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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4-09-01 庄祖鲲 ijingjie
文/庄祖鲲
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全欧洲可能没有比英国更糟糕的社会。上流人士沉迷于赌博与奢侈浮华的宴乐之中，儿童却常常要在苦不堪言的恶劣环境中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为了阻遏犯罪，就采取严刑峻法，偷几先令都会被处死，真是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血腥风雨四、五十年之后，英国的社会风气却焕然一新。他们通过了一连串的法案——其中包括著名的废止蓄奴法，还有全世界最早的劳工法、监狱改革法等等，迎来了维多利亚女王掌政的黄金时期(1837-1901)。历史学家公认，担任下议院议员长达四十几年的威伯福斯，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之一。
“我们都应该承认有罪，而不是以指责别人来卸责”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是富商的独子，九岁时父亲去世。他被送到叔叔家中，他们是敬虔的基督徒，因此威伯福斯自幼就从他们身上受到熏陶。他叔叔的至交之一，就是脍炙人口的圣诗《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的作者约翰.牛顿牧师。牛顿年轻时放荡不羁，曾做过奴隶船的船长，悔改后担任牧师，终身为废除奴隶制度奔走。威伯福斯年幼时就认识牛顿，他后来也成为威伯福斯的属灵导师。
威伯福斯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的朋友，其中以后来成为他一生至交和政坛盟友的皮特(William Pitt, 1759-1806)最为著名。皮特在二十多岁就担任英国首相，而且长达二十几年之久。因着他的鼓励，威伯福斯才决定参政，并在1780年当选下议院的议员，年仅21岁(这是法定的议员最低年龄)。他不但口才极佳，而且音调锵然有韵，赢得“下议院的夜莺”之誉。
1784年威伯福斯与知名的剑桥数学家和科学家艾萨克.米讷(Isaac Milner)结伴到欧洲旅游，米讷也是福音派传道人。两人一路研读圣经。旅游回来后，威伯福斯又去拜访牛顿牧师。1785年，威伯福斯有了一次灵性复苏的大转变，这使他慎重考虑是否该辞去议员的职务转任牧师。
但是牛顿认为，政府更需要道德的呼声，劝他留在国会。他说：“我盼望并且深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皮特也劝他留在国会：“基督教的原则与实践，不应该只引向灵修，也应该导致行动。”
于是威伯福斯带着新的使命感，在国会忠心服务长达45年(1780-1825)之久。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他自称，神给他两个神圣的使命：就是奴隶贸易的禁绝，以及社会道德的更新。
1787年，英国的海军部长─也是下议院的议员，期望威伯福斯提出有关遏止运输奴隶的法案，皮特首相也鼓励他。经过两年的准备，1789年5月12日他首次为废奴发声。在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中，他说：“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我只是个人引以为耻。因为在我们大英帝国的国会授权之下，我们整体在忍受这种可怕的贸易行动。我们都有罪——我们都应该承认有罪，而不是以指责别人来卸责。”
他又说：“我不是要指责贸易商，我只想诉诸于他们的感受与人性。”他这种说之以理的方式，虽然不能立刻见效，但是长久下来却逐渐显出影响力。虽然这提案在1790年获得委员会同意，开始实质审查与听证。但1791年第一次表决的结果，却是以88票对163票的悬殊比例惨败。
失败的原因很明显，这妨害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每年六百万英镑的贸易利益，并且牵涉到160艘船只与五千多名水手的生计。因为从1783年到1793年的十年间，单单利物浦就曾运送三十万黑奴到西印度群岛！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阴影，废奴法案遭到更大的阻力。但是威伯福斯却屡败屡战，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努力和11次的失败，终于在1807年，以283票对16票，通过第一个《禁止奴隶贩卖法案》。那一天，整个国会违反惯例地为威伯福斯大声欢呼三次，他自己却坐在椅子上掩面痛哭！
虽然奴隶制度尚未废除，这法案只是宣告运输奴隶为非法，但是奴隶运输量已经立即减少了75%。但威伯福斯并未就此罢手，他透过外交手段，推动各国共同签署《废除贩卖奴隶条约》。结果在1815年，因为拿破仑复辟，欧洲各国在诡异的政治局势下，居然奇迹式地通过这个条约。
然后威伯福斯又在国会推动《奴隶登记法案》及《奴隶解放法案》。虽然他在1824年从国会正式退休，却仍然在幕后继续努力。当《奴隶解放法案》终于在1833年7月25日通过时，英国的奴隶制度才正式废除。这个法案使西印度群岛的七十万黑奴获得自由，而且英国政府将拨款两千万英镑，赎回这些黑奴，来完成这项创举。三天后，威伯福斯就与世长辞了！
“克拉朋联盟”的合纵连横
威伯福斯在国会的奋斗，并不以独行侠的方式进行。他团结了许多不同党派却同样有福音信仰的议员一起努力。在刚担任国会议员时，议会中他可能是唯一的持福音派信仰的议员。但是在四十多年后，上、下两个议院已经总共有超过一百多位福音派议员，这些议员经常或偶尔支持他的提案，其中有三十位左右则是他的核心骨干。
1787年开始，他招集了七位基督徒议员，加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企业家、律师、牧师和研究收集资料的人，几乎每周一次到他位于伦敦南郊克拉朋的家里讨论。当时这些“战友”们都还年轻，为了法案奔走迟迟未婚，后来这八位国会议员干脆搬进克拉朋的一栋大宅，过起群居生活，因此被后人称为“克拉朋联盟”。
后来大家先后结婚，才结束了这段群居的日子。但是“克拉朋联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为新血的加入而壮大。他们被称为是下议院的“圣徒”，又被谑称为是威伯福斯的“白奴”，经常在灵性上彼此激励，在战略上脑力激荡。
这些伙伴还进行调查，协助收集资料与数据，因为威伯福斯认为，群众不仅需要动之以情，更要说之以理。他们善用报纸等传媒，对国会议员施展压力。他们可能是近代民主政治社会里最早也最懂得运用民意的政治家。在一次推动法案的过程中，克拉朋联盟总共收集了五十万人的签名支持，而当时英国总人口不过九百万！
除了这些铁哥儿们之外，外围的后援队伍也功不可没。在国会里，皮特首相是大力支持威伯福斯的人，虽然他不是克拉朋联盟的一员，却对废奴法案始终如一地支持。当他1806年病危时，他对威伯福斯的最后遗言是：“兄弟！没有任何借口了，把它搞定吧！”
威伯福斯懂得合纵连横，但绝不违背良知，使用龌龊技俩。所以不但皮特，连皮特的政敌，后来继任首相的福克斯，也全力支持废奴法案。
1789年，威伯福斯曾清楚表示，自己乃是蒙神呼召作为一个“基督徒政治家”，而不仅是一个刚好是基督徒的政治家而已。这种信念，表现在他45年的投票纪录上。
他不只一次基于自己的良知和信仰，与他自己的政党及挚友皮特唱反调。虽然有人说，他因此失去继承皮特担任首相的机会，但是他正直不阿的品格却赢得多人(包括对手)的尊敬，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然而作为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有时会在现实与理想间挣扎，也会在群众心理与政治良知之间难以取舍。被誉为“英国良心”的威伯福斯也经常碰到天人交战的两难局面。
英法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大臣被发现有犯法违纪的事，反对党要求将他撤职查办，但皮特首相为了避免阵前换将，就全力维护他。在双方僵持不下时，作为执政党的一员，又是皮特多年的挚友，威伯福斯经过长考之后痛苦地投票赞成反对党的提案。
于是情势急转直下，海军大臣被撤职，皮特当场痛哭，两人二十多年的情谊几乎毁于一旦。最后临危上阵的新海军大臣与海军元帅纳尔森，合力将拿破仑的海军舰队完全歼灭，威伯福斯与皮特的关系也恢复了。由此可见，威伯福斯看重公义的原则胜过私人的情谊。
另一个例子是，在战争期间常有人聚众滋事，甚至发表一些极具煽动性的言论。一向对社会弊端直言不讳，也极力拥护言论自由的威伯福斯，却赞成限制群众集会的法案——即群众集会必须事先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得进行。
虽然有人因此批评威伯福斯，他却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容许人以言论自由为借口，却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谬论，乃是危害公众及国家利益的。在一次反对党组织的非法群众大会上，群情激昂，威伯福斯坐了两天马车飞奔前去，在风雨中单刀赴会。他一上台，短短的一番话，立刻扭转情势，群众也和平散去。
有人批评威伯福斯虽在奴隶法案上竭尽心力，却未在本地劳工的权益上作同样的努力。这是不公平的说法。虽然在威伯福斯有生之年未能通过全套的劳工法案，但至少他已经推动了一些最早的法案。并且在他的感召下，一些被称为是第三代的克拉朋联盟之国会议员合力完成了威伯福斯的未尽之工。威伯福斯已经“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
社会革新背后的信仰推手
英国历史家恩舍(R. C. K. Ensor)说过，要了解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崛起的历史，必须了解那个时期英国的信仰。他说，十九世纪的英国商人赢得“全世界最诚实的商人”之美誉，是因为他们笃信有天堂与地狱，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一样。
而那之前，英国一直在沉睡。1740年开始，卫斯理兄弟及怀特菲德所领导的福音运动，虽然对英国下层社会的劳动阶层影响很大，但是却受到中上阶层人士的抵制与鄙视。
威伯福斯在1797年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实际的观点：在这个与真正的基督教背道而驰之国家中，中上阶层基督徒的有影响力之宗教体系》。这本书一出版，六个月之内就售出7500册，并且再版多次(英国15次，美国25次)，并且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荷兰文。这本书在英国上层社会的影响非常大。特别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之下，该书唤醒了英国精英的良心，促成了社会改革。
威伯福斯的期望，不仅是要改变不合理、不合人性的法律，他也希望能唤醒国家的良心。因为他深信，要使政治改变，至终文化也必须改变。只有文化被更新，社会未来才有希望。威伯福斯的努力带来长久的效果。正是因为他的影响力，以及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社会改革家们，矢志成为社会上的光和盐，带来了从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使英国的社会全然改观。
这从数据可见。例如：在1740年销量高达700万加仑的杜松子酒，到1780年已经跌到100万加仑。原来失学严重的贫苦儿童，在1780年开始推动的主日学运动后，到1840年已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入学。185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英国1800万人口中，每个星期天有80%的人会到教堂参加礼拜。
依据经济学库兹涅兹定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分配不均的贫富悬殊现象。当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社会将出现危险的分裂。如果有权有钱者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而贫者弱者在绝望下铤而走险，社会将骚乱丛生。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与英国，在面对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冲击时就选择了两种途径，得到两种结果。
法国大革命采取的是暴力的、去宗教化、急速改革的方式。他们没收了天主教庞大的教产，强迫修女、神父还俗；处决了无数贵冑富商，最后变成暴民政治。结果不但使欧洲遍地烽火，还迎来了另一个封建独裁政权——拿破仑王朝，使民主运动成为闹剧。
相反，英国却在卫斯理领导的福音运动下，整个社会灵性与道德有极大的复苏。贫富阶级间的摩擦，因着道德的共识而纾解，社会逐渐迈向和谐。最支持废奴运动的就是贵格会及约翰·卫斯理领导的循道会。
约翰·卫斯理早就多次撰文抨击奴隶制度的残酷不仁，他在1791年过世前三个月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写给威伯福斯的。在信中，卫斯理鼓励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要为神所托付给他的神圣使命持之以恒、忠心到底。
英国的福音运动对英国走上渐进的、良性的社会改革，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位历史学家说，到了1820年，英国男男女女都自豪地显示出一种使命感，表现出献身的热情。正是这种被基督新教伦理更新后的英国文化，不但规范了社会道德，也将英国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延伸阅读#
威伯福斯一生的成就并不仅限于推动废奴法案，以下是其它较著名的例子：
l 他在1787年首先提出“道德提升法案”，虽然受挫，但是他创立了“道德重整协会”(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orals)，以便继续推动道德更新运动。之后他推动并使英王乔治三世发布《鼓励虔诚与美德宣言》，使约翰卫斯理领导的福音运动，可以合法地传播；
· 1788年他提出一项减少虐待儿童的法案；并推动一连串提供穷人与儿童免费教育的法案；
· 他与友人一同创立免费的英国平民学校，兼收女生和黑人。著名的电学大师法拉第曾经担任校长。
· 他在1793年首次提议，要求英国政府容许东印度公司接纳宣教士进入印度。之前，为了担心宣教士会妨害他们的商业利益，东印度公司曾禁止宣教士进入他们的商业区。但这个法案拖延了二十年，直到1813年才通过。
· 他与克拉朋联盟弟兄们创立浸信会宣教协会，并在1792年差派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著名的“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去印度。这个协会后来改名为伦敦传道会，曾差派戴德生（中国内地会创办人）到中国。
· 他推动全世界第一个《禁止虐待动物法案》，并在1824年创立英国皇家防止动物虐待基金会；
· 1791年他与友人集资成立狮子山公司，在西非买下一大块土地，让1900名被释放的黑奴成立自治区。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狮子山共和国。
· 1786年他提出《罪犯死刑后尸体的处置法案》，以废除传统上凌辱罪犯尸体的陋规。这个法案经过49年，也就是在他过世前一年才通过；
· 他推动包括全世界第一个工厂法，以及一连串保护劳工及童工的法案，例如限制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 他推动各项医院的改革工作；
· 他接续「监狱改革之父」约翰?霍华德的未竟之业，推动监狱改革。1796年提出《监狱法案》，使监狱更人性化。最后在1832年，将两百多个判死刑的罪例去掉一半，制定较合理的量刑标准；
· 他曾在69个志愿社团(主要是慈善和宗教性质)担任委员，又捐款支持至少70个社团。
（本文选自庄祖鲲牧师的新书《迥别的祝福》，大小标题均为《境界》编者所加，2014年6月出版，华文出版社，各大基督教书房有售）
文/庄祖鲲
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全欧洲可能没有比英国更糟糕的社会。上流人士沉迷于赌博与奢侈浮华的宴乐之中，儿童却常常要在苦不堪言的恶劣环境中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为了阻遏犯罪，就采取严刑峻法，偷几先令都会被处死，真是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血腥风雨四、五十年之后，英国的社会风气却焕然一新。他们通过了一连串的法案——其中包括著名的废止蓄奴法，还有全世界最早的劳工法、监狱改革法等等，迎来了维多利亚女王掌政的黄金时期(1837-1901)。历史学家公认，担任下议院议员长达四十几年的威伯福斯，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之一。
“我们都应该承认有罪，而不是以指责别人来卸责”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是富商的独子，九岁时父亲去世。他被送到叔叔家中，他们是敬虔的基督徒，因此威伯福斯自幼就从他们身上受到熏陶。他叔叔的至交之一，就是脍炙人口的圣诗《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的作者约翰.牛顿牧师。牛顿年轻时放荡不羁，曾做过奴隶船的船长，悔改后担任牧师，终身为废除奴隶制度奔走。威伯福斯年幼时就认识牛顿，他后来也成为威伯福斯的属灵导师。
威伯福斯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的朋友，其中以后来成为他一生至交和政坛盟友的皮特(William Pitt, 1759-1806)最为著名。皮特在二十多岁就担任英国首相，而且长达二十几年之久。因着他的鼓励，威伯福斯才决定参政，并在1780年当选下议院的议员，年仅21岁(这是法定的议员最低年龄)。他不但口才极佳，而且音调锵然有韵，赢得“下议院的夜莺”之誉。
1784年威伯福斯与知名的剑桥数学家和科学家艾萨克.米讷(Isaac Milner)结伴到欧洲旅游，米讷也是福音派传道人。两人一路研读圣经。旅游回来后，威伯福斯又去拜访牛顿牧师。1785年，威伯福斯有了一次灵性复苏的大转变，这使他慎重考虑是否该辞去议员的职务转任牧师。
但是牛顿认为，政府更需要道德的呼声，劝他留在国会。他说：“我盼望并且深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皮特也劝他留在国会：“基督教的原则与实践，不应该只引向灵修，也应该导致行动。”
于是威伯福斯带着新的使命感，在国会忠心服务长达45年(1780-1825)之久。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他自称，神给他两个神圣的使命：就是奴隶贸易的禁绝，以及社会道德的更新。
1787年，英国的海军部长─也是下议院的议员，期望威伯福斯提出有关遏止运输奴隶的法案，皮特首相也鼓励他。经过两年的准备，1789年5月12日他首次为废奴发声。在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中，他说：“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我只是个人引以为耻。因为在我们大英帝国的国会授权之下，我们整体在忍受这种可怕的贸易行动。我们都有罪——我们都应该承认有罪，而不是以指责别人来卸责。”
他又说：“我不是要指责贸易商，我只想诉诸于他们的感受与人性。”他这种说之以理的方式，虽然不能立刻见效，但是长久下来却逐渐显出影响力。虽然这提案在1790年获得委员会同意，开始实质审查与听证。但1791年第一次表决的结果，却是以88票对163票的悬殊比例惨败。
失败的原因很明显，这妨害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每年六百万英镑的贸易利益，并且牵涉到160艘船只与五千多名水手的生计。因为从1783年到1793年的十年间，单单利物浦就曾运送三十万黑奴到西印度群岛！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阴影，废奴法案遭到更大的阻力。但是威伯福斯却屡败屡战，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努力和11次的失败，终于在1807年，以283票对16票，通过第一个《禁止奴隶贩卖法案》。那一天，整个国会违反惯例地为威伯福斯大声欢呼三次，他自己却坐在椅子上掩面痛哭！
虽然奴隶制度尚未废除，这法案只是宣告运输奴隶为非法，但是奴隶运输量已经立即减少了75%。但威伯福斯并未就此罢手，他透过外交手段，推动各国共同签署《废除贩卖奴隶条约》。结果在1815年，因为拿破仑复辟，欧洲各国在诡异的政治局势下，居然奇迹式地通过这个条约。
然后威伯福斯又在国会推动《奴隶登记法案》及《奴隶解放法案》。虽然他在1824年从国会正式退休，却仍然在幕后继续努力。当《奴隶解放法案》终于在1833年7月25日通过时，英国的奴隶制度才正式废除。这个法案使西印度群岛的七十万黑奴获得自由，而且英国政府将拨款两千万英镑，赎回这些黑奴，来完成这项创举。三天后，威伯福斯就与世长辞了！
“克拉朋联盟”的合纵连横
威伯福斯在国会的奋斗，并不以独行侠的方式进行。他团结了许多不同党派却同样有福音信仰的议员一起努力。在刚担任国会议员时，议会中他可能是唯一的持福音派信仰的议员。但是在四十多年后，上、下两个议院已经总共有超过一百多位福音派议员，这些议员经常或偶尔支持他的提案，其中有三十位左右则是他的核心骨干。
1787年开始，他招集了七位基督徒议员，加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企业家、律师、牧师和研究收集资料的人，几乎每周一次到他位于伦敦南郊克拉朋的家里讨论。当时这些“战友”们都还年轻，为了法案奔走迟迟未婚，后来这八位国会议员干脆搬进克拉朋的一栋大宅，过起群居生活，因此被后人称为“克拉朋联盟”。
后来大家先后结婚，才结束了这段群居的日子。但是“克拉朋联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为新血的加入而壮大。他们被称为是下议院的“圣徒”，又被谑称为是威伯福斯的“白奴”，经常在灵性上彼此激励，在战略上脑力激荡。
这些伙伴还进行调查，协助收集资料与数据，因为威伯福斯认为，群众不仅需要动之以情，更要说之以理。他们善用报纸等传媒，对国会议员施展压力。他们可能是近代民主政治社会里最早也最懂得运用民意的政治家。在一次推动法案的过程中，克拉朋联盟总共收集了五十万人的签名支持，而当时英国总人口不过九百万！
除了这些铁哥儿们之外，外围的后援队伍也功不可没。在国会里，皮特首相是大力支持威伯福斯的人，虽然他不是克拉朋联盟的一员，却对废奴法案始终如一地支持。当他1806年病危时，他对威伯福斯的最后遗言是：“兄弟！没有任何借口了，把它搞定吧！”
威伯福斯懂得合纵连横，但绝不违背良知，使用龌龊技俩。所以不但皮特，连皮特的政敌，后来继任首相的福克斯，也全力支持废奴法案。
1789年，威伯福斯曾清楚表示，自己乃是蒙神呼召作为一个“基督徒政治家”，而不仅是一个刚好是基督徒的政治家而已。这种信念，表现在他45年的投票纪录上。
他不只一次基于自己的良知和信仰，与他自己的政党及挚友皮特唱反调。虽然有人说，他因此失去继承皮特担任首相的机会，但是他正直不阿的品格却赢得多人(包括对手)的尊敬，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然而作为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有时会在现实与理想间挣扎，也会在群众心理与政治良知之间难以取舍。被誉为“英国良心”的威伯福斯也经常碰到天人交战的两难局面。
英法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大臣被发现有犯法违纪的事，反对党要求将他撤职查办，但皮特首相为了避免阵前换将，就全力维护他。在双方僵持不下时，作为执政党的一员，又是皮特多年的挚友，威伯福斯经过长考之后痛苦地投票赞成反对党的提案。
于是情势急转直下，海军大臣被撤职，皮特当场痛哭，两人二十多年的情谊几乎毁于一旦。最后临危上阵的新海军大臣与海军元帅纳尔森，合力将拿破仑的海军舰队完全歼灭，威伯福斯与皮特的关系也恢复了。由此可见，威伯福斯看重公义的原则胜过私人的情谊。
另一个例子是，在战争期间常有人聚众滋事，甚至发表一些极具煽动性的言论。一向对社会弊端直言不讳，也极力拥护言论自由的威伯福斯，却赞成限制群众集会的法案——即群众集会必须事先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得进行。
虽然有人因此批评威伯福斯，他却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容许人以言论自由为借口，却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谬论，乃是危害公众及国家利益的。在一次反对党组织的非法群众大会上，群情激昂，威伯福斯坐了两天马车飞奔前去，在风雨中单刀赴会。他一上台，短短的一番话，立刻扭转情势，群众也和平散去。
有人批评威伯福斯虽在奴隶法案上竭尽心力，却未在本地劳工的权益上作同样的努力。这是不公平的说法。虽然在威伯福斯有生之年未能通过全套的劳工法案，但至少他已经推动了一些最早的法案。并且在他的感召下，一些被称为是第三代的克拉朋联盟之国会议员合力完成了威伯福斯的未尽之工。威伯福斯已经“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
社会革新背后的信仰推手
英国历史家恩舍(R. C. K. Ensor)说过，要了解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崛起的历史，必须了解那个时期英国的信仰。他说，十九世纪的英国商人赢得“全世界最诚实的商人”之美誉，是因为他们笃信有天堂与地狱，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一样。
而那之前，英国一直在沉睡。1740年开始，卫斯理兄弟及怀特菲德所领导的福音运动，虽然对英国下层社会的劳动阶层影响很大，但是却受到中上阶层人士的抵制与鄙视。
威伯福斯在1797年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实际的观点：在这个与真正的基督教背道而驰之国家中，中上阶层基督徒的有影响力之宗教体系》。这本书一出版，六个月之内就售出7500册，并且再版多次(英国15次，美国25次)，并且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荷兰文。这本书在英国上层社会的影响非常大。特别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之下，该书唤醒了英国精英的良心，促成了社会改革。
威伯福斯的期望，不仅是要改变不合理、不合人性的法律，他也希望能唤醒国家的良心。因为他深信，要使政治改变，至终文化也必须改变。只有文化被更新，社会未来才有希望。威伯福斯的努力带来长久的效果。正是因为他的影响力，以及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社会改革家们，矢志成为社会上的光和盐，带来了从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使英国的社会全然改观。
这从数据可见。例如：在1740年销量高达700万加仑的杜松子酒，到1780年已经跌到100万加仑。原来失学严重的贫苦儿童，在1780年开始推动的主日学运动后，到1840年已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入学。185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英国1800万人口中，每个星期天有80%的人会到教堂参加礼拜。
依据经济学库兹涅兹定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分配不均的贫富悬殊现象。当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社会将出现危险的分裂。如果有权有钱者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而贫者弱者在绝望下铤而走险，社会将骚乱丛生。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与英国，在面对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冲击时就选择了两种途径，得到两种结果。
法国大革命采取的是暴力的、去宗教化、急速改革的方式。他们没收了天主教庞大的教产，强迫修女、神父还俗；处决了无数贵冑富商，最后变成暴民政治。结果不但使欧洲遍地烽火，还迎来了另一个封建独裁政权——拿破仑王朝，使民主运动成为闹剧。
相反，英国却在卫斯理领导的福音运动下，整个社会灵性与道德有极大的复苏。贫富阶级间的摩擦，因着道德的共识而纾解，社会逐渐迈向和谐。最支持废奴运动的就是贵格会及约翰·卫斯理领导的循道会。
约翰·卫斯理早就多次撰文抨击奴隶制度的残酷不仁，他在1791年过世前三个月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写给威伯福斯的。在信中，卫斯理鼓励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要为神所托付给他的神圣使命持之以恒、忠心到底。
英国的福音运动对英国走上渐进的、良性的社会改革，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位历史学家说，到了1820年，英国男男女女都自豪地显示出一种使命感，表现出献身的热情。正是这种被基督新教伦理更新后的英国文化，不但规范了社会道德，也将英国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延伸阅读#
威伯福斯一生的成就并不仅限于推动废奴法案，以下是其它较著名的例子：
l 他在1787年首先提出“道德提升法案”，虽然受挫，但是他创立了“道德重整协会”(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orals)，以便继续推动道德更新运动。之后他推动并使英王乔治三世发布《鼓励虔诚与美德宣言》，使约翰卫斯理领导的福音运动，可以合法地传播；
· 1788年他提出一项减少虐待儿童的法案；并推动一连串提供穷人与儿童免费教育的法案；
· 他与友人一同创立免费的英国平民学校，兼收女生和黑人。著名的电学大师法拉第曾经担任校长。
· 他在1793年首次提议，要求英国政府容许东印度公司接纳宣教士进入印度。之前，为了担心宣教士会妨害他们的商业利益，东印度公司曾禁止宣教士进入他们的商业区。但这个法案拖延了二十年，直到1813年才通过。
· 他与克拉朋联盟弟兄们创立浸信会宣教协会，并在1792年差派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著名的“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去印度。这个协会后来改名为伦敦传道会，曾差派戴德生（中国内地会创办人）到中国。
· 他推动全世界第一个《禁止虐待动物法案》，并在1824年创立英国皇家防止动物虐待基金会；
· 1791年他与友人集资成立狮子山公司，在西非买下一大块土地，让1900名被释放的黑奴成立自治区。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狮子山共和国。
· 1786年他提出《罪犯死刑后尸体的处置法案》，以废除传统上凌辱罪犯尸体的陋规。这个法案经过49年，也就是在他过世前一年才通过；
· 他推动包括全世界第一个工厂法，以及一连串保护劳工及童工的法案，例如限制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 他推动各项医院的改革工作；
· 他接续「监狱改革之父」约翰?霍华德的未竟之业，推动监狱改革。1796年提出《监狱法案》，使监狱更人性化。最后在1832年，将两百多个判死刑的罪例去掉一半，制定较合理的量刑标准；
· 他曾在69个志愿社团(主要是慈善和宗教性质)担任委员，又捐款支持至少70个社团。
（本文选自庄祖鲲牧师的新书《迥别的祝福》，大小标题均为《境界》编者所加，2014年6月出版，华文出版社，各大基督教书房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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