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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八 种烟
爸爸腿伤后，不能再做繁重的活计，我们那里又是连续灾年，靠国家返销粮过日子，而那粮量只够吃多半年的，哥哥们又都是正长身体的青春期，大哥快十八岁了还长得象十四五岁的孩子，于是妈妈狠着心让大哥到黑龙江去投奔二舅和一个本家爷爷，其实就是跑盲流，之所以叫盲流是因为那个时候人口不允许自由流动，没有公社介绍信偷偷地到外地去连买票住店都成问题。这一走就是两年，妈妈说在那两年里她心里不知到那遥远的黑龙江去了多少次了，黑天白日地惦记：吃上饭没有？穿得够不够？苦不苦？累不累？所谓母子连心，妈妈后来有些后悔不该让那么弱小的哥哥独自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面对完全陌生，完全没有定数的一切。两年后妈妈催着大哥回来了，记得我听说哥哥回来就高兴地在妈妈前边往家里跑，等跑到窗前看到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冲着我笑，我就又往回跑，跑到妈妈跟前抱着妈妈的腿把脸埋起来，哥哥怎么哄我都没敢让他抱，因为他和我印象中的大哥完全是两个人了，那个曾经有着圆圆的娃娃脸，白白净净的哥哥变得又黑又瘦，脸也变得很长，个子更是长高了一个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一直疑惑，是不是什么人冒充我大哥到我们家来，这成了困扰童年的我很久的一个大问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乡亲看到我家里实在是太穷太苦，就悄悄地对妈妈说：你们那些菜园子年年种青菜和苞米太浪费了，你怎么不种烟呢，种烟每年就会有几百元可观的收入来改善生活呢。妈妈头一次听说种烟，她问那东西又不能吃不能喝，在这么缺粮的时候会有人买吗？那人就说他家年年种，只要烟质量好，保证不愁卖。妈妈半信半疑，答应先试一试，转年春天就买来烟苗先在一片地里试种，结果当年就见了效益，打了好几十斤干烟，每斤烟卖一元五到两元五不等，竟收入了一百多元，比全家全年的总收入还多，妈妈尝到了甜头，第二年就开始把所有的能浇水的园子都种了烟，因为烟伺弄起来要比一般的庄稼和菜多花出几倍的功夫，所以从那时起妈妈就从春到夏到秋起早贪黑地都忙碌在烟地里，春天开始种烟苗，然后栽苗，浇水，施肥，打药，打底叶，劈烟叉，到秋天收割，晾晒，再到捆把，压好，收藏。大部分的活计都是妈妈在做，只有象浇水，打药，收割等妈妈一个人干不过来时，才喊上爸爸或哥哥们。
种烟最苦最累的是后期管理，一遍遍地打药都要赶在正午大太阳照晒的时候才会起作用，加上烟长到封垄后中间很难过人，要非常小心地把每片叶子轻轻拨开一棵一棵地打，背着那么重的药桶，操作着喷雾器，再把叶子拨来拨去，那叫一个难：累，热，苦都到了人难以承受的极限。还有就是后期的劈烟叉，因为烟叶子上了烟以后有一层厚厚的烟油，人在烟叶底下一趟趟地钻，头发，脸和全身都是烟油和腻虫，和浑身的淋漓大汗混合，那种火辣辣，粘腻腻的滋味简直是难受极了，我在高中的暑假里有时会去帮妈妈，只要钻一趟，就感觉受不了，妈妈下次就不让我去烟地了。妈妈说也曾想过放弃，可一想到那是全家人所有的生活希望时，一想到那是我们兄妹的学杂费时，就浑身又有劲了，她说我多坚持一下，你们就能吃上饭，穿上衣服，就有学上，这总比那些年没粮没米下锅，眼看着一家人挨饿受冻没办法可想要强得多了。
卖烟也是件不易的事，每年冬天妈妈要分批把烟背到离家二十多里路的南票矿区去卖掉，为的是每斤多卖几角钱。记得我刚上小学二三年级时的寒假，妈妈带着我起大早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背着二十多斤烟到南票去卖，妈妈和我在矿工们上下班经过的路上摆上烟摊，有时会很多人一起来买，趁乱总会丢个一两把，我在边上帮妈妈把着，妈妈称好几斤几两几钱后，我会很快地在心里算好总价钱，并准确无误地报出，那些顾客总是很惊奇，那么小的一个小女孩儿居然会算账，其中有的顾客不信，就随便报出个斤两然后让我算，当我又很快算好时，他们才相信不是事先背下来的。这种心算也同时大大提高了我的计算能力，并给了童年的我不小的自豪感。
这项副业妈妈一直坚持了十多年，从粉碎“四人帮”之前的文革后期，经历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当大队派人把妈妈辛勤栽种的烟苗拔了时，妈妈象疯了似的拦着，哭着，喊着，但还是没有保护住载着她希望的全家人的生活来源的幼苗。也经历过赶社会主义大集，把烟只能以一少半的价钱卖给供销社，他们再高价卖出，那一年我们家因卖得多意外得到全公社第二的奖励：一台缝纫机票，邻居一个老奶奶感叹说：这真是奇迹，否则就是下三天牛毛雨，你就是站到外面都（轮）淋不到你家呀！这也是一件因祸得福的例子。后来大哥结婚生子，我和哥哥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其中一大部分钱都来自于妈妈辛勤劳作换来的烟！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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