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学教师三浦绫子的“认罪”
——“8.15”,远未得胜的战争
文/《境界》记者 王敏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所谓的抗战胜利距今已69年,但双方和解仍遥遥无期。
法德、英德的历史表明:若双方领导人愿意促进和平、宽容与和解,甚至愿意将自己的政治生涯置之度外,冲突之后的宽恕与友好并非不可能。令人惋惜的是,不论在中国或日本,似乎还未看见有如此境界、勇气、地位和眼光的政治家,愿意放下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重整抗战记忆,带领双方走向和解。
但并为人知的是,从二战以来,其实一直有不少的日本基督徒:内村鉴三、矢内原中雄、西村久藏、三蒲绫子等,因着在上帝面前对真理的执着,跳脱意识形态所灌输的单一价值判准,以公义的心正视真实的历史,不断提出反战的声音与战后的省思,成为日本的良心。
“被染成军国主义颜色”的小学教师
“我的青春是多么愚蠢而单调!可是,希望大家明白,无论什么样的石头,都会重新歌唱”--三浦绫子《石头之歌》
日本著名基督徒三浦绫子,她的自我成长之路,就是一条重新省视自我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心路。“不管什么英雄,都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何况那些平凡人,都只不过是软弱的存在。别说要超越,他们始终都摆脱不了被时代的潮流冲走的命运。” 、“作为一个平凡的少女,我逐渐被染成军国主义颜色,可最后因战败而受到了挫折。在这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我自己......”
面对国家机器、军国主义的误导,三浦绫子也曾作为军国主义少女,进入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学校。“女子学校的毕业越来越临近,但我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那时我常去战后改名为和平街的师团街,为出征的士兵送行。有一次,一帮小学生也被叫来参加送行活动。孩子们围着老师团团转。那时我突然感到:“教师这个职业也蛮不错”。想要做一份以爱相连的工作的我,在校期间参加了资格考试。后来分配到的就是煤矿城市―歌志内的神威小学校。”
毕业之后,三蒲绫子作为军国时代的小学教师,教导学生对天皇效忠致死:“那时候成天被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大家都非常认真地想,即使成了最后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总之,乖乖按国策走的人能过平静而无忧的日子。但稍微违反国策就会被抓走。到哪儿都买不到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的书,也没有人向我推荐这样的书。当然,更没有人跟我提起这样的话。”
日本战败后,美军介入要求日本删除教科书中与军国主义相关的教导与内容。三浦绫子在自传《寻道记》中写下删改教科书对一个教师产生的价值冲击:“我究竟是为什么而如此认真虔诚地奋斗着呢?难道在某些时候,我们这些教师也不得不像那些战败后剖腹自杀的军人们一样,死在学生面前才能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吗?”
“我所教的,都是无法补偿的罪过”
日本战败以后,三浦绫子原来的价值观完全崩溃,陷入到对自我的怀疑之中,开始对昔日军国主义教育进行反思,最终放弃教师的工作。“教师是不许犯错的,因为孩子们特别信赖教师。那心痛要如何表达才好呢?我想到要去当一个乞丐。因为乞丐说的话,不会有人认真去听。剩下的人生,就这样受尽人们轻蔑。觉得除此之外,自己毫无价值。我所教的,都是无法补偿的罪过。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我已经没脸见孩子们。不知该教什么而丢失了方向的我,战败第二年3月终于离开了教坛。”
带着深深的忏悔,辞职后的她因着患病与心灵的空洞,从此过着虚无厌世的疗养生活。1952年7月,因著西村久藏长老的探访引导,三蒲绫子在病床上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更深思考如何面对日本的亚洲侵略史。1982年她曾对于二战提出省思,表明日本应更公正地面对历史:
“我们庶民做梦也没想到战争是某些人谋利的手段。倘若那时有人说战争是不对的,那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者。虽然寥寥无几,确实也有过那样的人。但是那些人只因为说过国家所做的事是不对的,就被抓去坐牢,受严刑拷打,甚至死于狱中。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认为国家做的事样样都对的人,他们爱护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自己。倘若第二次大战时,全体日本人都拒绝打仗,就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也不至于死去几百万人。不,其他国家也不会有更多的人被杀死。总之,那些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的人们,该是把侵略说成是侵略,将战败说成是战败。”
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三浦绫子,除了一再在作品里讨论人的罪性,也在许多场合分享反战的思想,并且在《北海的奇爱》一书之中,写下带领她信仰道路的前辈——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作为一个二战日本士兵内心的挣扎与忏悔。
当三蒲绫子受邀访问中国时,她的回应是:“日本人曾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没有资格访问中国。如果真的要去,我应该跪地叩首去谢罪才是。”
作为一个心灵觉醒的基督徒知识份子,三蒲绫子不愿再轻易接受国家意识形态与错谬史观的摆布,认真面对自己过去的人生与国家所灌输的教育,拖着长年病痛的身躯,向日本人发出忏悔的呼吁与上帝的恩典,直到人生的尽头。
未被传达的基督徒群体道歉
可惜的是, 多年以来,尽管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象三蒲绫子这般的日本基督徒的忏悔“认罪”,却并未传达到中国。
中日关系今日持续紧张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一再否定过去的侵略行径、篡改教科书、正当化对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侵略统治,造成许多亚洲邻国的不满与抗议。而日本首相与内阁官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更每每成为东亚紧张关系的引爆点。大学时期,笔者曾经是一个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者,在反日浪潮中,以非理性的态度随波逐流。
然而,笔者在留德时期的一个亲身经历,改变了笔者对日本的观点,听见了在日本市民社会中的另一种声音。
2008年笔者在德国慕尼黑,参加一个国际性基督徒集会时,有一个瘦弱的日本女子站起来,拿着麦克风,带着很重的日文口音,极其谦卑的语气、柔软的身段,用德文对所有在场的人说:“我们是在德国的一群日本基督徒。过去在历史当中,日本曾对许多亚洲的邻国进行残忍的侵略,我在这里代表所有的日本人,为我们过去所犯下的过错、所造成的伤害,向各位道歉...” 语毕,女子便深深一鞠躬。这一幕场景,带给我,以及在场许多的亚洲人,深深的震撼。
其实,这并不是日本的基督徒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诚实面对自身国家的侵略史,省思、认错并尽力为补偿付出代价。
1987年,代表日本福音信仰教会的“日本福音同盟”致函于亚洲众教会,表达道歉:“在过去的岁月中,作为亚洲的一员,我国在其他亚洲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垢。我们身为日本教会的会友意识到我们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我们特别抱憾的是,在面对我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时,日本的教会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我们为此只能恳求你们的宽恕。”
冷战时期的东欧经历政治逼迫,心中曾经蒙上阴影与仇恨、终其一生探索如何饶恕的美国耶鲁大学神学系教授沃弗(Miroslav Volf)曾提醒“正确记忆的力量”:
“追求记忆真实性的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正义的责任,即便只是‘说出谁对谁做了什么’......当加害者的‘记忆’背离事实,他们的叙述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他们的恶行。加深了原先的侵害造成的伤害......真实的记得不仅是公正待人的一种方式,更是因侵害而失和的双方,要和好的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唯有以真理和正义为基础,才能享有真诚而永久的和平。”
这群日本基督徒因对上帝和真理降服的“道歉”,不同于面向人的道歉,在于其彻底的面对真实,面对自己罪行的忧伤痛悔之心,因为他们知道终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账。
同时,问题的另一面,也愿上帝兴起一批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放下民族主义的狭隘激情,重新思考中日关系的困局与出路。
有位中国基督徒作家说:“纪念抗战的目的不是让中国人深陷于对日本的仇恨之中,而是让我们自己和日本人一起看到战争的可怕、可恶以及战争发生的根源,并进而成为捍卫和平的力量。只有爱和宽恕才能根绝战争。”
“8.15”,远未得胜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还在中日两国人的心中。两个民族血液中的彼此仇恨,随着两国政客基于政治利益的操弄,反而越演越烈。
民族之上,只有通向上帝的十字架,可以拆毁民族至上的墙,灭了冤仇?
“8、15”遥想,中日两国的和解,是否可能在两国基督徒身上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