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八)
(2011-05-07 14: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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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八 种烟
爸爸腿伤后,不能再做繁重的活计,我们那里又是连续灾年,靠国家返销粮过日子,而那粮量只够吃多半年的,哥哥们又都是正长身体的青春期,大哥快十八岁了还长得象十四五岁的孩子,于是妈妈狠着心让大哥到黑龙江去投奔二舅和一个本家爷爷,其实就是跑盲流,之所以叫盲流是因为那个时候人口不允许自由流动,没有公社介绍信偷偷地到外地去连买票住店都成问题。这一走就是两年,妈妈说在那两年里她心里不知到那遥远的黑龙江去了多少次了,黑天白日地惦记:吃上饭没有?穿得够不够?苦不苦?累不累?所谓母子连心,妈妈后来有些后悔不该让那么弱小的哥哥独自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面对完全陌生,完全没有定数的一切。两年后妈妈催着大哥回来了,记得我听说哥哥回来就高兴地在妈妈前边往家里跑,等跑到窗前看到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冲着我笑,我就又往回跑,跑到妈妈跟前抱着妈妈的腿把脸埋起来,哥哥怎么哄我都没敢让他抱,因为他和我印象中的大哥完全是两个人了,那个曾经有着圆圆的娃娃脸,白白净净的哥哥变得又黑又瘦,脸也变得很长,个子更是长高了一个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一直疑惑,是不是什么人冒充我大哥到我们家来,这成了困扰童年的我很久的一个大问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乡亲看到我家里实在是太穷太苦,就悄悄地对妈妈说:你们那些菜园子年年种青菜和苞米太浪费了,你怎么不种烟呢,种烟每年就会有几百元可观的收入来改善生活呢。妈妈头一次听说种烟,她问那东西又不能吃不能喝,在这么缺粮的时候会有人买吗?那人就说他家年年种,只要烟质量好,保证不愁卖。妈妈半信半疑,答应先试一试,转年春天就买来烟苗先在一片地里试种,结果当年就见了效益,打了好几十斤干烟,每斤烟卖一元五到两元五不等,竟收入了一百多元,比全家全年的总收入还多,妈妈尝到了甜头,第二年就开始把所有的能浇水的园子都种了烟,因为烟伺弄起来要比一般的庄稼和菜多花出几倍的功夫,所以从那时起妈妈就从春到夏到秋起早贪黑地都忙碌在烟地里,春天开始种烟苗,然后栽苗,浇水,施肥,打药,打底叶,劈烟叉,到秋天收割,晾晒,再到捆把,压好,收藏。大部分的活计都是妈妈在做,只有象浇水,打药,收割等妈妈一个人干不过来时,才喊上爸爸或哥哥们。
种烟最苦最累的是后期管理,一遍遍地打药都要赶在正午大太阳照晒的时候才会起作用,加上烟长到封垄后中间很难过人,要非常小心地把每片叶子轻轻拨开一棵一棵地打,背着那么重的药桶,操作着喷雾器,再把叶子拨来拨去,那叫一个难:累,热,苦都到了人难以承受的极限。还有就是后期的劈烟叉,因为烟叶子上了烟以后有一层厚厚的烟油,人在烟叶底下一趟趟地钻,头发,脸和全身都是烟油和腻虫,和浑身的淋漓大汗混合,那种火辣辣,粘腻腻的滋味简直是难受极了,我在高中的暑假里有时会去帮妈妈,只要钻一趟,就感觉受不了,妈妈下次就不让我去烟地了。妈妈说也曾想过放弃,可一想到那是全家人所有的生活希望时,一想到那是我们兄妹的学杂费时,就浑身又有劲了,她说我多坚持一下,你们就能吃上饭,穿上衣服,就有学上,这总比那些年没粮没米下锅,眼看着一家人挨饿受冻没办法可想要强得多了。
卖烟也是件不易的事,每年冬天妈妈要分批把烟背到离家二十多里路的南票矿区去卖掉,为的是每斤多卖几角钱。记得我刚上小学二三年级时的寒假,妈妈带着我起大早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背着二十多斤烟到南票去卖,妈妈和我在矿工们上下班经过的路上摆上烟摊,有时会很多人一起来买,趁乱总会丢个一两把,我在边上帮妈妈把着,妈妈称好几斤几两几钱后,我会很快地在心里算好总价钱,并准确无误地报出,那些顾客总是很惊奇,那么小的一个小女孩儿居然会算账,其中有的顾客不信,就随便报出个斤两然后让我算,当我又很快算好时,他们才相信不是事先背下来的。这种心算也同时大大提高了我的计算能力,并给了童年的我不小的自豪感。
这项副业妈妈一直坚持了十多年,从粉碎“四人帮”之前的文革后期,经历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当大队派人把妈妈辛勤栽种的烟苗拔了时,妈妈象疯了似的拦着,哭着,喊着,但还是没有保护住载着她希望的全家人的生活来源的幼苗。也经历过赶社会主义大集,把烟只能以一少半的价钱卖给供销社,他们再高价卖出,那一年我们家因卖得多意外得到全公社第二的奖励:一台缝纫机票,邻居一个老奶奶感叹说:这真是奇迹,否则就是下三天牛毛雨,你就是站到外面都(轮)淋不到你家呀!这也是一件因祸得福的例子。后来大哥结婚生子,我和哥哥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其中一大部分钱都来自于妈妈辛勤劳作换来的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