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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阿环出生在与香港同样的社会。那时她年岁小,对于这个社会一无所知,直到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时,她已经参军了。
她是扎着羊尾巴小辫,从小学里选到部队文工团学跳舞的。小小的年纪就离开了家。那阵子,说老实话,我本来要一同招进这个部队,就因为第一次去见团长,要在门外喊:“报告!”首长说:“进来!”这才可以走了进去,继而,又要立正、敬礼,首长不喊“稍息”,就得象树桩子一样老站着。这些,与我的认识:“革命就是自由,平等”的观念不相符,因而,我就到了地方了。
阿环的感觉就不一样,她对于“报告”、“立正”、“敬礼”很新鲜,我想,这是她小学生的习惯。
以后,我们只是通信,她已经到了南方最大的城市,在部队艺术学院的革命熔炉里。一九五七年夏天,她突然给我写了封信,说她们团里有个叫赵寰的“右派分子”,在向党猖狂进攻,鼓励我站稳立场,向我们单位的“右派”开火。我看到来信,痛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向她写信忏悔说:“我不能向人家开火了,因为,我也一样,堕落成为……”
以后,音信也断了。我开始了流放生涯,先是在铁路边上的小镇扛包;接着,大兵团作战,到遥远的山里去砍木头。有一天,我正在山沟里放木排,突然接到了阿环寄来的包裹,那是一册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这套书我读了又读,伴着我,渡过了最苦的那些岁月。
六二年我脱了帽,调回到地方剧团,当时,我感到象祥林嫂捐了门槛似的高兴,兴奋地向阿环拍了个电报。可是阿环正在庐山,陪敬爱的领袖跳舞,她回信问我:“陈圆圆是谁?”原来,跳舞的时候,领袖问她:“姓什么,叫什么?”
她说:“姓陈,叫陈环。”
领袖笑着说:“那你是不是陈圆圆的妹妹。”
可怜,小学程度的阿环,她那知道吴三桂引清兵进关和陈圆圆的历史,她惊得睁大了眼睛,不知所云。
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我这个“死老虎”象癞蛤蟆躲不过端阳那样关进了牛棚。有一天我正在“请罪”,突然,几个穿军装的女兵来串联了,我一眼看到了阿环正在她们中间,但我不敢抬头看她。隔了一阵,我被“提审”去了,原来是阿环向我打听我们的奶妈的地址,我跟她是同一个奶妈,是韶山的一个贫农,她虔诚地说:“我们吸的是贫农的血,要去找她请罪。”
她的“提审”,把我感动得哭了,我想,阿环毕竟是革命熔炉里长大的,她有多么了不起的觉悟。我是那么崇敬她!
有一天,我正在扫地,突然拾到了一张红色小报,那上面醒目地登载着阿环的名字,她将所有的存款全部买了一千套毛主席著作,献给“钢铁长城”。
然而,人世间的事,象走马灯似的变化,陈环反对了黄永胜,变成了最凶恶的“反革命分子”。据说,她的反动的根子,在她的拉提琴的丈夫的父亲身上,丈夫欧华的父亲的一家,都在香港。
后来,她又平反了,恢复了名誉,我去信向她祝贺。可是,她回信说:“我太天真,太幼稚,也太愚昧。”这时,她和欧华申请到香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