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揭开在华朝鲜人神秘面纱:敬畏领袖 绝对低调
【编者按】朝鲜上个月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与中国仅一江之隔的这个国度，在外界看来总是如此神秘莫测。而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的朝鲜人也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低调和神秘。本报记者经历波折，试图走近他们，一探究竟。
餐厅服务员：微笑回避“敏感”问题
“平壤高级餐馆8点开始平壤美女们的演出。”用餐完毕，漂亮的平壤姑娘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一张精致的名片，上边如此写着，背面还印有餐厅位置图。计划体制下的朝鲜人，并不缺乏市场经济头脑。
朝鲜5月25日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但在平壤馆餐馆，平壤姑娘们依然身着盛装，给顾客献歌献舞。
平壤馆餐馆，位于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一家宾馆的一层，外表装修并不起眼，但它的名头却在圈子内很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平壤馆具有官方背景，女服务员都是从平壤挑选过来的，平常很少跟外界接触，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安排在朝鲜驻京机构住宿。
不过，这位知情人士的话很难证实，因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朝鲜人，不管是餐厅服务员、留学生，还是商人，都保持绝对的低调，他们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同样的神秘。
日前的一个中午，记者光顾了这家餐馆。当推门而入时，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手上正摆弄着针线活。
“营业了吗？”当听到声音，她马上放下手上的活计，小跑过来打开玻璃大门，脸上荡漾着光彩，笑魇如花。
引记者入坐后，她很快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用并不流利的汉语介绍着特色菜，“西海海鲜是我们的特色，您可以尝尝。”
另一位服务员很有礼貌地端上一壶茶，举手投足轻盈大方。不经意间，在餐厅的大门处站上了一排服务员，清一色的民族服装，脸上化着淡妆，清新秀丽。
“你的名字很好听。”
“谢谢！我来自平壤。晚上来的话，可以看表演。楼上有包厢。”
……
在她们的胸前，佩戴着领袖像章，以及印有自己姓名的身份牌。
餐厅正对着大门的一端，是一个不大的舞台，中央摆着一套架子鼓，右侧是一台中国产的大屏幕彩电，背景是一幅“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的壁画。
用餐过程中，一位服务员轻拍记者的肩膀，示意马上会有节目表演。记者顺便跟她聊起家常，“下班后出去逛街吗？喜欢逛什么地方？”“这个……我汉语不好，听不太明白”。记者的好奇心引起了一位领班模样的服务员的注意，她主动过来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刚结账还未起身，站在门口的服务员们马上打开了门，做出送客的姿势。当记者说明要采访时，她们一致微笑着摇头，领班模样的女服务员表情还甚为严肃。
平壤馆的姑娘们，用“微笑”或一句“我听不懂”回避了记者的好奇心。不过，在另一家名为“海棠花”的朝鲜餐厅，记者则得到了不一般的体验。表演节目的朝鲜姑娘，不仅大方地接受了记者的献花，还热情地跟记者合影留念。
海棠花餐厅显得更豪华，里面灯光明亮而柔和，音乐轻漫垂耳；服务员着装更高贵，竖着高高的马尾，唇红齿白。
落座后，记者试着跟她聊上几句，接待的女服务员很快也打开了话匣子。
“受金融危机影响，顾客是不是少了？”
“金融危机？没听说，我们的生意很好。”
她胸前没有佩戴领袖像章，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为什么没戴领袖像章？”
“我穿的是工作服，脏，穿正式、干净的衣服时才能佩戴。”
一提到自己的领袖，朝鲜人的眼神里都会流露出几分敬畏。
“能卖一个给我吗？”
“绝对不行！一万块也不能卖！”
她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悦。一位从朝鲜回国的人士告诉记者，朝鲜的领袖像章都有编号，不能售卖。
这位服务员始终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似乎在随时听候招呼。表演开始后，她极力鼓动记者给演唱者献花。演唱者的一首《辣妹子》，让记者称奇，跟宋祖英的歌声没有多少差别，“不会是假唱吧？”女服务员肯定地说：“就是她唱的。”
细细打探这家更具活力的朝鲜餐厅，表演用的电子琴是“雅马哈”，桌上的烧烤炉是“韩国制造”，壁橱里的啤酒则多是中国的“青岛”、“燕京”。
商人：来头不小，低调经营
“海棠花”是朝鲜一家有名的食品公司。上世纪90年代，老板柳在官就嗅到了中国市场的商机，由此萌发了来中国淘金的念头。
像柳在官这样来中国淘金的朝鲜商人为数不少。据报道，朝鲜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多是从事中朝贸易的来华淘金者。
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商场里经常会出现胸佩像章的朝鲜人，就是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势下，丹东的中朝贸易依旧红火。在丹东人的眼里，一江之隔的朝鲜人总显得很不一样。丹东盛源纺织城的一位经理说，如果在选购商品时来了韩国人，朝鲜商人就会立即回避，先到别处看看，等韩国人走了，再回来继续挑选。
而在生意人王福伟眼里，朝鲜商人很精明，头脑很灵活。王福伟跟朝鲜商人做了十多年的生意，他举例说，他们会跟多个中国商家分别议价，最后选择出价最低的一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并且最后还要砍价。一位丹东人士向本报透露，在丹东从事贸易的朝鲜商人，登记注册的约有300人左右，但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
一位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说，朝鲜在中国的贸易公司一般称为“会社”，通过这个平台，朝鲜商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大至石油、机械等大宗商品，小至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些贸易会社都是朝鲜官方的”。
据了解，在中国的朝鲜会社，上规模的有30家上下，多集中在北京，以及丹东等边境城市，威海、大连等地也有不少朝鲜商人活动。其中，胜利会社是朝鲜最大的外贸会社，在中国内地的驻点较多。另外，在澳门、台湾，朝鲜商人也有不少。
然而，朝鲜商人很少抛头露面。多位曾经在朝鲜工作、学习过的中国人士，在接受本报询问时，都表示对于朝鲜商人知之甚少。
李玉珍是鲜有的曾在中国电视上露面的朝鲜商人，这位女商人在朝鲜出生长大，接受朝鲜政府的培养教育，在海外旅居了30多年。据说，她与朝鲜高层关系密切，2007年3月她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专访，也是得到了朝鲜高层的允许。那时，朝鲜正遭遇首次核试验后严厉的国际制裁。而李玉珍的出面，外界观察家普遍解读为“朝鲜对外释放的积极信号”。
留学生：未来的朝鲜骨干
朝鲜派遣来中国高校学习的留学生，同样保持着低调。在中国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他们多专注学习，说话谨慎，很少发表自己的言论。
“虽然他们认真好学，但与他们的关系总感觉有距离，”东北师范大学孙启林教授长期接触朝鲜留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朝鲜学生说话谨慎，从不会说对中国的喜好，“有时候，我请他们来家里做客，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优越，眼神里会流露出羡慕，但嘴上从来不会赞许。”
曾在朝鲜、韩国工作学习过的吉林大学徐文吉教授，熟悉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做事风格。他告诉记者，来华学习的朝鲜学生多对中国抱有好感，这种好感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他们其实也很活泼，“记得一位梁姓学生，30多岁的男子，一次来我家做客时，很大方，又唱又跳的。后来临别时还送我一个精美的朝鲜工艺品。”不过，他们不谈政治问题，“双方都有意识回避”。
据了解，按照中朝相关协议，朝鲜每年会派遣约150名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他们多集中在理工专业，当中一部分多是带有科研项目的中青年骨干，学成之后都会回国。
来中国学习的朝鲜留学生中也不乏官员。
2007年11月，五名朝鲜官员在香港科技大学接受人口普查方面的培训。当时，一名叫金光进的朝鲜官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用流利的英文介绍说，他们每天下课后还要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阅资料，“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平时的娱乐活动也就是打打乒乓球。
给五名朝鲜官员上课的马忠东教授回忆说，他们开始十分拘谨，不过慢慢便放松了，偶尔也会开开玩笑。有学员开玩笑说“香港人很懒惰”，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只到二楼，香港人也要坐电梯。“他们也会惊叹香港商场的琳琅满目”，马忠东说，他们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外币作补贴，“但他们舍不得用，而是存起来”。
来自朝鲜的华侨留学生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更能融入中国社会。
阿晨来自平壤，是朝鲜国内第三代华侨，他的父亲在一家朝鲜企业任职，母亲则在家照顾家庭。目前阿晨在暨南大学学习国际贸易，也是学校学生会朝鲜学生分部的负责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阿晨丝毫没有戒拒心理，十分健谈，工作、生活、恋爱毫不回避。
从小在朝鲜长大的阿晨说，在朝鲜的生活平静而祥和，根本不像外面媒体渲染的那么紧张。他还透露说，身在朝鲜的父亲正张罗着给他介绍朝鲜姑娘做女朋友，他笑着拒绝了，“在朝鲜，很多家庭希望把女儿嫁给华侨子弟，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其他民族的女孩子做朋友。”
阿晨介绍，目前在暨南大学求学的在校朝鲜华侨学生约有60人，多来自平壤、新义州等地，专业多选择日语、英语等，希望毕业后，能借助掌握多门语言的优势，进入大的外资企业。谈到工作，阿晨表示，能留在广州固然最好，但如果受金融危机影响，广州的机会不多的话，他愿意到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工作，“等安稳下来后，就把父母接到中国来养老”。
据了解，由于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朝鲜留学生多派往中国，回国后，他们一部分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和部队系统，一部分会分配到外务省，还有一些则会从事对外贸易工作。一些“海龟”回国后，很快就能成长为工作上的骨干，受到重用。
【编者按】朝鲜上个月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与中国仅一江之隔的这个国度，在外界看来总是如此神秘莫测。而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的朝鲜人也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低调和神秘。本报记者经历波折，试图走近他们，一探究竟。
餐厅服务员：微笑回避“敏感”问题
“平壤高级餐馆8点开始平壤美女们的演出。”用餐完毕，漂亮的平壤姑娘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一张精致的名片，上边如此写着，背面还印有餐厅位置图。计划体制下的朝鲜人，并不缺乏市场经济头脑。
朝鲜5月25日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但在平壤馆餐馆，平壤姑娘们依然身着盛装，给顾客献歌献舞。
平壤馆餐馆，位于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一家宾馆的一层，外表装修并不起眼，但它的名头却在圈子内很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平壤馆具有官方背景，女服务员都是从平壤挑选过来的，平常很少跟外界接触，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安排在朝鲜驻京机构住宿。
不过，这位知情人士的话很难证实，因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朝鲜人，不管是餐厅服务员、留学生，还是商人，都保持绝对的低调，他们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同样的神秘。
日前的一个中午，记者光顾了这家餐馆。当推门而入时，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手上正摆弄着针线活。
“营业了吗？”当听到声音，她马上放下手上的活计，小跑过来打开玻璃大门，脸上荡漾着光彩，笑魇如花。
引记者入坐后，她很快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用并不流利的汉语介绍着特色菜，“西海海鲜是我们的特色，您可以尝尝。”
另一位服务员很有礼貌地端上一壶茶，举手投足轻盈大方。不经意间，在餐厅的大门处站上了一排服务员，清一色的民族服装，脸上化着淡妆，清新秀丽。
“你的名字很好听。”
“谢谢！我来自平壤。晚上来的话，可以看表演。楼上有包厢。”
……
在她们的胸前，佩戴着领袖像章，以及印有自己姓名的身份牌。
餐厅正对着大门的一端，是一个不大的舞台，中央摆着一套架子鼓，右侧是一台中国产的大屏幕彩电，背景是一幅“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的壁画。
用餐过程中，一位服务员轻拍记者的肩膀，示意马上会有节目表演。记者顺便跟她聊起家常，“下班后出去逛街吗？喜欢逛什么地方？”“这个……我汉语不好，听不太明白”。记者的好奇心引起了一位领班模样的服务员的注意，她主动过来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刚结账还未起身，站在门口的服务员们马上打开了门，做出送客的姿势。当记者说明要采访时，她们一致微笑着摇头，领班模样的女服务员表情还甚为严肃。
平壤馆的姑娘们，用“微笑”或一句“我听不懂”回避了记者的好奇心。不过，在另一家名为“海棠花”的朝鲜餐厅，记者则得到了不一般的体验。表演节目的朝鲜姑娘，不仅大方地接受了记者的献花，还热情地跟记者合影留念。
海棠花餐厅显得更豪华，里面灯光明亮而柔和，音乐轻漫垂耳；服务员着装更高贵，竖着高高的马尾，唇红齿白。
落座后，记者试着跟她聊上几句，接待的女服务员很快也打开了话匣子。
“受金融危机影响，顾客是不是少了？”
“金融危机？没听说，我们的生意很好。”
她胸前没有佩戴领袖像章，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为什么没戴领袖像章？”
“我穿的是工作服，脏，穿正式、干净的衣服时才能佩戴。”
一提到自己的领袖，朝鲜人的眼神里都会流露出几分敬畏。
“能卖一个给我吗？”
“绝对不行！一万块也不能卖！”
她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悦。一位从朝鲜回国的人士告诉记者，朝鲜的领袖像章都有编号，不能售卖。
这位服务员始终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似乎在随时听候招呼。表演开始后，她极力鼓动记者给演唱者献花。演唱者的一首《辣妹子》，让记者称奇，跟宋祖英的歌声没有多少差别，“不会是假唱吧？”女服务员肯定地说：“就是她唱的。”
细细打探这家更具活力的朝鲜餐厅，表演用的电子琴是“雅马哈”，桌上的烧烤炉是“韩国制造”，壁橱里的啤酒则多是中国的“青岛”、“燕京”。
商人：来头不小，低调经营
“海棠花”是朝鲜一家有名的食品公司。上世纪90年代，老板柳在官就嗅到了中国市场的商机，由此萌发了来中国淘金的念头。
像柳在官这样来中国淘金的朝鲜商人为数不少。据报道，朝鲜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多是从事中朝贸易的来华淘金者。
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商场里经常会出现胸佩像章的朝鲜人，就是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势下，丹东的中朝贸易依旧红火。在丹东人的眼里，一江之隔的朝鲜人总显得很不一样。丹东盛源纺织城的一位经理说，如果在选购商品时来了韩国人，朝鲜商人就会立即回避，先到别处看看，等韩国人走了，再回来继续挑选。
而在生意人王福伟眼里，朝鲜商人很精明，头脑很灵活。王福伟跟朝鲜商人做了十多年的生意，他举例说，他们会跟多个中国商家分别议价，最后选择出价最低的一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并且最后还要砍价。一位丹东人士向本报透露，在丹东从事贸易的朝鲜商人，登记注册的约有300人左右，但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
一位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说，朝鲜在中国的贸易公司一般称为“会社”，通过这个平台，朝鲜商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大至石油、机械等大宗商品，小至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些贸易会社都是朝鲜官方的”。
据了解，在中国的朝鲜会社，上规模的有30家上下，多集中在北京，以及丹东等边境城市，威海、大连等地也有不少朝鲜商人活动。其中，胜利会社是朝鲜最大的外贸会社，在中国内地的驻点较多。另外，在澳门、台湾，朝鲜商人也有不少。
然而，朝鲜商人很少抛头露面。多位曾经在朝鲜工作、学习过的中国人士，在接受本报询问时，都表示对于朝鲜商人知之甚少。
李玉珍是鲜有的曾在中国电视上露面的朝鲜商人，这位女商人在朝鲜出生长大，接受朝鲜政府的培养教育，在海外旅居了30多年。据说，她与朝鲜高层关系密切，2007年3月她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专访，也是得到了朝鲜高层的允许。那时，朝鲜正遭遇首次核试验后严厉的国际制裁。而李玉珍的出面，外界观察家普遍解读为“朝鲜对外释放的积极信号”。
留学生：未来的朝鲜骨干
朝鲜派遣来中国高校学习的留学生，同样保持着低调。在中国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他们多专注学习，说话谨慎，很少发表自己的言论。
“虽然他们认真好学，但与他们的关系总感觉有距离，”东北师范大学孙启林教授长期接触朝鲜留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朝鲜学生说话谨慎，从不会说对中国的喜好，“有时候，我请他们来家里做客，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优越，眼神里会流露出羡慕，但嘴上从来不会赞许。”
曾在朝鲜、韩国工作学习过的吉林大学徐文吉教授，熟悉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做事风格。他告诉记者，来华学习的朝鲜学生多对中国抱有好感，这种好感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他们其实也很活泼，“记得一位梁姓学生，30多岁的男子，一次来我家做客时，很大方，又唱又跳的。后来临别时还送我一个精美的朝鲜工艺品。”不过，他们不谈政治问题，“双方都有意识回避”。
据了解，按照中朝相关协议，朝鲜每年会派遣约150名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他们多集中在理工专业，当中一部分多是带有科研项目的中青年骨干，学成之后都会回国。
来中国学习的朝鲜留学生中也不乏官员。
2007年11月，五名朝鲜官员在香港科技大学接受人口普查方面的培训。当时，一名叫金光进的朝鲜官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用流利的英文介绍说，他们每天下课后还要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阅资料，“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平时的娱乐活动也就是打打乒乓球。
给五名朝鲜官员上课的马忠东教授回忆说，他们开始十分拘谨，不过慢慢便放松了，偶尔也会开开玩笑。有学员开玩笑说“香港人很懒惰”，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只到二楼，香港人也要坐电梯。“他们也会惊叹香港商场的琳琅满目”，马忠东说，他们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外币作补贴，“但他们舍不得用，而是存起来”。
来自朝鲜的华侨留学生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更能融入中国社会。
阿晨来自平壤，是朝鲜国内第三代华侨，他的父亲在一家朝鲜企业任职，母亲则在家照顾家庭。目前阿晨在暨南大学学习国际贸易，也是学校学生会朝鲜学生分部的负责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阿晨丝毫没有戒拒心理，十分健谈，工作、生活、恋爱毫不回避。
从小在朝鲜长大的阿晨说，在朝鲜的生活平静而祥和，根本不像外面媒体渲染的那么紧张。他还透露说，身在朝鲜的父亲正张罗着给他介绍朝鲜姑娘做女朋友，他笑着拒绝了，“在朝鲜，很多家庭希望把女儿嫁给华侨子弟，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其他民族的女孩子做朋友。”
阿晨介绍，目前在暨南大学求学的在校朝鲜华侨学生约有60人，多来自平壤、新义州等地，专业多选择日语、英语等，希望毕业后，能借助掌握多门语言的优势，进入大的外资企业。谈到工作，阿晨表示，能留在广州固然最好，但如果受金融危机影响，广州的机会不多的话，他愿意到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工作，“等安稳下来后，就把父母接到中国来养老”。
据了解，由于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朝鲜留学生多派往中国，回国后，他们一部分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和部队系统，一部分会分配到外务省，还有一些则会从事对外贸易工作。一些“海龟”回国后，很快就能成长为工作上的骨干，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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