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
（编者按：本文作者不一定是一位基督徒，也不是以一位基督徒的立场抒发本文，但其对信仰之于社会和人心的作用认知是客观的，这一点在国内学者圈里已不多见。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比如他把基督信仰的核心当作“信仰自由”，谈基督教的自由信仰，而忽略基督救赎的核心；作者高举自由，超过了赋予自由的信仰力量——真理。作者认为自由是信仰的源头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作为基督徒的我所不认同的。笔者以为，作者高举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意志至上，而不在乎真理的绝对意志，本质上就是对真理和信仰自身的诋毁，相反，基督徒认为：信仰才是自由的源头，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高举自由而不要赋予自由的真理，这恰恰是当今美国基督教堕落的原因。圣经说，真理使人得自由！但在我们畅谈中国梦的今天，个中观点特别值得国人反思，套用作者的那句话——我们离基督教有多远，离中国现代化就有多远。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离基督有多远，离中国梦就有多远。转载此文时，稍作了一点修改。）
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个曾经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在社会发展的大幕即将拉开之际，先“什么”起来，永远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极为重大的战略选择。而且，选择先“富裕”起来，也确实把我们国家与民族在三十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和盘托出。曾经没有人会怀疑，先“富裕”起来的选择曾经让所有人欢欣鼓舞，也曾经让所有人都沉浸在即将“先富”甚至“共富”的梦幻想象之中。但是，也已经没有人会怀疑，三十年后的今天，“富裕”梦业已破碎，而当年因为先“富裕”起来的美梦而匆匆集结起来的国人也已经都仓皇而去，纷纷作鸟兽散。而今，在中华大地上也已经没有了能够使国人再次集结起来并且再次出发的价值选择与动力选择。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终于意识到，在中国，究竟应该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在中国，究竟应该先“什么”起来？即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也还仍旧是一个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
就我而言，从世纪之初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启蒙”，也一直在呼吁应该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迄至今日，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日益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
下面，就来谈谈自己的具体思考与想法。
一、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涉及到的是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还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经过多年的摸索与思考，我逐渐意识到，要回答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最为简洁同时也最为有效的，无异于直接去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这方面，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思考给我们以重大启迪，他说，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在思考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种眼光非常重要。长时段，应该是我们透过世事与国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前世与今生的重要参照。例如，以300年为一个周期、以500年为一个周期，无疑，你立即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的命运其实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经命中注定了终将衰败，但是，也有些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其实也是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也就已经命中注定了终将崛起。
几百年来的全部世界，动荡和变局非常非常频繁。我们的大清帝国的GDP在全世界曾经是很领先的，可是，后来却灰飞烟灭。俄罗斯帝国曾经不可一世，但最终却分崩离析；还有前苏联，现在也昙花一现，成为了历史；奥斯曼帝国，曾经横贯欧亚非，可是，现在却无处可寻；英国更加神奇，突然之间跃上世界之巅，成为日不落帝国，然而，现在也气息奄奄；北美的美国，以新兴之邦身份，竟然在百年中就后来居上，成为了全世界的带头大哥；德国与日本更不同凡响，曾经崛起，但是后来却悍然发动战争，挑衅全世界的人性底线，然而，在战败之后，竟然仍旧能够转而变身，成为经济大国；当然，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亚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左拼右突，但是，却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出贫困的泥沼。
那么，在一幕幕兴衰起伏的背后，是否还存在什么规律？是否在冥冥之中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大手”？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奋斗、勤劳、勇敢或者相反，就像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人的“人品”，我们往往以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也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国品”。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显然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与衰落无疑与奋斗、勤劳、勇敢有关，但是，仅仅奋斗、勤劳、勇敢却又远远不够。无疑，在一个国家的先“奋斗、勤劳、勇敢”起来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什么”起来的东西，而且，也正是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终将衰落。
那么，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又是什么？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毋庸讳言，现在日趋一致的看法应该是：先“基督教”起来。换言之，先“基督教”起来，应该是在历史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的关键所在。
在西方，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世界节点。西方最著名的历史教科书——《全球通史》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则是“公元1500年以后”。还有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如是划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后”。看来，公元1500年，从今天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最佳的长时段，一个洞察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间节点。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为一个参照的“长时段”，来回顾一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公元1500以后，到1900年为止，几百年的时间，世界上一共出现了15个发达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15个发达国家完全都是欧洲人口。当然，这15个发达国家里有2个国家，它们的地理位置并不在欧洲，这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是，它们却同样都是欧洲人口。因此，必须要看到，在最近的500年里，现代化的奇迹都完全是欧洲人创造的——也都完全与中国人无关。
其次，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全面赶超了中国。我们看到，1830年，欧洲的GDP全面赶超中国，1865年，英国一个国家的GDP就赶超了中国，到了1900年，美国不仅仅赶超了中国，而且赶超了英国。由此，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的崛起竟然是与中国的沦落在同步进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因此而将现代化与欧洲等同起来，将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与欧洲等同起来，那无疑也将会铸下大错，并且会混淆我们即将讨论的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在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不能仅仅大而化之地界定为全部欧洲。回顾一下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从公元1500年以后，整个的欧洲不仅仅是开始了大步奔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在大步奔跑中不断加以筛选、淘汰。我们看到，欧洲在奔跑中很快就首先甩掉了东正教的国家，然后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继后继乏力，不得不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最终真正跑进现代化的第一阵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以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批现代化八国为例，除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属于天主教与新教混淆外，其余6国，就全都是基督教国家。
再如英国，在它刚刚崛起的时候，只有一千万人口，可是，它所带来的正能量，却实在不容小觑。本来，葡萄牙、西班牙都跑在英国前面，像葡萄牙，因为是在欧洲的边上，葡萄牙人就经常说，自己是陆地的尽头和大海的开始，因此只有去跨海殖民。英国呢？却比它们晚了一百多年。然而，它却很快就大步追赶了上来。公元1500年的时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还相差不多，可是到了1870年的时候，英国的人均GDP却已经是西班牙的2.3倍，是葡萄牙的3.2倍，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不值一提。尤其是葡萄牙，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曾经提示：欧洲的国家都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国家，但是有一个国家却必须例外，因为它不是现代化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葡萄牙。那么，原因何在呢？答案根本无可置疑，也无可挑剔：英国是基督教国家，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而葡萄牙、西班牙却是天主教国家，也是没有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因此，前者才从殿后变为领先，直至彼此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也才从领先变为殿后，直至掉队落后。
再如北美。同在美洲，但是北美与南美却截然不同。它们都是欧洲背景，现在北美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可南美却仍旧停滞于落后的境遇，仍旧还是发展中国家。原因何在？为什么南美和北美竟然会差那么大？为什么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但竟然结果完全不同？南美为什么始终就不行？而北美为什么就一直一帆风顺呢？原来，长期治理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而长期统治北美的英国却是基督教国家。是否先“基督教”起来，在发展中是否曾经被基督教的手触摸过，就成为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的崛起的背后应该确乎存在着规律，在冥冥之中也还确乎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基督教。
换言之，西方社会的崛起的奥秘就在于：必须要先“基督教”起来。
遗憾的是，要说明这一点，说容易也很容易，说不容易也很不容易。例如我前一段看到一本历史专著，作者就曾简洁明快地总结说，西方的国家，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就一定是第一阵容的现代化国家。这三个条件是：1、西北欧的国家；2、基督教的国家；3、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国家。显然，作者是把先“基督教”起来作为第一阵容的现代化国家的必须的前提来考虑的。应该说，这也几乎已经是相当多数的学者的共同看法。不过，另一方面，说不容易，也很不容易，因为至今也还是仍旧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在谈及西方的现代化问题的时候，往往笼而统之地以欧洲来代替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而没有考虑到这个欧洲是否已经先“基督教”起来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结果，本来是应该向真正的西方——欧洲的英国乃至它的第二代——北美的美国学习，可是却无端地错误变成了转而向并非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欧洲的法国或者俄罗斯学习。然而，这“西方”并非那“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西方，也并非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结果，我们的学习就只能以“付学费”而宣告结束，只能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只是地域上很小很小的一点，严格来说，其实就是占人口2%的三个国家，荷兰、英国、美国。荷兰、英国是第一代的西方，第二代的西方实际上就是在英国影响之下的美国。而在它们背后支撑着的，都是基督教。至于其它的欧洲国家则不同了，例如法国，例如意大利，甚至例如俄罗斯。在他们背后支撑着的，都不是基督教，因此也就都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第一阵容。显然，并不是任何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楷模，而仅仅是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楷模。换言之，并不是欧洲的任何宗教都与现代化呈正相关。不论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抑或东正教，无疑都是与人生与人类有益的，但是，能够强力推进现代化的，却只有一个宗教，这就是基督教。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所谓的西方，其实就是客观化、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所谓“西方”，在本质上就是基督教的西方。因为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荐，国人现在对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很熟悉，在这本书里，所谓“旧制度”，其实就是指的除了英国、荷兰之外的整个欧洲。在历史学家的眼中，英国、荷兰以及它的第二代的传人——美国，就代表着全部的西方的奇迹，它们人口仅占2%，但是影响力却遍及其余的98%的人口。
《全球通史》的作者举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说：公元1500年的时候，世界出现了一大奇迹，当时在旧大陆有三大帝国，一个帝国最西边的欧洲帝国，一个是最东边的大明帝国，一个是中间的当时占了全世界最大领土的穆斯林帝国。《全球通史》的作者开了一个很幽默的玩笑，它说，如果当时外星球上有人，尽管他对地球上的国事毫不了解，但是也会判断说：穆斯林帝国胜出，或者，就算穆斯林帝国没有胜出，那也一定是大明帝国胜出。因此当时欧洲东部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已经被攻陷，“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已经改信了伊斯兰教，整个欧洲被打得退缩到了中欧，而欧洲的腹地匈牙利、奥地利也已经成为反击穆斯林帝国的前线。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们今天都看到了，穆斯林帝国早已灰飞烟灭，大明帝国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正在奋力崛起的状态，可是欧洲呢？却始终屹立在世界的西方。那么，历史何以会竟然如此？原来，恰恰是那一年，就是基督教登上历史舞台的元年。正是先“基督教”起来的欧洲，才不但死里逃生，而且最终打败了先“伊斯兰教”起来的穆斯林帝国。
再看一个例子。因为不了解世界历史的真正奥秘，因此中国人往往言必称希腊、罗马，但是却从来不提希伯来，同样也喜欢言必称欧洲南部的文艺复兴，但是却从不提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但是，实际上欧洲的南方的文艺复兴（拉丁文化）在历史上的作用却远不能与北方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并论。真正引领了全世界的改革开放的，也是北欧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的“北富南贫”，也恰恰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例子， 1512年的时候，西班牙人的一个武装小分队登陆了南美的厄瓜多尔， 138年以后，1670年，一个英国人才赤手空拳登陆了北美的南卡罗来那，可是，我们今天谁都已经知道，被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基督教的英国染指之后，南美和北美的差距何等之大。
历史的铁律就是这样无情！先“基督教”起来的英国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在西方影响了美国，在东方影响了日本。后来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响，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辐射，总之，都是跟先“基督教”起来有关。当然，当今英国已经跌出了一线阵容，不过这一切恰恰不是因为基督教，而是因为后来的英国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也就是说，走上了弱化基督教的道路。因此，只有有基督教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至于欧陆国家，则因为普遍没有借助基督教来完成“信仰启蒙”，而只进行了“个体启蒙”，所以也一直没有能够领先于历史的潮头。例如，法国是英国的两倍，但是法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超过英国，原因何在？就在英国是有神论加上个人主义，也就是“信仰启蒙”加上“个体启蒙”，但是法国却是无神论加上个人主义，也就是只有“个体启蒙”，另外就仍旧是“世俗宗教”。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就曾经宣称：五十年后《圣经》将无人再读，但是，五十年后他自己的书却在拍卖中无人问津，而他自己住的房子却反讽般地被人买下，成为了印刷《圣经》的场所。
因此，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断言：欧洲和美国的最大差异在宗教信仰。实在很有道理。而法国的著名学者托克维尔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他发现：“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看一下发达国家的宗教徒的比例，应该说，他的目光十分敏锐。例如，英国占87%，法国占96%，德国占65%，澳大利亚占75%，美国占95%。 可是，宗教与宗教又有不同，仅仅看到“宗教信仰”，又是不够的。托克维尔的非凡之处恰恰就在这里。法国与美国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那么，区别于法国，美国之所以崛起的原因在哪里呢？到美国去考察了几个月，他到处都在去寻找美国崛起的原因，到处都在去寻找在美国崛起的背后的那支看不见的手，最后，他的结论是：基督教。
我竭力寻找美国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我到它的海港中去寻找，我到它肥沃的土地和无边无际的森林里去寻找，也到它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和巨大的世界商业帝国里去寻找，我到它的公立学校和各种学习机构中去寻找。我也到它民主的国会和举世无双的宪法中寻找。我都没找到答案。直到我走进教堂并听到布道讲台上散发出来的公义的激情和光芒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国的天赋和力量的秘密。”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写那本书，受到了他所居住的小镇的启发。在思考某一国家何以崛起某一国家何以没有崛起或者何以一蹶不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小镇上的富人全都是基督徒，于是，他茅塞顿开，意识到了从宗教（信仰）维度去阐释西方现代化的崛起这一重要思路，于是，写了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的结论是：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结论是——
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一定属于那些先“基督教”起来的人们，也一定属于那些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
原文作者：潘知常（南京大学教授 博士导师）
