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哲学高度反思群体事件的处理

 

应从哲学高度反思群体事件的处理

                                                                                                   孙安         

2009年7月2日

本文原稿于7月初，旋即出现新疆暴乱事件，是带有边疆和民族特征、高度敏感和高度暴力事件，又过了三周，出现通钢产权次序命案。这些，也都属于群体事件的纠纷。

 “应从哲学高度反思群体事件的处理”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从哲学层次反思，群体事件将愈演愈烈，甚至可能达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当前的现状，是很不乐观的。

下图是中国的群体事件发生数量的年度统计图。

如果说，信访数量是群体事件的前奏，那么有另外一个数据，即二十年来，全国法院接待处理民众来信来访量年均上升了近五百倍，达到年2200万起。

从图表和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信访和群体事件以惊人的速度逐年递增的；而且，规模和烈度也在递增，后果趋于严重。如贵州瓮安、杨佳杀警和石首事件等，甚至一个街头纠纷也能酿成一场波及全城的集体发泄，社会正在趋向不稳定。

目前社会对于群体事件有很多反思，以处理之术的探讨为多。

比如，2008-6-28的瓮安事件的教训，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总结，首要一条是，“要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准确的信息全面地让媒体知道，并借助媒体力量披露”，这个经验被广为报道和推广。可是到了2009年6月的湖北巴东邓案，县政府在第一时间就披露了案情，之后又连续披露三次。结果网民发现，前后几次的文字发生明显变化，进而穷追猛打。显然，前后两次至少有不准确信息被披露了。前后不一，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在逻辑上存在悖论，是表达真理的软肋。从而，巴东政府陷入了巨大的被动中。

其实，政府在第一时间全面披露信息，固然比捂盖子好，但未必总是得法，因为第一时间的信息未必是真，信息也未必足够充分到能够满足百姓的需求。第一时间，往往真相未明而且残缺不全。美国的法院判决，完整真相往往要在几个月乃至数年后才慎重得出。如果政府在第一时间即发布了全面信息，日后、月后乃至年后才发现与真相不吻合，岂不透支政府的权威和信用？即便是为了防范群体事件，政府即发布全面消息，并不是从容的做法。

又比如，2009-6-18湖北石首警察抢尸纠纷发生，两天后，湖南邵阳又发生500警察抢尸案。邵阳政府说，因为担心石首事件重演，所以抢先下手抢尸。不论原因结果如何，石首和邵阳的官方行为，都很不光彩。中国历来有死者为大、家属对尸体有第一优先处置权的传统。

以上新近的几例，似乎表明，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有进退失据、不从容、不得法之象；同样，在许多地方，对事件乃至群体事件的处理，也并不完美。

之外的经验还有，如严打、阶段性整治、和大接访等。对黑恶势力严打、阶段性整治，只是短期的，并且是针对体制外的，而群体事件针对的主要是体制内的问题。大接访是非常规性运作安排，可能引发纠纷处理节点普遍上移。虽然处理力度增大，但是也导致纠纷事件在系统中上蹿下跳次数增多，扰乱体制的常规运行机制。从短期看，并不是整体高效的机制，虽然个别纠纷的解决效率比较高；而且客观上也将助长“不闹不访不解决、有闹有访才解决”的思维惯性。所以从长远看，也不是安全的机制。接访当然比不接访要好，但更本质的问题是，纠纷处理原则、精神或者基本机制是什么，对体制如何改善，大接访本身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接访的有效性，但并不深刻和根本。

在《现代和谐论》一书的“中国的纠纷（群体事件）处理模式”章节，有这样一些描述：

“对于处置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默认的‘成功标准’是：快速让群众散去。至于手段是否合法，对今后长期会造成什么影响，往往顾不上，甚至都不考虑，只要快速‘止渴’。为了快速止渴，阔政府花钱买一时一域的平安，但同时也给穷政府、企业和未来的攀比出了难题；为了快速止渴，对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破坏者，有的地方视而不见；为了快速止渴，什么手段都用，明的暗的、白的黑的、好的坏的，饥不择食；只要能快速平息，要钱给钱，要人放人。结果是，透支了信用，透支了未来。”，“地方政府在处理纠纷时，往往开始时不重视，或者长期压制不处理；事态升级后，变成必须立即处理时，就试图强硬解决；强硬解决困难时，又转为不顾后果的妥协。进退失据，前后矛盾。有些地方地方政府很头痛访民上访，不是侧重于以公正性彻底解决纠纷，而是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拦截、打击迫害。每年截访、控访耗资巨大。或者为了封锁消息捂盖子，对信访‘销号’。如河南省某县就公开下文，要求‘能人’到上级信访部门搞勾兑，把本县的上访信息销掉，维持和谐假象。当和谐假象维持不住的时候，就把引爆的烂滩子交给社会、交给上级、交给中央。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欺上瞒下、推卸责任。这样的现象，常常还大行其道。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缺陷，缺乏必要的制度，缺乏必要的价值观与道德规范，缺乏处理社会纠纷和群体事件的先进而且坚强的核心理念，缺乏处理包括群体事件等纠纷、长短兼顾的先进有效的制度。”

对待群体事件，依靠的不应该是武力，而是真理和公义。只有真理和公义，才能收拾人心。民心向背，才是根本。不论什么人，不论是官、是商、是学、还是军，都是来自百姓，最终还是会汇合百姓潮流的。仅仅依靠暴力机器、舆论和干部任命，只能治一时，不能治久远，只能治表皮，不能治根核。任何人有其弱点，任何帝国有其软肋。共性事务的群体事件，尤其是那些暴力性的，是当前政治的软肋。目前以维稳弹压为主要手段的群体事件处理模式，不是社稷安定的治理模式，是鸵鸟型治理模式。

《现代和谐论》中还有一段：“如果‘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是安定的社会。搞定并不是稳定，妥协并不是和谐。只有安定才是稳定，公正效率安全才是和谐。社会需要一个主心骨（价值观主线），社会人心行为才会归拢，才是有效的治理，才是长效治理。表面的稳定、短暂的稳定、没有价值观的稳定，不可能是真正的稳定。”，“目前群体事件的常态：‘纠纷-投诉举报上访-漠视无为-群体事件-提出限时满足条件-升级爆发失控-惊动高层-强力处置-事态暂时或表面平息-埋藏新的隐患’，是糟糕的事态发展链条形态。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经济问题拖成政治问题，公正性较量问题拖成实力较量问题，声势力量较量问题拖成暴力较量问题，可以解决问题拖成困难解决问题。事件爆发后，就用暴力机器来弹压。应对的暴力流程又是：‘冲突-保安-警察-防爆警察-武警-军队’的连锁启动的弹压应对模式。逐步升高的弹压级别，几乎又是自动启动的。所以，在目前社会公正性欠缺、民怨积累而高涨的情况下，小纠纷都有可能酿成社会性大灾难，甚至动摇国本。”

根本性的治理之道，是树立公正价值观和实践公正的机制。要得到这样的境界，依靠的不能只是“术”，而应当有“道”。这个道，就是哲学层次的理念。归纳起来，应当有这么几条：

第一，公正是不可违背的红线，而公正的首要是真实。如果说在过去资讯不发达的年代，指鹿为马可能还行的通，那么在现在全球化的网络信息时代，真实的事实、或者追求真实的真正态度，将很快为天下知。汉芯事件的不了了之、周老虎事件的避重就轻，于失信的是天下。狼来了的折腾不需要很多次，就能透尽信用和信任。

第二，  中国历来的两个帝王之道：均贫富和消强蟠，在当今，依然适用。

在当下中国，基尼系数已经高企并且还在稳步攀升，这是激化危机的危险趋势。腐败也好、不公也好，在经济财富上的综合体现，就是快速上升的、过份的基尼系数。当代社会的均贫富，对治理群体事件和社稷安定，是具有根本性价值的。

在当今社会的强蟠，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可能是竖向的，也可能是地方区块的，或者也可能是交错结合的。有全国级利益集团，也有区县乡镇村乃至村落街道级别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可能会绑架地方政府，进而可能会绑架中央、左右天下。朝廷或者中央，如果不能控制强蟠，就必然被强蟠所控制或拖累。强蟠一旦左右局势，社会公正将蒙受破坏。当今的利益集团，已经在显现其强大的力量、并且显示其对社会公正的蔑视和不肖。

诸如瓮安、巴东、石首等地，难道没有利益集团，在事件的前前后后作怪？或者假证据、或者欺压百姓、或者欺上瞒下，拖政府下水、拖上级下水、拖中央下水，破坏国家和社稷天下。现在号称是法制社会，凡事讲究证据。上头是看下面汇报的，上头是以下面的证据为依据的。但常常是，有利益关系的在权在位的办事主事人，搞出了假证据和抽掉真证据的“铁案”，上级似乎除了背书就只有默许，难有作为。但是百姓不认同，百姓并不依据所谓的“证据”，而是依据常识、道德和平时积累的信任指数做出行动判断。这样，“官民对伺”就形成了。

如果仅仅以稳定为诉求，尤其是以短期稳定为诉求，而不是以公正为诉求，或者不是一长治久安为诉求，必然出现愈演愈烈的被动局面。

所以，要获得社会公正和社稷的安定，一定要成功地抑制了利益集团的膨胀和为所欲为，才能避免被绑架、被拖累、被毁害。

第三，以法治国很好，但是，法制的基石是公正和真实。掺杂了假证据的法制，不可能是公正的法制。伪证罪应当成为中国法制的第一罪则。中国的法制，不应当成为形式公正的法制。形式公正的法制，是不可能达到依法治国的境界的。

第四，道德是纷繁巨浩的法律的定海指针。比如，关于食品安全监管，国家有《食品安全法》等60部、各部门规章150部、地方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计其数，执法人员其实根本无法记忆各种繁浩的法规条款，而且许多条款还相互矛盾，即便如此，还有许多法规未及的空白或“漏洞”。只有道德的简洁、高效、稳定、根本性，才能克服法制的内在缺陷。

不过许多法律专家说，“法律面前无道德可言”。这些法匠、学痴真是在误国害民。

百年前的中国，是带有强烈德治色彩的人治社会；当今，是道德崩溃下的法治社会，这个治，是带有强烈人治色彩的法治，或者甚至是带有一定法治的人治。持久、大规模和大剂量的三聚氰胺奶粉案所昭示的，不仅是技术检测的法治失败，更昭示社会道德的崩溃。

人类社会治理的进步阶梯必然是：人治、法治、德治。法制优于人治，德治优于法治。德治具有简洁、高效、稳定、根本的特征，这是法治所不及的。

西方讲究法制，但是西方并不唾弃道德。其实西方的法制，是围绕其社会基本价值观（基督）道德观运行的。案件性质的裁定权力，属于全部来自平民的陪审团，而不是法官，体现的就是这个理念。中国不要邯郸学步，捡到法治，丢了德治；甚至，法治没搞好，德治也丢了。

第五，需要知道什么是当前社会的中华道德。很遗憾地说，现在已经看出不什么是中国的正统道德。祖传的，已经不正统了，而且被作为四旧被清除掉，新的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谓的信仰空虚，指就是这种状态。剩下的，就只有金钱财宝、房产股票，利润，以及经常连利润都没有的GDP。

中国要长治久安，要以一统稳定之国屹立于东方，中华民族要健康、体面、受重地屹立于世，就一定要有自己明确的道德主线，要有继往开来的中华现代道德。《现代和谐论》总结提出的中华现代道德主线是：仁忠孝诚礼勤俭智勇义。

第六，中国需要比道德主线更本质的诉求，是基本价值观，即现代中国的基本价值观，或言中华价值观。这便是平等和真理、公正效率安全的和谐。和谐是略具有东方色彩的普世价值，正如科学是略具有西方色彩的普世真理。平等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不论是以消灭剥削为诉求的共产主义的经济平等，还有是以人权自由民主为诉求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平等，或者还是2000多年来在中国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的民本平等，以及人类同源的现代人类学发现，都共同指向：平等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基石。

以上从哲学层次的六条，公正红线、均贫富消强蟠、真为先法制、道德是法律灵魂、中华道德主线、中华价值观，是治理群体事件的根本之道，是治国治天下之要诀，环环相扣。公正是首要，均贫富消强蟠是为其实现的必要社会环境，法制、道德、价值观，是公正的保障和准绳。

针对群体事件，以上诸条又归结到立足于社会纠纷和群体事件的处理模式中。

《现代和谐论》提出了一个“中国的纠纷、群体事件的通用处理模式”，基本思路是在于设计了一种体系和机制，将纠纷和群体事件，纳入公正性流程，以求事件处理的公正，至少做到流程公正和形式公正，以及力争最大程度的公正和人心膺服，以及通过事件本身的动量，达到对组织成分的监督和改善，这是根本性的问责制。

纠纷处理公正性流程的具体的做法是，将所有的纠纷（群体事件可以认为是规模比较大的纠纷），首先依据组织结构（自然）指定（法定或纠纷双方共选）仲裁人（法官是法律诉讼纠纷的仲裁人，而绝大部分的仲裁人是纠纷中相关问题的直接上级、责任人或社会贤达），由仲裁人书面裁决；纠纷任何一方如有不服可以逐级上诉（不必是法律程序。现实中，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走入高成本、脱离百姓现实的象牙塔境地）；可以用放弃继续上诉来获得转诉仲裁人的非公正性，以求公道。这个体系的运行，需要开发专门信息系统的支持。

纠纷处理公正性流程的实践，可以从区县省市的局部或者小区域开始试点实验。

这种流程的效果、影响与奥妙，包括细节设计，《现代和谐论》有详细叙述，或者将在本文下篇阐述。这个体系，将是前所未有的、治根的、长效的、显规则的纠纷和群体事件处理机制。纠纷处理的公正性流程，力求做到，所有纠纷、包括群体事件，都纳入“社会体纠纷通用处理机制”中，以程序代替暴力、以透明代替黑箱、以理性代替非理性、以科学代替盲动、以柔性代替刚性、以双方的协商代替相互的强制、以多步骤的衔接过程代替一次性的现场摊牌、以安定代替搞定、以长久代替短近、以公正系统的显运行代替利益集团的暗箱操作。

社会纠纷（群体事件）处理的公正性追求流程的设计理念在于：要安定，各地政府的本质性供给，只能是公正性，而不是钱财和武力。如果以供应钱财来保持社会稳定，地方政府早晚必然破产；如果以武力来维持，早晚也是崩溃。只有公正性、只有和谐，才是各地政府可以依赖的真正财富和力量源泉。政府作用的本质，在于维持次序、建设公道。但是现在各地政府喜欢大包大揽。这种包揽的后面，有多少是意识落后，有多少是官商勾结，有多少是个人利益绑架政府，是需要识别清楚的，并且是需要改变的。现实中的大量群体事件的诉求，本质是要求政府介入，是要求政府导入公正性，维持公道，而不是其它。所以，采用公正性流程处理包括群体事件的纠纷，才是大道之治。

政权的强力机构，只有在“纠纷处理通用程序”正常而且正确履行之后，如果还是纠纷、还是群体事件，社会次序又需要的情况下，暴力机器才应该被动用。一旦启用，则铁面无私。因为这个时候，公正性已经确立，动用暴力是维护社会次序的不得以的最后选择。经过公正性流程而且取得相对最大公正后的不得已暴力，百姓是会理解和支持的。

在面对社会纠纷时，暴力机器永远不应该被轻易启用。这种观念和思维，对中国尤其重要，这和西方国家还有很大不同。因为西方国家基本上可以看成是资本权力主导的国家，只有资本的力量是持久稳定的，而政治群体是轮替的；而中国则不同，中国还是政治权力主导的国家，政治群体本质上不是轮替的。

总之，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因为“一粒老鼠屎可以坏一锅粥”，所以不能因为一粒老鼠屎，而陪上一锅粥。个人不能坏单位，单位不能坏地方，地方和部分不能坏中央、坏天下。治理的方法，就是公正性流程的治理模式，以公正性为主导诉求，才是治理无穷无尽的上访和震撼天下的群体事件的根本之道，将今后的通钢事件、新疆暴乱、石首事件、巴东邓案、瓮安事件等，能够通过规范、柔性的纠纷公正性流程，而消于无形。

面对纠纷和群体事件，借用董仲舒的一句话是：“力，政之末也；理，政之本也。”

这个理，就是和谐路线的理念、道理、道德、公正、公义。力只能制人身，但不能服人心，只有理才能服人心。这是攸关人心向背、政权存亡的关键性思维。目前当前的政权机器，似乎是行走在“力道”上，所以要将建设社会体纠纷处理制度，转轨到“理道”上来。而且，建设速度还必须快于形势恶化速度。否则，错过时间窗口，就要滑入慈禧1901年改革模式的覆辙。慈禧改革的教训是，虽然后来改革力度比1898年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有过之无不及，但是由于已经错过宝贵的时间窗口，改进的速度赶不上局势恶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