治学家，叫张奚若，这个人可不简单，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 1913 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24 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解放后当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中国外交学会会长，是个有名的正派人，敢说话的人。 1957 年帮助党整风时，毛主席亲自向他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说了十六个字： “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 反右开始后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绝不改口，还逐句作了解释，证明自己是对的。他的名声太大了，中央对他也没办法，也没把他打成右派。早在前一年，他还说过一句有名的话： “ 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 千万别以为这个人只跟共产党叫板，不，跟国民党也一样。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议会的议员，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有次在重庆开会，他提的意见很尖锐，蒋介石不高兴了，说： “ 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 ” 他听了，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时，接到通知和往返路费，当即回一电报： “ 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 。可见这是一个真正懂得政治学，品格又高尚的人。这样的话，他敢当着毛主席的面说，且坚持不改，可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认为是正确的。
四句话中，前两句不说了，只说后两句，就是 “ 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再加两句就更准确了，就是 “ 无论何事，现在最好 ” 。你们可以想想，自从你们懂事的时候起，中国的事情是不是都是用这个模式来办的？这要是难以理解的话，再想想，在中国的报纸上，你什么时候看到批评当时在任的中央领导、省市级领导、甚至部局级领导的文章？别说领导了，连批评当下政策的文章，也看不到。郑莜萸，国家药监局的局长，最近判了死刑，当然是大快人心，可是他在当局长的时候，你见报上说过他一个不字吗？没有，肯定没有。无论何事，都是现在最好嘛。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更是这样。一说解放前，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一说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明天。似乎为了明天，什么罪过都可以赦免，什么苦难都得忍受。没有今天，哪有明天？
而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文章，最合这个口味。不是说，我们党提出个什么，鲁迅就说个什么，那样的话，就不灵验了。而是，鲁迅过去说的话，恰恰符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比如，我们说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旧社会，鲁迅的书上就有： “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 ' 仁义道德 ’ 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 吃人 ’ ！ ” （《狂人日记》）说我们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时候，就说什么三千年文明，四大发明，多少志士仁人，多少英雄业绩，但一到了要否定历史的时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旧社会，哪个时代都一无是处，只有眼下的中国，是最先进，最文明的社会，这不是笑话吗？
我们从解放后，一直是要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教育了这么多年，整个民族的素质不见提高，反而堕落了。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前些年的贪官，还是几十万，后来是几百万，现在动辄就是几千万。可是，我们还是在不断地教育人民，要人民认识到，不是中央不实行民主政治，是我们自己的素质太低，需要不断地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觉悟。鲁迅的小说《药》里，写的就是，革命者为民众谋福利，叫官府杀了头，而民众却要蘸着他的血吃人血馒头，这样的民众，还不该进行思想教育吗，这样的民众，不教育还能建设社会主义，还配享受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吗？
解放后，我们党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要巩固政权，人民的思想是好办的，难办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以，除了极少数人，比如郭沫若这样的人，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叫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更是严加改造的对象。在这上头，鲁迅的功劳最大。因为鲁迅活着的时候，几乎把有名望的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骂遍了。胡适是蒋介石的谋士，是给蒋介石的献策的；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徐志摩是浅薄小人；邵洵美是上海滩上混混，娶了官僚的女儿做太太，实际上人家是娶的是表姐，邵家原本就很有钱。人文知识分子骂，科技知识分子也一样的骂，地质学家李四光，就让鲁迅痛骂过。反正鲁迅骂过的，没有一个好人，解放初期没遭殃的，文革中都遭了殃。
因为在思想教育上，什么都要把鲁迅放在前头，当作旗帜，而鲁迅并不是在什么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于是便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以前强调斗争，强调仇恨，那好办，鲁迅这方面的议论多的是，随便选一篇就是，后来改革开放了，要显出鲁迅仁慈的一面，童心的一面，大概实在不好选，就选了一篇《阿长与〈山海经〉》。里面有一段话，你们听听：
“ 那里的话？！ ” 她严肃地说， “ 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
这样的课文，你让教员在课堂上当着那些男孩子女孩子怎么讲？勉强讲了，你让那些男孩子们对他们的女同学发生怎样的感想？古人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将这样的文章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人，其无儿女乎？
为什么我们这么捧鲁迅呢？一是鲁迅在晚年，和我们党有一段时间的合作关系，在对蒋介石政府的攻击上，确实帮了共产党的忙，功不可没。再就是，鲁迅死后，毛泽东对鲁迅作过高度的评价，说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说他是新文化的巨人，现代中国的圣人。第三，最重要的是，鲁迅的思想，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最符合我们党改造中国社会，统治中国社会的需要。
我得强调一下，对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周树人先生，对作为一个作家的鲁迅先生，我一点也不反感，一点也不反对，相反，还是很欣赏的，作为一个社会人，他是个有个性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有建树的作家，这没说的。我反感的是，把他抬得太高，脱离了他的实际，把他作为新中国的圣人，把他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把他作为教育中国青少年的榜样。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国民素质，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就要坚决的反对了。
( 三 )
再说胡适。大陆解放后，曾进行过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人人都知道，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只有清算了胡适的罪行，清理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思想，中国思想文化界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
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先看一下他的经历。安徽绩溪人， 1891 年出生， 1910 年十九岁时，考取中国庚款第二期留美，先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后来转入文学院， 1914 年毕业，考入哥伦毕业大学， 1917 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此后任过北大文学院院长，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抗战后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过后任北京大学校长。 1958 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长， 1962 年 2 月，在中研院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去世。
唐德刚，这个人是个留美的大学者，学问好，文笔好，他写过一本书叫《胡适杂忆》，对胡适有许多独到的评价。他说：胡适是 “ 传统中国 ” 向 “ 现代中国 ” 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还有的外国学者（格里德），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是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说的。
有趣的是，鲁迅得到过大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评价，胡适也得到过台湾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的评价。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过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 他的墓在台湾的南港，因为胡适一生崇尚白话文，碑文也是用白话文写的： “ 这是胡适之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这里安息了。 ”
在对胡适的评价上，有一点是要分辩的，就是他和国民党的关系。否定胡适的人，总是说他是依附国民党的，反对共产党的。这个事情，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不要轻易地说谁是依附谁，反对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并不是每个人都依附一个党，反对一个党。会不会有这样一种人，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主见，觉得谁对就支持谁，就是支持也不是无原则的，对的就支持，不对的就反对。胡适就是这种人。
1987 年，季羡林看到报上有人说，胡适 “ 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 ” ，忍不住写文章辩驳，说 “ 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 ” 接下来说，胡适从来不是国民党员。当然，国民党是个很复杂的党，民国时期的军政界，也是很微妙的。 1948 年，内战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几乎把半壁江山都交给傅作义负责，坐镇北平，统兵数十万，可傅作义也不是国民党员。这在现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是不是国民党员，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季先生又说， “ 胡适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杜威的试验主义，崇拜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 季 先生当时说这话，是大胆的，也是有忌讳的。 “ 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 ，好像胡适在国民党政权面前撒娇似的，这么说是太小看胡适了，他挑的是大毛病，闹的不是什么 “ 独立性 ” ，而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社会信念。是大是大非，不是小是小非。
胡适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
1926 年，国民党北伐的时候，胡适正在伦敦开会，他是英国庚款委员会的委员，开庚款委员会议。有个叫沈刚佰的人也在伦敦，见胡适在伦敦几个大学演讲，都支持国民党的北伐，就问他，是不是受国民党的委托，有意在作宣传。胡适说，我是反对武力革命与一党专政的，但革命已经爆发，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需要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应该给以支持。可见他最初支持国民党，不是出于私心，而是牺牲个人主张，顾全国家的大体。
后来胡适经日本回到国内，北伐已完成了，国民政府成立了。胡适没有回北京，就住在上海，当了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跟徐志摩几个人办起《新月》杂志。 1929 年 4 月，国民政府发表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看了，很不满意，就在《新月》杂志上写了篇文章，叫《人权与约法》，给以批评。说政府明令保护人权，我们老百姓是喜出望外，但我们喜欢一阵之后，揩揩眼镜仔细重读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觉大失所望。命令中说， “ 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范围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 ” ，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是 “ 自由 ” ，究竟是哪几种自由， “ 财产 ” 究竟怎样保护， “ 依法 ” 是依的什么法，他质问道： “ 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保障人民的人权？ ” 正好这时，又发生了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被关押的事，胡适说，这是人治，绝不是法治。命令中又说， “ 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出面证明为反革命者，法院就当以反革命处分之 ” ，胡适说，如果是这样，法院不需审问，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定罪，岂不根本否认法治了吗？接着又在《新月》上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后一篇是直接批评孙中山的 “ 知难行易 ” 学说的。
过了两年，《新月》因为发表罗隆基的文章，受到 “ 没收焚毁 ” 的处分，胡适在给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的信中说： “ 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 ” 陈布雷接信后，约胡适来谈谈，胡适不去，朋友劝他去，他说： “ 请告诉他们， ' 共同认识 ’ 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必须完全承认。 ” 当时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权势极大，我予我夺，胡适敢说这样的话，是很了不起的。
这种态度，就是你对，我支持你，你不对我就反对你。
他的名声太大了，国民党政权又有接纳名流参政的传统，对他还是很客气的。他自己呢，心里很清楚，绝不能参政，而愿意有所建言。 1931 年在武汉第一次见蒋介石的时候，他送给蒋介石一部书，叫《淮南王书》，意思是希望蒋介石能像淮南王那样，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真正建设现代国家。。
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根本上的转变，是从抗战开始后开始的。有人会说，你是说蒋介石让他当了驻美大使吧？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理解。胡适回国后，曾立志专心做学问，二十年不谈政治，更不会参政。为什么抗战开始后，让他当驻美大使他就当了呢？胡适说， “ 现在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 这是胡适给蒋介石回电中的话。胡适在大使任内，是做了许多大事的，又很廉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就是一大笔钱由你花，不需要报账的，四年大使任内，一分钱也没有花，离任时原封上缴国库。他说： “ 旅行讲演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讲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 现在的干部能做这一点吗？我看悬。
经过抗战，胡适对国民党的看法改变了，他是主张非暴力的，觉得要做好中国的事情，只有依靠国民党政府。他觉得，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办好中国的事情，还是有诚意的。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曾想让他出来做官，他不干，甘愿当国民党的诤友，就是一个身在政权之外，随时提出自己意见的朋友。你们可不要以为，是当个政协委员什么的，那可是大官，第一次行宪的时候，想让他当总统候选人，后来想让他当行政院长，他不干。阎锡山当行政院长时，还发表了他是外交部长，他也不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什么官都不当，只当他的北大校长。
你们会说，北大校长不是官吗？这也是不好解释的，因为我们理解什么，只能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的道理来理解，不知道在这个道理之外还有别的道理。按那个时候的社会观念，校长确实不是官，至少不是政府官员。比如民国时期的大学组织法上就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大学校长。 1948 年梅贻琦当清华大学的校长时，又任命了教育部长，他想把校长也兼上，朋友们就劝告他，要当部长就辞了校长，要当校长就辞了部长，不能坏了规矩，他后来就辞了校长。
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胡适还是支持蒋介石的。支持不等于依附，该批评的时候还要批评，该反对的时候还是要反对。大陆解放后，很长时间，胡适住在美国， 1951 年冬天，回台湾讲学，蒋介石请他共进晚餐，交谈中他建议实行民主政治，对蒋介石说： “ 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
1956 年 10 月，蒋介石生日前夕，有朋友劝胡适为蒋介石写篇祝寿文章，胡适推托不过，就写了，你看他是怎样的写的。题目叫《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小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台湾给艾森豪威尔叫艾森豪。第一个故事是，艾森豪威尔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后，有一天，副校长说，学校的各部门首长都想见见校长，汇报工作，他们人太多，你就见见各学院的院长和相关学科的部主任吧，一天见上两三个，一人谈上半个小时就行了。 ” 艾森豪威尔觉得应该，就开始接见，见了十多个之后，他打电话把副校长叫来，说，照你的安排，我一共得见多少位先生？副校长算了一下说，得见六十三位。艾森豪威尔一听，把两手往头上一举，说，天啊，太多了，太多了！我从前做联军统帅的时候，那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可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挥的将军，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过问，也从来不接见。想不到我做大学校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是糟蹋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我看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以完全豁免了呢？
第二个故事，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时候，一天，正在打高尔夫球，秘书长派人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森豪威尔批一下，他知道艾森豪威尔不愿多麻烦，就事先拟了两个稿子，一个是同意的，一个是不同意的。艾森豪威尔看了，不能决断，就在两个稿子上都批了同意，对来人说，请狄克，替我挑一个吧。狄克就是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当时是他的副总统，
美国人说这两个故事，多少有讽刺艾森豪威尔的意思，但胡适把这两个故事当作寿礼送给蒋介石，却另有深意。讲完这两个故事，胡适说，我们的宪法里总统制本来就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人所说的 “ 无智、无能、无为 ” 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 “ 御从智 ” ，无能无为而能 “ 乘从势 ” 的元首呢？后来蒋介石要连任第三届总统时，胡适也是反对的，认为不符合宪法精神。
1960 年，台湾的雷震要组织反对党的时候，胡适也是支持的，答应入党。他的理念是，假如一个国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反对党，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府。后来组党的事被镇压了，雷震被判了刑，胡适从国外开会回来，蒋石接见时，胡适说，为这件事， “ 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 。出来以后见了记者说， “ 大失望，大失望！ ”
这些事，一以贯之几十年，能说是 “ 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 吗？
有个学者指出，看鲁迅的文章， “ 他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确是不妥协的，他的硬话都是在文章中说的，他直接和政府对抗的事并不多 ” （谢泳）。我们的印象也是，鲁迅敢说那些话，骨头真是硬呀。这样说，是没有将一个因素考虑进去，那就是，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组建的政府，实施的也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尤其是进入 1930 年代以后，它的执政能力成熟多了，很少以言治罪的。看看当时上海一地，办了多少报纸，多少出版社，出了多少作品，多少大作家大学者，就知道了。浙江省党部是有过呈请查办堕落文人周树人的事，但也只是呈请，并没有批准，更没有实施，真要实施的话，鲁迅就住在上海，门牌号数清清楚楚，不会逮不住的。相比之下，胡适就不同了，是直接抗争，直接进言，既不故作激愤，也不曲意逢迎；既对国家负责，也保持个人的尊严。不说不负责任的话，不做不负责任的事。
前面说的是胡适跟国民党的关系，顺便也说说胡适跟共产党的关系。
胡适跟共产党也是有关系的。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是大约 1920 年前后，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组建共产党，最初找的不是陈独秀而是胡适。这也是有道理的，胡适当初名气很大，又年轻，不到三十岁，可是胡适那个时候，一心做学问，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很客气地推辞了，把来人介绍给陈独秀，这就有了后来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1921 年正始成立共产党的事。
再就是，他从来没有骂过共产党，只是觉得共产党的做法，不符合他的社会理念。他是主张非暴力的，共产党搞阶级斗争，要武装夺取政权，当然不合乎他的社会理念了。 1948 年 11 月，解放军已经把北京包围了，胡适应傅作义的邀请，给他的司令部的人演讲，谈到暴力革命时说： “ 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制度不合理，应该改革，应该平等。但他们认为必须抓着政权，以少数人的意志，强迫多数人跟随着走向另一种生活方式。 ” 这种改革社会的方式，是他不能认同的。
最为微妙的，是他跟毛泽东的关系。胡适初回国，在北大当教授的时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事，也去听课，可说是胡适的学生。毛泽东回湖南办新民学会的时候，还给胡适写过信，请胡适给以指导，这信保存下来了，现在都能看到。 1938 年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毛对胡还是赞颂的。解放战争刚起来的时候，毛泽东还通过傅斯年，想做胡适的工作，支持共产党，胡适给毛写了封公开信，劝毛放弃武装斗争，以反对党的身份，与国民党一起共建新中国。毛泽东当然不吃这一套。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的广播上还说，胡适若留在北平不走，可以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胡适还是走了。大概毛泽东很生气， 1949 年 1 月公布第二批战犯名单的时候，就把胡适列进去了。解放后，人们对把胡适列为战犯很不理解，不就是个北大校长嘛，怎么就成了战犯？毛泽东的解释是，胡是战争鼓吹者。
胡适是那种世事洞明的人，对中国的事，看的比较清，比如大陆快解放的时候，有的学者不愿意到台湾去，说，我留在大陆怕什么，到时候不说话不就行了？胡适说，就怕到时候你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后来历次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不断地自我检查，自我批判，真让胡适说中了，真的是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
胡适也曾赞扬过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1926 年夏天，去伦敦开会时，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经由苏联赴欧洲。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参观了监狱、学校、博物馆，会见了一些教育界、科学界的人士。在给一位张姓朋友的信中说， “ 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伟大的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以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 又说， “ 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专制），但他们却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 他的信共三封，这位朋友把这些信，交给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徐志摩给发了，但他绝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一年多之前，徐志摩也去过俄国，作过认真的考察。他对苏联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按语中说，他说胡适 “ 这是一种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 ” 。由专制政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不等于说由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当时英国的首相）吗？他认为，胡适所以做出这样错误的判断，一是因为他过分注重实干精神，二是他这几年没有出过国， “ 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 。后来，胡适也承认自己当年的判断，确实不准确。
顺便说一下徐志摩这个人，我写过《徐志摩传》，对这个人还是有发言权的。可以这么说，在思想训练的层面上说，他比胡适还要强些。胡适研究社会，研究政治，是半路出家，他则是本行。可以这么说，在中国那一茬知识分子中，有徐志摩那样的好的思想训练的，没有几个。看看他的学历就知道了，北大时候学的是法学，在美国上大学学的是历史，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学的是政治学，在英国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后来进了剑桥王家学院，学的也是政治经济。这么完整，这么高等次的思想训练，就是现在的是留学生难以做到，从国内到国外，从美国到英国，都是名校名师，而且是法律、历史、政治、经济全包了。
可惜的是，他的诗歌的名声太大了，婚姻恋爱的动静太大了，把他的这些优长都遮掩了。
( 四 )
现在我们把胡适和鲁迅作个比较，大道理不必说，只说简单的道理，容易理解的道理。
也得把鲁迅作个简单介绍。浙江绍兴人。 1981 年出生， 1902 年赴日本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 1908 年回国， 1912 年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南北议和成功后，随教育部迁北京，任佥事兼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1926 年离开北京南下，在厦门、广州等地大学教书。 1927 年到上海，专事写作。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聘为特约著作员。 1936 年在上海去世。
这样吧，我们先不要说把胡适和鲁迅做比较，只说世上有过这么两个人，我们把他们做个比较。比什么呢，谁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谁的社会理念先进，要改造中国社会，我们该信谁的那一套。什么都不要管，只记住一个（胡适）比另一个（鲁迅）小十岁就行了。
有人会说，两个人差十岁，就没有可比性，不是谁说他们有可比性，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把他们比着，一直说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反动的。就好像，一个老头子，一个小伙子，谁都知道小伙子的劲大，可你偏要说老头子的劲大，小伙子的劲小，那就得比一比了。
两个人都留过学，一个是 1910 年留学美国，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一个是 1902 年留学日本，在一个医学专科学校学习过，毕业没毕业都还说不定。中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社会理念，最初是经过日本才传到中国的。现在谁都知道，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那么就要问一下：
是直接留美的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呢，还是留日的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
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社会理念先进呢，还是一个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肄业生的社会理念先进呢？
我相信，任何一个出以公心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肯定是前者比后者，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前者比后者的社会理念要先进。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一直说，鲁迅对西方社会看的更深刻，鲁迅的社会理念比胡适的更先进。从来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鲁迅这儿，却成了前浪推后浪了；从来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到了鲁迅这儿却成了一代旧人换新人了；从来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鲁迅这儿却要拐个弯儿，成了一江春水往西流了？不合乎常识嘛，没道理嘛！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是把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当成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了。）
不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主将式的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胡适，没有鲁迅的份儿。鲁迅只能说是新文化运动中，某一方面的一个将领，绝不是主将式的人物。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者，是胡适。有个美籍汉学家周质平说的好：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鲁迅不过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文，后来能否成为 “ 青年导师 ” 、 “ 文化伟人 ” 就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比鲁迅更具 “ 先见之明 ” ，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鲁迅比胡乱大十岁，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创白话文运动的不是鲁迅而是胡适，实在是让人太遗憾了。没办法，这是事实，这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
胡适这个人，有三点，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不能不让人佩服的。
一是，坚信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可违抗。他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中国尽快地建成一个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国家。但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 “ 残暴的破坏行为不会产生进步，进步是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 ” （《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为了国家的进步，可以妥协，但决不放弃自己的操守。有人说，胡适的一生在最大关头的选择，发表的意见，都是 “ 为国家百年设想 ” 。
二是，真心提携年轻人。梁实秋说过， “ 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 ” 在台湾的时候，胡适自己有一笔钱，专门用来支助年轻人出国深造。借给谁之后，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
三是，风度好，人缘好，人格高尚。我上大学时的一个老师，文革后跟我谈起胡适，说他当年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听过胡适的演讲，说 “ 真是国士风度 ” 。当年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话是 “ 我的朋友胡适之 ” ，就是说，人们一认识胡适之后，都愿意说胡适是他的朋友，他是胡适的朋友。
说句题外话。胡适还是个美男子，当年好多人，尤其是年轻女子，去听胡适演讲，不是听内容，是看胡适的人样儿。他去世的那天，酒会上，几个女记者还跟他开玩笑说，要跟他这个四大美男子之一拍个照，比比美。胡适的人格之高尚，也是众口皆碑。就说对待婚姻吧，他的妻子江冬秀是个小脚女人，没有什么文化，但夫妻相爱，终生不渝。同时他也有自己的恋人，像美国的韦莲司，中国的曹诚英，都处理得很好。韦莲司为他终身未嫁，曹诚英离婚后也是终身未嫁。解放前曹诚英就在复旦大学当教授。虽说是婚姻恋爱上事，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胡适和江冬秀（中坐者）、长子胡祖
望（左），次子胡思杜（右）。
相比之下，鲁迅就差多了，一是没有明确的社会理念，对中国社会的前途是绝望的，认为这个民族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只是在与共产党合作后，才说过些赞颂苏联，赞颂共产党的话，比如 “ 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 。再一个是，鲁迅从根子上说，是一个旧文化人，不是一个新文化人。有个美籍华人学者（周质平）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他说，在新文化运动中， “ 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的强有力的批判者 ” 。这话是事实根据的，看看他跟那么多的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成了仇人，就不难明白。还有，他的文章，不是纯正的白话文，半文不白，疙里疙瘩，有点气势，有点精彩的地方，全是古文的句子。
有这么多的不同，现在我们就可以说了，一边是鲁迅，一边是胡适，我们该选择哪一个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本书，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么个书名，是从 “ 少不读三国，老不读列国 ” 套过来的，意思是，鲁迅的思想对青少年身心成长不利，所以少年人不宜读；胡适崇尚民主自由，主张平等宽容，无论思想还是言论，都清澈明亮，易于接受，少年时读了老年就不必读了。书中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中国若不打算走向现代化则罢，若打算走向现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选择一个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传承式的人物，只能是胡适而不能是鲁迅。 ”
说的不少了，最后，我想用胡适的一首译诗来结束今天的演讲，这首诗是英国诗人勃郎宁写的，胡适 1925 年一时来了灵感译了。全诗三段，是这样的：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到你的爱慢慢地长大。
你手里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六月才开的吗？
我如今种下满心窝的种子；
至少总有一两粒生根发芽，
开的花是不要采的， ——
不是爱，也许是一点喜欢罢。
我坟前开的一朵紫罗兰， ——
爱的遗迹， —— 你总会瞧他一眼：
你那一眼吗？等得我千般苦恼了。
死算什么，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真正关心国家前途的年轻人，只要你看看胡适的书，了解了胡适的理念与品质，你总有爱他的一天。他会等着，永远地等着。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你。今年六月不爱，明年六月，后年六月，总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人的。
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鲁被捧在天上，胡被低估。都是我们后人因为政治的需要造成的。重新对二人进行评价，是很必要的， 但这篇演讲又有些矫枉过正了。对于鲁迅和胡适，我都很喜欢。
政治的头衔都是有政治的目的的...
文学家需要头衔吗?文学家只需要读者记住他的文章就行了...
与他的混蛋本家另外一个周某人都是,日本人的走狗!!!
鲁迅和胡适，两位我都很喜欢。鲁迅先生比较犀利，但胡适先生却是厚德载物的人。
还有，对新文化运动做出的贡献，胡适先生不在鲁迅先生之下，只是着眼点不一样。
不过本文说的不是这个话题， 不扯了。
胡适当年说过， 他们来了，既没面包，有没有自由。当年他的儿子在报上发表骂他的文章， 他很犀利地指出， 现在看来在那里是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了。
恐怕他要是去世前知道自己的这个唯一留在大陆的小儿子在文革前就被逼上吊，又会是什么心情。
很敬佩胡适的为人和学问。
称鲁迅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名不符实.而应该是胡适等人.
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太无聊.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也太拗口.
我都爱！
他们都是可爱的中国人！
更是美丽的中国人！
政治是暂存的物，好的人类思想会永存。
演讲者对鲁迅还要多思。
您说的没错，可能是作者的疏忽，将胡适先生描述得太完美了点。但‘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许多人，也包括了我，还是十分喜欢、钦敬胡适先生的。
您跟我的看法相似。鲁迅的才气自不必说，但总觉得欠厚道。他愤世嫉俗的性格，在太平年景会活得无聊。所以我喜欢胡适那样的温文儒雅、货真价实的博学多才。谢谢！
Hu appealed to both parties for a joint government. However, Mao declined it. History told us that Hu had a broad mi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not just for parties). Now we are trying to have dialogue (in stead of fighting) with Taiwan, going back 60 years. However, how many people were killed? Why we Chinese people cannot compromise? Why we cannot tolerate others?
In the Chinese values system, equality doesn't mean equal voice in decision making, it means Equal Fortune. This is an important observation. So every power transition used it as the slogan and many times it is successful, and so was the communism. Nothing is wrong with that. The most unfortunate, however, is that we give up the socialism and go back to captitalism. Another cycle is anticipated when equality is fought for. I hope this would be done through reform rather than revolution (also Hu's philosophy, and Xia Hu's philosophy, please note they came from the same county and Da Hu was so much respected in his home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