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的高考,不仅把我送进了大学。也迫使我不情愿地改变了我的姓名。这一喜一悲的孪生兄弟拉开了我人生真正的旅途大门。
三十年前的九月,左邻右舍已经有人在风传国家要恢复高考的事情了。母亲自然也是很激动地经常四处打听着最新的有关动静。上大学,对于我们这些精力旺盛却正在社会上处于半游荡状态,虽有远大志向却前途迷茫的待业青年来说是何等地充满神秘感和有吸引力啊。同样对我母亲来说,就是她能在人前扬眉吐气,扫除由于我父亲被劳改后家里人被社会歧视的机会。她希望我能为她、也为我自己抓住这个机会。
快要到报名的日子了,一天晚上母亲还是象平常那样坐在我正专心复习的小方桌前。透过不亮的灯光,她注视了我很久。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母亲似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
“您有什么事儿吗?”
“妈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母亲终于开了口。“妈想给你改个名字。免得又象入团入红卫兵那样,受你爸爸的影响,耽误了你上大学的前程。”
我当时虽然年轻,还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不知道改名字其实只是一个符号的改变。但是“坐不改名,行不更姓” , 却是我所知道的自古以来英雄做人的格言之一。那也是我想遵循的人生格言之一 。
“妈妈家是贫农出身。比你爸爸的家庭要革命得多。随妈姓吧。那样可能对你上大学有帮助。妈就指望你有出息呢。妈明天就去派出所把户口上的名字给你改了。”
就这样,我在高考报名表上填上了妈妈给我的新名字。它没有带给我一丝的激动。却总也让我抹不去我曾经是“黑五类”后代的阴影。那段时间,每当有人叫起我新的名字,我都有一种似乎我是在人前拼命遮掩什么见不得人的背景的龌龊感觉。
一月中旬,初选的红榜公布了。前后院里的小朋友约着一起去看榜。我和朋友们的准考证号码都在榜上。大家露出了畅快的欢笑,一起叽叽喳喳地憧憬起了大学的生活来。 各自估算着自己的哪个志愿会成为现实。
母亲则更是亲自骑着自行车去看了红榜。她站在红榜前很久没有离开。回到家里,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又想起了这些年自父亲进了监狱以后她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屈辱,她眼睛依然是红红的。但是,她还是在眼泪和笑语的参半下,为我专门炒了一小碟黄黄的鸡蛋。
又过了一个让人难以喘息的平静时段。春节一过,就有小朋友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了。在为小朋友高兴的同时,我自己也在天天翘首期盼着有一天邮递员也能喊出我的名字,让我去签收那个挂号信。
时间很快就进入二月低了。几个要去外地的小朋友已经准备要离家报到去了。我所报考的学校都已经完成了录取工作。我的挂号信也依然是没有等来……
忧伤也又悄悄地爬回到了母亲的脸上。
二月二十日,一个邻居朋友的孩子,拿到了本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据流传的消息说,这是录取工作的最后阶段。
三月一日,我所在的省高考录取工作结束。中专录取工作开始。我依然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三月五日,在喧闹的月台上,送走了我最后一个去西安上学的小朋友。
三月六日,我重新支起小方桌,准备复习参加七八年的高考。
三月七日,两个落选的邻居朋友加入到了我复习的行列里。 他们从已经被录取的朋友那里知道我的成绩应该是不差的。对我有一些期待。
三月八日,我们几个人围坐在我家那张小方桌前,开始规划着我们的复习进度和范围。快近中午时分,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传来。邮递员喊着我的新名字,疑惑的看着我,“是你吗?”
他随手递给我一个白色的挂号信封。我忙不迭地打开它来。那是本省大学的一个录取通知书。
信在几个小朋友的手中传递着。我的心底却涌起了一阵的酸楚。为什么会这么晚才收到你的录取通知书?为什么是你录取了我?一时间大脑有些空白。
午间,母亲回来了。她显得要比我激动很多。她把录取通知书反复看了很久,眼泪洗面地对我说,“孩子,别再复习什么今年的统考了。咱就去上吧。妈知道你委屈了。”
入学后,从招生老师那里陆续传出的消息是我们这些最后一批被录取的学生一共有七十二个人。都是属于本人或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同时也是本省那年高考成绩最好的一拨人里的七十二个人。出于国家新高考政策的压力,省教育厅才不得不补招我们进来的。
金一 2007年8月于美国康涅迪格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