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现“第二经济”体系 地下贸易造就民间富豪
(2009-02-17 08: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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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现“第二经济”体系 地下贸易造就民间富豪
新闻来源: 南风窗
感悟朝鲜“第二经济”
沈旭晖
笔者刚再次到朝鲜,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旅游,第二次是考察,虽然路线和行程一模一样,所见所闻也没有太大差别,但从不少蛛丝马迹可见,朝鲜已出现“准第二经济体”,要长期维持目前的封闭面貌、继续闭关锁国,几乎不可能。
从朝鲜美元到朝鲜欧元
时隔两年,以游客立场能发现的最显著改变,当首推一切游客区都弃用美元、改用欧元的事实。理论上,朝鲜早于2002年12月,已决定以欧元结算外贸活动;但实际上,交易一直使用美元,直到2006年7月,才以美国制裁为由,严格下令所有公司和旅游团以欧元结算。各地货物标价,亦一律使用欧元。当然,美元还是流通货币,但由于换算不直接,并不太受欢迎。反而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方便使用,一般被标准化为10∶1。
这似乎对实际外汇收入影响不大。毕竟朝鲜的美元旅游收入只有约100万美元,跟中国的边境贸易则一直以人民币结算。因此,朝鲜一直开宗明义地说,该决定是政治决定,目的是显示对美国的不满,好在六方会谈时向对手施加压力。
但假如我们脱离政治框架来看朝鲜的欧元,则无疑它已与国际经济潮流联成一气。近年世界各国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最具参考价值的例子,包括强烈亲美的科威特在2007年5月将货币第纳尔和美元脱钩,改和一篮子货币挂钩。表面原因是美元价格持续下跌,导致科威特通货膨胀,但背后也是为迎接美元时代终结及早准备,可见政治已不能凌驾经济考量——何况第纳尔和美元脱钩后,科威特国内通货膨胀状况一如从前。同样希望和美元脱钩的沙特却不敢行动,怕动摇整个石油美元经济体系,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8月再建议沙特可“考虑”和美元脱钩。
朝鲜始终担心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影响力太大。选中欧元,明显有平衡利益的计算。它今天是最不受金融海啸冲击的国家,但改革开放还是会出现。假如金融海啸真的带来“后美元年代”,而朝鲜成了这年代的新玩家,驱使各国拿欧元开发其处女地,就显得比面对金融海啸才与欧元挂钩的冰岛有远见。这难道不是东北亚地缘经济的突破?其实,韩国也一直希望拉拢欧洲,平衡中美两国在区内的影响,韩元于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前已全面浮动。朝鲜盯上欧元,说不定和南韩同胞的意愿也是暗合。
金日成小学的Yamaha
再到朝鲜期间,也参观了据说是金日成幼年时曾就读的小学。现在,那自然成了朝鲜“重点小学”,金氏父子数十年来一致定期建设。小学大门,也一如所料树立了巨型金日成铜像,虽然这个像是参照其小学造型打造,感觉较为“新鲜”,但游客也未能幸免,照样被告知必须“入乡随俗”三鞠躬。
让人略为意外的,是这所小学的学生欢迎来宾的表演:台上正中,放置了日本Yamaha组合电子鼓,商标品牌的显眼,在强调“主体思想”的朝鲜显得特别格格不入。鼓的两旁,是弹奏电结他的男生,和拨弄电子琴的女生。演奏的曲目,除了《阿里郎》、《跟着将军走》一类朝鲜“民歌”,也有专门排演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效果和1980年代中国唐朝乐队重唱《国际歌》一类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而学生在台下老师指挥下的表演也有几分机械,但毕竟,已脱离了纯革命歌曲年代的套版形象。最难忘的是表演中途,加插了学生电结他solo环节,乐谱居然是摇滚乐——那可是一幅诡异的图象,须知演出男生依然穿着白校服、系着红领巾,礼堂依然挂着金日成巨像。而这一演出,据说依然是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的教导进行。
如此crossover(越界),也是颇发人深省的。朝鲜一直予人的形象,就是推广全面的集体主义,反对个人思想。就是参观那里少年宫,无论琴棋书画也是集体教导,难得有个人solo空间。金日成母校的学生居然独奏摇滚乐,算是异数。当朝鲜小学生有机会独奏摇滚,而且从他们的神情可见其颇为自得,就不大可能真心真意天天参加10万人团体操的排练。不少人将朝鲜和“文革”期间的中国比较,但朝鲜人并不像当年中国人那样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活”;使用日制Yamaha和数码相机时,只要是党首肯,看来没有多大思想包袱。
不过话说回来,那真是金日成的母校吗?根据中国资料,金日成幼时在中国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但根据朝鲜说法,金日成是在本国接受一切基础教育后,才毅然走到中国,“建立境外革命基地”。朝鲜处处景点都与金家扯上关系,在朝鲜人看来只是个人崇拜的应有环节,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有点欲盖弥彰。即便朝鲜改革开放,朝鲜人的自我中心也似乎不会改变。老派社会主义被民族主义取代,从来都是顺理成章,也许这就是后金正日时代的未来。
朝鲜边境的“第二经济体”
苏联解体前夕,国内出现国营经济体系以外的所谓“第二经济”体系。当时苏联民间通过有限的地下贸易和边境贸易,例如买卖《圣经》、炒卖政府粮券、输入国外走私香烟等,孕育了首批资本主义商人。他们再和一些心态早已下海的政府官员合作,互为表里,不久,就成了苏联解体后的寡头富豪。著名的英格兰切尔西球队老板阿布拉莫维奇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在第二经济体贩卖胶鸭仔赚得。所谓“第二经济”,并不被计算在官方国民生产总值内,也不受官方制度规管和保护,通常是政制过渡期的产品,例如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终结前,黑人社区的第二经济体系也相当活跃。
这类经历,似乎在被称为最封闭的国家朝鲜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无论金正日还在位多久。在朝鲜期间,就不断得闻其新兴边境贸易的故事。数年前开始,朝鲜已静静产生了一系列“边境富豪”,他们通过和中国辽宁、吉林等地进行贸易,在家乡已能负担名牌房车,招摇过市。贸易的内容,自然以朝鲜的丰富天然资源为主,特别是木材和一些矿产,例如铜。当中国粮食援助天天定期通过火车送往“一切自给自足”的朝鲜,朝鲜天然资源就反方向运往中国东北。朝鲜“资本家 ”自然要依靠官方联系,才能公器私用,由于是在灰色地带游走,视野又不大广阔,还不很懂做生意。内地人形容,“一个新相机就可以让朝鲜人提供很多方便”。
虽然朝鲜没有私有制,但朝鲜富豪都懂得将财产存放到边境以外的中国银行,以免血本无归。这样一来,中朝边境就出现了一批两栖人。表面上,朝鲜入境手续相当繁复,但假如是中国东北人从陆路过境,有时却连护照都不用,只需拿中国公民身份证,再临时办手续,就可以在特定范围内的朝鲜边境城市活动。
虽然朝鲜对国民出国管制极严,但这些边境富豪要是真要“投奔自由”,依然是最有办法的一群人;要说国际视野和对世界各国改革开放经历的熟知,亦不作他人想。他们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似乎是明白自己正享受改革开放前的特殊优势,亦相信这优势在改革开放后只会得到延续,因此,都在等待,希望能像俄罗斯寡头富豪那样,在乱世的混沌阶段,分一杯羹。
事实上,要是当年金正日提议搞的“新义州特区”能成事,上述情况,只会更早出现。今天的朝鲜开放实验,集中在官方设定的开城开发区,但朝鲜和中国东北接壤的边境,其实已孕育了一个有实无名的特区。朝鲜政府不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也不可能不知道贪污现状,但只是勉强睁一眼闭一眼,反映其领袖的心态,已不否定改革开放的路。
张艺谋版的《阿里郎》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以300欧元的“羊牯价”,观赏了当地10万人参演的传统歌舞《阿里郎》表演,百闻不如一见。《阿里郎》是朝鲜传统民间故事,据说讲述一双兄妹相依为命成长的经历。韩国史上第一出电影的主题曲,据说就是《阿里郎》,这也成了两韩统一的民间热门歌曲,经常被用来代表整个大韩民族,地位有如两岸三地的《歌唱祖国》、《龙的传人》或《梅花》。歌词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样的:“阿里郎阿里郎阿啦里哟/阿里郎清早起来爬过山顶/天空亮晨光放穿过白云照下方/好河山美如景招手呼唤……”
但朝鲜的《阿里郎》演出,与上述故事基本上毫无关系,只是大型歌舞加上政治宣传的借题发挥,“从而突显朝鲜人民革命感人至深的心路历程”。至于表演形式,自然没有多少个人主义/即兴独奏,演员一律面目模糊,都是类似国家典型的万人操。必须承认,《阿里郎》演出的艺术水平可谓甚高,单是那数万人组成的、背景不断转换的人肉背景版,已使我们足够震撼——据说,这些“演员”都是中小学生。而且,连演出的后台,也是由人肉持旗砌成,全天候开合,可见导演确费过不少心思。朝鲜对此自然引以为荣,因为能发动、组织国民不断演出团体操,乐此不疲,也是一种“有效管治”,这连张艺谋也做不到。朝鲜官方刊物列出了大量来自各国元首的“赞美”:“只有朝鲜才能作这样的表演。”
不过,这些都不是这里的探讨重点。最值得研究的是,究竟一场《阿里郎》演出,对朝鲜在宣扬国威以外,还有多少经济和社会价值?
我们作为游客,被告知不能拍摄录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被告知不能朝后排观众席拍照,这可就有点玄妙。虽然在表演当日,在那个可容纳15万人的运动场(导游强调这是一个“比鸟巢还多载6万人的运动场”),倒是整整齐齐地坐满了一大半;但看来,真正自己买票进场的,只有邻近数行的一群游客。这个国家的官方人均GDP不及2000美元;导游说,首都人均收入每月大概200美元。朝鲜全年开放予大约2.5万名中国游客,和数目比例少得多的海外游客。《阿里郎》则每周演出4次,都是在那个15万人体育馆……一句到尾,哪来那么多本土观众?有理由相信,演出的“演员”除了有台上的10万人,还包括观众席上的所有朝鲜人。300欧元超值!不过,拍观众席上的朝鲜人机械性地拍手,就不好看了。
换句话说,就算每天观赏阿里郎的“真正”游客有400人(这已是乐观估计),每场外汇收入,大约也只有12万欧元,还不算有些较便宜的票价。一个月下来,勉强连场内外售卖的VCD、海报和饮食一起算,大概也只有200多万欧元,尽管这足以养活1万朝鲜人。当局声称演员只有1/10属专业人士,其他都是工人、农民、学生等义演者。但表面看,这还是不划算。
“阿里郎经济体”的未来
但假如我们以整个阿里郎歌舞团队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却可能得出其他观察角度。考虑到平壤政府不但无须付钱予所有义工,还可以当这是社会主义政府集体安排的“人民娱乐”、而不是工作,这就为政府省了一大笔康乐费用。又考虑到台上的演员,似乎是和专业运动员一起受训,好些团体操动作的玩家,很可能就是现役或退役运动员,这又省了一笔培训的重叠资源。再考虑到朝鲜相信《阿里郎》派头能为国家带来宣传效益,而当一切是公关费用,这就比奥运开幕礼更物超所值。其实,那些演员要是不演《阿里郎》,也得被安排天天参观革命烈士博物馆、学习金日成主体思想。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量化的价值实在太多。
更有意思的是,阿里郎演出地点附近摆卖的档摊,都对游客极度热情地兜售纪念品,那态度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商贩几乎一模一样。那些摊位主人,并不像毫无个人动机的被组织化的个人。究其原因,是不少摊位都懂得对部分游客提供差价,部分更会偷偷和游客以黑市兑换货币。毕竟,极少游客会为了差价而在朝鲜 “报警”,尽管真要这样,那也可以治其侵吞国家财富的罪名。
在此,可以得出一个悖论:《阿里郎》也许不能为朝鲜带来账面净收入,但假如将来因为某种原因而取消《阿里郎》演出,却会增加大量政府开支,也会影响无数朝鲜人的生活。难怪《阿里郎》真正观众不多,当局却决定一再加场,欲罢不能。正如朝鲜天天安排社会各界到不同爱国基地学习,除了意识形态需要,其实也有经济考虑,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怎样处置2000多万人口,去参与原始劳动经济以外的社会建设。但上层领袖已深知改革开放的需要,他们在中国访问期间受到的招待,也不可能不传到朝鲜社会中去。朝鲜人民也懂得在框架下发展自己的第二经济,反正国家也要如此生存。
朝鲜对内宣传,一直将苦况归咎于美国制裁,和伊拉克萨达姆一模一样。一旦金正日政权、或其继任人和美国和解,这代表他带来全民大跃进,只会增其 “功绩”;一旦朝鲜宣布改革开放,说不定道路比中国的更顺畅。难怪自从朝鲜研制出核弹,外交界不但不担心金正日真的使用它,反而都预算朝鲜和美国和解的历史性日子——这是应用了美国学者肯尼斯·沃尔兹“防守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随着美国把朝鲜移除于支援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也就是把它从邪恶轴心除名,朝鲜全面经济开放的契机,似乎已不远了。目前出现的种种反复,不过是朝鲜外交的一贯手段而已,不能想象那本身会是目的。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