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爱说俏皮话。

北京人爱说俏皮话。
　　打倒“四人帮”那会儿，首都广为流传一句诨语：“三只公的，一只母的。”令人捧腹。

　　京城人有说俏皮话的传统。明代，京师有个大官，叫刘吉。他贿赂宦官，不断升迁。虽屡遭弹劾，官却越“弹”越大。幽默的京城百姓嘲称之“刘棉花”。多可乐啊！

　　老舍先生笔下的京畿人好说俏皮话。《骆驼祥子》里，买骆驼的“老北京”跟祥子拍着胸脯交涉：“我给三十五块钱吧；要说这还不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一块钱，也是个小狗子！”这是双方在认真谈生意，听起来简直跟说相声似的。

　　不过，胡同里的俏皮话有时也给人留下刻薄的印象。有人骑车着急办事，红灯亮了，看左右皆无汽车，仍往前蹬，忽然身后传来一声吆喝：“红灯儿了，怎么还骑？缺心眼啊你？”批评违反交规的话虽然“逗”，也透着“损”。后头那句话显然是多余的。胡同里的谐谑往往是这种“多余的话”制造的。例如，一位热心肠的北京人给四川人指路，末了，问：“四川人民现在生活好吗？”闻之无不莞尔，不是笑这一问，而是笑多余。

　　北京的俏皮话是把双刃剑。譬如吧，“这不给您办着呢吗？得走程序，哪儿能一拳头砸出口井啊？”后头这句俏皮话换个场景，却能传达出善意的慰藉：“您刚学，慢慢来，哪儿能一拳头砸出口井啊？”再如，有人埋怨他人无能，说：“真笨，这人整个儿一棒槌！”有时“棒槌”之语，又可用来表白自己虚心诚恳的态度：“我可得好好跟您学，跟您比，我简直是一棒槌！”

　　近年来，社会重视和谐发展，北京的俏皮话悄然发生了变化。

　　将俏皮话，特别是流行的俏皮话，用于关爱意思的，比以往多了。“你有病啊？”原先多用于讥诮他人处事不当，现在常用来劝戒操劳太过：“悠着点儿吧您，这么玩儿命，你有病啊？”在商业街跟早市上，抱怨工商执法人员“这不是猴儿拿跳蚤――瞎掰吗？”或者“真是狗戴嚼子――胡勒！”之类的话少了。

　　其实深究起来北京的俏皮话，往往不是北京一地特有的。例如，《红楼梦》中的俏皮话，北京学者说是北京方言，南京学者说是南京话里的，甚至山西学者也指出晋语不乏其例。此类现象深刻映射出，中华大地的地域文化是一脉相承、彼此相通的。

　　甭管哪儿的俏皮话，用的时候，最好想着雷锋那句名言：“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躬行此语，什么俏皮话都会变成寒冬里和煦的阳光。

　　没有文明和谐的语言，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

　　有文明语言的人，才称得上文明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